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报告文学观察：报告文学“写什么”与“怎么写”

　　新世纪以来，随着数字化时代、信息时代的全面到来，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整体地位和文学自身的观念、格局、面貌都发生了急剧变化。报告文学这种特别重视时效性、新闻性和信息性的文体，遇到了空前严峻的挑战，并在阵痛中发生着嬗变与新变。但是，报告文学的现实性、人民性品格从未改变，其作为时代忠实记录者和人民代言人的角色从未改变，其对于现实生活的书写、对于时代新声的引领和对于百姓心声的抒发，更未停住脚步。

　　报告文学是文学的“轻骑兵”，强调对现实的参与和对生活的干预，是经世致用的活文学。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反思意识增强，理性视角强化，思想的深度和力度都得到明显拓展。

　　报告文学作家一方面重视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作者创作主体意识鲜明，特别是作为思想主体角色和现实沉思者身份，重视直面现实、着眼未来，总结经验教训，以鉴长远。另一方面又致力于对历史的反思。作家们重审历史，运用全新视角，尽量逼近真实，将曾经被扭曲的历史和被妖魔化、异样化的人物扭转过来，恢复其常态，力求客观、全面、科学，旨在还历史本来面目，告诉读者历史，吸取历史教训。

　　与此同时，新世纪报告文学创作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亦不容忽视。新世纪报告文学备受诟病的缺陷，主要在于其批判现实、干预生活品格的沦陷与缺失。社会问题报告锐减，报告文学介入生活的能力明显削弱。报告文学对生活的积极参与、对问题的大胆揭露、对现实的勇敢批判与担当，是20世纪80年代创作屡屡引起社会轰动的重要因素。新世纪报告文学写作的潜在危险增加，创作的禁区和雷区增多，作品的战斗性、批判性逐渐丧失。更多的作家选择主动避开或避免那些高风险的题材与主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报告文学大胆参与生活尤其是现实问题的能力缺失。

　　报告文学是一种“戴着镣铐跳舞”的受限文体。这种受限性主要源自其必须保证内容的绝对真实，不能有丝毫的虚构或杜撰。新世纪以来，少数作家的报告文学作品存在着超出合理范围的过度想象、凭空想象的缺陷，这是报告文学之大忌。这些明显的主观臆造或虚构成分的存在，说明作者对报告文学文体的特殊品格和属性把握不准、不严，因而存在着作品失真的危险。还有些作品存在着纯粹从资料到文本的缺陷。一些作者足不出户闭门造车，直接将资料转化成文学文本。这样的创作无疑会带来作品鲜活性、新颖性特点的欠缺，对报告文学文体品格造成损害。此外，报告文学作品艺术性不强，是导致读者不断流失的根本原因。不少作品文字干巴、无文采，叙事铺陈，情节、故事平淡乏味，甚至沦为流水账、记事本，篇幅冗长拖沓，思想平庸，很难带给读者审美的愉悦和思想的启迪。这是当下报告文学亟需改进和提高的重要方面。

　　在现代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前信息时代报告文学所拥有的新闻性、信息性优势几乎已荡然无存。报告文学创作必须寻求突围与突破，只有比新闻走得更远、挖得更深、写得更透，更具思想穿透力和历史厚重感，才可能超越新闻与浅阅读。

　　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的发表空间压缩，综合性文学期刊上的报告文学栏目日渐减少乃至被取消。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是2009年年底《报告文学》杂志因生存困难停刊。但是，近年来情况也出现了一些新变。首先，非虚构创作和纪实作品不断崛起。《人民文学》自2010年起开辟非虚构专栏，倡举“非虚构”大旗，每期发表1-2篇非虚构作品；《天涯》《广州文艺》《山西文学》等杂志设有“叙事”“非虚构”“个人史”等纪实栏目。二是纪实传记类刊物陆续出现。《名人传记》《中国传记文学》等杂志创立。传记文学热读、热销局面形成。最畅销的大众刊物大都打着社会纪实、生活纪实、名人传记这样的旗号来吸引读者。一些专攻报告文学优长的刊物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刊出现。2000年起，《北京文学》设立“现实中国”专栏，几乎每期均以一篇中短篇报告文学作为主打，切中社会热点焦点，大受读者喜爱。《中国作家》创办纪实版，每年12期，每期刊发约80万字的报告文学新作，大篇幅大容量，几乎可将年度内优秀报告文学特别是长篇报告文学一网打尽。《当代》《收获》《十月》《钟山》《时代文学》等大型期刊，也在刊发纪实作品方面投入较大版面。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则在办刊道路上摸索前行，先后与《文学界》和《时代报告》杂志合作，以出版其中旬刊或下半月刊等形式，推出《中国报告文学》杂志，发表了一些聚焦热点的作品，如反映南方冰雪灾害、药家鑫杀人案、洞庭湖旱灾、黄河悬河困境等主题的作品。

　　与刊物版面萎缩相对的，是“报章报告文学”重新崛起并产生较大社会反响，发挥了倡导、引领短篇创作潮流之功。《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等报纸，或以举办节庆征文形式，或开辟作品专版，定期发表一些简短生动的报告文学，其中如李春雷《夜宿棚花村》、张胜友《让汶川告诉世界》、蒋巍《闪着泪光的事业》、贾宏图《仰视你，北大荒》等，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报章报告文学对于提倡报告文学长篇短写、精炼写短，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促进作用，对于真正发挥报告文学参与现实的文学“尖兵”和“轻骑兵”作用无疑大有助益。

　　集体和个人的写史、立传、修志热推动了纪传作品的大量涌现，这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许多历史档案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式解密，出现了一批披露历史实情内幕或记述名人轶事秘闻的作品。有些历史当事人和亲历者开始撰写回忆录，有些关注历史的作者开始“抢救历史”，展开访谈录、口述实录、田野调查工作，由此出现了“访谈风”、“口述实录潮”、“传记文学热”等现象。同时，出现了不少记录城市发展史、企业成长史、个人心灵史的著作。“传记热”是因为读者希望“以人为鉴”，吸收人格滋养，培育个人情操，同时也含有了解历史往事和内幕隐情的阅读动机。“方志热”、“回忆录热”、“解密潮”等，则是企望“以史为鉴，以见未来”，希望保存历史档案资料，同时用以资政、资治，皆着眼于现实生活，具有深远意义。

　　报告文学是最能敏锐感应时代脉搏、发出时代强音的文体，党和政府有关部门以组织方式对其的重视与推动，对报告文学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譬如，中国作协及各地作协组织一批作家深入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现场采访，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时组织作家“重走长征路，讴歌新时代”，在庆祝中国党成立90周年时组织作家“走进红色岁月”，在抗击非典、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大事件中，组织作家深入一线年起，中国作协开始实施“重点作品扶持工程”，扶持资助了一二百个报告文学创作选题。2009年起，又组织一批作家定点深入生活，沉潜采访和体验生活，创作相关主题作品。这些举措都很好地激发了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热情和创作灵感，催生了一批有分量的作品，如徐剑描写青藏铁路建设的《东方哈达》，梅洁反映南水北调工程的《大江北去》，杨黎光叙述抗击非典的《瘟疫，人类的影子》，李鸣生反映汶川震灾的《震中在人心》，以及何建明的《生命第一》，李迪的《丹东看守所的故事》等。

　　新世纪报告文学在面临困境的同时积极寻求变局，呈现出与十年代不同的风格特征。从创作题材、领域上考察，集中表现出这样四个特点。

　　首先，“时政报告”一枝独秀。追新闻、跟时政、写大事是许多报告文学作家的主动选择。如舒云描写载人航天工程的《中国宇航员准备出征》，朱增泉记述“神五”飞天的《飞天梦圆》，写“嫦娥”工程的《心月何处》，李鸣生“航天报告”系列的集大成之作《千古一梦》，何建明反映三峡百万移民迁移的《国家行动》，梅洁描写南水北调工程的《大江北去》。还有一批反映近年来铁路建设、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重大题材的作品，如《闪着泪光的事业》《五环旗下的中国》。

　　此外，还有一些作品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何建明的《根本利益》以文学手法阐述了党要执政为民、代表人民根本利益，《永远的红树林》呼应了科学发展理念，《为了弱者的尊严》提出党在和谐社会建设中要发挥什么作用和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由他执笔、与厉华合撰的《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则峻切地阐明党员应该坚定信仰的观点。王树增则在重大历史纪实方面成就尤为突出。他的“战争三部曲”——《长征》《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以及《1901》《一九一一》等长篇作品，几乎贯穿了中国现代整个历程，内容翔实丰富，具有较高史志价值和文学价值，出版后大为热销，产生了较广泛的社会影响。张正隆的《枪杆子1949》、张洪涛的《国殇——正面战场抗战纪实》、金一南的《苦难辉煌》等以新视角审视历史的作品亦引起了较大关注。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吕雷、赵洪推出《国运——南方记事》，张胜友写下《珠江，东方的觉醒》，李春雷则以任仲夷为主人公写出广受褒扬的《木棉花开》，反映广东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

　　第二，抗击“灾难报告”非常活跃。在抗洪、抗非典、抗冰雪、抗震救灾的过程中，大批报告文学作家冲向灾难现场和救灾第一线，采访、搜集素材，并在最短时间内推出作品，造就了“抗击非典报告文学创作潮”、“抗震救灾报告文”等文坛热点。

　　杨黎光从独特的视角切入，从灾难现场捕捉、思考常人尚未想到的重要话题。他的《生死一线》关注嫩江洪水中万名囚犯的千里大迁移，《瘟疫，人类的影子》则将2003年“非典“这一灾难个案，放到人类与瘟疫抗争史的大背景上来考量和思索，赋予作品以厚重的思想。“抗击非典报告”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积慧这位广东人民医院的长在抗击非典前线创作并发表的《长日记》，记述了参与救护者的亲身经历与感受，产生了极大社会反响。何建明的《北京保卫战》、徐刚的《国难》都是抗非典题材的代表性作品。在有关2008年初南方冰冻灾害主题的作品中，最成功的当数陈启文的《南方冰雪报告》，它以一位行走着的思考者的视角深入探究灾害根源，别具一格。“5·12”汶川特大地震激起了报告文学作家极大的悲痛和创作热忱。川籍作家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提出地震对人性、人心的摧残以及灾后心灵关怀和心理重建的严峻课题；何建明的《生命第一》以人为本，关注灾难中人的命运和作为，凸显了“人民最大、生命至上”的人文理念；李春雷的《夜宿棚花村》以散文的笔法，呈现灾民在震后平静如初、有滋有味的生活；朱玉的《天堂上的云朵》写下大地震中那些令人刻骨铭心的生命记忆，感人至深，她随后推出的《巨灾对阵中国》对灾害频发现象展开理性追问和探究，颇具现实针对性。

　　第三，“社会问题报告”大受好评。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记述打假女医生陈晓兰以个人的力量与医疗进行的长达10年的抗争，他与李英2011年发表的《让百姓作主》描写了浙江琴坛村通过村民投票罢免不称职村主任的事件，反映了中国基层政权建设进程的艰难。魏荣汉、董江爱的《昂贵的选票》则对山西河津“230万元选村官事件”进行再考，揭示了中国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课题。被誉为“反贫困作家”的黄传会始终目光向下，关注农民工生存境遇，推出了《我的课桌在哪里？》《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聚焦进城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生存状况，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则毫不隐讳地揭示了安徽局部地区存在的严重伤害农民利益和尊严的事情。阮梅的《世纪之痛》关注亿万农村留守儿童，梅洁的《西部的倾诉》描写了西部女性生存现状，发出自己深沉的忧思，梁鸿的《梁庄》以自己家乡为描述对象，反映当下农村真实境况，赢得普遍好评。

　　此外，报告文学作家还高度关注教育、生态环保、反、医疗卫生、住房、就业等社会大众关心的热门话题。何建明的“教育三部曲”(《中国高考报告》《恐惧无爱》《落泪是金》)、徐世立的《一个孩子的战争》、曲兰的《从分数重压下拯救出来的数学天才》关注青少年教育与成长，李林樱的《生存与毁灭》《啊，黄河……》、徐刚《报告中国，我们将失去长江》、李青松《告别伐木时代》《一种精神》大力倡导生态文明建设，呼吁保护自然环境。沉钟的《第一种危险》、一合的《红与黑》、蒋巍的《你代表谁？》尖锐反映反腐问题，周勍的《民以何食为天》、陈启文的《共和国粮食报告》聚焦食品与粮食安全，长江的《矿难如麻》、赵瑜等的《王家岭的诉说》聚焦矿难，杨晓升的《只有一个孩子》讲述独生子女早夭家庭的不幸与悲哀，曲兰的《老年悲歌》关注空巢老人的生存困境，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则独辟蹊径，以《情报日本》深入反映信息资讯对日本发展的重要作用，以《战争状态》探析阶级斗争对一个时代从社会生态到心理生态的巨大影响。

　　第三，历史题材占据市场。历史纪实包括人物传记，具备实录、史志、史传以及史鉴价值，在阅读市场上大受追捧。王树增的《长征》《解放战争》等作品，提供了丰富的史实内容，很好地满足了读者对于知识性、趣味性的需求。李洁非的《胡风案中人与事》探析荒唐时代与小人物命运的关联。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披露第一手史料，揭示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在特殊年代的遭际和秉持操守。徐光耀的《昨夜西风凋碧树》和金敬迈的《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描写自己在“反右”和“”中的曲折遭遇，对历史进行反思。张雅文的自传《生命的呐喊》书写一个社会小人物艰辛的奋斗历程。毛毛的《我的父亲》、满妹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等一批人物传记，都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党益民的《守望天山》记述了一位为亡故战友守墓二十几年的老兵的故事，蒋巍、徐华的《丛飞震撼》讲述深圳歌手丛飞乐于助人的故事，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以小说笔法讲述小人物的生平往事，并以此管窥时代风云，探寻巴金的心灵世界，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2000年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继续将现实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描写和表现对象，勇敢承担“时代员”和“人民代言人”的角色。“民生报告”无疑是近12年创作的一大焦点。梅洁的“西部女性生存状况忧思录”、陈桂棣的“农民调查”、黄传会的“农民工系列”、阮梅的“留守儿童调查”，以至朱晓军的“反腐战斗作品系列”、陈启文的“粮食报告”等，描写的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主题。

　　阐述新思想、新发现，是新世纪报告文学在主题选择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王宏甲擅长勇立时代潮头，远瞩，发出新颖而独到的见解。他的《智慧风暴》站在世纪初的门槛上，眺望一个正在迅速到来的数字信息时代，他的《中国新教育风暴》则从王能智等的教改创新中预见到新教育理念和方式的曙光。魏荣汉、董江爱的《昂贵的选票》和朱晓军、李英的《让百姓作主》则分别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进行个案观照及思索。何建明通过《根本利益》《国家行动》《永远的红树林》《为了弱者的尊严》《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速记吴仁宝》《部长与国家》《生命第一》《我的天堂》《忠诚与背叛》等一系列的作品，对党如何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中国如何科学发展、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党员如何坚定信仰等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与反思。张胜友的《东莞：城市传奇》《珠江，东方的觉醒》《闽商》《风从大海来：厦门特区建设30年》等一系列政论体电视报告，更是对中国的改革发展之路、中国的命运抉择转变及未来发展进行深入探究，阐发了许多颇具价值的观点。

　　上世纪80年代那样精短强悍有力的短篇报告文学在今天已经非常鲜见，著作化、长篇风盛行。由此造成了报告文学作品越写越长，出现“注水作品”的情况。事实上，多数报告文学作家已经遭遇了“写什么”和“怎么写”这两个创作基本问题的困扰。史传著作风行，这一方面源于读者对阅读历史著作、人物传记的兴趣，另一方面，史传著作中那些披露历史细节、揭示鲜为人知的史实、有着独到思考的作品，更加具备独特的思想价值、史志价值和社会价值。因此，新世纪以来，“长篇历史纪实热”、“名人伟人传记热”等层出不穷，既受读者欢迎，亦受创作者热捧。

　　此外，报告文学作者大都清醒地意识到，在泛阅读时代，要想赢得读者，不能仅仅依靠新闻性，更要仰赖艺术性(文学性)和思辨性。因此，多数报告文学把写作重心放在记事写人、作史立传上。作家开始注重综合运用人物刻画、情节细节、小说化叙事、诗意或散文化笔法等，注重主观抒发和思想表达，使作品具备政论性、思辨性。

　　报告文学是“用脚走出来”的文学，需要靠实地采访、积累素材才能写出好作品。需要警惕的是，现如今，为了降低采访成本及难度，更多的作家接受了“要约写作”。所谓的要约写作就是作者应某些部门、机构、组织或企业、个人的约请，专门撰写指定题材、内容或对象的作品。这种利益驱动机制驱使下的写作，固然可以减轻作者的创作成本支出，提高采写效率，但也容易写成纯粹的“记功簿”、“表扬稿”，乃至沦为“有偿报告”、“广告文学”。作家选择往往降到次要地位；“选择作家”反而常常上升到主导位置。“题材决定创作成败论”流行，出现了不少追风、跟风之作。而在“怎么写”的问题上，有些作家一味地钻进历史档案和史料中去翻找资料，还有些作者通过网络、电话等途径来搜集素材。下大力气采写和打磨的作品越来越少，速成作品日渐增多。(李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