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大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情况探析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内外监管部门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充足要求不断提高。与国外可比同业相比，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仍处于偏低的水平。为探究原因，笔者选取富国银行、花旗银行、美国银行、摩根大通和汇丰银行等5家国际先进银行作为国内四大行的对标行（以下简称“对标行”），对影响资本充足率的主要因素逐一对比。笔者认为，5家对标行资本充足率上升是应对监管趋严趋势的结果，未来21.5%~23%的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监管要求执行后，银行资本充足达标压力将进一步加大。从变动趋势看，5家对标行内部资本积累较慢，外部融资余额保持稳定，资本充足率提升主要依靠控制风险加权资产增长；国内银行仍处于中高速发展阶段，实现资本充足率提升主要依靠利润留存。

　　（一）对标行平均资本充足率高于国内四大行且提升较快。截至2017年年末，国内四大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均值分别为11.9%、12.6%和14.6%，分别低于5家对标行均值1.1个、2.3个和2.6个百分点。

　　从变动情况看，与2014年年末相比，国内四大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上升1个、1.3个和0.6个百分点;5家对标行变动情况为分别上升1.5个、2.3个和2.2个百分点。相应地，四大行与5家对标行的资本充足水平差距扩大。

　　近两年，5家对标行资本充足水平显著上升，主要是随着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国外资本监管要求严于国内所致。具体监管要求包括最低资本要求、资本缓冲要求、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加点要求和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要求。

　　（二）资本结构更为稳健，核心一级资本占比较高。截至2017年末，国内四大行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在资本净额中占比分别为81.2%、4.5%和14.3%。与5家对标行相比，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占比高于其平均水平5.3个百分点，其他一级资本低于其平均水平6.3个百分点，二级资本占比水平基本持平。

　　从变动情况看，与2014年年末相比，国内四大行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在资本净额中占比分别上升3.4个和2个百分点，二级资本占比下降5.4个百分点;对标行（不含花旗银行）变动趋势与国内四大行基本一致，但二级资本占比下降幅度低于国内四大行。花旗银行主要受盈利能力不足影响，其核心一级资本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其他对标行。

　　除增加股本外，核心一级资本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利润留存。核心一级资本在资本净额中占比越高，说明银行盈利能力较强，内部资本留存速度较快，因此对资本市场的依赖性小，资本结构更加稳定，抵御风险能力强。

　　2015~2017年，资本净额增长对国内四大行资本充足率有明显正向作用，累计提升资本充足率4.0个百分点，而5家对标行平均仅提升资本充足率0.6个百分点。导致国内四大行与对标行资本充足率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四大行风险加权资产持续较快增长，而5家对标行风险加权资产处于收缩态势。

　　（一）内源性资本积累明显快于对标行。国内银行利润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仍在较高基数基础上保持一定增速，内部资本积累能力较强。2015~2017年，国内四大行平均每年实现净利润约2,170亿元，明显高于5家对标行；扣除分红派息后，带动核心一级资本净额年均增加约1,380亿元。富国银行、美国银行和摩根大通的盈利增长相对平稳，内部资本积累稳中有增，但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出现连年负增长，利润增长波动剧烈，这既有自身战略调整原因，也有受政策影响原因。2016年，汇丰银行受出售巴西业务及兴业银行股权等重大项目及汇率折算影响，当年净利润大幅下滑77%；2017年，花旗银行因美国实施减税政策而一次性减计递延所得税资产200亿美元，导致当年出现68亿美元亏损，直接导致内源性生成资本的能力不足。

　　在盈利能力波动的背景下，5家对标行实施了发放现金股利和股份回购相结合的分红方案，以稳定投资者信心，但影响核心一级资本净额增长。与之相比，国内四大行由于利润水平保持稳定，均维持年均30%左右的分红派息比率，也均未采取股票回购的稳定股价措施。

　　（二）可计入资本的超额准备高于对标行。超额损失准备是二级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内源性资本的来源之一。在过渡期规则下，国内银行超过预期损失150%的准备金部分可全额计入二级资本。2017年末，国内四大行相关超额损失准备余额均值约990亿元，在资本净额中平均占比5.2%。4家美资银行的损失准备虽然较为充足，拨备覆盖率197%，但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损失准备仅占资本净额的1.2%；汇丰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不足100%，因此可计入部分为0。

　　（三）外部融资在资本净额中占比低于对标行。发行资本工具是实现外源资本补充的重要途径。2015~2017年，国内四大行在境内外市场平均外部资本融资约1080亿元，其中包括平均约600亿元优先股和约480亿元二级资本债券，单笔发行规模约330亿元。发行目的以提升其他一级资本占比和替换到期不合格资本工具为主；外部融资工具余额在资本净额中占比13.3%，较2014年年末略微提升0.1个百分点。

　　2015~2017年，5家对标行外部资本融资工具平均发行规模约1,100亿元，与国内四大行基本相当；单笔发行规模约110亿元，发行频率较高，以替换存量到期资本工具和满足趋严的监管要求为主。从发行影响来看，5家对标行外部融资工具发行对资本净额的影响、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分别高于国内四大行2.9个和0.6个百分点；但由于到期回收量大，5家对标行外部资本融资工具的余额新增并不多，美国银行和摩根大通甚至出现余额在资本净额中占比下降的情况。

　　（四）对标行资产规模和风险加权资产扩张速度明显偏低。近几年，国内银行资产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明显高于5家对标行。2015~2017年，国有四大行资产累计增速29.5%，风险加权资产增速23.2%，实现以更低的资本占用增速支持更高的资产业务增长。但5家对标行资产总额平均增速仅为3.7%，风险加权资产增速则实现负增长。

　　一方面，对标行风险加权资产下降主要依靠压缩信用风险。2015~2017年，国内四大行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平均增加约2.67万亿元，在风险加权资产总额中占比提升近20个百分点。与之相对应的是，5家对标行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平均下降约1.49万亿元，在风险加权资产总额中占比下降20个百分点。笔者抽取对标行风险加权资产下降明显的年份，通过对其披露信息进行分析发现，对标行信用风险加权资产下降主要依靠出售非核心资产和股权、降低现有业务风险敞口、优化信贷资产组合、完善数据基础以适用高级计量方法、优化计量模型等措施。如2016年，汇丰通过降低环球银行及资本市场业务风险敞口减少风险加权资产698亿美元，出售巴西业务减少风险加权资产418亿美元，压缩美国消费按揭组合和集团信贷组合减少风险加权资产316亿美元。再如2015年，摩根大通利用优化计量模型和完善数据基础减少风险加权资产530亿美元，出售资产减少风险加权资产410亿美元，压缩高资本占用且低收入资产减少风险加权资产290亿美元。

　　另一方面，对标行资产结构中投资业务下降较多。从2017年末资产结构情况看，国内四大行和5家对标行均以和投资为主，两项业务合计在总资产中占比70%~80%。但国内四大行在总资产中占比52.6%，高于5家对标行平均水平12.1个百分点。从2015~2017年变化趋势看，国内四大行资产业务主要侧重于发展和投资，两项业务在总资产中占比提升0.9个和3.7个百分点，5家对标行则采取减少投资业务（占比下降2.3个百分点），增加投入（占比上升1.2个百分点）的策略。从降低资本占用角度看，5家对标行主要得益于高资本占用投资业务的压缩。国内四大行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压缩高资本占用的信用债，增加20%风险权重的地方债，对提升集团整体资本使用效率有利。风险加权资产权重相对较高，短期内增加在资产中占比并不能节约资本；但从中长期看，在不良水平整体可控的情况下，由于收益高于债券，从增加资本净额角度，有利于提升资本充足水平。

　　（一）坚持资本高标准要求，保持资本充足率持续提升。随着国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本充足和资本回报水平越来越成为国家、监管部门、投资者、同业竞争对手关注的重点。为此，国内银行应加强国内外先进同业资本充足率监测分析，合理设定高标准的资本充足规划目标和年度发展目标，确保资本充足率逐步向国际水平靠拢。

　　（二）强化资本充足率目标在考核激励中的约束作用。国内银行应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以资本内生式发展为约束，设定年度风险加权资产总量和资本总量发展上限，业务发展形成的资本消耗要与盈利实现的资本供给相匹配，原则上各项业务的风险加权资产增速不高于资产增速，实现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稳中有升。

　　（三）建立更有效的监管资本传导机制。结合当前及巴塞尔协议Ⅲ最终方案的资本监管规则，推动每年优化资本计量方案和参数，向国际监管资本计量要求靠拢；加大监管资本在下级机构绩效评价中的应用，激励各级机构加强对监管资本的关注和管理。

　　（四）实施业务分类管理，推动资产结构优化调整。鉴于国内银行业发展所面临的资金和资本约束日益增强，国内银行应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根据业务盈利水平、资本回报、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因素，将现行业务分为优先发展、优先保障、重点发展、重点保障、策略发展、维持和退出等7大类，有重点地优化调整资产结构。

　　（五）建立更有效的资本效率评价体系。学习国际先进银行计量各业务条线资本回报的方，将国际通用的风险加权资产回报率（RORWA）、按有形资本计算的资本回报率（ROTE）等评价指标纳入银行经营评价体系，并作为资源配置、业绩评价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