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说谎者——来自西方各国官方的假新闻

　　面对前所未闻的新冠病毒，各国民众在惊恐之外也急于获得关于瘟疫的基本信息。但是，由于缺少有效的信息筛选机制，世界各地已经感受到了“假新闻”（fake news）所带来的混乱和伤害。联合国卫生机构表示，目前全球各国在面对新冠的同时，也在面临着一场“信息瘟疫”（infodemic）。

　　由于许多国家的官方权威机构在疫情初期发布了错误的“防疫信息”，且未能准确描述新冠病毒的危害性，民众因此错过了最佳的防疫时机、更对病毒的危险性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在所有疯狂传播的假新闻中，来自官方渠道的假新闻有着最可怕的破坏力。根据墨西哥当地媒体MexicoNewsdaily的3月底的报道，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López Obrador）拒绝遵循卫生局提出的减少外出活动的公共卫生建议，并且未能提供有关该疾病严重程度的准确信息。总统奥夫拉多尔在脸书上发布了一段录像，鼓励墨西哥人外出就餐：“如果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请继续将您的家人带到餐馆和食堂。那将是增强经济的动力。”根据墨西哥媒体proceso报道，早在二月，奥夫拉多尔总统就曾表示新冠病毒并不可怕，其杀伤力甚至不如流感。无独有偶，据爱沙尼亚当地媒体Delfi报道，爱沙尼亚内长马特·赫尔姆（Mart Helme）在2月底的发布会上也表示新冠病毒和普通流感有许多相似，并开玩笑地表示治疗流感的最佳方法是芥末酱和鹅油（mustard patch and goose fat）。可以想象，当官员和权威媒体未能如实地报道病毒的严重程度和危害性之后，各国的民众可能也因此放松对于该病毒的戒备，进而酿成大错。值得反思的是，在目睹新冠病毒对东亚各国造成的巨大影响之后，各国政府为什么仍会容忍虚假信息的肆意传播？在这背后，究竟是各国机构对于信息的筛选不力，还是其对于经济发展的考量超越了对公共安全的重视？

　　在各国防疫初期，许多官方媒体和显示出了过度自信和盲目乐观的一面。然而，在目睹了新冠病毒对东亚各国造成的巨大冲击后，许多国家对于新冠的威胁性仍然缺少必要的重视。甚至，在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机构给出官方的防疫指南后，一些国家仍然给出了让人困惑的防疫建议。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播与信息政策和策略总监盖·伯杰（Guy Berger）所说：“在一个高度恐惧和不确定的时代，有一片肥沃的土壤，可以让造假者蓬勃发展……当虚假信息被有影响力的人重复和放大后，最严重的危险是基于的信息最后只会产生微弱的影响。”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白俄罗斯，卢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嘲笑新冠病毒是一种“疯狂和精神病”。对于那些不像他那样鄙视冠状病毒的人，他也提供了建议：去蒸桑拿，喝点伏特加，然后回去工作，卢卡申科同时坚称一切关闭企业和学校以及封锁行为都是无效的。

　　与此类似，根据《大西洋月刊》的报道，巴西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把新冠病毒描述为“小流感”，一种轻微的“感冒”。他指责媒体制造了“歇斯底里”，即使在全球范围内，确诊的新冠病例已飙升至50多万，由该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2.5万人。博索纳罗更直接表示，巴西人即使潜入污水之中，也不会感染上任何疾病，而且人们可能已经携带了阻止病毒传播的“抗体”。 此外，他还反对封锁，对关闭企业、学校和公共交通表示反对。他抨击了执行这些政策的州长和市长，称他们在“摧毁巴西”，并积极寻求阻止其中一些措施的可能性。

　　在美国时间2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人们应该像对待流感一样对待新冠病毒。据澎湃新闻的报道，在发布会上，特朗普直接表示，“到目前为止，流感比冠状病毒要致命得多……我们国家每年死于流感的人数从2.5万到6.9万人，这让我很震惊。”但是，据BBC报道，在3月31日，特朗普一改之前的口吻表示：“很多人都曾说，把这（新冠病毒）看作流感，但它不是流感，它很凶恶。”据悉，白宫在3月底表示，目前的推算显示，新冠病毒将在美国造成10万至20万人的死亡。美国抗疫协调负责官员解释说，该推算的基础是假定了有部分人士没有全力配合抗疫。面对不断上升的死亡数以及由于其之前言论造成的民众对于疫情的不重视，特朗普推翻了自己先前的言论，试图提高人们对于病毒的重视程度。

　　在其他一些国家，关于新冠病毒信息的变化来得太快，以至于人们无法形成对其形成一个连贯的、系统性的理解。印度的《经济时报》在报道中表示：“新冠病毒出现在媒体操纵的黄金时代中期。它的移动速度远远超过了科学家的研究速度。今天似乎正确的事情，明天可能就错了。不确定性比比皆是。一系列危险的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和有缺陷的业余分析填补了不确定性的空白。我们已经习惯于生活在一场信息战争中，而这场战争主要是由老练的操纵者和网络流氓发动的。新冠病毒危机是性的，并将继续被化，但其最重要的斗争将发生在‘大流行的迷雾’中。在那里，我们的许多数据（从卫生统计数据到经济指标）是有缺陷的或正在演变的。”根据《外交政策》的报道，在印度，（传播谣言的）文化受到了政客和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兜售虚假信息的影响。最近几周，阿萨姆邦（Assam）的印人党（BJP MLA）建议使用牛尿液和牛粪来对抗这种病毒。

　　根据《外交家》杂志报道，尽管邻国伊朗暴发了大规模疫情，阿富汗以及中亚其他国家也出现了新冠病例，但在土库曼斯坦，政府坚称本国没有出现冠状病毒病例。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冠状病毒资源中心称，截至4月1日，已有180个国家记录了冠状病毒病例，而土库曼斯坦是世界上少数不报告冠状病毒病例的国家之一。土库曼政府正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认真对待这种冠状病毒，但是其并不打算将新冠作为一种公共卫生威胁看待。土库曼斯坦总统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Gurbanguly Berdimuhamedow）的第一本能是保护政权，维持国内形势大好的景象。

　　与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否认新冠威胁存在的言论不同，根据委内瑞拉的论坛caracaschronicles网站的报道，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和他的内阁承诺定期向公众提供最新的瘟疫情况和感染病例数字，并表示将把控制疫情的任务放在减少社会经济影响之上。在网络普及率仅为65%的委内瑞拉，马杜罗的发言是许多公民了解现实世界的唯一渠道。因此，有相当一部分的委内瑞拉公民对政府的防疫工作充满信心。但由于该国习惯于隐藏健康数据（其最新的流行病学官方报告发表于2016年），许多人怀疑官方上报的331例确诊病例是否真实。据卡塔尔媒体Al Jazeera报道，虽然委内瑞拉官员表示该国是世界上新冠病毒感染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委内瑞拉的医生们质疑这些检测的准确性，称如果疫情蔓延，委内瑞拉的医疗体系将无法承受疫情带来的冲击。

　　在美国，特朗普（Donald Trump）除了对病毒反复无常的态度之外，也同时制造出了各式各样的假新闻。根据BBC新闻的报道，特朗普总统曾多次向媒体传达了不实信息。在1月22日，在参加瑞士达沃斯会议时，特朗普发表了有关冠状病毒的首次公开评论。他表示：“我们完全控制了病毒。”

　　2月25日，美国国家免疫和呼吸系统疾病中心主任南希·梅索尼耶（Nancy Messonnier）在疾控中心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最终，我们预计将看到病毒的社区传播这个国家蔓延开来，病毒对日常生活的干扰可能会很严重。” 但是，在新德里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随后表示：“你可能会问关于冠状病毒的问题，在我们国家，这种病毒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我们很少有人患这种病。”据报道，在从印度回来的路上，特朗普给阿扎尔打了电话，抱怨梅索尼耶吓到了。

　　据BBC新闻报道，在3月7日，特朗普公开表示美国将很快研发出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但事实上目前并没有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诞生，科学家们预计，至少要到明年年中新冠病毒疫苗才可能面世。

　　特朗普“自相矛盾”的发言也为引来了国内外的批评。对此，特朗普近日试图将防治不力的错误转移至。对比早前特朗普对于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肯定，特朗普现在的做法显示出了他将世卫组织和中国作为替罪羊，以此转移国内对其失败治理的抨击的策略。

　　伴随着病毒的快速传播，部分政府试图挑起国内外的矛盾以转移人民对其防治不力的批评。这样的做法往往与种族主义和阴谋论相互裹挟，并制造出新的“敌人”以供人民发泄不满的怒火。

　　根据当地媒体The Jerusalem Post在3月初的报道，伊朗新闻电视台一直在推动有关新冠病毒的反犹太阴谋，以转移当局对瘟疫的处理不当。伊朗发布了几份报道，称“犹太复国主义者”是新冠病毒的幕后黑手。新闻电视台还引用了同一网站（该网站是2017年反犹太主义文章的中心），该文章声称“美国的犹太人正在推动美国发起战争。”

　　3月5日，伊朗新闻电视台宣称“犹太复国主义者分子针对伊朗制造了一种致命性冠状病毒。”尽管该报告声称引用的是一位外国“学者”的观点，但它符合伊朗利用外国专家为其自身观点披上权威外衣的一贯做法。自从2月中旬新冠病毒的暴发开始影响伊朗以来，德黑兰的议程已经增加了三倍。伊朗最初否认病毒暴发是为了增加2月21日大选的投票率。而法国媒体France24报道，伊朗最高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拒绝了美国的抗击新冠状病毒的援助，理由是其认为该病毒可能是美国制造的。

　　在印度，新冠病毒的暴发激化了长久以来存在的对穆斯林的仇视，主流媒体更是通过报道将穆斯林塑造成为引起新冠病毒传播的“罪魁祸首”。印度著名左翼作家、知识分子阿兰达蒂·罗伊在其文章《“大流行”是一个传送门》中表示，主流媒体已经将新冠病毒的故事收编进他们昼夜不停的仇穆战役。在宣布封锁之前，跨国伊斯兰教团体达瓦宣教团（Tablighi Jamaat）在德里举行过一次年度集会，事后那场集会被证实为“超级传播事件”。这件事被用来污名化和妖魔化穆斯林。整体的调子都在暗示是穆斯林发明了这种病毒，并且作为“圣战”的一种方式来故意传播。《卫报》在报道中写道，“在全国范围内，被命令逮捕与该组织（Tablighi Jamaat）有联系的所有人。到目前为止，已经在大约15个州隔离了27000多名Tablighi Jamaat成员及其联系人。在北方邦，提供了高达10000卢比（约940元人民币）的悬赏费，以获取有关参加聚会人员的信息。”《外交政策》在4月22日的报道中表示，印度的电视新闻频道已经因为传播对穆斯林的仇恨变得臭名昭著。主持人指责穆斯林传教士“故意”传播新冠病毒，称他们是印度的“病毒恶棍”和“炸弹”。 黄金时段的电视新闻中播放着针对“穆斯林散播新冠病毒”的特别调查，并且暗示了新冠病毒有着穆斯林特性。印度卫生部秘书拉夫·阿加瓦尔（Lav Agarwal）在每天进行新冠病毒更新的同时，也一直在努力强调穆斯林是印度传播病毒的罪魁祸首。

　　由欧盟成员国组织的识别假新闻的EUvsDisinfo.eu网站表示，俄罗斯媒体暗示美国政府在生物武器实验室制造了这种病毒、并且声称比尔·盖茨（Bill Gates）可能在制造冠状病毒和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大流行方面发挥了作用，他可以借此机会将微芯片植入人们的头部。这位前微软老板这样做是为了确定谁已经接受了新冠病毒的检测，并强制人们接种疫苗。对此，3月18日，俄罗斯总统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谴责了欧盟监督组织EUvsDisinfo的调查结果，因为相关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正在推销有关新冠病毒的虚假信息。佩斯科夫说，该报告包括“毫无根据的指控”，他将其归因于克里姆林宫的一种普遍看法，即“俄罗斯恐惧症”。尽管全球目前尚未确定病毒的发源地，但是围绕着这一问题的争论已经日益加剧。

　　在包括欧洲以及美国等国家，一则表示5G技术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新冠病毒的假新闻在各大社交平台大规模传播开来。据Business Insider表示，有部分造谣者宣称武汉是新冠病毒的第一个暴发地点，也是5G开始推广的地方，因此5G与新冠病毒的暴发有着必然联系。尽管没有证据表明武汉是第一个开始建设5G的中国城市，但是造谣者仍然坚持表示武汉是被选中进行5G试点的多个城市之一，并且暗示5G技术的普及引发了该城市的瘟疫。

　　据英国媒体wired报道，该谣言的源头来自于一篇比利时报纸《Het Laatste Nieuws》对全科医生Kris Van Kerckhoven的采访。虽然该报纸很快从其网站上删除了这篇访谈，但是造谣者很快从采访本身中发展出了多个不同版本的阴谋论，并在互联网上大肆传播这些假新闻。更为严重的是，在包括英国与荷兰在内等国家暴发了多起针对5G天线和通信设备的破坏行为。

　　《金融时报》在4月16日的报道中表示，在荷兰境内已经暴发了约11起针对5G通信设备的破坏行为。4月13日，在阿姆斯特丹附近的荷兰小镇阿尔梅勒，被叫来向大型电信桅杆灭火，这是该地区当晚的第二场大火。荷兰当局随即表示，纵火者的行为与近日被广泛传播的阴谋论（即5G引发了新冠病毒传播）有着密切联系。荷兰电信行业机构莫奈（Monet）董事罗伯·邦盖纳尔（Rob Bongenaar）说：“这是非常危险的情况。这些人正在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

　　而在英国，据《卫报》报道，过去几周对手机信号塔的破坏和纵火行为多达50起，大多发生在默西塞德郡（Merseyside）和西米德兰兹郡（West Midlands），其中包括烧毁伯明翰郊外新南丁格尔医院（Nightingale hospital）附近的5G天线。而这些行为的源头则是在网络上被广泛传播的阴谋论：“病毒的所有症状实际上都是由5G引起的……或是根本没有疾病，而且暴发是一个巨大的骗局，使政府能够在封锁的掩护下安装5G。”虽然5G无线电波与病毒传播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但政府还是不得不解决这些担忧，并称其这些谣言为“危险的废话”。

　　由于这一系列的破坏行为所引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英国政府要求科技公司们对在各社交平台上传播的信息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和控制。据《时代》杂志报道，Facebook表示，他们将删除5G技术导致新冠病毒的虚假声明，同时承诺进行一项修改，引导寻找此类内容的用户去获得来自国民保健署（NHS）和世卫组织的准确信息。

　　推特则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称他们“不会对每一条包含不完整或有争议的关于新冠病毒信息的推文采取强制措施”。相反，该公司的一名发言人告诉《时代》杂志，Twitter“在推文呼吁人们进行可能造成伤害的行动时，会优先删除其内容。”推特已经删除了1100多条关于COVID-19的虚假信息，尽管还有成千上万条留在网上。社交媒体因为其强大的传播力和公开性成为了假新闻滋生的绝佳平台，看似荒谬的谣言在配上具有误导性和煽动性的图片和视频后也俨然成为了严肃的“新闻报道”。

　　考虑到阴谋论在本次疫情期间造成的巨大影响和破坏，各国政府纷纷表示将要求科技公司撤下具有危害性的假新闻。尽管一些阴谋论者表示，科技公司将其的行为证明了其理论揭露了政府的阴谋。但是下架假新闻的做法确实降低了其影响力，减少了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可能性。对于政府而言，如何在消除假新闻的同时将人们引向正确且权威的官方信息，是值得每个政府思考的主要问题。

　　事实上，假新闻并非由于疫情而出现，但当下全球的混乱和恐慌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于假新闻的恐惧和警惕。部分政府在防疫初期提供的错误信息使得人们对瘟疫产生了错误认识、错过了防疫的最佳时机。而在疫情暴发后，某些政府试图转移矛盾的焦点，通过制造假新闻来寻找替罪羊，以掩饰官方的治理不力。同时，对于民间谣言的不当处理也使得许多国家遭受了不必要的损失。在特殊时期，官方更应当对民众做到公开透明、并及时提供可靠信息，用来消除虚假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