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新闻频道
它以记者的调查行为为表现手段、以探寻事实为基本内容、以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为追求目标,崇尚理性、平衡和深入的精神气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媒体的发展呈现出三大趋势,对此专家用三个走向进行了概括:走向娱乐、走向财经和走向调查。而“走向调查”的标志则是以1996年5月1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创办为标志的。
如果说1993年5月,《》的问世是中央电视台新闻改革的第一步,那么1994年4月1日推出《焦点访谈》,则是中央电视台进行新闻改革的第二步。而《新闻调查》的创办则是第三步。逐步走向深入的新闻栏目改革,标志着中央电视台正向国际大台迈进。
1996年年初,当时的评论部主任孙玉胜找到了时任《焦点访谈》一组制片人的张步兵和《·音乐电视》的制片人王坚平来担纲重任,《新闻调查》最初的两个领军人物顺利会师。
张洁:从《·东方之子》加盟《新闻调查》,编导的节目《生命》获第36届亚洲—太平洋地区广播联盟特别奖,2003年起任《新闻调查》第四任制片人。
夏骏:1996年加盟《新闻调查》,《改革开放20年》总导演,1998年任《新闻调查》第二任制片人,曾任民营银汉电视公司总经理。
赛纳:1996年加盟《新闻调查》,2000年任第三任制片人,2003年创办《面对面》并任首任制片人,现负责新闻评论部的节目研发。
王利芬:1996年加盟做出镜记者和编导,代表作《透视运城渗灌工程》、《跨世纪的握手》,后创办《对话》、《经济信息联播》,曾任cctv广经信息中心资讯节目工作室主任。
刘春:1996加盟《新闻调查》,曾任执行制片人,编导了《山顶上的希望》、《成克杰案》等,现为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
钱钢:著名报告文学作家,1996年9月加盟,任记者、策划,后任《南方周末》主编,现任上海大学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学者、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项目”负责人。
王志:1996年加盟,任出镜记者,代表作《与神话较量的人》。现任《面对面》出镜记者和第二任制片人。
后来,时任新闻评论部主任孙玉胜和副主任袁正明明确提出:“我们要做中国的《60分钟》”,让大伙明白了要干什么,并由此自然而然地构想出未来节目的形态。
《60分钟》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王牌节目,是美国历史最悠久、收视率最高的10个节目之一,曾经连续22年高居全美收视排行榜前10名。在分析研究《60分钟》节目的过程中,确立了把《新闻调查》做成调查类节目的共识,并提出用调查的方式来做这种深度新闻节目的设想,对理想中的节目形态做出了初步界定。比如采用纪录式的双机拍摄方式,使用专任出镜记者,节目既是拍摄采访对象,也是拍摄记者的活动,这在当时的中国电视界是开创性的。
1996年4月,中央电视台对晚间9点段实行竞标,共有近10几个栏目参加招标,有新闻类的、文艺类的、社教类的,其中《新闻调查》为全台上下所瞩目被寄予厚望。为了迎接这次竞标,制片人张步兵确定了两个选题作为样片开拍,一个是西古县村纪事,一个是班。《班》由夏骏负责,《西古县村纪事》由张洁负责。
西古县村距北京不到200公里,是河北易县的一个贫穷移民山村,当时村民的生活很大程度依靠各级政府的救济。就是这样的一个村子,村干部却贪污了全村人的口粮30多万斤。村民出于生计的迫切需要强烈要求撤销村干部,却受到了当时乡政府和县政府的打击报复。
接到群众的举报后,张洁受命带领摄制组前往调查事件的,这是《新闻调查》筹备期间开拍的第一期节目,也是《新闻调查》的第一次调查性报道的实践,时间是1996年1月。
在《西古县村纪事》开拍的时候,《新闻调查》到底应该按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做,大家脑子里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不是特别清晰,因此《西古县村纪事》和《班》还被寄予了另外一种任务:通过这两个样片,在实践过程当中形成节目操作的基本形态和流程,探索《新闻调查》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在张洁带领摄制组出发前,制片人张步兵交待了三句话:《焦点访谈》的题材、《东方之子》式的采访、《生活空间》的拍摄方式。
对于《西古县村纪事》来说,题材一是村干部贪污30多万斤粮食事关;二是村民要求重新选举村干部,涉及;三是县乡干部压制群众要求,有很强的矛盾冲突。所以题材属于焦点之列自然不在话下。
而《生活空间》的拍摄方式,就是要把生活场面原生态地记录把纪录片的魅力应用到片子中。正因为要原生态的跟踪记录,张洁带领摄制组先后去了四次西古县村,历时数月。在几个月的拍摄时间里,摄制组总共使用了80多盘磁带。80多盘对张洁来说是个什么概念呢?摄制组回到北京后,这些磁带铺满了他的宿舍。这样高的片比,也是当时一般节目所罕见的。
由于节目涉及到,涉及到三农涉及到基层这一尖锐的矛盾,并且当时还出现过类似节目播出后成百上千的人的现象,所以《西古县村纪事》在当年未能播出也就不奇怪了,更重要的是它使《新闻调查》不得不转换路数。
节目讲的是北京市广渠门中学为救助北京地区成绩优秀而经济困难的学生,将这些学生编在一个班里,取名班。班选择学生的原则有两个:一是北京市月收入不足200元的家庭中的孩子;其二是品学兼优。被招收的学生,学校免全部学费,并在高中三年每年给予1,500元的生活补助。
首先《班》对主题开掘得丰富让人感到意料。节目从一个小角度切入,在理性层面上做出了多层次的剖析:既有心理层面,又有社会层面;既有理性透视的层面,又有孩子和老师情绪的一面,有故事,有情感,更有深度思考。
另外,作为调查记者的白岩松,对题材的把握能力以及现场评述能力也极强,他的现场调查、现场评论与夏骏对理性层面的剖析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让大家觉得眼前一亮。
《班》这样一个小的题材,做出了特殊的味道,让人感到很丰富饱满入情入理,不乏情感和故事,更闪现出理性的光辉。这给《新闻调查》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思路:小选题也可以从理性的角度进行多层次透视,也可以做得很丰富。而这种多层次的深刻理性,又可以通过一些细节和故事来表达和展开。
在结构上,编导夏骏将节目分成几个逻辑层次向前推进,在每一层次的结尾,通过记者串场进行总结,从而引出下面新的调查点,比如说到“班”的学生受社会各界关注时,立即引到下一个层次:这些学生会成为明星吗?他们会感到自己与别人不一样吗?由这些问题引出下面的调查。
段落的设置也别具匠心。每一个段落都不太长,隔8到10分钟打一个隔断,使整个节目张弛有度、抑扬有序,不是一个长长的段落让人感到沉重和疲劳。
由于《班》强烈的形式感,从形式到内容上呈现出的独特形貌,所以这个节目一面世就奠定了《新闻调查》的基准节目样态:双机拍摄、记者现场采访、现场评述,对事件多角度分析、递进式探究。
紧接着,《班》作为《新闻调查》的样片参加中央电视台晚间九点时段节目竞标,以排名第一的实绩脱颖而出,夺得周五黄金时段。
从1996年到至今,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新闻调查》也经历了从多样化探索向调查性报道的飞跃,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1996年—2000年)——多元探索时期。提出“从现实到理想”的“三步走战略”: 主题性调查——事件性调查——内幕调查,在以主题性报道为主的同时,也对多种类型的节目进行了探索。
尽管《新闻调查》创办之初,栏目组对调查性报道有一定的理解和几乎是出于天然的直觉追求,但是当时的环境不太适合做调查性报道。当时分管《新闻调查》的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袁正明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就是在三年的时间之内,由主题性调查过渡到事件性调查,最后过渡到内幕调查。
从1996年到1997年,是主题性调查占据主流的阶段。所谓主题性调查,就是先宏观立论然后找素材印证。选题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热点问题,比如《国企改革备忘录》、《明天怎么看病》、《公交能否优先》、《铁路面临重大改革》、《买房:梦想还是现实》等等,后来还触及到相对敏感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比如北京公开选拔副局级干部。
主题性调查从改革开放的大主题来观照社会现象,结合老百姓关心的问题,进行理性的探讨和思考。在结构上,主题性调查靠的是理性的推演,呈现出鲜明的三段论特点,就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拿《公交能否优先》来说,第一个逻辑段落是说北京日益加剧的交通拥堵,老百姓坐车难;第二个逻辑段落是说造成拥堵的原因,分析为什么坐车难――车和路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第三个逻辑段落是怎么解决――优先发展公共交通。这类似议论文的摆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经过前面两年的探索和人员的磨炼,1998年年初,《新闻调查》在栏目定位和节目质量上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总结和调整,逐渐确立了进军新闻主战场的栏目定位,在重大新闻事件上进行拼抢,最快的时候三天到一周就抢出一期节目。对此,栏目的宣传词做了这样的表达:“重大新闻事件背景调查全面深入,国计民生改革热点话题难点疑点解惑;大时代背景下的新闻故事一波三折”。
1998年,《新闻调查》在重大新闻事件的主战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克林顿访华、政府机构改革、抗洪等重大历史事件历史时刻,《新闻调查》都有充分而厚重的表现,播出了《跨世纪的政府》、《面对分流的公务员》、《大国的握手》、《保卫荆江》、《荆江:第六次洪峰》、《钢铁八连》、《江总到安徽》等很有影响力的节目。
进军新闻主战场也使得《新闻调查》的收视率在1998年有了显著提高,平均收视率一直在列中央电视台9点时段前茅, 80%的节目进入当年全台收视率排名的前15名。这一年,《新闻调查》迎来了第一个丰收年,逐渐成为中央电视台的著名栏目。
另外,在这一阶段,《新闻调查》也进行了多种类型节目的探索,有舆情性调查,比如《一言难尽择校生》、《安全套进校园》;有历史揭秘调查,代表作是《恢复高考二十年》、《探寻东方马其诺防线》、《羊泉村记忆》;有纪录式调查,最著名的是两部获得国际大奖的作品《大官村里选村官》和《第二次生命》,还有心理层面调查,《从市长到囚犯》、《胡长清》、《少年凶犯独白》、《戒毒者自白》;也有标准的调查性报道,即当时所谓的内幕调查——《透视运城渗灌工程》,对于探索时期的《新闻调查》来说,这期节目显得弥足珍贵。
第二阶段(2000年到2002年)——发展时期,提出“探询实事线年,《新闻调查》进行了多元探索,不断拓展了新的空间和领域,制作了一系列反响强烈的节目。但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包罗万象的印象。如何解决《新闻调查》的栏目收视期待问题,解决节目内容个性化问题,这也是困扰《新闻调查》多年的一个问题。
要解决观众的收视期待,解决栏目的个性问题,就必须把《新闻调查》与同类新闻评论节目、深度报道节目、专题节目区分开,就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节目诉求。于是,《新闻调查》开始思考放弃一些东西,提出了“探寻事实”的创作理念,并对做了解释和界定:“就是正在抑制或被遮蔽的实施。有的被权利遮蔽,有的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观念和偏见遮蔽,有的被集体意识遮蔽,有的被狭窄的生活圈子和知识技术遮蔽”。而《新闻调查》的任务就是要通过记者的调查揭示,要挖掘出被一个机构或被一部分人遮掩的事实,挖掘内幕。
这个定位清晰后,主题性、话题性的选题逐渐淡出,突出的是对事件背后黑幕的调查,比如南丹矿难调查,山西煤矿的矿难调查,海登神话的背后、恐怖势力揭秘等等,《新闻调查》的品质越来越纯粹。一大批叫好又叫座的节目得以问世,如《行贿日记》、《少女董书君》、《黑色交易》、《温岭黑帮》、《绛县的经验》、《海登神话》、《行贿大公家》、《范李之死》、《远华大案》(上下)、《艾滋病人小路》、《南丹矿难内幕》、《黑哨内幕》、《药品回扣内幕》、《向农民道歉》、《与神话较量的人》、《揭密恐怖势力》等等,《新闻调查》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高峰。第一个收视高峰是1998年,由第一季度的《从市长到囚犯》、《大官村选村官》,到年中的抗洪系列报道,再到年底的《透视运城渗灌工程》,形成了《新闻调查》历史上的第一次收视高峰。
但是,“探寻事实”的道路,并不好走,从节目播出的现实情况来看,只能达到百分之五十的播出率;尤其在2002政策年中,“有被隐藏的地方就应该有新闻调查”就变得更为艰难,有十多期节目被毙,那一年类似《“”揭秘》、《与神话较量的人》这样能够代表《新闻调查》品质的标志性节目,仍是凤毛麟角。竭尽全力调查的《新闻调查》发现“一期一个”在当时的环境下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三个阶段(2003年至今)——成熟时期,提出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解决了栏目的核心竞争力问题。
2003年,《新闻调查》的生存环境再次发生变化。2003年5月8日,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改版,《新闻调查》的播出时间从周六晚21:15改为周一的晚间10:35,由于播出时间的改变,造成了《新闻调查》两千多万的观众流失。和《新闻调查》处于同一时段的还有《实话实说》、《艺术人生》、《幸运52》、《曲苑杂谈》、《同一首歌》、《开心辞典》。与这些娱乐性很强的名牌栏目同台竞技,竞争非常激励。
其次,2003年5月1日新闻频道开播后,出现了很多新的新闻评论节目,共同争夺受众市场,尤其在央视实行末位淘汰制之后,收视率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成为栏目生死攸关的参考因素。面对市场的压力,《新闻调查》作为一档高品质的新闻栏目,如何既坚守品位又能抓住观众,避免被市场淘汰,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而由《新闻调查》创办的大型新闻人物专访《面对面》于2003年的元月十一号正式开播。《面对面》开播以后,《新闻调查》由《从市长到囚犯》开创的被证明屡试不爽的一对一专访的节目样式,被剥离了出去。而这个被动的放弃,恰恰从另一个角度促使《新闻调查》的定位必须更加单一和明确。
这一时期,不仅中央电视台的小环境发生了变化,国家宣传政策的大环境也有了比较大的变化。首先是十六大顺利完成了的交接,新一届创造了更为宽松的环境,提出的“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给监督指引了明确的方向,使得《新闻调查》做调查性报道有了更广阔的空间。为此台、中心、评论部各级领导要求《新闻调查》加大监督力度,增加刚性报道,做真正的调查节目。而从开播那天开始,《新闻调查》人对于调查性报道的天然追求就一直没断过。
2003年4月,《新闻调查》在居庸关召开会议,新上任的第四任制片人张洁明确提出调查性报道将作为栏目发展的终极追求目标,把调查性报道作为《新闻调查》在电视市场上进行竞争的惟一优势。如果说2000年提出“探寻事实”解决了栏目的观众期待,那么提出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则最终彻底解决了一个电视栏目的核心竞争力问题。此后《阿文的噩梦》、《“非典”突袭人民医院》、《农民连续调查》、《张润栓的年关》、《派出所里的坠楼事件》、《无罪的代价》、《迟来的正义》、《命运的琴弦》、《山阴的枪声》、《钟祥投毒案再调查》等产生极大社会影响力的节目相继诞生。在历经7年多的探索与实践之后,《新闻调查》终于得以把调查性报道作为栏目终极追求目标和核心竞争力。
调查性报道的全面推行,使得《新闻调查》栏目的收视率明显上升,在中央台一套精品时段的排名中名列前三名,在2003年全台所有栏目的综合排名中,名列第七,其中专家评价一项第一,并被评为中央电视台优秀栏目一等奖。另外,据央视公众资讯统计,自2003年第三季度起,《新闻调查》的观众会员量名列榜首。2004年,在中央电视台所有栏目的综合排名中,满意度居第六位。
2003年当《新闻调查》旗帜鲜明地打出调查性报道的口号时,国内关于调查性报道的理论研究还不是特别深入,大多是在监督的语境下进行的理论探讨。因此,在进行调查性报道实践的同时,《新闻调查》对于调查性报道的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梳理和研究,形成了自己的操作理念。
《新闻调查》认为,一个选题能否算得上调查性报道,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调查的内容是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第二,这种行为被掩盖;第三,调查是记者独立展开的。只要符合这三个要素,就是调查性报道。
第一,独立的电视媒体调查。是电视媒体自身进行的调查,并非报道他人的调查行为和调查结果。借助司法或者是纪委的力量所做的大案要案属于调查节目,不是调查性报道,因为它不是独立调查。
对于电视调查性报道来说,出镜记者的表现尤为重要,既是调查行为的主体,同时也是一个节目的结构元素,他是调查行为的实施者、调查过程的表现者,是栏目的外化标志和品牌形象,也是《新闻调查》最具调查个性和最具优势的语汇。《新闻调查》记录和展示的,是出镜记者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进入事实本身一步步获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认为,《新闻调查》更多的时候是在“拍摄自己”。
首先必须有质疑的精神。《新闻调查》的记者必须要有怀疑一切的介入态度和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工作作风。
其次有平衡的意识。《新闻调查》的记者,应该让事件中的冲突双方和不同的利益集团有同等的发言机会。
再次高超的现场调查能力。“接近,从现场开始”, 出色的现场调查采访能力对《新闻调查》的出镜记者来说至关重要。一篇电视调查性报道能否成立,关键就看记者在现场有无独家的发现,以向观众证实或证伪。
第三,深入的独家发现。强调的是调查记者必须有新的独家发现,这种发现对揭示事实具有推动的作用,能够深化节目的主题。比如在《运城渗灌工程》节目里,记者王利芬从蓄水池的地上拔出塞着木头的水管,揭开渗灌过程的造假;《死亡名单》中记者曲长缨在太平间核实死亡人名单、发现被隐瞒的死难矿工;《“非典”突袭人民医院》中柴静在北大人民医院发现把SARS患者写成普通的患者的名单,甚至划出一条线就是隔离区,这些都属于新的独家发现。
第四,完整的调查过程。就是记者作为调查行为的主体,他的行为贯穿节目的始终。记者在调查当中,提出问题,求证问题,得出结论或者判断。得出结论完整地揭示是调查性报道的最高境界。比如《死亡名单》中,曲长缨通过自己的调查得出死难矿工人数被大量隐瞒这样一个结论,这是最高境界。但是在很多节目当中做不到这一点,能够得出的是一种判断,比如《派出所里的坠楼事件》,通过记者的调查分析,得出死在派出所的刘骏,死因可能并不是象官方报告那样是,这是一种判断、质疑,为观众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
为了追求节目的高品质和职业化,《新闻调查》设置了最专业化的细致分工,有制片人、记者、编导、摄像、录音、策划、秘书、制片、统筹、后期制作等工种。一个节目的完成,需要这些工种分工合作。制片人负责栏目的整体运作和日常管理,栏目实行制片人负责制。记者,专司采访,编导整体把握结构故事,摄像实现内容的影像化,录音负责声音的纪录和表达,等等,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专业特点都发挥到极致,以确保这个栏目的高品质。以前中央电视台除了拍一些大的纪录片,一般很少用专业录音,都是摄像兼职,而《新闻调查》的录音全是电影学院录音系的科班出身。如此专业化的团队,即使在中央电视台也是比较少见的。
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为保证节目生产运作的效率,从2003年开始《新闻调查》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力资源专家的帮助下,在中国电视界首次引入资源管理的概念,建立了一整套有效的管理机制。
第一是建立了一套绩效评估体系。这个评估体系的导向非常明确,凡是制作调查性报道,节目的评分就高,摄制组成员拿到的稿酬也就多。只要是调查性报道,根据难度和对抗性,会分别加10分到20分。编导在确立选题的时候就知道,调查性报道的题是能得高分的,而且如果收视率高,还加分。
第二建立了调查性报道的风险机制。此前,有些编导不太愿意做调查性报道,原因除了是报酬和一般的调查节目比没有特别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调查性报道风险大,节目经常不能播出,摄制组的所有成员就拿不到稿酬。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个好的调查性报道选题,因为难度和风险比较大,有时候题在题库里放了半年、三个月都没人去领。因此,在建立绩效评估体系的基础上,第二步又建立了做调查性报道的风险机制。凡是制作完成的调查性报道,经过制片人验收而没有能播出的,摄制组可以拿到这个节目正常稿酬的80%,这80%的风险是由制片人承担的。打消了摄制组的后顾之忧。
第三是确立了记者中心制。长期以来《新闻调查》一直以编导作为节目创作的核心,先是编导领自己感兴趣的选题,然后看让哪个记者去采访,记者在创作过程中相对处于被动的位置。但是对于调查性报道来说,记者非常重要,往往起着是主导的作用。因此栏目便考虑以三位出镜记者为中心建立三个团队,在个人意愿的基础上,每一个记者固定搭配三到五个编导,摄像录音也相对固定。记者对自己团队的选题有一定的否决权,但这同时对于出镜记者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不仅要胜任采访工作,还能对整个节目把握得住,善于组织整个团队的工作。
除了充分利用栏目内的智力资源,《新闻调查》还非常注重借助外脑。早在1996年下半年,就形成了一个外围的策划班子,成员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陆建华博士、原《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笔方向明等资深新闻人和专家。后来著名作家、历史学者吴思、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科研陈昕等也先后成为《新闻调查》的专家策划。从2000年开始,《中国青年报·冰点》主编李大同、北京师范大学的于丹教授、中国青年学院的展江教授等专家,先后做过《新闻调查》的专家策划。
《新闻调查》的节目生产,从立项到完成整个传播过程,一般有七个流程,选题遴选——选题申报——前期调查与拍摄——后期制作——样片送审——节目播出——总结评价。
每周一、周四栏目定期召开选题会,栏目组成员将自认为符合选题标准的信息提交选题会筛选讨论,经制片人认可后,按照栏目规定的统一格式撰写选题报告,交制片人审阅,然后呈送分管台领导审批。批复后的选题报告是制片人安排拍摄任务、编导选择题材的依据。
《新闻调查》选题遴选的标准有三个:第一是调查性,第二是故事性,第三是命运感。调查性一方面是指事件与公众的利益密切相关观众十分关注,另外,调查性还特指选题具有调查的空间,必须要有等待揭示的。
故事性要求题材必须是充满悬念和冲突的事件,题材具有曲折跌宕的情节。对于一个45分钟的深度报道栏目来说,故事是形成拉动力的主要元素,题材的故事性张力如何,决定节目好坏。
命运感:《新闻调查》的选题,必须要有人物,不能只有事不见人,必须关注人物的悲欢离合命运沉浮,并通过节目对人物的性格进行一定程度的刻画。人是节目中最重要最深刻最活跃的元素,是一切节目的出发点,传播理想的最终归宿。
为保证节目的真实深入,立项的选题在摄制组进行前期拍摄之前,往往都要进行先行调查,称作前前期调查,主要有编导或编导+策划或者编导+记者以及编导+摄像等方式完成。一是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确定哪些人可以在镜头前接受采访,选择调查方式和路径等。完成前前期调查后,如发现节目难以进行拍摄,应向制片人提交书面报告,如可以拍摄,编导应拟定书面拍摄方案,提交制片人。策划案应该包括编导阐述、采访要点、拍摄日程、编辑结构、视听方案等内容,经策划会讨论制片人认可后进入拍摄阶段。
开机拍摄前,摄制组应该召开会议,就策划案的内容进行充分沟通,就调查重点、影像化方案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做好预案。
后期剪辑是调查成片的关键环节。编导需要组织起画面、声音和语言等元素,重建事件的逻辑、展现调查的过程、突出调查重点。
无论是调查某个具体事件,还是探究某种社会现象,节目都是在叙事。无论事件或现象多么重要,倘若观众感到节目形式单调乏味,就不会收到预期的传播效果。因此在后期剪辑中必须讲究叙事技巧。
演播室:演播室中主持人简单引入本期节目,一般是一分钟以内的导语——或交待播出由头,或简单勾勒背景,或关注人物命运,或预先提出问题,但是,不做评论。
结尾演播室:不固定,视需要而定。一般在现场调查内容结束后,主持人在演播室简单总结,最多一分钟,或报告事态最新进展,或表明媒体立场,或提醒继续关注,但不下结论。
为了扩大栏目的影响力,提高节目传播效果,从2003年开始,《新闻调查》逐渐形成了一套节目营销的理念和体系。对于节目营销的目的,制片人张洁认为:一是使节目的传播效果最大化,使传播过程由过去的一锤子买卖转变为波浪式推进的复合式传播;在业内人士和未来新闻从业者中传播《新闻调查》的新闻理念和职业理想,扩大栏目的影响力;在与专家和受众的互动中,发现和解决栏目创作中遇到的问题,真正以观众为本。
为此,《新闻调查》确立了单期节目的营销、栏目的营销和重大活动营销等多种方式。就单期节目的营销来说,包括节目播出前的预告、节目播出后的二次传播、与观众的互动交流等。节目预告主要渠道是通过央视新闻频道《相约新七天》和每日滚动的导视以及综合频道的导视等窗口进行,充满悬念和吸引力的导视,让观众产生强烈的期待和收视,使得节目的收视率和传播效果得以提高。另外,《新闻调查》和多家平面媒体和网络有合作,优秀的节目会被一些平面媒体和网络再次传播,形成热点。如果时机适合,还会组织节目的主创人员和网友交流。再者,每年《新闻调查》还会把优秀节目结集出版,形成文本方便读者长久阅读。
为了提升栏目的影响力,《新闻调查》还开展了校园行活动,和在校大学生交流新闻理念和职业理想,并就栏目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专家学者共同研讨。2003年12月12日,在北京广播学院举行了第一次校园行活动——“电视调查性报道暨《新闻调查》栏目发展高级论坛”。2004年6月10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了第二次校园行活动——“调查性报道”暨《新闻调查》栏目研讨会。2004年11月又在上海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华东地区的高校举行了第三次校园行活动。这些活动,受到了大学生和老师的欢迎,专家们并就如何更好地开展调查性报道给予了宝贵的建议,极大地提升了栏目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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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金泰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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