不敢裸辞、降薪跳槽这个春招有点冷

　　刚开年一个月，在疫情结束、实体经济回暖的背景下，不少人认为互联网已经在去年年底走过了“U型”的最低部，对2023年的春招抱着一种忐忑的期待。

　　在北京的地铁线上，新更换的招聘“大字报”存在感十足地驻守在拥挤的上下班路上，就连车厢吊环扶手都“体贴”地告诉人们，“站着也可以刷招聘了。”

　　在社交平台上，人们热切地列起了有些雷同的《跳槽计划》：2月准备，3月集中投递，四月挑选确定，数千个点赞和收藏颇为感人。

　　“找工作好像更糟了，根本就是‘铜三铁四’。”一位求职者告诉商业数据派，“每天打招呼的人很多，但没几个有效的，投递简历后招聘软件像没联网一样安静。”

　　“没有回复”“反馈迟迟不到”“互相看不对眼”“想转行，却全都要经验”......有HR提到，“最近总是邮箱爆满，我都先从硬件条件上快速刷一遍。”

　　尽管就猎聘的《一年之机在于春：2023新春开工就业报告》来看，今年春节后开工一周的新发职位占比中，互联网仍居第一，占比为7.40%；计算机软件、机械设备以5.05%的占比并列第三，但总体上，仍然供不应求。

　　“卖方市场”下，企业方开始谨慎挑选，而求职者们，有人开始积极学习、自我“内卷”，有人逐渐卑微、放低薪资期待，有人想要转行逃离大厂，也有人已经跳出打工圈，走在更加艰难的创业路上......

　　开年刚刚上班不到一个月，24岁的娜娜就开始疯狂想跳槽了，“这一年公司效益不好，现在形式化主义严重，每天至少加班到8点半才让走。”即使是负责招聘的她，也得留下来“挣表现”。

　　为了逃离无意义内卷，最近她又下回了招聘软件们，开始试探行情，“投简历都是已读不回，感觉今年还是不乐观。”尽管娜娜想裸辞之后休息1~2个月，但不得不担心后续更难找工作。

　　即将迎来金三银四，一位前程无忧的员工告诉商业数据派，“我们最近接触的客户都觉得找工作的人多，面试完HR就直接表示再面几位综合评估。”

　　在这些求职者中，最多的是像娜娜一样，加完班回家又开始海投的人。骑驴找马，成为现如今打工人跳槽、转行的常态。

　　据刚刚发布的《2023年春季数字化科技人才·跳槽洞察报告》数据显示，数字化科技人才的跳槽态度趋于保守，59%的人才选择“骑驴找马,有合适的再去”，裸辞占比相较2022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

　　26岁的北漂方黎曾是裸辞大军的一员，“我是去年7月辞职的，当时想着摆烂休息三个月，国庆后找工作。”但三个月后的现实很残酷，“从10月过开始看工作，一直没看到满意的，后来北京疫情全都阳了。再加上过年早，元旦后我就回老家了，年后一看招聘市场比之前更难。”

　　方黎加入了一个北漂工作群，发现很多人都和她一样。一串串的不可控因素编织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搅乱了他们的计划，一拖再拖，拖到了当下。

　　据方黎感受，尽管可投递的岗位增多了，但投递的反馈迟迟不到，“我上周面试了3家，都没回复，之前有几家我感觉面得很好，甚至到了三面，也突然断了。”她补充道，“最无语的是，有些要做笔试题，面试问题也很繁琐。”

　　“举个例子，作为一个测试，有面试要求我做产品相关的，还要交原型图和需求文档。不至于向我一个小测试白嫖方案吧。”

　　“焦虑、经济压力、自我怀疑，再找工作的预期可能会变得很低、时间很长。”有网友说道，“而且从招聘方的角度来看，空窗期长一定会被反复盘问，其次在没有offer的情况下，可能会被压价。”

　　但在谈及是否后悔裸辞时，方黎说道，“当时确实是坚持不下去了，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择裸辞，不过我会早一点开始找工作，尽快回归职场。”

　　“如果这个时候都找不到工作，那我得空窗到什么时候？”因此，“降薪也可以”的心理难以避免，但值得关注的是，在职跳槽的人也开始这样想了。

　　据猎聘此前调研显示，从2023开工一周在职看机会的人才情况来看，接受平薪的人从17.42%上升到18.06%；接受降薪的人从27.91%上升到30.04%，提升了2.12个百分点。总体而言，求职者开始卷了起来，放低姿态，以降薪为妥协，换取更多的机会。

　　“为了work life balance的工作，我愿意降薪。”从事新媒体运营工作的姜为正在全面扩充自己的选择范围，从中厂、小厂到国企、央企，“我目前的工作，比起创造价值，更多的是体力劳动了。不想被pua、不想再内耗了。”

　　姜为是从今年元旦开始看机会的，一直到现在，尽管也收到过略微涨薪的offer，纠结后她最终拒绝了，“不要再重复踩坑，WLB、个人发展是我最关心的问题，薪资可以往后靠一靠。”在求职的过程中，她更确定了自己想要什么。

　　在互联网鼎盛时期，跳槽是涨薪的最佳捷径；而如今，“四年跳四次、薪资翻三番”的故事不好讲了。当企业给不了稳定的高薪、成就一番事业的宏伟蓝图时，打工人们开始思考，“我要的究竟是什么？”

　　英浩之前是大厂头部项目的游戏客户端开发，也刚刚选择了降薪到另一家老牌游戏厂，年薪少了20万元左右。

　　“我是从去年9月开始想从深圳跳槽回北京的，10月份下定决心、开始刷题，今年1 月份正式投简历。”

　　他选择离职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生活因素，因为父母都在北京，每年只能回去见那么两次，越来越接受不了了。另外，我在深圳就是两点一线，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建立新的社交圈，没什么归属感，三无状态下心理状态比较糟糕。”

　　另一个是个人成长原因。英浩所在项目已经是国内头部了，向外跳基本不会有更高的年薪和更大的平台，“但是几百号人伺候一个成熟的游戏，每个人做的面都特别窄。”

　　他拿自己的经历举了个例子，“10月项目组有一个大功能要上体验服，上之前要反复改问题，上之后要继续改用户反馈、策划需求，有段时间，我凌晨两点半之前不敢睡，为了接电线个月。”

　　但忙完之后，他恍然想不起来自己得到了什么，所做的功能都不复杂、能力没有任何提升、个人发展没有任何帮助......“假如一直做这些，例如UI显示、隐藏的业务逻辑，别说什么程序员35岁的坎了，我线岁吗?”他开始怀疑。

　　为此，告别大厂、项目、年终奖，英浩有不舍但没有犹豫，“有人说我一手好牌，现在走是打得稀烂。但我觉得还年轻，我还有时间做想做的事。”

　　在互联网增长见顶、员工数长期野蛮生长而供大于求的背景下，有人像英浩一样选择不做大厂螺丝钉，降薪降级、追求理想；有人则转向了新的风口行业，寻找新。

　　薪资还是前景？这是互联⽹⼈跳槽不得不⾯临的选择题。据脉脉发布的《抢滩数字时代·人才迁徙报告2023》数据显⽰，同⼀岗位在互联⽹的薪资⽔平仍明显⾼于新兴⾏业。

　　例如软件开发⼯程岗位，从纯互联⽹（平均年薪553920元）跳槽到新能源汽⻋（平均年薪415739元），薪资约减少25%；算法开发⼯程（⾼科技）岗位，从纯互联⽹（平均年薪641916元）跳槽到电⼦芯⽚（平均年薪461872），薪资约减少28%。

　　但这不妨碍人才正在流向人工智能、新能源汽⻋等行业。从鹅厂市场转向车企营销的小余提到，“互联网的市场永远在后端，而车企的营销，特别是针对高端车型，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现在是降薪了，而且工作地点从繁华大都市变成了偏远郊区。”但小余却干劲满满，“转行的第一段工作最重要的是成长，而且放长远来讲，要做风口上的猪。”

　　今年的“金三银四”，经受考验的不仅仅是跳槽的应聘者、寻求转行的人，就连猎头都感受到了工作难度骤增。

　　“以往来看，在年初头两个月，猎头能成功推荐一位候选人入职新公司，这属于正常的成单节奏。而今年，同样的目标，哪怕是超常发挥都不一定达到。”入行三年多，从事猎头工作的杨安对商业数据派说道。成单率降低，也必然会给猎头的提成收入带来一定削减。“毕竟我们也是靠底薪再加成单所带来的提成来获得收入。”

　　入行三年来，杨安直言，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年初，他感受到猎头行业的流失率在逐渐增长。“身边的猎头同事、朋友，有好几位陆陆续续转行了。有的开始与朋友合伙创业，有的则选择投身人才资源供应商的公司，做一名HR，还有朋友切入近两年最火热的新能源赛道，去甲方当HR。”很明显，猎头们也面临着他们的职业考验。

　　杨安告诉商业数据派，猎头的成单率高低与否，不仅与猎头本身的工作能力、人脉资源有关，还很大程度受到行业需求变化的影响。“去年，用人需求最高的是芯片行业，这一行业内几乎所有岗位招聘需求都出现大幅增长”，对于深耕芯片领域的猎头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上升期。

　　据杨安介绍，目前他主要服务自动驾驶领域的公司，日常工作包括寻找具备相关领域经验的工程师候选人、与候选人沟通求职意愿、对接聘方需求、对接面试等。

　　在他服务的公司客户中，有80%是创业公司，营收与现金流情况都容易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在经济下滑，企业营收收窄、预算紧缩的大环境下，招聘一位年薪50-200 万的研发工程师，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笔不薄的开销。

　　“更重要的是，技术研发岗位不像运营、采购、销售那一类岗位能够快速带来收益，研发岗与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相关，属于技术创新，难以短期内为公司创收”。

　　基于这一情况，杨安告诉商业数据派，今年他所服务的自动驾驶企业，新增招聘需求的企业特别少，有招聘需求的企业，今年对于候选人的评估周期也变长了，大约延长10%左右的时间周期。甚至有的企业还停止了招聘需求。

　　杨安告诉商业数据派，一方面，由于留在大厂的工程师偏向于求安稳，不急于跳槽，高薪对于他们来说力不大。另一方面，被大厂裁掉的这一波人，在各方面综合能力上，很难百分百地达到招人企业的招聘需求。因此，就形成了被裁掉的人找工作难、空窗期长的现象。在经济下滑的影响下，企业对于用人的评估变得更为谨慎，评估范围覆盖了应聘者的技能、经验年限以及到企业文化、团队氛围的契合度等。

　　此外，推进过程也总是状况百出。“之前推荐的个别候选人，从去年年末开始经历了数轮面试，从向企业推荐、首面到终面都很顺利，但他年后准备提出辞职的时候，新公司的HC（人员编制）却一直批不下来。”杨安透露道，这也反映出企业在招聘预算上出现收紧，候选人只能耐心等待新公司HC的发放。

　　安稳的人心态佛系只求安稳，被裁掉的人四处张望，offer难求，这仿佛是一道让猎头和求职者都难以突破的难题。

　　当大多数人留在职场各种“内卷”，以及疯狂投简历、面试，还有一部分人已经走上了另一条谋求发展的路径——创业。

　　早上9点起来，10点出门骑车到店，接着打扫卫生，从小冷库房间挑选出今天出售的鲜花，醒花、裁剪枝叶……

　　作为花店“浮木生花”的老板，刘小芳就这样不紧不慢地开启了她一天的工作。但在创业之前，她的日常节奏却是这样的，“每天8点起，9点到公司，然后面对堆积成山的各种报表、报税等任务清单。”

　　和大多数混迹职场的人一样，刘小芳之前在某企业从事财务工作，之所以决定出来创业，主要是因为“职场内卷的日子，一眼望得到头”。“日复一日，枯燥无味，时间久了就感觉生活特别没意思。”刘小芳说道。

　　刘小芳告诉商业数据派，创业之后，大到新店选址，小到每种花材的定价搭配都需要她亲自动手。开店前一个月，她还请学会插花教程的闺蜜给自己上课、货比三家地寻找云南鲜花供应商……筹备阶段，刘小芳坦言，“每天都像上了发条一样，恨不得把自己拆成好几份来用”。

　　而且与打工人领着稳定的工资不同，花店的属性也决定了其收入受到节假日的影响，整体上收入波动比较大。

　　“每天的进账数目都不太一样，平时一天赚个几百到一千，赶上情人节、‘3.8’节、母亲节等特殊节日，一天最多能进账一万多。”小芳直言，开花店看似轻松，但营业收入不稳定，难以统计平均值，这是不可否认的常态。

　　更重要的是，在刘小芳开店这段时间，国内正是疫情影响严重的时候，特别是在2022年。“深圳每个区均陆续经历了两、三轮的封控“开不了门做不了生意，但房租还是得交，有几个月每天晚上都焦虑得失眠。”刘小芳提到。

　　在最艰难的时候，刘小芳也曾考虑过重新回到职场。“若当初继续留在企业当个财务，每个月到手也有8000多，只需要做好自己岗位工作不出错即可。到点下班，也不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不用和客户讨价还价，相比之下，安安稳稳的人生是否轻松多了？”

　　但经过反复考虑，刘小芳还是决定坚持自己的选择。“开一家自己理想中的花店，累、充实但内心踏实又快乐”这是她创业后两年来的心声。

　　这样的坚持显然是有意义的，今年开年以来，市场环境发生变化，经济开始回暖。在刚刚过去情人节，这家年轻的花店迎来了2023年的第一次高光时刻。

　　情人节前夕，为了提供更多新鲜的款式，刘小芳设计了至少20款不同类型的花束。然后在情人节当天，刘小芳早上5点就来到了店里。开门、选花、插花、和包装，直到把客订花束全部打包好，时间已过下午2点。

　　“与往年相比，从花束品类销量对比来看，今年消费者的审美观念有所提高，对视觉效果的偏好也越来越多元化。”刘小芳向商业数据派介绍道。

　　刘小芳的花束价格在200-398之间不等，均价大概200元左右，这是她面向周边客群做的针对性定价。在这个价格下，如果一天卖出50束花，花店单日收入也突破一万。

　　刘小芳告诉商业数据派，她一直想要打造的花店，一定拥有着丰富多样的花材、花材色泽饱满，新鲜度高，每种花材的色彩搭配和谐，店内摆放错落有致，这样的花店能给人一种明媚又富有生命力的视觉效果，在这样的空间里，顾客也享受到片刻的放松。

　　创业路上，竞争对手也层出不穷。近几年，线上鲜花消费平台如“花加”、花点时间”等走入大众视野，并提供每周鲜花配送服务。面对线上对手的冲突，刘小芳认为，实体花店的线下场景依然具有它不可替代的特点，因为线下花店提供了一个与消费者近距离互动、交流以及产生情感链接的空间。

　　选择离开职场，踏上创业的刘小芳，今年的“金三银四”尽管不需参与各种“内卷”，但创业也是另一条充满未知、荆棘密布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