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者”的出场：短视频媒介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短视频的出现让人们即便在封城期间还能够了解周围的世界，并“看见”彼此。这些普通人拍摄的短视频数量巨大，从不同侧面记录了抗疫期间中国民众的日常百态。它们出现在抖音、快手、新浪微博、微视、bilibili等各个短视频平台，也在微信朋友圈和微信群中广泛传播。这些记录或将成为未来历史学家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史料。如果未来的历史学家对这些史料的载体感兴趣或足够敏感，他会敏锐地发现：在我们这个时代，一种新的媒介形态——短视频正在流行，并日益成为互联网上的一种主导性媒介。接触和使用短视频已经成为中国民众生活中的常态。

　　短视频的流行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媒介和文化景观。鉴于媒介“已然成为社会和文化实践的一个结构性条件”（夏瓦，2013/2018：5），并且在历史、社会和文化转型中发挥着巨大影响，我们也极有可能因此处在一个历史发展的分水岭上。当未来的历史学家反观我们这个时代，一定无法回避如下问题：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而言，短视频为何会突然崛起？短视频的崛起对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而言，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促成这些改变的原因又是什么？这一新的媒介形态的崛起及其后果对历史走向和历史研究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要回答这些问题，就离不开对这一媒介的历时性分析，将短视频置入一种历史社会学的视域中来考察。

　　从全球范围来看，不论影响力还是使用人口的规模，短视频在中国的发展无疑走在世界的前列，可谓一道极具中国特色的媒介景观。

　　事实上，短视频是互联网发展到“自媒体时代”的产物，是“自媒体”的新发展。自媒体将传统媒介时代潜在的、数量有限的信源及沉默的受众变成了积极的、无限量的传播者（潘祥辉，2011）。短视频的崛起则将自媒体的演进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比起其他类型的自媒体，短视频媒介的使用者更加广泛，也更加“平权化”和草根化，并且更加彻底地摆脱了文字媒介的束缚，显示了其潜在的性。

　　从长时段的人类媒介的发展史来看，短视频的流行确实构成了对文字主导历史记录的一种颠覆。自古以来，文字一直在人类历史上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在德国学者阿斯曼（Jan Assmann）看来，文字是记录的媒介，也是记忆的媒介，文字在人类社会“凝聚性结构演变的历史长河”中影响巨大。历史发展到21世纪20年代，我们似乎正在面临另一个分水岭，视频尤其是短视频正在日益发挥着重要的记录和记忆功能，甚至可能超越文字媒介在历史上的地位。尽管视频媒介早在20世纪就已经出现，但不论是电影还是电视，都还只是一种单向传播，是少数人才拥有传播主体权的媒介。短视频是互联网发展到自媒体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的产物，是智能手机及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之后的一个新物种。不同于长视频，短视频的篇幅更加短小（一般5分钟以内），非常容易制作和传播，适应了碎片化时代人们的信息偏好。法国学者德布雷（Régis Debray）用“媒介域”这个概念来描述信息传播的媒体化配置所形成的包含社会制度和权力的文明史分期，并将人类文明史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媒介域：文字（逻各斯域）、印刷（书写域）和视听（图像域）（德布雷，1991/2017）。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型视听媒介，可以看作是“视听域”的一种新的进化形态。当短视频成为一种主导性媒介，它自然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即时性的，也是历时性的。不仅表现在社会层面，也表现在历史层面。

　　一种新媒体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信息生产方式的革新，也意味着围绕它的某种组织性和结构性的变动，并将在社会历史层面上产生重要影响。如果拉长观察时段，我们将会发现，短视频媒介的历史社会学效应首先就表现在它促成了“无名者”的历史性出场。有了短视频媒介，无数“看不见”的无名者不再是被历史排斥或忽视的“沉默的大多数”，而是变身为能够记录自己和他人的能动传播者，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

　　从历史演变来看，自智人走出非洲，人类大体上历经了5000-10000代，一共约790亿人，但这么多“过客”能够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却寥寥无几。即便进入文字社会，能够在历史上留下只言片语的，也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留下全息影像的，更是凤毛麟角。记录媒介的缺乏是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也正是福柯在《无名者的生活》一文中所谈及和反思的问题。通过翻阅18世纪的历史档案，福柯关注到了那些出现在档案中的“无名者”。他发现这些无名者之所以被记录，不过是因为与权力的偶然遭遇。档案对他们的记载只言片纸，模糊不清。福柯感叹到：“长期以来，只有贵族的编年史，才值得人们用不带嘲讽的口吻来讲述；只有血统的传承、出身与英雄事迹才赋予一个人进入历史的权利。而如果说有时确实有些卑贱之辈会得享一种荣耀，那也是借助了某件异乎寻常的事情，这件事要么圣洁辉煌，要么罪大恶极。”（福柯，1999）“无名者”的这种遭遇，在历史上是常态，要么不被记录，要么被任意歪曲。在中国古代，文字和记录也是掌握在权力者手中的。“二十四史”几乎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中国特色的“起居注”只被用于记录皇帝和皇后的日常生活，记录“起居注”的则是供职朝廷的专职史官。近代大众传媒的出现打破了这种文字垄断，但能够进入媒体视野，留下姓名或影像的，主要还是精英阶层。传统媒体时代的记录者是职业记者，人数有限，普通百姓由于缺少媒体接近权，只能被动地进入媒体。只有到了互联网兴起后的“自媒体时代”，随着“传播个人主义”的崛起，“无名者”才获得了表达权和记录权。而到了短视频时代，这种“传播个人主义”无疑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短视频给平民在历史中登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绝大多数人都能够记录自己，呈现自己，制作自己的“起居注”。短视频时代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平民起居注”兴起的时代。

　　“记录”是短视频时代的关键词。短视频平台“快手”的口号是“记录生活记录你”，“抖音”的口号是“记录美好生活”，都突出了“记录”二字。短视频媒介确实是一个适合“无名者记录”和“记录无名者”的媒介。2019年，仅“快手”的内容生产者的数量就已超过2亿，每日产出的UCG内容超过1500万，原创视频库存已超过130亿条（快手研究院，2019：17-18）。这显然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民记录”。

　　短视频时代的这种“全民记录”使得“平民起居注”成为一种新的记录方式，一种“微型史记”。据快手大数据研究院的统计，仅在快手上，就有超7000万作者记录家庭生活和日常生活。这些日常生活既涉及工作场景、吃喝拉撒、也涉及文化和精神生活。在笔者看来，对文化和精神生活的全民记录是一种更有价值的记录，更具公共性和历史社会价值，典型代表就是一些“乡土文化”类的视频。快手发布的“非遗”数据报告显示：在快手，每3秒钟就诞生1条“非遗”视频。在2018年里，有252万名用户发布了1164万条“非遗”视频内容，累计获得250亿播放量，收获5亿次点赞（快手大数据研究院，2019）。这些所谓的“非遗”，其实很多是尚没有完全消失的，仍然活跃在民间的文化传统，或者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如婚礼、丧葬、祭祖等，既是文化仪式，也是生活本身。

　　“全民记录”可以使更多人的生活和更多样的民间文化得到保存。因此，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全民记录”就是短视频媒介最大的价值。正是这种记录媒介，带来了“无名者”的历史性出场和“平民起居注”的崛起，并使“每一个劳动者、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物品、每一个才能、每一个声音、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乡村、每一个传承、每一个群落、每一个产业”都能够得到展示、记录和保存，构筑成了一个“生活史的博物馆”（快手研究院，2019：200），也由此彰显出了记录媒介的价值。

　　一个短视频的记录就是一个文本。借助于新的技术手段，这个文本既容易生产，也容易传播和保存。我们因此也可以把这样一种全民记录看作是一种新型的出版。对于历史史料的生产和累积而言，短视频媒介带来了全新的变化。

　　史料的形成及传播也是信息历史学（Information History）关注的重要议题。信息史学的主要倡导者、英国学者韦勒（Toni Weller）认为，信息历史学即是对过去信息的研究，它试图将信息的生产、传播、审查、保存、访问、隐私等主题放在更广泛的历史话语中考察，着重探讨信息在社会中的作用及其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Weller，2010）。对信息史学的研究离不开媒介分析。不同的媒介对于信息的形成、积累及传播显然具有不同的影响。在黄旦教授看来，媒介即史料：“从媒介的角度，史料不仅仅是历史记载，它本身就是历史的一种制作，寓含着其特性、时间事件与其他媒介的关系。好比福柯眼中的‘档案’，就是一种特殊的‘陈述系统’，它既是陈述自己，同时也规定着陈述。”（黄旦，2019）从媒介学的观点来看，短视频媒介所生成的史料和文献，有不同于其他史料与文献的独特性。傅斯年先生指出：史料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的史料，一种是间接的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相反，则是间接的史料。而从史料的记载主体来看，则可以分为“官家的记载”与“民间的记载”（傅斯年，2016：5-38）。就短视频媒介而言，尽管其内容生产有三种模式：普通用户创作的UGC模式、专业用户创作的PUGC模式和由专业机构负责生产的PGC模式，但UGC仍然是主流。从史料价值而言，普通用户创作的短视频显然是一种“直接的史料”和“民间的记载”，这使得它更加真实，更加平民化，可以补充“间接史料”和“官家记载”之不足。

　　短视频的呈现和保存方式也使它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文献。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很多，按通行的时间先后，这些文献资料大体可以分为铭刻、简帛、写本、印本这样四个序列（张涌泉，2013：9），但基本都是以文字记载为主。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文献的记载和存储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而到了短视频时代，这种颠覆则更加彻底。文献数量海量增长、视频材料占主导、史料存储“云端化”，区块链技术的出现则可能使这些史料永远不可消灭。有历史学者指出：“文化材料向数字媒体的迁移，是一个类似于文艺复兴和后文艺复兴印刷文化开花的过程，其历史重要性及对未来的影响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王旭东，2019）我们今天正在经历这样一个历史信息和史料“数字化”的过程。这种史料形态的变化本身也会影响到历史。

　　可以想象，短视频媒介的兴起也将带来“史料”积累的大爆炸。海量的视频文本将彻底改变未来历史研究“文献不足”的问题。一千年后的历史学家要呈现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史，显然拥有更为丰富的历史文献。我们今天通过短视频记录和呈现的“起居注”，甚至饮食起居等这些再平常不过的场景，未尝不会成为以后历史学家的民俗史料。而其研究方法，也可能会实现一个从历史个案研究到历史大数据研究、从文字分析到视频分析的转向。

　　不过，历史充满迷雾。未来敏锐的历史学家一定不会流于历史表象，他们一定会有所疑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无名者”的历史性出场？为什么会在这个时代出现这种“全民记录”？这些记录的真实性如何？如果要对这些问题有所了解，我们则需要进一步分析短视频背后的媒介逻辑。

　　阿什德和用“媒介逻辑”这一术语来描述媒介制度性的和技术性的运作模式，包括媒介如何分配物质性的和符号性的资源，如何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规则下运作，以及如何影响社会经验的选择与表达（Altheide & Snow，1979：206）。显然，短视频的兴起有着自己的“媒介逻辑”。

　　中国短视频媒介的勃兴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是1990年代以来国家在互联网领域的长期投入，尤其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完善，网速越来越快，资费越来越低，这使全民上网成为可能；其次是智能手机的普及。一部内置摄像头、功能完备的手机价格越来越便宜，原来专业记者的装备现在成为普通人的“标配”。任何人动动手就可以生产一个短视频文本；三是互联网商业企业的创新与大力推广。短视频的流行是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在视频领域的首次大规模商业运用。它离不开“电商”企业的技术创新，更与许多专注视频行业的互联网公司的商业策略分不开。在笔者看来，第一和第二个因素只是短视频普及的前提条件，而只有第三个因素，即互联网企业的竞争与主动创新、引导，才是短视频媒介崛起的关键性原因。

　　在短视频媒介引导全民记录和全民表达上，在商业互联网竞争中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快手”公司做得非常出色，是这种“全民记录”的重要推手。很大程度上，正是“快手”给了“沉默大多数”突然出现于大众视野中的历史性机会。快手公司在激发人的记录本能以及降低记录门槛上可谓不遗余力，也取得了极大的成效。

　　“快手”自称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和“普惠价值观”来确保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被看见”，以此来引导全民记录。“快手服务于人的记录和分享，平等普惠是快手的核心价值观。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值得被记录。”（快手研究院，2019：8）依托人工智能“机会均等”的分发机制，“快手”保证了普通记录者“被看见”的机会，这既保护了普通人，也调动了他们视频生产的积极性，带来了短视频拍摄内容的多样性。通过降低技术门槛，提高用户体验，甚至推出流量补贴及巨额奖励，普通人的记录和创作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海量的短视频也由此被生产出来。一定程度上，“无名者”的历史性出场就是这样被短视频企业激发出来、簇拥出来的。与那些专注“头部大V”的短视频公司相比，“快手”这样有明确的“为平民赋权”，打造“平民记录”平台的互联网公司可谓独树一帜。显然，快手公司的这种“自我定位”和“自觉意识”有力地助推了短视频的兴起和“平民起居注”的出现。

　　不过，“快手”毕竟是一家商业互联网公司，这种定位与助推与其说是服务于“平民记录”，不如说是服务于自己的商业路线；“无名者”的历史性出场与其说是“快手”公司主动积极追求的结果，不如说是其商业创新中所带来的“溢出效应”。

　　所谓“溢出效应”即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外部性后果。商业创新具有社会溢出效应，这在中国互联网的新媒体创新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中国互联网的“化”功能，“传播个人主义”的崛起都是这种溢出效应的体现（潘祥辉，2014）。短视频时代的“全民记录”也不例外。它是“快手”等短视频企业商业创新中的一个衍生品。

　　纵观人类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媒介发展史，几乎每一次“媒介”都与商业驱动有关。短视频媒介的流行及其带来的“无名者”的历史性出场显然不是源于国家或力量的有意推动，也不是互联网企业主动“造福百姓”的结果，它不过是互联网商业创新中的一种“溢出效应”与“非预期后果”。互联网企业的商业追求与对个体的技术赋权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潘祥辉，2017：130）。短视频的兴起显然是一种互联网技术商业所衍生的“副产品”，这当中“利益机制”发挥了重要的驱动作用。

　　正是利益驱动使得短视频公司不断改进技术以服务大众，也通过“利益均沾”机制吸引更多的用户入驻，以此调动用户生产内容的积极性。这种“激励兼容”造就了短视频的繁荣景象。不过，从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角度而言，过于强大的商业驱动也会带来一些负面性的“非预期后果”，表现在短视频媒介上，就是对“记录”和“真实”的偏离。随着短视频行业竞争的加剧以及对“变现”的追求，我们确实观察到，不论是短视频商业平台，还是个体主播，越来越偏离“记录”的初始状态，日益朝着商业化、娱乐化与宣传化的方向发展。以“快手”为例，其商业化运作中由“记录平台”转变为“电商平台”的过程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商业化转向显然侵蚀了“快手”平台“真实记录”的角色与功能。截至2019年底，“快手”已经引入了超过8000家的媒体和政务机构，这一数据还在不断增长，这些组织和机构正在成为短视频内容生产的主导者。

　　显然，引入政府机构、媒体机构以及MCN等专业机构入驻是短视频企业重要的商业策略，不如此，则难以将流量变现。但显然，越来越多的机构入驻及MCN的增加，会使UGC的比重不断降低，使短视频平台日益沦为政务宣传和营销的阵地，这也将导致短视频的“主流化”。尽管“快手”一再声称：“快手的社会价值在于记录中国”“真实成为快手视频的主旋律”（快手研究院，2009：295）。但一旦“平民记录”不能实现赢利，对商业化的过度追求必然使其偏离“记录”的初心。

　　由此可见，“平民记录”以及以对“平民记录”的逐渐颠覆，这是“商业化互联网”的媒介逻辑所必然导致的后果和悖论，互联网企业只能在这两者之间求得平衡。而强大的国家规制力量的存在，则可能进一步加剧短视频媒介对“真实性”和“平民性”的偏离。在商业变现及国家规制的双重压力下，短视频的内容生产必然呈现某种程度的“偏向性”。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短视频媒介的信息具有强烈的商业属性和生活属性，其内容越来越局限于时尚、娱乐等“非领域”或“非资讯领域”。从商业的角度而言，这些领域容易打造网红IP，也容易变现；而从国家规制的角度看，这一类的信息生产最为安全。近年来，从“快手”“抖音”到“梨视频”，各大短视频平台都曾受到过有关部门的约谈和处罚，这无疑加剧了短视频媒介的自我审查和“去资讯化”。短视频媒介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信息“偏向”，既是短视频本身的媒介特性所决定的，也是其所处的社会场域所决定的。

　　短视频媒介的兴起一定程度上就促成了一种新的传播，社会的“可见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为历史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短视频的“新媒体赋权”比其他自媒体更为彻底，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包括那些不识字的底层人群都可以通过短视频记录自己、记录他人。正是短视频的兴起，唤醒和激发了“沉默大多数”的表达和记录热情，这带来了“无名者”的历史性出场。不过，这些“无名者的历史性出场”并不是国家所赐，而是中国互联网商业化的一种“副产品”，是互联网公司追求商业创新的一种“溢出效应”，这使得传播领域的“个体赋权”先于领域实现。对短视频媒介的理解离不开对社会场域的深入分析。

　　中国的短视频媒介并不是一个自足的场域。“媒介化”理论认为，不同场域之间的“自律”和“他律”总是处于一种不断博弈的关系之中，来自其他场域的“他律”会挑战和影响媒介场域的“自律”（胡翼青，郭静，2019）。就短视频媒介而言，其“他律”主要来自商业领域的变现压力和领域的规制。我们看到，商业驱动既促成了“全民记录”的出现，也使短视频媒介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政务”“流量”“营销”“带货”正使短视频平台变成一个巨大的宣传和营销市场，并因此呈现了短视频媒介的“中国特色”。而“国家的在场”也强化了短视频媒介的信息偏向。短视频媒介的生活化、娱乐化和“去化”既是对媒介化的一种突围，也恰恰证明了场域及其作用力的存在。

　　作为一种新媒介，我们其实无法预知短视频所带来的所有的历史社会学效应。但短视频媒介的兴起将给未来的历史学家留下一种海量的新型文献却是确定无疑的，这一文献至少在社会史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即便今天，“快手”上的短视频也是当代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以及新闻记者等观察中国社会和各色人等的重要窗口。在社会生活领域，短视频媒介仍然是一种无可替代的记录媒介与展示媒介。它所记录和留存的文献，肯定也会成为未来历史学家观察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一个入口。当然，这些史料必然受到短视频这一媒介特性的影响，也受制于特定时期互联网商业化以及国家规制的影响，其呈现的信息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偏向性”。如何甄别和解读这些海量文献，有待未来历史学家的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