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个从严”下的江门：三位新闻系学生的疫情观察笔记

　　2014年，我与妻在美国工作，期间在美国自驾16个州，基于学术需要与个人好奇，去了好几座大城市的唐人街，吃了各种各样的中餐厅，反复听到过一个段子：1970年代时，《纽约时报》记者采访中美建交前美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程度，许多从未来过中国的美国人，在访谈中不约而同地告诉纽时的记者：中国第一大城市是北京，第二大城市是上海，第三呢？江门。问为什么？因为祖父、父亲包括自己认识的中国人，几乎都说自己来自江门，这座城市得多大，才能容下这么多人口？

　　2016年夏天，我从中国科学院南下至深圳大学任教，因为工作需要，我知道了江门大概的地理位置，是一座靠海的港口城市，论面积，江门确实不算小，居然近一万平方公里，比上海还多出两千平方公里，但在广东却勉强排第九。

　　线年夏天，深圳大学推荐我去广东省委党校学习，学习结束之后，省委党校安排我们赴广东各地调研并撰写考察报告。我与其他几位同志一起，被分配到江门调研组，任务是对当地的侨务、扶贫与居民文化等工作进行调研，我终于踏上了江门这块土地。

　　在江门，市区连片的近代老建筑——让人恍然觉得置身十九世纪的欧洲，参访了新会梁启超故居与“南粤驿道”出海口——“台山海口埠”。清代以来，几百万江门人、广东人甚至中国人走向世界，这座古老而又开放的城市当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起点，它是中国最大的侨乡之一，完整记录着几百年的中国移民史。不计其数的“银信侨批”记载着这座城市的前世，而街头巷尾的麻将桌、茶楼、烧腊店又是它今生的写照，甚至这座城市还保留了租书摊与音像店这样已经早已“过时”的文化消费场所。在快节奏、拼前沿的“珠三角”，江门的“慢节奏”是一个当然特立独行的存在。恍然觉得：这座城市就像是一个被放大无数倍的唐人街。一位陪同我们考察的江门市地方干部有些自豪地表示：“我们江门经济不比第一，但是空气质量第一，保留传统第一，绿水青山第一！”

　　有趣的是，自我教书以来，颇为欣赏的三个学生，居然都来自江门市。吴淑冰来自江门台山，其实她是我朋友的学生，当时有计划想考我的研究生，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选择去了厦门大学读新闻专业，她是一个睿智且富有洞察力的“准新闻人”，我们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记得我在江门调研时，她还联系我见了一面；岑雅茵出生于江门开平，曾是我在深圳大学教过的学生，她全家已经移民香港，雅茵的活泼与机智，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另外一位则是我在武汉大学的学生温雨攸，与雅茵相似，雨攸全家已经移民澳门，她祖籍江门鹤山，至今我从未与这个学生见过面——但她是第一个响应我在课程群中非虚构写作建议的学生。

　　可能因为我曾在这座城市做过调研工作，而且有学生生活在这座城市，疫情发生后，我一直关注江门这座城市的疫情状况。通过网络了解到，江门是全国执行防疫工作最严格的城市之一，江门市政府发布的《关于实行疫情管控“九个从严”措施的通告》受到网络热议，这座城市的“限行令”甚至早于武汉，早在2月9日就要求每户每两天只准1人外出采购。“九个从严”很快上了热搜，据说还被改编为群口相声。但网上也有议论声，这座城市一共才22个确诊患者，是不是有“过度防疫”之嫌？当然也有江门人表示，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江门的人居环境，随着确诊人数的减少，这段时间江门也出现了“尽快复工”的社会诉求……这一切似乎说明了，在这场席卷全国的疫情之下，江门这座满是故事的城市，是一个不可忽视疫情观察样本。

　　于是，我邀请吴淑冰、岑雅茵与温雨攸一道，一起完成一个一个小小的非虚构写作计划，因为她们都是新闻专业的学生，都出生于江门不同的县域地区，却又来自不同的大学、现在又在不同的城市安家，目前又因为疫情不得不留守在家乡江门。

　　整个写作计划其实非常简单，最终目标是她们每一个人完成一篇自己的疫情观察笔记，由我建议她们观察的方向，但文字完全由她们自己表达，我完整地保留她们有些口语化的表达方式、正在走向成熟的价值观——这一切看起来有些稚嫩，但其实稚嫩更是一种可贵的真实——这场疫情已经告诉我们，没有什么比真实的文字更重要了。在观察方向与角度上，我建议她们在居家隔离一定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如实观察疫情期间自己小区附近、朋友圈以及亲戚朋友之间发生的故事，包括“居家隔离”的文化活动等等，所有的一切都源自于她们自己对疫情的观察与感悟。

　　我相信，她们对于江门的疫情观察，无论是对于她们作为新闻人的世界观，还是江门这座城市而言，一定意义非常。

　　我是广东江门台山人，目前在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读研究生二年级。这场疫情对于我来说，确实让我觉得有些措手不及。记得1月12日，我从厦门回到江门台山的家中。此前在厦门经历的是一段非常忙碌的时间，包括课程的期末作业，毕业论文开题等，所以我并没有多少时间去关心事情。但我有每天早上起来和晚睡前刷新闻、刷微博的习惯，从一些弹出的新闻消息和微博消息里面，我知道了武汉出现了几例不明肺炎，那时候大概应该还在12月份，或者1月初的样子，当时有点担心，因为“不明”二字充满了神秘、不可预测的感觉，并且我个人本来就是比较关注健康、医院等话题，虽然对非典没有记忆，但是有了解过非典，所以那段时间还是有留意这个信息。可能到了我回家前1个星期左右吧，具体日期忘记了，当时有看到一些辟谣以及类似于控制住，还是没有新增病例的信息，大概是这样，具体记不清了，但确实心里就有点放心了，一直到20号我再重新关注这个疫情之前我都没有再主动去了解情况。根据我所看到的，此间我的朋友圈没有出现任何与之相关的内容。

　　12号到20号之间，我大部分时间是留在家里休息，中途和母亲出去逛过商场，外面很热闹，相信这个时候台山的居民是没有关注到这个疫情的。20号我和父母一起前往新会看病，再返回台山去商场逛街吃了饭，商场还是很热闹的，相信这个时候大家还是没有关注到这个疫情。

　　回家晚睡前例行刷手机，又再关注到这场疫情，当时微博上出现了很多人在讨论这个疫情，大部分是一些住在武汉的人，不是什么营销号，有谈到很多人感染，医院不够病床等，根据我的综合判断我觉得这事应该是真的，这个时候我开始害怕起来了，因为我当天还去过医院。然后我跟我的同学聊了起来，他也非常关注武汉这场疫情，我们彼此交换了所知的信息。随后钟南山出现说确定肺炎会人传人，我了解到了更多可以说是权威的信息吧，我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我们必须要马上做好保护措施。

　　当时已经凌晨了，父母已经睡了，我在手机上面给他们留言说明天一定要去买口罩，并转发了很多关于疫情的信息。一直到早上大概7点多，我父母起床了我还在刷信息，当时我父亲还让我不要想太多，不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就睡得着了，可以看出来当时我的父母是不以为意的。

　　但他们还是听我的线个，这个时候的口罩价格是正常的，每包10元，而且药店有很多，买20个口罩算是买很多的了。父母回家后我跟他们说太少了，等他们晚上再出去的时候，就只剩一家药店有卖了，这时候口罩价格涨到了25元一包，第二天全部药店都没有口罩可买了。所以我觉得在中午到晚上这段时间，台山的居民已经意识到肺炎的严重性并采取了措施。但除了口罩以外，并没有听到抢东西的消息，像非典这种现象并没有出现。随后一些药店又有了口罩供应，但得带身份证，并且一人只能买5个，后面又变成2个，到最后就没有卖了。此后“大参林药房”可预约口罩，但口罩太少了，根本预约不上。

　　21号白天，我们宿舍在群里聊了这个疫情。因为有一位舍友是湖北籍的，她很早的时候就回到了家。另外一位福建籍舍友建议她好好呆在家里，过年后不要那么快回学校。但湖北籍舍友当时不接受这个要求，她说她还想早点返校学习，说她们那边生活一切正常，大家也不戴口罩什么的，总而言之就是感觉我们有点儿小题大做了。这个态度跟当时微博上一些湖北人，甚至是武汉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当时我感到有点生气，我不是很理解这种态度，因为我认为在这个时间节点，呆在家里既是保护自己，也可避免肺炎进一步扩散（因为她返校要武汉转车，所以有风险）。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责任乖乖呆在家里，不增加医护人员，不增加国家的麻烦。但后面这位舍友也意识到了疫情的严重性。疫情刚开始被得知的1，2天，我的朋友圈并没有出现过很多与之相关的信息，到后面有出现一些家里活动、想出门玩、求口罩等内容，但并没有出现恐慌的氛围，大家都好好呆在家里了。

　　同样在台山，我觉得也并没有这种恐慌的氛围，重视但并不恐慌。因为我本身免疫力不强，容易生病，所以我的父母也不让我出门了，21号至今我所得知的关于台山的信息，都是来源于网络和我父母。

　　一开始的时候，我父母还是坚持每天去买菜，但从新闻开始频繁播报疫情以后，我的父母就变成了几天买一次菜，2个人一起去变成了1个人去。而且在态度上也改变了很多，从一开始觉得我小题大做到后面主动跟我谈疫情多么严重，让我多休息，少吃上火的东西，因为这个时间点生病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临近新年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很少外出了，一家大家比较喜欢去的茶楼都停业了，听说就算还开着的茶楼也很少人去喝茶，从这里看出大家还是很重视的，毕竟广东人对喝茶的热衷可不是开玩笑的。过年期间，我们家也没有走亲戚，亲戚也没有来，大家互相视频祝福一下就可以了。

　　后面台山有发了公告，餐饮以及一些娱乐场所都不得营业，但没有停掉外卖，超市和菜市场是正常营业的，所以生活物资并不缺，想买什么都能买到（除了一些防疫设备，如口罩，84消毒液等）。而且由于外卖没有停，很多商家都开始了外卖的服务，包括超市和miniso，所以想吃什么买什么外卖完全可以解决，我认为生活质量并没有下降多少。

　　后面疫情越来越严重，我们楼下贴了通告，让从外地回来的居民要去报备，具体通告见下图。再到后来，凡是江门以外的到来者都需要报备（见5号通告）。

　　由于我没有出过门，我了解到信息都是听说的。根据之前发布的通告，餐饮休市只到2月9号24时（可见下面短信截图），但是8号发布通告说继续暂停营业（见通告第7号）。

　　有些企业是复工了，2月11号开始，我在《台山发布》公众号就看到了有关复工防疫措施的消息，而我确定的是，有一家铝业企业是复工了的，但因为太少人（外地员工还不能回来）又放假了，但我知道有些人去上班了，至于他们上班的单位具体在哪，我不清楚。我父亲工作单位在肇庆，目前还在等复工通知。有关台山的复工要求可见第6号通告。

　　我认为对我家的日常生活影响是不大的，正如前述，很多东西外卖跟快递（京东）都能解决，所以我们也没有非要出门的理由。但可能对一些经济有困难的家庭，可能放假这么长时间会增加他们的生活压力，因为物价多多少少还是有提升一些。我认为这是全国都会面临的问题，但我也认为这类群体政府是需要关注到的。

　　最主要的娱乐方式是打麻将，因为我们家有麻将桌，然后广东人也非常喜欢打麻将，家庭成员也足够，所以麻将成为我们打发时间的有效工具。其次是吃东西，包括做一些糖水、蛋糕、凉粉以及各类零食、外卖，因为时间太多了，闲下来就会想吃东西。

　　这次“居家隔离”给我的感悟是，如果想要长期呆在家中，活动必须是一些所有家庭成员都能够一起参与其中的活动。年轻人可能可以玩手机、玩电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打发很多时间，但中老年人不是。像我的母亲，她既不会玩电脑也不会玩手机，她的日常娱乐是到楼下聊天打牌。我发现一旦我们自己在做点什么的时候，她就会表现出很无聊，很想外出的情绪，甚至提过要戴着口罩去楼下看打牌（前期楼下还有一些老太太戴着口罩打牌）。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时候，年轻人要有这个意识，不能只顾自己娱乐而忽视其他家庭成员，要开发一些大家都能参与的活动。

　　我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就住校，大学、研究生也在外省读，其实能呆在家里，能跟家人这样一直呆在一起的时间是很少的。而且我在家这边并没有什么朋友，最好的朋友也在去年移民了。往年新年，父母、姐姐都会外出跟自己的朋友相聚，过年于我而言是一个比较孤独的时间。但今年由于这个疫情，大家都不能出门，反而让我过了一个很热闹的新年。所以我认为大家应该要好好珍惜这段时间，多和自己的家人聊聊天，多一些回忆。

　　这场疫情对于我来说比较慢热，我目前住在香港，祖籍广东江门开平，现在深圳大学传播学院读大学三年级。记得1月29号，我当时是从学校是先回去香港的家，那个时候只是从微博以及新闻中简单了解到“新冠肺炎”，是什么等这些表面的信息。当时自己也并没有十分地在意这场疫情的影响，甚至还抱有相隔有些距离，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这种想法。

　　也有可能是我从学校离开的时间较早的缘故吧，当时并没有在朋友圈里感受到疫情的存在，可以说几乎很少看到关于疫情的消息。当疫情开始蔓延至广东省时，据我观察到开平这边，街上戴口罩的人数只是占了少数，有些人甚至不在意——我从朋友圈发现中看到，许多同学表示劝告家里长辈出门戴口罩，而长辈们都不以为然。直到江门出现了第一例病情，口罩、消毒液、洗手液等慢慢开始出现卖脱销的情况，开平市的人们才开始重视起来。

　　2月初，开平出现了第一例，这个时候已经很难买到大量的口罩、消毒用品，这个时候的开平才真正让我感受到压抑，走在街上，人来人往，脸上无一不戴着口罩。除了看到少数老人家，不知是买不到口罩还是其他原因。我真的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甚至各大药店的网上预约口罩都是需要抢的地步了，能堪比抢演唱会门票了。也就是开平这一例的出现，朋友圈开始有刷屏，全部都是关于这例病人的消息和相关活动路径，态度都是清一色的对他一顿痛骂和厌恶，痛斥他“污染”了开平这一方不易的“净土”。

　　其实，香港的“疯狂”程度更甚于内地，据我在港的亲人和朋友说，为了买口罩，排队的队伍能足足跨跃并排满好几条街。尽管香港官方消息表明不会存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但是在大大小小的商场、超市里，别说口罩了，凡是带有“消毒”字眼的商品都买不到……大米、方便面、纸巾、油盐、甚至卫生巾都被完全抢购一空。妈妈一大早就起来去买大米都完全买不到，家里人也表示苦不堪言。

　　以前都是戴口罩去“抢钱”，现在却是带着钱去抢口罩。两地都是哄抢不止，疫情下的众生相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却又无奈至极。

　　疫情来临时，我回到了香港，继续做起兼职，在公司里，有偶尔听到同事们在讨论这次疫情，都反映希望疫情不要蔓延到香港这类的想法。（那时候香港还没有存在病例，至少从新闻上看是没有的。）当我回内地之前，同事们还半开玩笑地跟我说小心点，别把病毒带回来。

　　目前，由于爷爷奶奶都居住在开平，因此每年都会选择回来开平过年。其实，回香港过年也是有考虑过的。移居香港也已经三年多了，香港的各方面生活，除了居住环境，都还是挺不错的，但我始终好像对香港没有那种“归属感”，不过这也是正常，毕竟十多年都在内地长大。我始终感觉内地这边的“年味”更足，每到除夕当天，都会和家人去买花、年桔（桔子盆栽）、春联等摆放在家里新年陈设。由于香港的家里地方有限，是没有买过的。

　　从这次疫情的情况来看，父母觉得其实可能开平会更加安全，毕竟香港人流多且杂，你不知道下一秒从你身边走过的是哪里的人，危险系数说不定更大。若是之后疫情更加严重，是否返回香港也还不能确定，首先，因为3月份就要开始上网课，如果回港，家里没有WiFi，不利于上课；其次，要考虑到客运交通的问题，在如今形式还很平缓的情况下，港班车客运都全市暂停；高铁就更不用说了，人多杂乱，得不偿失，因此不能确保严峻之后能够回港。

　　自有一例病例以来，街上的人数变得肉眼可见的少。首先全市客运站的港班车客运在6号左右就完全停运了。2月4日到9日， “开平市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了全市范围内的所有餐饮服务行业暂停营业的通知。2月8日开始，从江门地区以外返回开平的本地居民或外来人员都要在1小时内主动向居住所属的居委会或自行上网进行报告登记。11号开始，各大药店加大了口罩的供应，依然是需要在网上登记预约才能去往线下门店购买。那几天，整个朋友圈开平的朋友们都在疯转口罩的相关信息。

　　不过幸运的是，开平唯一病例已经治愈，一些餐饮服务行业慢慢开始恢复营业了，但多数还是以外卖为主。按我之前外出采买的看到的：街上来往行人比之前多了，口罩依旧是需要预约购买，但是可以说供应充足，（看你手速够不够快），对不熟悉线上预约的老人也提供了电话预约。这样看来，开平目前还是比较平静的。但也有听说在水口镇还有十几个从武汉回来的人在隔离，这个真实性有待考究。

　　今天是2月16号，江门已经累计23例。开平市的餐饮服务行业已经开始恢复营业，店面全部采取自主下单的营业模式，只提供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大型商场在疫情期间也是照常营业的。

　　据我了解，开平市也已经全面采取购买物资限制出入的做法，在不少的街道上都贴着横幅，比如长沙街道：规定上班需要通行证，且每户两天仅限一人外出，大大小小的住宅区都规定非该住宅区内的住户、汽车等都禁止入内。（见下图）

　　这样的做法其实从居民的角度来讲，对日常生活的干扰还是有的，以一个比如很细小的事为例：每个人购买物资时有限购，如果这时家中能多出去一个人，那就能买到多一份的东西。其次，工作也是一个问题，没有复工，就意味着没有收入，在家空等，对一些较为困难的家庭来说是不小的打击。我听在香港港的妈妈也在抱怨，从12号开始，公司要他们休息2个礼拜，何时复工再等通知，妈妈甚至说有一些生意差的公司分店濒临倒闭的地步了。

　　但是从现实、理智方面上讲，这样做确实能减少人与人的接触，也是避免传染的危险的无奈之举。只希望疫情能快点过去吧。

　　至于目前依旧宅在家里，娱乐方式就是煲剧、看电影、听听音乐、玩游戏、看书，增进厨艺等。因为不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所以我是独自一人在家，爷爷有偶尔给我带过来一些菜和肉。这段时间以来厨艺可谓是突飞猛进。

　　与疫情相关让我挺受到触动的其中一个就是各地的救助捐款吧。下图就是我在家阳台上往下拍的照片，我家楼下就是街道卫生办，恰好看到了网络捐献的公益活动在进行拍照认证。不仅是这个，很多国外的开平华侨都纷纷捐献了很多物资来江门、开平。还有就是每个小区测量体温点的物业人员，对我们居民来说，我们只是停留几秒钟，而他们却是一直长时间不分昼夜的驻守。很感谢他们的付出。

　　作为一个“追星女孩”，在微博，我看到很多追星女孩们也纷纷响应，热心公益，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救助疫区，首先是中国人，之后才是追星女孩。比如“鹿晗吧_LuhanBar”截止到现在已经联合捐赠了十五批的物资。用最炽热的心去追星，也用最热血的心做公益。公益面前无饭圈，平时追星的我们，在大是大非面前也绝对不含糊。

　　粉丝圈也是传递正能量的地方，不管是谁的粉丝，不管平时大家有没有互相“撕逼”，如今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偶像，还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阿中哥哥加油，大家都平平安安地度过这次的疫情。

　　这场病毒确实是突如其来。我是澳门人，老家在广东江门鹤山，目前在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专业读大学一年级。

　　起初的一两天，朋友圈确实有一些小小惊慌，武汉的同学开始买口罩，其他地方的同学也陆续给我发来关心的话语。在那几天里，我一直很关心这方面的报道，期末考也戴着普通口罩。但渐渐的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新闻了，以为事情问题不大，也确实放松警惕了。

　　事实上尽管疫情起初并没有说是“人传人”，但是在疫情刚刚公布的时候，整栋宿舍楼的同学都在争先恐后购买口罩（N95的），然后接下来几天，就没有关于“新型肺炎”的报道了，我还是把高铁改期，取消留在武汉游玩的计划，决定考完试就马上回家。虽然回家的前一天刚说有一例病人被治愈出院了（我想这可能是大家都放松警惕的原因，或者说那时候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是当时出于对病毒的恐惧——当然也有我去到人流量大的地方必然戴口罩这个习惯，我回家全程是都戴着N95口罩的，同时也带了两个N95口罩回家。回到家乡时，没人意识到这个病毒意味着什么，也丝毫没有重视。一切就是放假该有的样子，回家吃了一顿大餐，还和同学出去玩。（我是1.10号坐高铁回来的）。

　　随着病毒全国蔓延，恐惧倒是算不上，但是防备意识很强，如临大敌。尽管城市里没有确诊的病例，但是谁也不知道有没有处于潜伏期的患者。所以疫情公布的当天这边口罩就基本卖空了，街上的大部分人都戴口罩。之后因为我自己是在武汉回来的，我就开始了14天的自我隔离。家里人也开始打电话委婉地推掉所有的春节的饭局。大家开始互相联系买口罩的渠道等等，但是还是有一些亲戚朋友是远道过来（例如佛山广州）串门走访的。大多数人都取消了饭局，但是还是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仍不重视。街道上很多老年人也是没有佩戴口罩的。朋友圈特殊反应大概是“天命圈”的图吧，江门一直都是不温不火的存在，总是有人称他是风水宝地。但是很不幸最后还是没有躲过去。朋友圈除了一些因为无聊而衍生出的有趣想法以外，就是关于疫情的信息，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反应。

　　今年回江门过年的原因，是爷爷奶奶在江门，很多亲戚朋友也在。疫情来临的时候，港澳同学中有不少是在香港或者澳门的，有那么几个同学在刚公布信息的那两天一直在积极代购口罩。对于澳门，我留心过一些政府公布的信息，例如每个人凭身份证每十天可以就可以在指定药房购买十个口罩等。私以为澳门这一点做的很好，在江门这边别说低价买口罩了，能买到口罩就不错了。

　　其实我没有想过回澳门过年有这么几点原因，一是我觉得这行为不太仗义，二是我坚信党和政府，相信全国人民能打好这场战“疫“，三是倘若疫情严峻，更应该就地隔离，出门就多了一分感染或传播的风险；四是过关到澳门的话人群密集，在这种非常时刻应该减少到人群密集地方的可能。

　　我老家在鹤山，起初江门没有出现病例的时候，虽然人们都进入“战备状态”，但是还没有那么紧张。后来，鹤山出现病例，且第三个病例出现后公布的他的行动轨迹范围比较广，这就有点人心惶惶了。据我所了解，就鹤山来说，大家日常的温饱还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大家都宅在家，除了公务员要上班、菜市场和一些大超市正常营业以外，很多店铺都是大门紧闭。

　　对于我们学生党，给一本书可以看一天，只是不能出门玩了而已，生活大概就是没有那么五彩斑斓；对于老年人，也只是减少了出去散步、下棋、闲聊的时间；但是对家长和工作党而言，干扰就很大了。家里的财务状况如今是只出不入啊，我父亲的公司没有办法照常上班，因为政府对复工的单位有要求，每个员工都要准备十天量的口罩，公司要准备红外线测温枪。上哪找口罩呢？我家的口罩只有寥寥几个，全都是给母亲出门买菜时候用的。外租的铺位，租客打电话说他们没有开业，特殊时期能不能免租。堂哥是做餐饮行业的，他的餐厅倒是复工了，只是营业额什么的我也不敢问了。我自己宅家除了学习以外主要是看书，练练钢琴，玩玩游戏；刚开始还做一下甜点，现在局限于材料，也就没有做了。

　　在江门的时候，我一直密切关注武汉的疫情，新闻也是每天都刷。看到自己大学所在的城市变成这样子，比起难过，更多的是担忧。武汉有很多我的同学亲友，武汉封城以来，我隔两三天就会和武汉的亲友唠嗑几句：“一切都好？”“多玩游戏吧，少出门啊。”有一天我一位亲友跟我说，他不能一起打游戏了，因为他确诊了，要隔离，不能带电脑。我呆住了，什么话也说不出，只剩下一句：加油吧。我除了给他们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以外，我什么都做不了；我除了希望他们没事以外，也不能给予他们什么帮助。希望战“疫”早日结束，我想“珈”了。

　　在整个疫情当中，我最受触动的是：当疫情爆发的时候，我在怀疑我所学的专业能为这个社会做什么贡献。直至后来谣言起谣言止，众人的心情在各路信息中起起落落，我突然明确了作为一个新传人可以做的事情，的确还有很多：传递最新的、正确的信息，以及应该大胆地敢说真话。

　　从李文亮医生事件开始，到后来总有一些公众号文章被莫名删除。我和我爸之间有过一次争论，他说应该注意言辞，他说“你说了点什么，有关方面如果觉得不对，训诫就训诫了，就算后来证明你是对的，那又有什么用呢？”我后来认真的思考了一下，觉得不应该是这样。从事新闻行业者，应该求真，而热血青年更应该敢做敢当。在李文亮医生离世后，武大学子的QQ中都流传着这么一段话：“这是他当年的模样，这是他当年的宿舍，这不就是我们的宿舍么，那我们以后是什么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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