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主流媒体疫情报道的观察与思考

　　岁末年初，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暴发，关注，媒体聚焦，至今热度未减。即便是在各省医疗队陆续撤离湖北进入隔离观察阶段，各家媒体也以高规格的礼遇、充沛的情绪将疫情报道一次次推向高点。作为第一批前往湖北黄冈进行疫情报道的媒体人，我亲身经历了这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回顾整个新闻报道过程，有几点感受和思考逐渐明晰、显现。

　　在这场战“疫”报道中，传统媒体仍充当着内容生产主力军的作用。然而，在传播的过程中，由于内容生产与分发、传播渠道的分离，这些原创内容经过一次次转载、改编，原创者和首发媒体的作用、价值和位置，却层层消弭。尤其部分转型较慢的省级党报、卫视类媒体，呈现影响力渐弱的态势，难以再现往日的辉煌。

　　内容为王还是渠道为王，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此次疫情报道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话题高度集中、关注度空前高涨，一个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推动、互动式传播为特征、资本助力的巨型场，正似滚滚洪流，将传统主流媒体裹挟其中。在此次疫情报道中，传统媒体的表现既可圈可点，又不尽相同。

　　总体看，此次疫情报道中，央媒表现突出，地市级媒体转型较快，值得关注。以人民日报、央视为背景的全媒体组合全线上阵，形成矩阵式报道、全媒体传播的效果。比如央视新闻频道在湖北卫视设立专门演播室，直播抗疫一线战况，既创下了收视率新高，又经过网络分发广泛传播，凸显了传统媒体的力量。人民网开通直播连线，对接国家级专家、政府要员、援助医疗队、当地政府部门和群众，发布权威信息。各大央媒纷纷以文字、图片、海报、短视频、H5、网络直播等各种形式报道疫情，既注重传统媒体准确权威的新闻呈现，又突出新媒体传播的渠道优势，产品种类繁多，打通“报网端微屏”各种资源，国家级主流媒体大平台的优势尽显。

　　而部分以地市级媒体为代表的基层报社、广播电视台，凭借船小好调头的优势，迅速转型，放低身架，主动作为互联网传播新生态链条的一分子，积极融入，频频发声，引起多方关注，也找到了存在感和时代融入感。如，2月24日，山东首批援助湖北医疗队连续工作超过1个月，按照黄冈市统一安排到罗田县三里畈镇休整，黄冈市、罗田县电视台联手，周密策划，运用无人机进行全程拍摄，精心剪辑推出“以最高礼节欢迎最亲的人，感恩山东医疗队无畏支援黄冈”的1分10秒和37秒两个短视频，无水印全网分发，引爆受众泪点；在笔者赴黄梅、团风、武穴、蕲春、浠水五县市采访过程中，也能看到当地同行以全媒体记者身份采制新闻产品的快速和及时。他们的平台虽小，但互联网传播融入程度之高，令人叹服。

　　同时，我们也看到，大部分省级主流媒体的表现不尽如人意，面临着如何适应传播新生态，破解困局的局面。

　　一是传统主流媒体的硬伤在于原有传统内容生产流程、方式与技术融合速度的缓慢。在互联网化、去中心化的媒体时代大潮中，地方性大型传媒集团从曾经的主导者成为被动的接受者、跟随者的趋势明显。

　　二是从现有组织形式上，各家仍固守原有地盘，一家独响，各自为战。少见“大合唱”、大型“交响乐”的出现，不仅难成协奏，更难生共鸣。在众声喧哗、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汪洋大海中，如一叶叶扁舟，风雨飘摇、势单力孤。

　　三是技术短板明显。部分省级传统主流媒体还不能熟练掌握前沿技术，产品开发能力较弱，传播手段和方式有限，无论是反应速度，还是产品类型、质量以及受众覆盖群体，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尤其以报业集团为代表的纸媒，其核心产品报纸由于受疫情防控的影响，难以按时出报，即使出版也难以抵达受众，几乎面临灭顶之灾。而微信公众号、客户端，也因缺少顺畅的运营机制，无法获得大平台支撑，呈现出网络传播度差、转载转化率低等问题。这些限制使得原本承载着厚望的纸媒新媒体沦为电子报、“数据烟囱”，没有形成较大的影响力，难以适应激烈的网络传播竞争，再现昔日主流媒体的辉煌。

　　（一）抗疫报道中，传统主流媒体的内容把关责任更加凸显。作为社会的瞭望者、记录者、引导者，在互联网信息狂潮的喧嚣中，传统主流媒体辨别是非、把握方向、指引航程的内容把关者责任更加凸显。尤其在疫情发生初期，面对通过各种渠道散播的纷繁信息，传统主流媒体以其多年的品牌积淀、公信力，仍作为公众获得权威、可靠信息的主渠道，发挥着提供准确信息、引导的关键性作用。

　　（二）传统主流媒体要牢固树立以传播效果为核心的报道理念。以互动式、参与式为主的网络传播特点，已经给内容生产、流程再造、渠道构建、传播方式等带来深刻变革，传播效果也受社会背景、氛围、报道形式、受众心理等多个环节的综合因素影响。同样的一句话，在不同的传播场域和环境下，会产生多种版本的解读，甚至会呈现截然不同的传播效果。

　　传统主流媒体要确保信息传播的尽可能准确，实现最佳传播效果，就要既进行源头治理，在内容生产的初始环节确保采写契合原意；又要进行效果预判，针对传播环境、舆情生态、受众背景等进行综合评估，预先研判。报道呈现后既要拨开迷雾，显现真理，又要经得起全方位、立体化、多角度的推敲，最大限度地防止传播偏差，防止被误读或恶意解读，防止“正面报道引发负面舆情”的发生。

　　公众在极端紧张、焦虑、恐惧等心理状态下会有各种异常表现，对新闻产生误读，传统主流媒体要充分考虑到这些问题，及时破解受众在心理恐慌状态下的认知局限性以及理解偏差。

　　（三）传统主流媒体要积极推动由大众化传播向专业化深度精准传播转变。特别是医学专业的内容，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背景作支撑，否则就会出现“我说的你听不懂，你写的我看不上”这种自说自话的局面出现。传播者要真正准确理解、领会新闻事实和采访对象的本意，并能用准确的语言表达、记录，从源头上减少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衰减、偏差和误读。传统主流媒体要当好新闻的第一把关人，确保新闻生产的高质量、严要求。

　　在疫情报道过程中，对报道的专业化要求，或将为今后传统主流媒体采编人员团队的专业化培养和成长提供思路。机遇与挑战同在，培养与专业化、小众化传播大势相匹配的专业报道团队，将是未来传统媒体人才队伍建设的努力方向。

　　（四）传统主流媒体要积极推动参与建立新型社会舆情预警机制和系统。这既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实现自身转型发展的一大契机。此次因疫情引发的各种舆情，更值得高度重视和深刻反思。以李文亮医生逝世引发的舆情为例，在汹涌的大潮中：他究竟是“吹哨人”还是“造谣者”？作为一名普通武汉市民、一名医生，在他对疫情有了自己的认知后，对掌握的信息应该如何传播？对谁说？如何说？采取什么行动才更有效？然而，他当时能够做的，似乎也只有“发朋友圈”了。

　　今后，传统主流媒体应进一步强化社会“瞭望者”、社会舆情“监测器”的职责作用。通过专业深化、行业渗透、领域细分，提升信息收集、舆情研判的能力，尽早准确获取行业内、小圈子的信息。

　　传统主流媒体应分析事物的内部逻辑和传播规律，对事态做出预判，及时发出舆情预警，提出应对措施，通过制度性安排，重新构建互联网条件下社会跨层信息反馈沟通渠道和机制。要以分场域、分受众，以内参、专报等形式，实现关键信息的定向传播，通过影响最有影响力的人，适度高效发声，从而切实增强媒体影响力、提升公众关注度和黏性。这样，既可以保证传统主流媒体的信息高效精准传送，为社会管理、政府决策提供依据，推动国家应急机制的启动，又可以避免因信息扩散引发公众恐慌。

　　（五）传统主流媒体应加强对整个社会深度学习、理性思考的倡导。传统主流媒体大多有着广泛的线下人脉资源、深厚的文化品牌积淀，其引导作用应进一步强化。在新传播方式下，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多。疫情发生初期，公众多关注自媒体信息，传统主流媒体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生产者，要成为主要信息源，及时发声，用事实说话，以客观报道平复情绪、引导理性，纠偏公众认知及网络传播的偏差。

　　要加强传统主流媒体采编队伍建设，重树“新闻理想”，牢固树立新闻从业人员的社会守望精神和社会实践责任。近年来，很多传统主流媒体过度市场化，对经济效益的过分关注和追求，使得某些传统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心逐渐弱化。报道计件、收视率、点击量、10万+等考核标准，也使新闻记者这一职业异化，情怀、理想逐渐泯灭，取而代之的是流量、粉丝、资本推动下的网络大V、意见领袖、标题党，新闻事业迷失了正确的方向。

　　正因如此，在新型传播条件下，传统媒体新闻专业人员的职业理想重建、专业精神培养、社会责任担当等一系列基础性工作亟待启动。

　　疫情如同一场大考，对整个传媒业的发展提出了诸多全新课题，也影响着传媒未来发展的方向，值得深入分析研讨。构建新型主流媒体平台已成为省级主流传统媒体的首要任务。

　　（一）各类媒体的功能定位将会逐步变得清晰、明朗。媒体分层、功能分化，专业媒体、社交媒体、自媒体等各类媒体的功能定位将有所区分，传统主流媒体的发展未来可期。现代信息技术，已给传媒业带来颠覆性的变革。传统媒体形态之势弱已不可逆转；而由互联网、现代信息科技派生的新媒体、新传播作用将会日益显现，作用越来越大。

　　当今时代，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在传媒领域的广泛深度应用已是传统主流媒体发展的必然趋势。要提高新闻工作的有效性，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主流媒体，作为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只有主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成果，进行互联网化升级改造，才能重获新生。

　　经过疫情报道这场媒体大战，在全新媒体环境下，融合、分化齐头并进，新的媒体传播生态初显端倪，随后将进入一个各就其位、各归其属的渐进分化过程，逐步朝着媒体功能定位与市场定位的适应和匹配方向演进，在新的市场条件下产生新型发展模式。

　　传统主流媒体要真正成为场的主角，做大做强主流，关键要解决“主动”的问题。党报、党刊、党台、党网等主流媒体必须紧跟时代，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算法推送等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等信息成果，加快产业升级改造、融合发展步伐，主动预判舆情，主动设置议题，主动回应关切，主动提供解决方案，实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在这其中，各大传统主流媒体的掌门人、对互联网、信息化、互联网传播的理解，更会起到决定性作用。

　　（二）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已成为当务之急。媒体边界逐渐消失，以数据为核心的传媒业与商业、金融、科技等全面跨界融合时代已经到来。在资本的推动下，以互联网科技为背景的数据公司，将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甚至生物工程技术，加快向传媒业的渗透和推进，重新定义传媒业已为时不远。

　　一是传统主流媒体内部重构。传播渠道可以衍生出千万种，但内容永远处于传播的核心地位。媒体格局变化的原动力来自外部现代信息技术带来的传播生态改变，是影响传统主流媒体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决定力量和关键因素。源自其内部的自我调整、适应和变革包括：从内容生产到组织框架、流程的再造与重构，以及对新传播生态的适应，选、采、编、发、转，都需要传统主流媒体全方位转轨、转型，从理念、观念、认知到实际行动，以及内部转化适应后体现的真功夫、硬实力。

　　二是互联网化，打造新型主流媒体矩阵。新旧交替式发展的格局，也将改变以党报、党台为代表的传统主流媒体自成体系的局面，逐步走到取消边界、融入社会的融合式发展，通过积极发展各种互动式、服务式、体验式新闻信息服务，实现新闻传播的全方位覆盖、全天候延伸、多领域拓展，推动党和政府的声音直接进入各类用户终端。

　　1.统筹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社会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主流媒体的“四力”，是个完整的生态体系。积极适应公众获取信息渠道的变化，加快提升主流媒体网上传播能力，壮大网上正能量，广泛传播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优质内容，实现最佳传播效果，从而全面提高新闻工作的有效性和引导能力。

　　2.顺应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小众化、专业化，构建网上新闻旗舰店、信息大超市，推动传媒业由大而全到小而精，由外延扩张到内涵式发展的转变。

　　3.探索传播资源共享机制，构建未来传播大平台。在经济全球化、信息互联网化的当今时代，以现有省市级区域化传媒集团为基础，基于信息互换、互通机制、联网共享进行深度融合，推动“单体店”向连锁化、平台化运营的大型传媒平台转变，奠定未来大型传播平台的雏形。目前，人民号、新华号等新型主流媒体传播平台的构建，正在将国家、省、市及以下媒体进一步整合，从而突破区域性媒体限制，构建线上线下共振的媒体平台。

　　在国家政策引领方向下，整合、收购、控股各家中小型传媒公司，实现“传媒集团+科技公司+商业平台”的一体化运作。凭借国家的人力、财力、影响力，通过国资控股商业媒体等形式来占领市场。如新型“通讯员”队伍的构建，以平台建设为基础，聚集人气，将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融为一体，既是内容生产者，又是内容消费者，还是相关产品消费者，每个人都能在网络平台上开设自己的频道、商铺，各得其所。

　　媒体与产业的全面跨界融合一体化发展已是必然。以资本市场、技术路线主导的新型传媒集团公司将会出现，传统主流媒体的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