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热点】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政府助力中小企业应对疫情冲击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不少准备开年大干一场的企业陷入困境，经营计划被打乱，业务中断导致财务压力剧增，有些企业已经开始解散员工，甚至清算破产。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国家多部委陆续出台多项政策措施，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减少企业缴税压力、稳定人员队伍等方面，支持企业共同“战疫”。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给予财政贴息支持；对困难企业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强化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资金支持；对疫情防控企业减税免税，延长申报纳税期限；降低疫情防控期间企业用电成本；确保重点企业用工……国家各部委的支持政策大到财税、金融等攸关存亡的现实难题，小到用电、用工等日常运转的基本需求，几乎覆盖了企业运维的方方面面，为中小企业应对危机提供了有效支持。

　　据《经济日报》报道，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的数据显示，目前省级层面出台“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方面政策文件的有北京、河北、浙江、黑龙江等13个省和直辖市；市级层面出台相关政策的有莆田、宁波、湖州、苏州、济南等20多个市、区。

　　国海证券研究所宏观团队负责人樊磊认为，疫情对于众多企业的冲击固然值得同情，但是政府在对经济进行干预之时仍然应当尊重包括自然出清在内的市场规律，应当着眼于对于社会稳定、社会公平等潜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补救，而不宜过度替代市场配置资源。当然，疫情冲击之下继续暴露出的不同所有制企业难以公平竞争的痼疾可能也意味着国有企业的竞争中性改革需要快马加鞭。

　　樊磊认为，单纯以防范企业倒闭为目标的政策救助是危险的，这类政策可能会扭曲资源配置，增加社会不公，还有可能潜在减少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空间。

　　首先，以帮助企业生存为目的的救助可能会扭曲资源配置。肺炎疫情虽然来势汹汹，但是严格的讲各类自然灾害也是企业经营面临的正常风险之一。面对外部冲击谁能够生存下去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环境中优胜劣汰的正常考验。对于所有面临压力的企业实施统一的救助，看似帮助了企业，但实际上是对那些效率更高、适应能力更强、企业家平时就更有远见做好现金流储备的企业的惩罚，不利于资源配置向优势企业集中，也不利于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提升。此外，在救助过程中一些企业为了获得公共资源而进行的“公关”活动，还可能造成额外的资源浪费。

　　其次，针对企业普遍性的救助在社会的公平性方面也可能存在瑕疵。针对企业救助最直接的获益者是企业家群体。笔者个人对疫情中所有遭受损失的企业家都深表同情，但是资源存在约束这一经济学基本前提条件下，企业家作为社会中相对富裕的群体是否应该优先获得救助是事关社会公平重大议题。即使一些企业关闭，企业家的存留财富恐怕也要远远高于中国的大多数人群。在最极端的企业家因企业破产而倾家荡产的情况下，与人力资本更匮乏的贫困、残疾和弱势群体相比，企业家的人脉网络、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也都处在更优的水平上。就笔者看来，与救助企业相比，偏远地区基础教育设施和人力资源，农村地区基本卫生设施是否更需要财政资源的投入是值得探讨的。

　　第三，过度的政府救助可能会减少本来可以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面对包括疫情等在内各类风险的冲击，现代的金融体系也已经发展出了对于相关风险实施管理的避险工具——如包括巨灾险在内的自然灾害保险。如果政府承担了过多风险管理的职能，金融体系和实体企业就会缺乏足够的激励去发展和使用更市场化的避险金融工具。

　　因此，樊磊并不赞同针对企业实施大范围的、无条件、全面性的政府救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应该对疫情对企业的冲击做出反应。考虑到疫情冲击较大，如果出现大面积企业裁员可能会冲击社会稳定、一些弱势的中小微企业的倒闭可能进一步扩大社会的贫富差距。在这些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适当的政府救助可能仍有必要和合理的方面，但是政策的设计需要更加精细。

　　樊磊以为政策救助的底线应该是为失业人员及家庭的基本生活兜底，政府要有接受一定程度的市场出清的准备。建议加大失业保险救济相关的宣传力度，确保社保体系及时足额发放失业津贴，确保失业问题不会冲击社会稳定大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之后，如果失业压力较大，政府还可以更长时间维持偏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为职业培训等人力资源的投入提供补贴，以市场力量推动经济复苏和就业自然恢复。针对个人的救助政策不仅仅是对市场失灵的纠正，其救助成本、道德风险、和落地的难度也都远远小于救助企业的政策。

　　在这个基础之上，可以以“保就业”为目标对于受冲击大、牵涉就业广的企业——特别是餐饮、旅游、交通、建筑等行业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微企业——实施适度和优先的救助。减税等救助措施肯定有助于提振企业家信心，会让企业家有更强的意愿分担稳定就业的成本——当然，在疫情结束之际相关企业也会因为人员相对齐备处在市场竞争有利的位置上。此外，对于中小微企业的救助还有可能纠正另外的一个潜在的市场失灵——贫富分化的扩大。相对而言，在这类企业就业的员工通常处于社会收入偏低的阶层，让他们能够保有现有工资而不是接受更低的失业津贴在社会公平方面也有一定可取之处。

　　这也意味着对于企业的救助需要更精细的设计。例如，可能需要将救助的获得与企业不裁员或少裁员挂钩；此外，对于受援企业所在的行业、企业的规模、员工的工资水平等可能也需要进行一些限制，才能更好地保障社会的弱势群体获得公共资源。

　　从一些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灾后重建的经验来看，对于企业的救助也都遵循着规模有限、针对弱势群体和尊重市场规律的基本原则。例如，2005 年横扫美国南部的“卡特丽娜”飓风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美元，但是美国政府对于企业部门的救助主要是向受灾的六万多居民和企业主提供约21亿美元的灾难，的期限和利率有一些优惠；整体而言补贴的规模非常有限，也主要针对的是中小企业。实际上，美国的巨灾保险计划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赔付高达400亿到600亿美元，商业化的保险既分担了政府救济的压力，也显著增强了民众自救的意识和能力。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中小企业的经营也受到较大冲击，日本政府最主要的救助措施是为中小企业提供一定信用担保，为日本人提供职业培训和与中小企业对接的机会，帮助他们更好地满足中小企业的需求。救助的规模也比较有限，同时也比较重视针对个人的救助。在“非典时期”的新加坡，为了避免统一救助带来的“大锅饭”效应，政府按照中小企业过去3-5年的缴税情况，分不同行业，制定相应的比例，对企业进行税收返还。

　　2月5日，美国商务部发布的2019年贸易统计（以通关数据为准）显示，货物的贸易逆差为8529亿4900万美元，比上年减少2.5%。自2016年以来，时隔3年减少。受到关税提高的影响，来自中国的进口被踩下刹车，对华逆差也时隔3年缩小。

　　贸易逆差的缩小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属于首次。不过，为了避免高关税，对中国以外的替代性采购加强，目前的趋势能否保持仍是未知数。

　　2019年美国经济缓慢减速，进口减少1.7%。出口也下降1.2%。页岩油让来自中东等地的原油进口减少，美国产原油的出口增长，影响巨大。

　　占到整体约一半的对华逆差也减少17.6%。出口减少11.3%，但进口的减少幅度（16.2%）更大。2018年7月中美贸易战启动之初，中国的报复性关税的影响率先出现，大豆等的对华出口下滑。还发生了意在避开高关税的“抢搭末班车”进口，2018年的逆差创出历史新高。

　　另一方面，由于企业供应链的调整，美国对墨西哥的贸易逆差扩大26.2%，创出历史新高。对越南贸易逆差也增加4成。加征关税的计算机零部件2019年1-11月对华进口减少7成，另一方面，来自墨西哥和越南的进口增至2-3倍。此外，对日本逆差也扩大2.7%。从出口和进口加起来的贸易量来看，美国2019年的最大伙伴国从中国变为墨西哥。

　　美国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霍夫鲍尔（Gary Haufbauer）在谈到2020年前景时表示，“虽然我不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整体将进一步大幅减少，但中美之间将进一步减少”。美国政府将维持对华关税的大部分，进口难以增加。中国承诺在今后2年内增加采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但如果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导致需求下滑，也存在出口增长有限的可能性。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11月的总统选举之前实现“削减贸易逆差”这一承诺。马里兰大学的名誉教授彼得·莫里西（Peter Morici） 对其给予正面评价：“推动中国市场开放的关税政策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的研究人员发表论文指出，“关税没有保护美国制造业，反而导致了就业减少”。指出负面影响的声音很多。

　　据彭博社报道，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印度的经济活动明显放缓，它开始于汽车和一些耐用品销售的放缓，并向多领域蔓延。但印度的风险远不止这一些，此前，印度《经济时报》网站刊载了题为《印度1月通胀率很可能达到近6年来最高点》的报道。

　　文章称，在路透社一项调查中，超半数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食品价格居高不下，1月印度零售通胀率很可能升至近6年来的最高点，这可能说服央行在未来数月维持当前利率。

　　详细内容是，在2月5日至7日进行的这项调查中，逾40名经济学家的共识是，印度1月的年度居民消费价格通胀率预计已升至7.40%，略高于去年12月的7.35%，再创历史新高。

　　在此前的1月13日，据度中央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印度2019年12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上涨幅度远超预期，从11月的5.54%升至7.35%，为6年来的最高水平。

　　要命的事，印度经济的高速飙车也已经刹车，正如咱们再文章开头所提，去年印度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下滑，2018年时印度GDP增速高达6.98%，但到2019年三季度时，印度的GDP增速已经降至4.5%。

　　也就是说印度的通胀，已超越了其经济发展增速！印度经济的急剧放缓，不断创下新高的通胀，给农民、青年和低收入群体“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为此，印度国内专家大多将经济下滑的责任归咎于政府政策不力，并质疑“莫迪经济学”失灵了。

　　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2月11日表示，印度经济复苏迹象明显。西塔拉曼指出，经济增速复苏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2019年4月—11月份，印度的外国投资（FDI）净流入量达244亿美元，超过上个财年同期的212亿美元的流入量；在税收方面，今年1月份的商品和服务税已经超过去年同期。除此之外，西塔拉曼援引印度的工业产出指数、服务业和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等数据，证明印度经济增速明显复苏。印度2019年7月—9月份的经济增速为4.5%，为近6年的最低水平。在此之后，印度财政部和印度央行采取了多种措施促进经济。有数据显示，印度经济增速在去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有所恢复。不过，对印度经济增长来说，汽车销售的持续下跌、住房市场烂尾楼的增多，均显示出印度经济增速即便有所恢复，反弹力度应该不大。

　　另据美媒称，印度正在削减所得税并增加开支，希望让经济恢复增长。然而，一些经济学家和企业高管警告说，新公布的这些措施对经济的损害可能大于帮助。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月2日报道，印度总理莫迪的政府在1日公布国家预算时说，政府将推迟实施旨在控制财政赤字的计划，这样就可以增加开支，因为经济需获得政府帮助以便为13亿人创造就业岗位。

　　经济学家们说，在截至3月31日的财政年度中，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很可能降至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即5%或更低。

　　报道称，2月1日，印度政府公布了一长串刺激消费和投资的措施。它降低了所得税和一些企业税，并承诺在基础设施、农村发展、教育和医疗方面增加投资。为了适应这种开支状况，印度决定提高预算赤字。政府说，它将试图通过出售国有企业（包括该国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人寿保险公司）的股份来增加收入。

　　乐观人士曾预测，在经济突然减速的情况下（印度GDP增速已从世界大国中最快降至比亚洲许多国家都慢的水平），莫迪政府可能会更加雄心勃勃。这些乐观人士希望在各界长期讨论的改革（比如放宽对雇用和土地使用的限制）方面有更多的开支和进展。

　　野村证券公司驻孟买的经济学家奥罗迪普·南迪说，作为印度基准的孟买股票交易所敏感指数1日下跌近2.5%，这反映了投资者的失望情绪。市场大跌是因为投资者预期预算将改变游戏规则。他们原本期待政府宣布一些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比如大幅增加开支等，但政府没有这么做。

　　据大公网报道，市场忧虑新冠肺炎削弱全球经济增长，避险情绪升温，带动比特币持续上涨，价格更突破1万美元重要关口，创自去年9月以来近五个月新高。CoinmarketCap报价显示，比特币最新报约10081美元，若计今年，则累计上涨约40%。

　　比特币常被市场认为，可属避险资产。有分析师指出，中美贸易局势等令环球经济局势不稳定，且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加大市场恐慌，从而催谷比特币价格。另外，根据比特币的奖励减半机制，以计算机“开采”比特币的回报会不断下降，以控制新币数量。在2012年，区块奖励由50个比特币降至25个；2016年第二次减半，减至12.5个。今年5月即将进行第三次减半，即由12.5个比特币降至6.25个比特币。

　　新浪的报道认为，对疫情迅速蔓延的担忧是推动比特币上涨的一个因素。当投资者感到紧张时，比特币这种资产往往会上涨。但这并不是推高比特币价格的唯一因素。

　　数字令牌公司Digix的首席执行官肖恩·杰（Shaun Djie）在表示：“最近比特币的上涨可以归因于持续的经济不确定性。”但是冠状病毒显然是最近最大的催化剂。杰说道：“比特币价格的上涨与正在爆发的疫情有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比特币的最新涨势与黄金今年的强劲涨势类似。本月金价也大幅上涨，目前处于7年高点。

　　“这是牛市的顶峰吗?黄金和比特币价格正在上涨，因为投资者似乎不相信去年的反弹，”道富公司（State Street）的高级多元资产策略师玛丽亚·维特曼（Marija Veitmane）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维特曼补充道，比特币和黄金一样，受益于低利率（或在某些情况下是负利率）这一事实。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这导致了美元兑其他货币的贬值。

　　从历史上看，当投资者押注大型政府支持货币的价值将下跌时，比特币、黄金和其他加密货币以及贵金属的表现良好。“市场对美元疲弱有了新的共识。”维特曼表示，“比特币和黄金作为避险投资可能会继续表现良好。”杰同意维特曼的观点。他说道，“对于希望保护自己财富的散户投资者来说，黄金和比特币已成为重要的替代选择。”

　　将比特币视为一项长期投资的投资者可能应该将比特币视为类似于黄金。但是，它可能只是投资组合的一小部分，但投资者不应做得太过火，尤其是考虑到加密货币的波动性。

　　毕竟，比特币的价格仍比2017年12月创下的近2万美元的历史高点低了50%以上，尽管它比2018年12月创下的近3200美元的近期低点涨了近两倍。

　　得益于Square和Facebook等大型科技公司推出的加密货币计划，大型科技公司和华尔街拥抱加密比特币投资已变得更加主流。“Square和Facebook的支持对整个加密行业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验证了分布式技术和整个数字资产和加密货币空间。”杰说道，“这些公司采用加密技术，可以让主流用户享受到这项技术的通用性和灵活性。”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比特币期货交易的兴起，也可能有助于比特币与规模更大的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和养老金挂钩。

　　美国全球投资者（GROW）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投资官弗兰克·霍姆斯（Frank Holmes）表示，如果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批准了一只加密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可能会对比特币起到最大的推动作用。到目前为止，SEC已经拒绝了许多提议。“毫不夸张地说，比特币ETF备受期待，”霍姆斯说道。

　　据《金融时报》报道，近期，中国各地的许多企业继续停摆，尽管政府在面对致命的冠状病毒疫情之际努力重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哥伦比亚大学流行病学家、世界领先的“病毒猎人”之一伊恩·利普金（Ian Lipkin）表示，在流行病期间，要权衡公共卫生优先事项与终结经济艰难的需要始终是棘手的。利普金教授表示，“如果在有人回到工作岗位后（感染人数）大幅提高，那么我们将会知道我们又遇到了麻烦，必须退后一步。”

　　短期的疫情防控措施，对经济的影响自然是比较大的，而且短期内存在着较高的不确定性，这也让市场刚刚转暖的情绪骤然降温，但德国商业银行亚洲高级经济学家周浩认为，一些恐慌结论，可能带有相当的盲目性。

　　周浩说，可以想见的人员流动大幅减少、工厂开工推迟以及各国对中国居民的各种旅行限制，都显然会对经济带来冲击。但另一方面，财政支出的增加、在线消费的增长以及医疗保健物资的消费，也会对经济带来一定的支撑。如何衡量这些因素的互相制约，经济学家们只能根据历史经验给出大致的预估，而更加重要的是，疫情到底会持续多久，经济学家们不是流行病学专家，很难给出什么让人信服的结论。

　　尽管面临着各种不确定性，历史却可以给我们一些大致的逻辑判断。本次疫情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是一个典型的需求冲击，换言之，即正常需求因为一个意料之外的事件受到压制。这样的一个冲击，其持续的时间与每期冲击的力度大致呈反比，但总体而言，冲击的力度会逐步变小。这也是一个心理问题，当疫情刚开始时，每个人的心理都会遭受很大的冲击，也就会改变自身的各种常规消费行为，但如果疫情持续的时间越长，其带来的心理冲击会越来越小，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会回归正常的消费行为。

　　从这个角度来说，疫情对于经济的冲击往往是在初期时影响最大，接下来的影响会相对减弱。从GDP的表现来看，中国经济受到冲击最大的会是第一季度，此后每个季度的负面冲击会越来越弱。

　　这样一个分析的逻辑固然很重要，但另一个更加重要的逻辑是，理论上来说，一场类似肺炎的疫情，不会从根本上影响经济的运行趋势和方向。比如说非典在2003年第二季度对GDP造成了大约2个百分点的冲击，但并没有改变中国加入WTO之后出口带动经济起飞的大方向，而在非典肆虐最严重的时候仍然对中国经济保持乐观的投资者，此后也收获了丰厚的回报。

　　同理而言，如果一些行业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时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大，未来也会出现修复式甚至报复式的反弹。举例来说，汽车行业的潜在消费能力是相对稳定的，疫情短期会严重地抑制消费，但被短期压抑的买车需求却大概率会在疫情稳定后出现井喷，这两种行为都会带来同比数据上的严重扰动，但从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来看，疫情对这类消费的影响其实并不大。

　　理解了以上这两个逻辑之后，我们大致可以判断，中国经济的走势大概率会出现一个V型的走势，也就是说在短暂的下探之后，经济会通过报复性的反弹回到本来应该的位置上，这样的走势也被历次的事件冲击之后的经济状况所证明。需要指出的是，同样是事件冲击，疫情与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冲击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同的，金融危机这样的事件很可能带来的是对经济金融体系的结构性改变，但疫情却很难对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自洽逻辑产生过大的影响。

　　如果这样的判断大致成立，对于市场来说，真正难以判读的是V型的底部会有多深，我们固然可以从历史经验中得到一些启发，但事实上每次冲击带来的冲击结果却因为各种不可预知因素的存在，而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一个看似合理的逻辑是，中国经济现在更加受到内需的影响，疫情肆虐的环境下，中国的内需会被严重冲击，因此而言，V型的底部会非常深，市场也开始讨论中国经济在2020年第一季度会出现低于5%甚至低于4%的经济表现，这也引发了深深的忧虑。

　　第一季度如果出现极低增速，那么未来几个季度中国经济大概率会出现大幅反弹来修正此前受到的冲击。

　　但从一个更加结构性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经济体最主要的支撑力量来自于内需和服务业，那么其韧性可能会远大于市场的预期。比如说春节期间大家可能减少了外出就餐，但总体的食品消费却不会因为疫情而严重下滑，唯一的区别是更多的人将就餐的地点转回了自己的餐桌，购买的渠道更多转向零售网络。与此同时，因为“宅”在家，但因为智能手机的普及，大家的网络消费也会明显增加，比如说会更多选择在网上订餐、在网上观看更多的影视作品，并在网上参与更多的互动娱乐活动，从这个角度来说，疫情是否会真正严重消费，事实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大家不能简单认为没人出行，没人出游，内需和服务行业就会完全失去了自我平衡的能力。

　　此外，判断中国经济表现的另一个维度是其他经济体的表现。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巨大，市场往往会从中国经济受到冲击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疫情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这样的研究当然有道理，但这种静态和简单的研究逻辑，几乎忽视了其他经济体自身的增长潜力和调整能力。

　　事实上，中国经济也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如果经济体表现都还不错的话，理论上来说，即使受到了疫情的冲击，中国经济也不会表现太差。而从目前的状况上来看，我们看到了主要经济体的表现比此前的预期要好，多数经济体的数据也都还不错，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经济面临着相对较为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也降低了中国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的可能性。

　　最后，我们不能受困于一个事先已经成形的结论，也就是说不能先有结论，然后再去做倒推。历次事件冲击（比如说贸易战）的研究来看，一些看似很有道理的结论，却往往与事实南辕北辙。比如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市场的很多研究都认为经济会受到很大的冲击，结果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表现却相对不错，这些案例也表明，一些看似没有漏洞的结论，结果可能反而造成严重的错判。

　　总而言之，就像市场开始忽视了疫情可能带来的影响一样，后来的这些恐慌和因此推导出的结论，可能带有相当的盲目性。我们一方面要承认经济研究面临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也不能过度夸大这些不确定性带来的边际影响。同时，我们要敬畏市场，但也不能完全通过市场表现来推导经济背后的逻辑。当然，市场变化和心态的浮浮沉沉，也会带来非常相应的投资可能，这也是每个投资者考验自己的投资逻辑是否成熟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