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技术变迁视角的新闻概念史考察

　　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某一词汇凝聚了特有的意义和指向功能，并被不断使用，最终成为大家认可与接受的概念。概念是实体性意义的聚集，是社会交往的媒介，是社会活动与交往的基础。概念史研究的重点在于，发掘不同时期，概念的定义是如何发生变化，一种占据主导性定义的概念是如何形成，概念又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被再定义和再概念化的。

　　剑桥大学的昆廷·斯金纳和德国的考泽莱克开创出了概念史研究，改变了以往以词源学考察某个词汇的演变，而更多地把语义学作为重要的工具来研究一个特定概念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里的意义如何呈现，关注概念同文本之外的社会历史语境的联系。这一研究直接导致了认识论上的重要变革：词汇不等同于概念，概念更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概念最终被大众所接受，是历史演变和互相博弈的结果。因此，概念表现为竞争性的，不同的个体、群体和派别界定着概念的不同含义。对概念的定义成为一种武器，体现了定义者的意图和价值取向，并指导了他们的社会实践。

　　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媒介技术史的视角出发，以人类媒介演化为逻辑起点，解构技术变革对传受关系、话语权力乃至新闻概念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在面对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所带来的性影响，从媒介技术变迁史的视角探讨新闻概念的嬗变，一方面帮助认识、理解不同新闻概念产生的历史语境与时空边界，另一方面，也为在网络社会如何与时俱进地定义新闻概念提供一些启示。

　　“新闻”在中国古籍中偶有书证，但并非现代文论使用的意义。作为新闻（news）、新闻界（thepress）、新闻报道（reportage）、新闻从业者（journalist）的新闻来自于日文。若把从史前的和报纸诞生以来的所有，都用一个不言自明的词汇贯穿在一起似乎是不合适的，我们亦无法将近现代对新闻的判断套用在这一概念尚未形成的史前时代。但基于理论和假设的探讨是有必要的，从媒介技术的维度理解古代为何无法形成新闻的概念，益于区别近现代新闻概念的历史边界。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文字出现了。文字作为符号的符号亦即口语的符号，通过物质载体呈现与传递信息，突破了口语的时空束缚。文字把知识持有人和已知对象分离开来，使长者以外的社会群体承担起社会文化、经验知识传承的责任。文字技术成为人类社会第一次“离体而去”的“媒介”，只要能够理解并接触到文字就能够复现其所要呈现的知识样貌。然而，不同于口语乃“生命的直接呼唤”，文字完全是人为的创造物，需要特殊训练才能掌握。不仅如此，文字的记载并非一开始就找到了合适的介质，人类对承载文字的器物媒介进行不断的探索，几大古文明都找到了适应其地域特征的载体，如古埃及的莎草纸、两河流域的泥板、古印度的贝叶棕、古希腊的羊皮纸，以及古代中国的龟甲兽骨、岩石、青铜器、简牍、绢帛与植物纤维纸等都曾作为文字符号的物质载体。但早期的器物媒介或是昂贵不易获取抑或笨重不便流通，难以大规模普及。因此，掌握文字及其器物媒介的仅属部落少数群体。随着知识传承方式的转移，促成了原本由长者掌握的话语霸权向社会知识阶层转移。部落社会出现分层化趋势，社会权力关系从原本的逐步向贵族转换，宗法、礼仪、家邦的概念渐成。新的权力阶层会创造并巩固自身的统治话语，这就加速了部落内部分化。贵族掌握了文字、媒介和知识，并出现了新的沟通系统。中国的文言文和西欧的拉丁文就是文字传播时期的典型产物，这种完全书面的语言仅用于朝堂之上、书信往来或学术研究、著书立说，并在表达、修辞上具有别具一格的审美要素，与日常用语截然不同。古罗马的《每日纪闻》、古巴比伦的《汉莫拉比法典》、汉唐“邸报”，都是用于贵族系统内部沟通或稳定、巩固自身统治地位的。回到新闻概念，这一时期不同族群之间、族群内部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空间隔阂与认知鸿沟难以弥合，新闻概念依旧呈现出一幅混沌的元样貌。

　　纸张和活字印刷术的出现使文字传播的成本大大降低。德国古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与现代技术相结合，文字跨越空间散播信息的能力得到了空前解放。伴随而来的还有教育的普及和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新的媒介技术打破了贵族下的知识垄断，世人的知识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知识的平权促使公民和国家意识的觉醒，区隔分明的贵族转换为资本至上的资本。然而，技术特性和资本决定了印刷媒介被少数人占有、使用。因此，跨越时空的文字传播并不意味着人与人的自由交互形成观点的自由市场，而仅是一种点对面的大规模信息复制和撒播。质言之，机器印刷媒介时代的文化传播是资本建立在技术垄断基础上的一种更加严密的资本与媒介共谋的精神控制。在此的重点并不是批判资本下知识平权的虚伪，而是关注现代印刷媒介和交通系统已然在社会系统内部“座架”了一种联通各个阶层的支配性信息传递系统，并加速了不同社会结构之间的话语互动，消解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地理壁垒，为现代新闻概念的成形奠定了基础。

　　19世纪30年代是人类传播发展上最激动人心的时期之一，现代报刊的出现确立了大众传播模式，开启了新闻事业现代化的时代进程。新闻之概念何以在此时期得以现代化，以往对此的解释大多立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化、工业化等要素致使人们亟须了解瞬息万变的世界，从而产生了所谓的新闻需求。然而，将新闻塑造成一种满足人类新闻需求的产物，这样的解释可能陷入循环论的桎梏。吉登斯指出，这是“以自己影响规定的一些社会需求为依据，塑造出所谓的‘社会的理由’”。下面将从媒介技术的角度出发，解析新闻的定义何以诞生。

　　新闻概念的明晰、确立，一方面源自需要一种占绝对支配地位的话语关系，另一方面，需要更广泛的主体参与到概念的建构和博弈中，从而最终形成广为人知的定义。撒播式的媒介技术塑造了传受关系，并进一步加速了世界的联系，“抬起了用印刷符号的经纬线编织的、世界地理大发现后的地球”。最终，“近代知识由杂质而匀质、从混沌到清晰”，促使新闻之概念得以现代性的成形。

　　无线电技术具有中心化的技术特性，从而推动形成了一种占绝对支配地位的话语关系。“技术在本质上有所偏好，使得它朝往某种特定方向”，尽管无线电技术诞生之初，很多人都将缺乏隐私视为其技术的缺陷。然而，“无线电广播固然不能对特定听众说话，但这正是它的优势，因为只有它可以对数量庞大的看不见的听众说话”。广播激发了无线电技术所蕴含的潜力，使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可以不依赖实物媒介，及时地将信息传递给大量、匿名的个体。麦奎尔认为广播和电视都具有中心向外围这个显著特征。由此可见，正是因为这样一些“传散技术”才确立起大众媒体运作的结构性形式框架。

　　技术形态的嬗变影响了新闻概念的博弈形式，也促使了新闻定义的成形。同时，伴随着现代新闻业的出现，新闻也步入学科化的进程中，新闻更需要被定义和被传授。美国的新闻学教师约斯特在1924年编撰的《新闻学原理》中提出：“新闻是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报道。”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麦尔文·曼切尔在其《新闻报道与写作》一书中提出：“新闻是事件正常发生过程中出现的突变信息，是正常状况的突变。”早期学者提出的新闻定义进一步整合了撒播技术下的新闻概念，并将新闻学框定在职业之中，进而形成一整套操作知识体系和行为伦理规范。

　　就新闻定义的本土化而言，我国学者对于新闻的定义集中体现为“事实说”、“信息说”、“报道说”和“传播说”四种学说：“报道说”以陆定一为代表，认为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传播说”以王中为代表，指出新闻是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布（播）；“信息说”以宁树藩、李良荣为代表，分别称 “新闻是向公众传播新近事实的信息”及“新闻是一种信息，是传达事物变动最新状态的信息”；“事实说”以徐宝璜和范长江为代表，认为“新闻者乃为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及“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上述学说既反映了不同时期新闻业态的特征，也体现了几代新闻学人对新闻本质的探索，对于国内新闻理论谱系的建构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但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看，人类对新闻概念的理解程度其实反映出人类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新闻实践水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将不可避免地显现其历史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以撒播为特征的媒介技术将亲身在场的人际互动形式有效地驱赶出去，不再依赖于面对面的口耳相传，保证了新闻生产的纯净性。一个具有明确边界的新闻产业逐步形成，催生了专门负责生产新闻的机构和专业的信息采集、加工、传播主体。自此新闻脱离了以往“人们打探、了解外界新鲜事”的朴素认识，幻想成为一种专业的、系统的、单向的以及奇特的道德无涉的监视形式，于是报刊开始生产出一种新闻领域所特有的话语形式。然而，这种由技术决定的撒播式传播其本质是小众传播、大众接受，仅赋予少数人信息生产、传播甚至定义新闻的权力。因此，新闻是什么就成为一个被掌握新闻生产权的主体不断创造、改变和重新确认的命题。19世纪末，伴随着美式代议制的成熟、海洋法系的完善、大众传播市场的商业化、市民社会的高度发达以及由此兴起的专业化运动，新闻专业主义已然成为西方某种意义上的普世准则。尽管与此同时，新闻业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已遭多方的质疑和挑战，但在媒介技术无法赋予广大受众“传”的能力与权力之前，欧洲批判主义的种种“洞见”也仅仅成为一种无关痛痒的“忠告”而已。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计算机技术经历了一次戏剧性的变革。随着阿帕网的创立，最初被看作孤立计算设备的计算机转变成为一种广泛互联的通讯设备。如果说在大众传播时代新闻生产的场域是建基在一种技术所致的传受关系中，那么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的诞生、进化和普及，从底层技术层面打破这种不平等的传受关系。以往信息流动中的传受关系被主体间关系所改变，赋予主体认识、创造和定义什么是新闻的可能，新闻被再定义也是理所当然。

　　互联技术颠覆了以往撒播技术点对面、大规模、单向度的底层逻辑。任何传播技术或曰媒介形态一旦产生，便具有了自身的客观性和独立性，传播技术决定着特定时代新闻图景的整体呈现方式和结构方式。在互联语境下，有学者明确指出互联网至少从以下六个特定领域挑战了以往新闻生态的边界：读者与作者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推特内容、博客文章、脸书内容、报纸报道、杂志文章和书籍之间的区别已经模糊；专业人士和业余爱好者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并出现了半职业化倾向；营利性、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媒体的界限已经模糊；在商业新闻机构中，编辑部和广告部之间的界线已经模糊；旧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界线已经模糊。这些改变不可避免地对当代新闻业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若缺少一套界限明确、指代分明的概念系统，形态各异的现象就难以得到系统化的理解，因此，互联网时代，新闻概念也需要被重新定义。

　　不同于大众传播时代对新闻概念的探讨往往发生在持有不同新闻理念的独立媒体组织之间，互联对既有新闻概念的挑战更多是媒介技术的进步对以往新闻生产、传播和消费流程产生的变革，而迫使新闻之定义必须做出回应。我们不禁要问：技术的赋能是否赋予了每个人定义新闻的话语权？重新部落化是否会回到口耳相传的人际交往时代，致使新闻在独立的在线部落间无法统一？解构了作为现代性藩篱的新闻“逻格斯”，是否意味着新闻走向终结？一些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新闻内容方面，互联网新闻报道仍然相当同质，并受到传统新闻机构的支配。甚至在新闻价值判断方面，与网络媒体合作的记者也并没有发现与传统新闻记者截然不同的新闻价值标准。

　　从概念化的角度回溯新闻的定义不难发现，19世纪中后期出现的撒播技术使得人类的新闻活动从自发走向自觉，创造和确认了现代新闻的观念和想象，并将新闻定义在作为心理实体和话语实在的受众观之上。从媒介技术的角度划定撒播技术的历史与空间边界，将解构大众传播范式下新闻概念的现代性藩篱。伴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撒播技术下的新闻概念将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映衬着互联技术的新闻，通过互文意现的方式体现其独特的历史价值。（作者喻发胜系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鲁文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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