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媒体是“高尚的商业”但我们依旧追求“客观”

　　导读：美国新闻工作者还在坚持“新闻客观性”吗？对此，《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布莱特·斯蒂芬认为，在美国多数媒体都是商业公司，也被极化带偏了。观察者网翻译此文，仅供读者参考，并不代表观察者网认同作者的对华立场。

　　盖洛普公司曾就“民众对机构的信心”进行数十年的跟踪调查。数据显示，去年夏天表示对报纸“很有信心”或“比较有信心”的民众仅占16%，远低于10年前的25%和20年前的35%；电视新闻的调查数据更加糟糕，仅有11%的民众对其表示信任，对其缺乏信任的民众则多达53%。

　　盖洛普公司调查数据显示，美国民众对报纸和电视新闻的信任度已分别下降至16%和11%，为史上最低（图源：盖洛普公司）

　　大多数人——无论是否从事新闻业——都持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假如我们能获得确凿无疑的事实，并在这一共同基础上展开辩论，则美国将成为一个更理智的国度。然而，对于媒体公信力崩塌的原因以及重建媒体公信力的方式，人们依然莫衷一是。

　　《华盛顿邮报》的前执行编辑莱昂纳德·唐尼（Leonard Downie Jr.）提出了这样的设想：

　　在其上周为《华盛顿邮报》撰写的客座文章中，唐尼指出，如今的新闻业应当摒弃对所谓“新闻客观性”的追求。他认为，年轻一代的记者认为，对客观性的过度追求“将导致‘和稀泥’的折衷主义”，并将“否定记者的身份认知、生活经验与文化背景，从而阻碍其追求的脚步”。

　　唐尼声称，自己作为编辑所坚持的原则从不是客观性，而是“准确性、公正性、党派中立原则、责任感以及对的追求”。不过，他所提出的上述原则似乎正是追求客观性的记者们所坚持的，并与“客观性”概念的官方定义（“不因个人的信念、偏好、感情或成见而歪曲事实”）高度相似。

　　这篇文章的观点主要源于一篇题为《超越客观性》（Beyond Objectivity）的报告。该报告基于对75位知名记者和主编的采访，由唐尼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前新闻总裁安德鲁·海沃德（Andrew Heyward）合作完成。上周，我在唐尼的建议下阅读了报告全文，并致电唐尼与其展开探讨。

　　报告中大量引用了受访记者的言辞，其中充斥着现代进步主义的术语。由此可见，正如许多美国人所言，当今美国主流媒体已成为左翼的心灵、喉舌与臂膀。《洛杉矶时报》执行主编凯文·梅里达（Kevin Merida）表示，他支持员工亲身参与其所报道的事业，这一态度模糊了社会行动主义与新闻工作之间的界限。另一位受访编辑表示，所谓“客观性”无非是“异性恋白人男性的主观”。

　　报告敦促新闻业向更为多元化的方向迈进，却忽略了观点的多元化——而这正是当今美国大多数媒体最显著的缺陷所在。在对话中，唐尼承认，这是一个不幸而明显的疏忽。

　　该报告还存在一个更深刻的缺陷——唐尼和海沃德未能正确地理解，在自由社会中，新闻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首先，包括《纽约时报》在内，多数美国媒体都是商业公司——它们也许是“高尚的商业”，但终究还是商业。《华盛顿邮报》夸夸其谈称“或将死于黑暗”，此言固然不假，不过，假如没有足够的广告费和订阅量、没有亿万富翁的头脑与投资，《华盛顿邮报》就将死于破产。

　　当然，《华盛顿邮报》的功绩绝不会因其商业属性而被一笔勾销。但是，新闻机构不应假装自己并非商业公司，否则就必定会失去民众的信任。

　　我们不只是不偏不倚的捍卫者，还是制度中的行动者。在行动时，我们可能会以不恰当的方式使用手中的麦克风。比如，狗仔队名人的日常生活，媒体毫无根据地指控公众人物参与活动，究竟是为了促进，抑或仅仅为了牟取媒体的商业利益？归根结底，有关“pee tape”事件（注：特朗普被指控于2013年在莫斯科参与的活动）的传言真的能影响美国吗？

　　美国媒体若想重获公信力，就必须改正妄自尊大的态度，清楚地把握自身的定位——我们在社会中享有特权，并常常给社会造成麻烦。

　　第二，我们的任务不是追求，至少不是追求“大写的”。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搜集相关事实和确凿证据，并将其呈现给读者。记者眼中的在很大程度上由其个人理解、“生活经验”、道德判断等主观因素塑造，这些因素不宜出现在报道中。“非客观”只适合刊登在观点版面——在这种情况下，读者至少能清楚地了解到，自己阅读的评论是带有意识形态假设、服务于意识形态目的的。如果唐尼和海沃德只想更好地做到这一点，那么我将表示强烈支持。

　　新闻的核心任务是信息的搜集和传递。为此，新闻从业者必须具备好奇心、独立性、开放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坚韧的毅力，向公众提供准确、及时而全面的信息服务，从而为理智意见和有效政策的形成提供原料。或许“仅仅搜集事实”听起来不如“追求”那样浪漫，却更有助于我们获得公众的信任。

　　第三，尽管客观性很难真正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客观性不值得追求。相反，当记者以其个人立场左右报道内容或将其不喜欢的人和观点排除在报道之外时，客观性标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编辑阻止上述行为。在这一意义上，唐尼和海沃德所批判的“折衷主义”恰恰是获得公信力的关键。尤其是对美国这样多元化的国家而言，坚持客观性标准的媒体能够为多种观点提供表达和交流的平台，也象征着这样一种信念：人民可以自己做出判断，得到明智的结论。

　　唐尼和海沃德反对客观性标准的另一个理由是，所谓“客观性”其实是异性恋白人男性的视角。然而，这一理由同样是站不住脚的。按照这种荒谬的标准，由白人男性牛顿和莱布尼兹发明的微积分，由奥斯勒、弗莱明、索尔克引领的现代医学，以及以白人男性命名的沃尔特·克朗凯特新闻学院（注：唐尼毕业于该学院，《超越客观》也由该学院出版）也都同样不可信了。如果媒体还不够多元化，那么解决方案应当是促进其朝向多元主义迈进，而不是取消客观性标准。唯有更严格地遵守客观性标准，媒体才能维持卓越的专业水准，并获得公众的信任。

　　第四，在国家中，新闻业的目标不仅关乎报道，也关乎倾听。亚瑟·米勒曾如此形容：“我认为，一份好的报纸就是一个国家的自我对话”。诚如唐尼和海沃德所言，多元化的新闻业有助于读者听见边缘群体的声音。然而，美国主流媒体拒绝倾听宗教保守派、“在家教育”者、拥枪派和特朗普支持者的声音，这些群体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被视作“异族部落”，在最坏的情况下更是被描述为对制的严重威胁。

　　共和党人对媒体的信任程度显著低于党和无党派人士，这或许是因美国主流媒体对共和党人的成见导致的（图源：盖洛普）

　　如今的美国主流媒体往往居高临下地谩骂上述群体，将其污名化为“种族主义者”、“误传信息者”或“xx恐惧症”。在这一意义上，美国新闻业并未实现“倾听”和“国家自我对话”的目标。我主张客观性标准的原因之一就是，客观性标准有助于促使新闻媒体倾听所有人的声音而不对其做道德毁谤，并让上述群体看见媒体正以不含贬义的方式呈现他们的形象。这也是一种重建信任的方式。

　　以客观性为标准的传统新闻模式无疑有诸多缺陷：新闻很难在涉及道德争议的事件上保持中立；个人缺陷和文化盲区制约着每一个记者，影响着包括新闻业在内的所有人类事业；没有任何一种手段可以万无一失地保证我们搜集和传递的信息是绝对客观的，对美国这种多元主义、极化的国家而言尤其如此；技术手段的进步、监管框架的改变、此起彼伏的煽动更是雪上加霜，使权威新闻的生产发布变得更为艰难。

　　但是，只要你仍然相信健康的制度奠基于合理的社会决策、合理的社会决策奠基于高质量的可靠信息，那么“过时”的客观性标准就仍然是新闻业的最佳模式。唐尼、海沃德等新闻业的“救世主”须对其愿景保持审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