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新时代媒介管理学研究

　　历经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媒介版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前，我国媒介管理面临哪些新境遇？深化融媒体时代媒介管理研究、构建中国特色媒介管理学体系，对于促进中国未来传媒事业发展有哪些现实意义？近日，记者围绕这些问题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

　　随着融媒体技术的发展，我国媒介的面貌、结构、数量、技术、管理方式等发生了很大变化。据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邵培仁介绍，当前我国媒介产业格局在不断调整变革，媒介经营管理模式随着技术的发展快速更迭，传统媒体在整个媒介产业中占比在不断下降，以互联网、移动互联技术为基础的新兴传媒产业已经占据了市场主导地位。在经营上，传统媒体面临受众市场和广告市场双下滑的困难局面，而新兴媒体在不断抢占市场的同时，大胆进行媒介经营模式上的创新。

　　技术更迭改变了媒介的传播模式、价值模式和盈利模式。中国媒介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逻辑、生产机制和管理方式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媒体学院执行院长漆亚林告诉记者，在媒介变革实践的推动下，媒介管理学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中以媒体融合为核心的媒介战略转型研究成为媒介管理学的研究主向。智能化与超文本的生产管理，中央厨房与机构融合的组织再造、移动优先与机器算法的流程重构，以及新媒体环境下守正创新的价值重塑、产业拓展、技术管理等研究，具有一定的突破性意义。

　　随着国家媒体融合战略的推进，全新的数字化生态环境将成为全媒体传播时代的基本市场环境，也是媒介管理面临的新境遇。在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卜彦芳看来，数字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前媒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5G时代的媒体数字化转型将会进一步深化，万物互联时代，社会更加媒介化，媒体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也会随之拓宽。

　　今天，我国媒介管理学研究正在发生转向，平台媒体、数字经济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而新经济孕育的媒介经营管理新模式也成为业界和学界共同探讨的话题。邵培仁认为，在中国媒介管理学的视野中，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是不可偏废的平衡关系，只有占据足够的媒介市场，才能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只有发挥更加积极正面的社会价值，中国媒体才能在经济上获得长期的良性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闻学研究室主任黄楚新表示，如今，我国媒介管理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媒介管理也从以往的政府单一管理向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治理转变。而互联网发展中出现了一些诸如网络暴力、虚假新闻等问题，成为媒介管理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互联网治理也成为媒介管理的一个突出领域。在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媒介管理更加注重融合实践，极大地扩展了媒介市场的边界，为媒介管理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

　　互联网时代使我国媒介管理领域遇到迥异于传统的挑战。为此，我们要基于互联网、5G、人工智能等，重建媒介管理学。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支庭荣认为，在当前新环境中，媒介管理需要平衡好事业与企业的双重属性，更加重视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另外，媒介管理还面临媒体的经营模式、营收模式的变化，这意味着管理的内容在变化，广告地位会下降，服务地位会上升，从而导致传播内容发生变化、内容结构也会发生变化。

　　在卜彦芳看来，中国传媒事业形成了一个由互联网技术、用户需求、资本力量、政府规制等多方面因素构建起来的传媒新生态格局。社会各行业的数字化网络化进程不断加快，整个社会的信息流动和需求越来越多。媒体将以特有的优势和创新的引导机制，融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中。这是重塑媒体功能与价值的契机，也是媒体管理学研究的重要机遇。

　　漆亚林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媒介管理学体系是新时代中国传播学者的重要使命。其一，要完善媒介管理学的基础性架构，奠定元理论的坚实底座；其二，要立足国情，深入挖掘中国悠久的管理文化、媒介管理制度、经验和本土特色；其三，要关注智能化时代媒介管理学的新内涵，着眼社会需要，形成社会驱动、理论引领、价值生成的学科体系，切实提升人的领导力和管理能力。

　　面对近年来我国媒介管理学存在发展稍显迟缓、创新有待进一步加强的问题，邵培仁认为，媒介管理学研究必须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学术土壤，结合中国国情，联系中国媒体实践。如今的媒介管理学需要适当借鉴学、外交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此外，中国媒介经营管理必须遵循受众市场规律和媒介传播规律，加快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

　　当下我国传媒事业的一个热点是媒体融合，这也应成为媒介管理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支庭荣表示，媒介管理学研究要摆脱报纸思维、电视思维，全面导入互联网思维、进入互联网逻辑。在研究中充分借鉴经济管理学、计算机学等其他学科的相关成果。另外，要着重研究商业平台，尤其是大型互联网媒介的运作，将其中有效的经验知识转化为媒介管理学的理论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