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雯時代”：中國如何認識“媒介融合”的概念

　　蔡雯2005年把媒介融合概念從美國引介進入中國后，中國學界對它的概念界定從未達成一致意見。本文總結了2006至2018年間的高被引文獻，將“蔡雯時代”的媒介融合概念認識分為引介、分歧、技術、擴展四個階段，認為中國特色話語替代了對於媒介融合原初概念研究的興趣，同時警惕媒介融合概念研究陷入學院派和“孤島化”的困境中。

　　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的概念由MIT Media Lab創始人Nicholas Negroponte教授發揚光大。1978年，為了給實驗室籌款，他使用了一幅著名的文氏圖，給出了廣電、出版印刷和計算機三個領域逐漸交叉重合的發展趨勢（Peter Spellman，2013）。媒介融合理論的元老還有同樣來自MIT的I. Pool教授，他被學界廣泛認為是融合概念的提出者。

　　中國對媒介融合的理論反應較遲鈍。對此最早的介紹等到了20世紀末，來自崔保國（1999）。實際上，對中國學界來說，2005年才是媒介融合概念真正的“引入之年”（劉穎悟，汪麗，2012）。這一年，在研究富布萊特項目時，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蔡雯最早地向國內進入媒介融合的概念（蔡雯，2009）。蔡雯重點關注了美國新聞業與新聞學院的變化，在一次訪談中曾提出，在中國“媒體融合是大勢所趨”（蔡雯，2005）。

　　在蔡雯成功引入美國學界媒介融合理論與業界實踐經驗后的十余年（考慮到蔡雯的影響依然巨大，不妨稱之為“蔡雯時代”），中國學界對媒介融合的興趣大為高漲。從2006年開始，相關研究數量開始迅速增加，並在2015年隨著“互聯網+”的提出出現一個高峰。

　　但是媒介融合的概念迄今沒有出現權威的定論。它成為傳播學領域最難以把握的概念之一。然而對於中國的傳播事業發展，盡力厘清這樣一個概念又是很有必要的。本文將對在中國知網上通過“媒介融合”搜索到的2006至2018年這十三年間被引前十的核心期刊文獻進行綜述，總結中國學界對媒介融合概念的認識階段。

　　在最初的研究中，引介者蔡雯的觀點影響力最大。也是從介紹美國學者的理論出發的。在2007年她介紹了Rich Gordon所歸納的如下五種“融合新聞”類型：

　　蔡雯同時指出，這個分類缺乏一個統一的標准。前三種基於媒介組織行為劃分，后兩種基於採編技巧劃分（同前）。

　　Pool作為媒介融合概念的提出者，他給出的原始定義也很早便被引用：“各種媒介呈現出多功能一體化的趨勢”（孟建、趙元珂，2006）。這一定義自始至終（段鵬，2018）都受到學界高度的認可。同樣影響力巨大的還有蔡騏（2008）、王漱蔚（2009）都認可的Andrew Nachison的定義。Nachison認為媒介融合是“印刷的、音頻的、視頻的、互動性數字媒體組織之間的戰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聯盟”（蔡騏，2008）。黃建友（2009）在介紹Nachison和Pool的定義，強調融合從本質上講是不同技術的融合。Pool的觀點在之后也長久地受到重視（彭祝斌、梁媛，2010﹔張喬吉，2010﹔孫玉雙、孔慶帥，2011）。

　　在上世紀后葉美國學者提出的理論，在中國學界的影響依然巨大，一方面說明了中國與美國面對傳播變革時面對相似的挑戰，另一方面也說明，作為舶來品的媒介融合的本土化依然困難，迄今沒有足夠有效的對媒介融合概念的解釋。實際上，在相當后期的研究中，Negroponte和Pool的定義依然是主導性的。

　　在蔡雯引進媒介融合的概念后，出現了許多使用媒介融合的視角進行的案例分析，包括對於國內鳳凰集團（吳海榮，2006）、美國TAMPA（高鋼等，2006）等的觀察。同時，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為中心的理論研究陸續開展起來。

　　許穎（2006）認為媒介融合是一個分層次進行的過程，第一層次是媒介互動，是指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之間的合作﹔第二層次是媒介整合，涉及媒體所有權的合並調整﹔第三層次則是媒介大融合，網絡、媒體、通信三者融合，傳統媒體與新媒體邊界消失。而媒介融合的概念分歧，最開始恰恰便出現在研究層次上。

　　微觀層面上，王鴻濤（2007）認為，媒介融合是指“不同媒介形式的融通整合”，即全方位合作，最大化效益。劉寒娥（2008）繼承王鴻濤觀點，認為“媒介融合是不同媒介之間的整合與重組, 交融與互動, 是不同媒介形式在信息採集、制作、傳播過程中的全方位合作”。關梅（2008）把媒介融合簡要概括為信息技術引發的全新變化。這類界定均限制在了許穎的第一層次。

　　中觀層面上，王菲（2007）認為，“媒介融合就是指在數字技術和網絡技術的背景下, 以信息消費終端的需求為指向，由內容融合、網絡融合和終端融合所構成的媒介形態的演化過程”，這個定義得到其他學者的應和（蔣曉麗, 任雅仙，2008）。高鋼（2007）也曾給出了中觀的定性，指出媒介融合是“現代信息技術推進的信息傳播的技術手段、功能結構和形態模式的界限改變及能量交換”。黃建友（2008）、董廣安（2009）等引用蔡雯的定義，“在數字技術與網絡傳播推動下，各類型媒介通過新介質真正實現匯聚和融合”，並承認了媒介融合概念的復雜性。

　　早期較系統的對概念的專門考察是由徐沁（2008）開展的。她回顧了從Negroponte開始的美國學界的一系列研究，總結到“媒介融合”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媒介融合指不同媒介形態融合成為新的媒介形態，是量變到質變﹔廣義的媒介融合“包括一切媒介及其有關要素的匯聚與融合”（徐沁，2008）。后者也是徐沁所認可的界定。

　　③宏觀層面，包含上述兩類定義的內容，而且強調了社會監管和規則融合，受眾參與以及媒介的經濟學和社會學后果﹔

　　④“大傳媒業”角度，提出涵蓋傳媒業、電信產業、IT產業、電子產業等等的“大傳媒業”，並在此范圍內研究。（蔡雯、黃學友，2009）

　　他們還提出，媒介融合有三個核心內容不可或缺：媒介內容的融合，傳播渠道的融合，媒介終端的融合（同前）。不難看出，他們受到了王菲觀點的影響。

　　鄧建國（2010）認為媒介融合的核心思想是技術的融合，並指出這種融合最終落腳到互聯網上。亦有學者引用喻國明教授的定義：“所謂媒介融合，是指報紙、雜志、廣播電視、互聯網所依賴的媒介手段逐漸趨同，以信息技術為中心，以衛星、電子技術等為傳播途徑，不同的信息在同一個平台上進行整合，各種媒介形態之間相互融合，媒介一體化的趨勢越來越顯著。”（王婷婷、孫志偉，2011﹔焦道利，2015）

　　丁柏銓（2011）進行了具有重要意義的辨別。他回顧了美國學者Nachison的經典定義與Rich Gordon的“五種融合說”，對陳浩文與彭蘭的解釋進行了批判性思考后，提出媒介融合是物質層面（即工具層面）、操縱層面（即業務層面）和理念層面（即意識層面）的復雜融合（丁柏銓，2011）。

　　進入新的十年后，數字化、電子化、網絡化對於媒介融合的影響開始受到更高的重視。趙振翔和王潔（2013）在進行微博與微信的對比研究時，提到“媒介融合的基礎是數字化”。石長順和肖葉飛（2011）提出，“媒介融合是在數字技術、網絡技術的發展和放鬆規制的語境下，不同媒介產業通過並購、重組和整合，達到渠道、組織、內容和終端融合，實現集約化、數字化、多元化的融合新聞生產的過程”。劉穎悟和汪麗（2012）進行了媒介融合概念的系統耙梳，在臚列了國內外較有影響力的各觀點后認為，“媒介融合是緣於數字化、網絡化技術的推動而導致的不同媒介之間的邊界模糊甚至消失的現象和過程”。

　　更具有代表性的意見是：媒介融合是“在傳播數字化背景下，媒體把信息產品或服務轉化為0、1 代碼進行存儲和傳輸，並在其他多種媒介終端上對信息產品進行復原”，而中國的三網融合和數字出版都是其典型應用（梁小建，2012）。

　　后來的學者充分地認識到了“媒介融合”這個概念的復雜性。郭毅和於翠玲（2013）認為，國內學者沒有充分地參考英文文獻，有必要繼續引介國外成果。他們進而闡述了媒介融合概念為何存在不同理解的原因。首先，媒介融合本身是一個“歷時性的概念”。其次，學界的研究視角不同：從媒介史的視角出發，會得出媒介融合是傳統媒體和新技術的結合的觀點﹔文化研究的視角下出現了數字范式和新型融合范式﹔持經濟學的視角的學者也有不同結論（郭毅等，2013）。

　　李良榮和周寬瑋（2014）認為，“媒體融合是指各種媒體形態的邊界逐漸消融，多功能復合型媒體逐漸佔據優勢的過程和趨勢。它不是單純媒體形態的融合，更是一種全方位、深層次的融合。”喬保平，冼致遠和鄒細林（2014）總結到，“媒介融合是數字技術推動下，傳播介質得以兼容並進而衍生出各種新媒體，從而引發傳媒業態不同層面上的邊界消融; 同時，也是技術變革下多種力量博弈呈現的復雜而深刻的傳媒景觀。”

　　胡德才（2015）高度肯定了普爾的觀點，認為他的“媒介融合”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哲理性、開放性和預見性，當今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融合亦可視為其題中應有之義”。黃旦與李暄（2016）再次進行了回顧。他們批判性地指出，現有的媒介融合是在媒介組織邊界來理解的，也即是業態的角度。另一種理解，也是他們更推崇的理解，是社會形態的變化。他們認為將媒介融合理解為“以數字技術為元技術平台，將不同維度上的媒介重新整合為一體，形成一個全球化的、涌動的‘網絡社會’”，對我國傳播實踐更有積極意義。

　　面向未來，劉慶振（2017）用發展的眼光提出，“數字化和網絡化是媒介融合的初級階段，泛在化和智能化則是其高級階段”。

　　媒介融合是當今作為復雜的概念之一，實踐性非常強，從各個角度給出的定義非常豐富，年代之間也有交叉。本文總結的四個階段也隻能給出粗略的印象，畢竟，就算在中文學界引領風潮的蔡雯也沒能夠提出一個主導性的定義。

　　曾培倫（2017）最終從本質上觀察到，“作為一個舶來品的‘媒介融合’概念，中西方在研究范式上是不接軌的”。學界似乎對於界定其概念的興趣在引介數年后一直不高，更多的研究注重指導實踐和預測行業變化，落腳在可操作的層面，例如體育新聞（董青、洪艷、董海宇，2011﹔李丁、肖煥禹，2013），廣電行業（喻國明，2008﹔余志為，2012﹔喬保平，2014）等。這可能是中國意識形態和經濟快速上升共同作用的結果。在媒介融合的實踐中催生了不少具有中國特色的話語，例如“三網融合”、“全媒體化”和“萬物皆媒”。這些話語轉移了學者的研究偏好，使得蔡雯、彭蘭等學者的意見長久得不到外部的挑戰，媒介融合本身的概念研究出現學院化、“孤島化”的傾向，這一點尤其值得警惕。

　　[4] 蔡雯, & 王學文. (2009). 角度·視野·軌跡——試析有關“媒介融合”的研究. 國際新聞界(11), 87-91.

　　[5] 蔡雯. (2005). 培養具有媒體融合技能的新聞人才——與美國密蘇裡新聞學院教授的對話. 新聞戰線 (8), 84-86.

　　[6] 蔡雯. (2007). 從“超級記者”到“超級團隊”——西方媒體“融合新聞”的實踐和理論. 中國記者(1), 80-82.

　　[8] 段鵬. (2018). 媒介融合環境下我國廣播電視發展的實踐路徑與建議. 中國電視(3), 58-61.

　　[19] 劉寒娥. (2008). 媒介融合背景下新聞業務形態的整合與發展. 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 94-97.

　　[28] 鄧建國. (2010). 媒介融合:受眾注意力分化的解決之道——兼與“反媒介融合論”商榷. 新聞記者(9), 56-60.

　　[37] 喬保平, 冼致遠, & 鄒細林. (2014). 再論媒介融合時代廣播電視輿論引導能力的提升. 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36(1), 35-39.

　　[44] 喻國明, & 戴元初. (2008). 媒介融合情境下的競爭之道——對美國電視的新競爭策略的觀察與分析. 新聞與寫作(2), 18-20.

　　編者按：近期，互聯網應用適老化改造成為輿論熱點。相比尚不熟悉互聯網的老人，已經能夠熟練掌握互聯網應用操作的老年網民同樣面臨網絡謠言、網絡詐騙、虛假廣告等陷阱，他們抵御風險的能力遠低於年輕網民。…

　　在現代社會數字化與智能化飛速發展的當下，老年人與互聯網之間的“數字鴻溝”已成為必須逾越的課題。2020年底，工信部正式印發《互聯網應用適老化及無障礙改造專項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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