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与趋势：技术逻辑导向下的媒介生态变革——2019年新媒体研究述评

　　彭兰（通讯作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讲座教授。

　　2019年，信息技术的发展依然日新月异，特别是随着5G、区块链等技术的实际应用，更多的人、物和关系在技术逻辑的主导下，被连接在一起——新媒体的边界和影响力由此不断扩大，媒介生态也因此风云变幻，世界传媒业已处于一个新的变革时代。面对不断加速的技术演进与日益复杂的媒介生态，2019年的新媒体研究在技术逻辑的导向下，就一些时代性、紧迫性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也因此呈现出一些新的热点和趋势。

　　2019年，“媒介融合”议题继续成为新媒体研究的一大热点。首先，国家政策层面的部署，使之成为一项重大时代课题。其次，媒介融合虽然是一种历史现象，但近年来，基于各种新媒体形态的融合实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内容流动、受众迁移、产业布局和转型仍在继续推进，不断更新的实践也推动了媒介融合研究的持续性热度。由此，媒介融合不仅形成了当下我国传媒业一个重要的实践活动，也成为学界一项热点研究议题。

　　在经历了央媒层面和省级媒体层面的媒体融合之后，我国媒体融合实践已纵深推进到县级媒体层面的媒体资源融合。“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也因此成为2019年我国媒体融合实践的重点。谢新洲等（2019）基于全国调查数据以及对四个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考察和访谈，发现在影响各县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技术、、市场三重逻辑中，逻辑起着主导作用，体现了国家权力对传媒体制的管理和对媒体资源的配置，也影响着中国基层媒体融合发展和模式的形成。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也因此在实践中出现缺少长期规划、难以留住人才、缺乏盈利模式以及传播效果微弱、服务有待强化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

　　杜智涛等（2019）通过对新媒体研究关键词的聚类和尺度分析，也发现国外媒介融合实践多是由于资本、技术与业务因素所驱动，其实现逻辑相对清晰，因此“媒介融合”并没有成为一个特别的“问题”。而国内相关研究之所以炙热，是因为国内媒介融合囿于传统媒体的体制约束，实现逻辑较为复杂，面临的体制机制困境更多，无论是制度、技术，还是在业务层面，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都会引发研究者较为深入的关注和反思。

　　朱鸿军（2019）也注意到我国媒介融合问题的特殊性，他认为，自2014年延续至今的这场已成为强大国家意志行为的媒体融合，更多地是传统媒体转型升级为新兴媒体的“单向融合”。而这种单向融合过程存在着诸如传统媒体的落后身份、陈旧的内外制度和既有新兴媒体市场格局的阻隔等结构性困境。周逵（2019）则通过内容产品话语再造、人力资源流动和资本结构改革三个层面的分析，以“反向融合”的概念，对我国媒介融合的特殊性做出了另一种诠释：商业新媒体平台为寻求传统媒体的话语资源、合作路径、科层内社会网络等而主动进行行业结构和产品形态的改造，以及为增强企业自身的系统安全性而进行政策合规性的资源和路径探索。

　　我国媒介融合实践以及实现逻辑的复杂性，也促使学者们从更多的维度和视域展开思考。赵高辉（2019）将媒介融合问题置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域之下，认为社会化媒体、信息分发平台等信息传播网络的新进入者，打破了原有媒体主导的行动者网络权力格局，消解了传统媒介组织的“强制性通过点”地位，因而传统媒体融合发展关键就是重建“强制性通过点”和由自身主导的传播行动者网络。王月等（2019）则认为，无论是现有的“技术融合”还是“产业融合”范式，都没有对媒介融合场域中的人给予足够的关注。而融合文化研究，通过思考人与媒介关系，把用户从背景拉到了主体位置，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媒介融合情境中更多样的动态运作机制。

　　孙玮（2019）认为，技术仍然是我们讨论媒介融合时应该被重点关注的因素，而传播技术总是经由与人类身体的感官接合，才能与社会、文化发生关联。因此，在当前技术的具身化趋势（技术呈现出与身体融合的显著特质）之下，我们需要将媒介融合理解为人类的感官重组和知觉再造，进而在此基础上追问：这些技术形态如何与人的感官接合，创造新的知觉方式，进而勾连到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技术/身体的维度，或可为媒介融合的探讨开启一个重要的新向度。严三九（2019）持有类似的看法，认为媒介融合的目标是创建一个满足用户需求、促进人的社会行动的自由度的媒介融合生态，而媒介融合生态主要关涉“人与媒介”“内容与关系”两个维度的融合。

　　黄旦（2019）认为现有的媒介融合实践和研究，往往把丰富的且充满张力的格局意义上的媒介变革，化约为一种媒介对另一种媒介的主动采纳和占有。因此，研究者需要打开想象力，如何在利用传统媒体机构的媒介及其生产的某些合理知识的同时，又能够跳出既有框架，在新的视野中思考融媒体的实践，创造出一套新的融媒体知识和文化，是目前业界和学界面临的最大挑战。

　　自2007年梅菲尔德（Antony Mayfield）提出“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的概念之后，它就一直作为新媒体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而存在。社会化媒体所形成的丰富的社交文化、社会情景和社交结构，今年继续吸引着来自各个领域的研究者从各自的问题关切出发，对其展开多元议题的研究。

　　表情包作为社会化媒体中一种编码复杂的符号系统，也成为当下一种行走的网络文化。彭兰（2019a）认为，表情包的生产与使用，具有标签的意义，既可以作为代际区隔、群体区分的标签，也可以作为立场与行动的标签。而作为社交互动的手段，表情包本身的特点，使得它成为社交性表演中的一种面具，用于柔化、夸大、伪装、敷衍等不同表演情形。

　　林爱珺等（2019）也认为，表情包的兴起与流行是媒介技术与文化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成为当前群体传播和人际交往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在青年群体交往中，它承载的不只是简单的符号意义，而是一种新的情感表达和独特的亚文化，并试图以此建构一种“情感共同体”。但网络过度娱乐化，也容易使一些青年人在符号消费的快感中丧失主体性与批判意识。

　　为深入地了解表情包在信息交流中的作用，宋小康等（2019）基于言语行为理论探究表情包如何影响在线信息交流的效果。研究表明，表情包的文字注释能够正向影响用户对交流信息的感知易懂性以及用户的感知愉悦性；表情包的视觉呈效能够正向影响用户的社会临场感以及感知愉悦性。

　　当越来越多的公众将社会化媒体平台作为获取健康知识的首要渠道，原本高度倚重专业权威的健康传播实践也迎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吴文汐等（2019）以转基因技术为例，发现相较传统媒体相对均衡的呈现，社会化媒体影像中的争议性科技图景出现严重失衡，如框架上突出以健康疑虑为代表的危害包裹和关切包裹，弱化进步包裹；信源虽呈多元化，但转基因领域的专家几近缺位。而这种失衡图景很可能放大危害，造成信息的失真与误导，使得公众对争议性科技产生某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影响公众对科学的客观理解与理性参与。

　　宫贺（2019）认为，社会化媒体在引发“对话困境”的同时，其独特的对话情境也为健康传播研究回归话语本身提供了新的机会。鉴于“对话理论”（dialogic theory）并未在中国健康传播学界引起应有的重视，她建议未来研究可以采纳对话理论的中观研究框架，从结构和内容的多重维度出发，在聚焦话语与意义协商的同时，通过对社会化媒体生态圈的数据挖掘与跨学科的合作，开掘中国健康传播研究的新情境与新机遇。

　　从用户个体行为到信息传播机制，再到媒体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影响的过程，学者们今年的研究也涉及到从微观到宏观不同层面的讨论。刘嘉琪等（2019）以“谣言对抗行为”为研究对象，发现不同性质的社会化媒体平台所产生的社会抑制效力不同，进而导致用户在不同平台进行决策时会有差别倾向。如微信用户会侧重理性思维，并充分预估该行为带来的功利结果；而微博用户则会快速地与道义认知准则进行匹配，做出简单直接的反应。陈安繁等（2019）通过对20多万条微博文本的数据挖掘与情感分析，也发现网络用户的不同身份对其参与网络公共议题讨论时的情感表达形成了一种“奖赏和惩罚”并存的双重结构关系：线上身份鼓励而线下身份抑制；个人身份释放而机构身份约束。

　　在新闻领域，社会化媒体的兴起，打破了传统新闻生产中生产与消费的二元对立和线性序列，也表征了全新的新闻范式。社会化媒体的交往语境使得新闻交际化，并表现出悬念、惊奇、呼告与贴近等独特的新闻召唤结构（曾庆香，玄桂芬，2019）。而随着媒介技术环境的变化，公众在网络空间的话语权不断扩张，他们在社会化媒体中通过自定议程引起社会广泛讨论，往往反向设置了媒介议程（彭步云，2019）。

　　在全球视野之下，社会化媒体当前不仅呈现出明显的国际化发展趋势，也因此重构了全球信息流动的版图和结构。来向武等（2019）发现，与那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社会化媒体相比，我国的社会化媒体虽然依托国内庞大的人口基数而拥有访问量上的优势，但其国际化程度仍然差强人意。然而，借助于短视频社会化媒体新一轮的强劲发展，我国社会化媒体以TikTok（抖音国际版）、WeChat（微信英文版）为代表，未来或可在一些重点国家和区域策略性地提升其国际化水平。

　　算法驱动的智能化信息平台已经成为当前社会核心信息的主要传播渠道，换言之，基于算法的媒体正在成为全球民众的主要新闻和信息的提供者；而与之相伴而生的是，传统主流媒体新闻传播渠道、传播范式和机制的变化。2019年，国内学者对算法新闻的研究，从算理、透明度、算法给新闻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等问题，逐渐深入到信息把关、算法的话语争议、算法规制、算法对智能传播实践嵌入等问题。

　　陈昌凤等（2019）从价值层面讨论了自动化“新闻策展”（news curation）算法蕴含的价值风险，以及在公平性、新闻伦理方面的隐忧。郭小平等（2019）认为，所谓的“算法中立”不过是人们对数据和技术的乌托邦想象。内嵌与资本介入，社会结构性偏见的循环，量化计算对有机世界的遮蔽，必将导致算法的内生性偏见。

　　当基于算法的媒体正在成为广大民众的主要新闻提供者，算法也结构性重构了传统把关理论范式。罗昕等（2019）从把关理论管窥算法新闻，认为算法使得传统视域下把关理论的基本范式面临结构性转型：主体从人工到人工智能，关系从训示到迎合，机制从编辑到算法，内容从整体到碎片。由此也带来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失去主体性的算法把关缺乏导向管理意识；基于用户画像的算法把关产生“过滤气泡”效应；缺乏透明性的算法把关容易操控公共；基于量的积累的算法把关排挤了高质量新闻。

　　喻国明、杜楠楠（2019）也认为算法时代的信息把关，从某种程度上演变成一种传播权力的无形转换——从人工编辑向智能算法让渡。但他们以已经过四次大的调整的今日头条为例，发现算法推荐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迭代中以“有边界的调适”来增强其社会的适应度与合法性。因此不能得出“算法推荐导致视野变窄”这样简单的因果关系。

　　彭兰（2019b）认为，智能化算法分发主要解决的是人与内容的关联问题。目前，算法主要以个性作为基本关联维度，未来，它所依据的数据维度和分发思路或将不断拓展，除了个性外，用户所处的关系和场景也将是核心的关联维度。卢维林等（2019）从技术哲学层面对算法的间性特征进行了考察，认为算法间性不仅体现在它的非实体性质，更体现在它构成了一种开放、联动并促成发展的智能传播环境。在这种传播环境中，算法沟通了智能机器的个体认知与人的社会认知，并在形式逻辑、价值逻辑与内涵逻辑之间寻求内在统一。

　　算法作为一种为新闻业带来巨大挑战的颠覆性技术，以及新闻业的“闯入者”（interlopers），它的出现和运用在社会中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多位学者关注到有关算法的争议及其话语建构现象，并围绕争议主角“今日头条”展开了线）发现，由于算法挑战了场域中既定的规则，因而引发了空间内不同行动主体的讨论、反击甚至是规制。而算法使用者、官方媒体、市场化媒体、普通网民四类行动主体之间的话语呈现出了各自独特的视角，在这种话语冲突的背后实则是对传播权力的争夺，逻辑在其中发挥着更为根本的作用。

　　张志安（2019）则认为，平台媒体、互联网巨头、门户网站主要从绩效正当性、规范正当性构建算法话语的正当性，而党媒和市场化媒体从价值正当性、规制正当性消解算法的权威。同时，市场化媒体在融合转型过程中不断加强技术采纳，呈现出规制正当性与绩效正当性话语交织的特征。因而，算法争议的原因表面上是技术正当和人本理性的冲突，实质上则是意识形态与技术平台围绕传播效果展开争夺，而且权力可以在价值层面有效驯化技术或对技术进行矫正，并在话语公开规训的过程中得到强化。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全面渗透，AI与相关技术的结合以及AI赋能，正在重塑整个新闻业和信息传播生态。美国“未来今天研究所”针对新闻业发布技术发展趋势报告（2018 Tech Trends For Journalism Report），列出了新闻业应该关注的75个技术发展趋势，其中有一半以上技术与人工智能有关（张建中，2019）。

　　彭兰（2019b）指出，智能化技术在媒体行业的应用，不只是带来生产与分发模式的变革，更会从信息采集、加工、整合、核查与判断、协同生产和内容分发等各方面多线程增强新闻生产能力。而这种技术对人力的增强，会造就新的生产力，帮助人达及过去不曾到达的新领域与新境界，也会给内容产业带来深层影响。周思（2019）认为，智能新闻写作重构并优化了传统新闻写作由素材搜集筛选、构思成型到分发传播的各项流程与结构。特别是在AI量化数据处理技术的加持下，有助于打破前互联网时期较为明显的信息泛化、同质冗余信息过剩、适切度信息冗余不均衡的格局。

　　面对这种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新闻生产变革，林升梁等（2019）在梳理五大媒介发展脉络基础上，提出了作为“第六媒介”的智能机器人的想法。他们认为，智能机器人把大众传播方式巧妙地蕴含在“人际传播”和“人内传播”框架之中，通过人机交往充分调动人类全方位、多感官、高镜像的沉浸体验、具身认知和主体意识。智能机器人被赋予人类特征是人类寻求技术及自身突破的表现，其作为“第六媒介”的潜能，很可能预示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

　　实际上，智能新闻写作的概念在当前不仅已被人们接受，人工智能创作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例如，腾讯Dreamwriter项目负责人刘康（2019）曾表示：Dreamwriter每年要写总计8000万字、大约50万篇的稿件。

　　而当人工智能创作的内容已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中，受众如何对其进行信息加工并形成相应的态度与认知？针对上述问题，牟怡等（2019）基于启发式系统化模型（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对公众的信息加工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作者的身份无论是AI还是人，对受试者对内容的认知并不产生显著的影响。换言之，受试者给予了AI创作内容与人类创作内容等同的认知和评价。此外，作者还发现，公众对AI的态度越正面，对AI创作能力与质量的评价也越高。

　　在世界新闻业从数字时代迈向智媒时代之际，国外同行的创新实践无疑能够成为我们良好的镜鉴。余婷等（2019）考察了美国新闻业在建立“人机互信”关系路径过程中的探索：一是审视机器用于创建故事的逻辑框架，推进有责任感的算法研发，从源头上保证机器可以对事物、事件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二是应用一套包括标准化主题、任务、机构和地点在内的综合性新闻分类规则，以此推进了内容提供者利用卷入性内容联系读者的能力，防止机器偏离正常方向；三是培养新闻编辑室的计算机思维。

　　高昊等（2019）通过对日本传媒业AI应用情况的考察，发现其主要的应用功能体现在：迅速汲取人类智慧并转换为媒介内容；通过处理庞大数据提升了内容生产效率；为解决长期困扰内容生产的问题提供了可能；控制了媒介运营成本等。同时，这种应用在计算精度、数据依赖、研发成本以及新闻伦理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各种可能性，“我们也需要有对风险的更明确判断与警惕，技术应用的克制，技术伦理的约束，对于智能生产力这种新‘核能’的安全释放至关重要。”（彭兰，2019b）

　　刘海明等（2019）从技术伦理的角度分析人工智能给新闻真实带来的伦理思考。认为随着人工智能向新闻领域渗透，新闻真实与传统的传媒技术在实践中形成的平衡面临局部崩塌的危险。人工智能从争夺媒体从业者的主体性地位、破坏新闻内容的真实性，到制造虚拟情境影响受众的体验，人工智能以看似具有建设性（增进表象真实），实则颇具破坏力（混淆真实的边界）的姿态对新闻真实造成潜在的消极影响。

　　在智能传播技术和市场利益的双重驱动下，“智能洗稿”现象大行其道，不仅侵犯权利人的著作权权利，也严重破坏了著作权保护生态。周勇（2019）发现，建立于传统著作权保护环境中的网络自治模式、司法诉讼模式和专项整治模式，难以完全适用于智能著作权保护工作，从而致使智能洗稿法律规制陷入窘境。因此，应在充分考虑智能传媒产业发展、智能延伸人类创作能力等因素的基础上转变法律规制原则：将政府主导转变为行业主导、将静态利益平衡导向转变为动态利益平衡导向、将着眼于传播流程的规制转变为“软件开发—作品生成—传播”全流程并重的规制。

　　近年来，随着数字加密货币的快速发展与普及，区块链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也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不仅成为学界和业界的热点课题，甚至被认为是继大型机、个人电脑、互联网、移动/社交网络之后计算范式的第五次颠覆式创新（Swan，2015）。

　　一些学者认为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兴的具有性意义的网络技术范式，为困难重重的传统新闻机构新闻生产的透明性重构，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郭恩强等（2019）认为，区块链的特性与新闻生产的“透明性”原则有着诸多交集，因此不仅可以通过新闻的分布式存储、新闻源的程序认证等方式实现新闻“公开的透明性”（指新闻生产者是否对新闻制作过程保持公开），而且对于旨在使公众参与到新闻生产过程中来的“参与的透明性”，区块链也有应用的广阔空间和未来。

　　袁帆等（2019）将传统新闻生产方式定义为一种“点式”透明，认为它只触及新闻生产过程中选题、采集、把关、编辑、分发的某个点或某几个点，并且不能保证媒体机构都会实现这些要素的透明。而区块链技术能够真正推进新闻透明，从而达成一种涵盖了新闻生产主体及其新闻生产的过程透明、议程设置的标准透明、验证及追责的责任透明三位一体的“链式”透明。

　　也有学者更多地从技术、机制、模式及生态的不同维度和层次，来考察与探讨“区块链到底能为新闻业带来什么”这一重大关切。

　　吕尚彬等（2019）从区块链新闻平台的媒体角色、用户和内容三维度，以及其现有的商业模式出发，认为应该将区块链新闻平台定位为定制新闻生产的媒体。这样的定位，不仅可以将区块链新闻平台所拥有的优质内容生产团队的资源优势发挥出来，更有利于彰显深度和专业内容所具有的信息价值，因而也更易于吸引具有公识和社会责任感的用户的广泛参与。

　　区块链新闻平台作为一种基于新技术形态的新内容生产和商业模式，不仅具有媒介属性，还与金融、网络经济、知识产权等领域产生密切勾连，因此呈现出异常复杂的法律关系。因此，区块链新闻实践可能引发的法律问题也引起关注。付安红（2019）认为，虽然区块链应用涉及的法律问题较多，但从新闻传播领域来看，最应该关注的是内容生产监管问题。此外，在法律、法规适应技术需要、适度前瞻的原则下，我国法律应从平台代币（token）和网络运营者两方面对平台进行监管，同时鼓励平台自治，指引其在法治框架内合规发展。

　　总结而言，区块链新闻相关研究在近年出现爆发式的增长（2017年只有3篇相关论文，而2018年则出现了多达52篇文献），这种增长与业界风起云涌的实践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反映了我国学者对区块链这一重要的新技术范式所给予及时的关切。然而，一拥而上地追逐热点也带来明显的副作用：大多数文章停留在泛泛而谈的层面，不仅一手的资料严重匮乏，也鲜有严密的论证和启发性的思考，甚至出现不少对区块链新闻实践和技术现象的错误理解和认知。例如，欧阳日辉（2019）就指出，很多人将报道区块链的媒体（Blockchain Report）与以区块链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为基础打造的区块链媒体平台（Blockchain Journalism）相混淆，进而将那些国内某些区块链资讯平台（如人民网区块链频道、链讯头条、陀螺财经、亿书、商机头条等等）也纳入区块链新闻实践的范畴。

　　因此，整体看来，我国区块链新闻研究仍然处于对国外最新研究的引介阶段，问题的讨论也集中在区块链新闻的技术原理、生产机制、商业模式等等有限的方面。这种讨论，虽然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但由于一方面缺乏对国外典型案例近距离的深入观察，另一方面国内相关实践至今并没有大规模展开，更为重要的是，正如有学者所言：“被寄予厚望的区块链技术能否与新闻业实现深度融合，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公认的成熟模式。”（史安斌，王沛楠，2019）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者们思考的深度，使其讨论更多呈现为一种想象或有待检验的预言。

　　为了防止区块链新闻研究出现“虚热”，真正推动相关研究的进步，增加我们的知识积累，今后还需要学者们对区块链新闻及其相关实践进行持续、细致和审慎的观察。特别是在当前一拥而上的研究热潮过后，更需要坚持给予其更多的研究投入。

　　2019年6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放5G商用牌照，标志着我国正式跨入5G时代。5G网络的高速率（比4G网络快100倍，最高可达10Gbit/s的数据传输速率）、低延迟（相较于4G网络30-70毫秒的网络延迟，5G的网络延迟低于1毫秒）和大容量（连接数密度可以达到100万个/平方公里）技术特性，必然极大提升信息传播的效率和便捷性；此外，随着物联网在5G技术环境下实质性地推进，在“万物互联”的环境下，5G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也将给传媒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和想象空间。

　　2019年，学者们对5G的研究和思考，较多地集中在5G为传媒业、传媒生态带来的可能影响与改变。匡文波（2019）认为，5G的到来不仅意味着更快的通信速度，更预示着传媒业态的进一步改变和重组：新媒体用户的行为特征将发生一系列改变，更多媒体用户从传统媒体流向新媒体，手机视频新闻也将成为新闻报道的主要方式。卢迪等（2019）则认为，家庭、交通车载、个人媒体既是5G时代三个最重要的应用场景，也是5G时代信息传播的“入口”，将对未来的信息传播生态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5G作为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将与物联网、VR等新技术一起勾勒传媒业的新蓝图。郭全中（2019）认为，随着传媒业分发能力、效率和智能度大幅度提升，新的传媒形态会出现；而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产业互联网将迎来巨大机遇，传媒业边界也将大大扩展。

　　在5G技术推动下，视觉信息传播会得到充分的发展，视觉传播将迎来变革与智能化突破，尤其值得关注。谭汪洋（2019）认为，5G为视觉信息的智能化发展（包括图像和视频信息的智能搜索、精细配置、流媒体信息的AI辅助等），提供了真正落地的可能，不仅激发了高质量的视觉信息需求，而且在视觉内容的生产、管理、传播和分发领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5G让各种新的传播手段成为现实，在为人们提供丰富体验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风险。慕海昕等（2019）认为，VR/AR技术在5G时代的大规模商用，给用户带来更强的沉浸感与扩张感，与之相应的则是对线G能够促进云服务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让用户享受轻便、低价的优质体验的同时，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也有更严峻的挑战；物联网将在5G时代成为现实，人与物的连接产生新的应用模式，也对过载状态下人与物的关系带来新的反思。

　　依托5G技术平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联络可在同一平台呈现，全方位、立体化交互模式将成为现实。王勇旗（2019）认为，随着5G时代社会交往生态体系被完全重新型构，个人数据保护形势将更加严峻：不仅个人生物体征等数据信息存在泄漏风险，个人内心世界亦可通过外在表现进而以数据化处理方式被获取；在制度层面，由于人与物之间、组织体之间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将被重新审视，既有法律规范也面临重新被建构的可能。因此，加强个人数据在被利用中的自决权（包括选择性同意权、异议更正权和无条件删除权），以此达成数据主体对个人数据的把控，将是保护个人数据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5G时代的到来，将会对人们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又会引发人类社会的何种变革？为了回应人们的期待与疑惑，《探索与争鸣》杂志（2019年第10期）组织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共同完成了一期“5G的研究专题”。该专题的讨论虽然涉及5G应用的各个社会层面，但无疑有助于我们深化对5G时代的信息传播形态和媒介生态变革的深入思考。

　　邱泽奇（2019）以“连通性”为线G时代的社会变迁。他认为，互联网之前的社会变迁源自对等层级的连通性演进，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变迁源自网络连通属性的演进，而5G时代的社会变迁将有赖于5G的两项重要技术特征：对速度和容量的性改进；以及“逻辑网络”——它让连通技术为差异性的最小单元的人、事、组织的组网赋能，进而在底层为社会变迁打开性的风口。

　　蓝江（2019）将5G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归结为数字在场（digital present）。他认为，5G技术将实现在另一个空间中的行为的可能性，通过将当下的物理空间进行数字编码和高速度、大容量的传递，一个固定空间中的我的存在可以实现在多重空间中的数字在场，带来人的主体的延伸。

　　彭兰（2019c）认为，5G时代的万物皆媒，不仅将进一步改写大众传播要素及模式，还带来了人与物、物与物之间新的传播关系：物成为外化人的自我传播的中介；人-物新互动将赋予传播“物质性”新内涵；而物-物互联也将构建新传播形态。吴小坤（2019）强调了5G技术所实现的增强协同（如音视频在线协同编辑）对于未来内容生产的价值和意义。而随着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大大增强，大量的协作将带来“集体智能”的可能性。

　　5G之于传媒业，是一种演进（evolution），还是一种（revolution）？尽管学界和业界对此还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5G时代的传媒生态与其他社会生态系统的依存度将大大提高，传媒作为社会信息系统和神经系统的作用和功能也将进一步提升。5G作为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技术形式和时代背景，未来也无疑值得我们投入更多的研究和关注。

　　“传播学科未来发展的不二法门是建立在跨领域基础上的学科交叉与研究协同。”（喻国明，2019）实际上，2019年的新媒体研究继续沿着学科交叉的路径，不断突破学科之间的界限，吸引着来自不同学科研究者的介入和合作，“这些研究之间也彼此关联、相互影响，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视域与主题”（杜智涛，张丹丹，2019）。

　　张振亭等（2019）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结合学科吸收度和学科扩散度指标，对七千多篇论文的参考文献和引证文献进行分析，发现我国新闻传播学学科交叉性大幅增强，共计与50类学科有交叉融合关系；而新媒体研究的繁盛，则带动了整个新闻传播学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吸收和扩散。

　　这种学科交叉首先体现为研究视域的交叉与拓展。一方面，当新媒体研究成为学科交叉的热点领域，来自其他学科的学者在积极介入新媒体研究的同时，也必然带来了新的学科视野。例如，陈福平等（2019）将社会学的结构视野带入对社区新媒体的研究，发现层级化的社区治理结构使官方新媒体平台的内容生产与居民社区性信息和互动需求分离，从而导致社区新媒体技术功能的“收缩”。

　　另一方面，新媒体研究也在积极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的最新成果，特别是积极吸收以现代信息科学为代表的新知识与理论。在这一过程中，新媒体研究自身的成果也逐渐受到其他学科更多的关注，为学术共同体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有研究显示，与十年前相比，新闻传播学的被外引频率已经从12.4%上升到24.93%（张振亭，赵莹，2019）。其中，尤其值得欣喜的是，新媒体研究的成果也越来越多地得到认可——2019年，彭兰（2018）以《智能时代的新内容》一文荣获“中国软科学”传播专项奖，这也是继喻国明（2012年）、孙玮（2017年）之后，来自新媒体领域的研究者再次斩获该奖。

　　学科的交叉与视域的拓展，必然带来研究方法的多元化。2019年，通过对来自不同学科更多元研究方法的采纳，新媒体研究不仅获得了新鲜而丰富的经验材料，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例如，郑雯等（2019）运用大数据方法，通过分析2.75亿条微博博文，对“改革开放”的网络论争与议题演进展开了研究。

　　此外，诸如社会网络分析（王炎龙，刘叶子，2019；相德宝，乐文婉，2019；罗韵娟，王锐，炎琳，2019）、实验法（牟怡，夏凯，Novozhilova，许坤，2019；郑越，杨帆，2019）、情感分析（曾子明，万品玉，2019；任中杰，张鹏，李思成，兰月新，夏一雪，崔彦琛，2019）等研究方法也都得到大量的运用。新媒体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在可预期的将来，包括认知科学在内的更多学科都会参与对这一领域的对线）

　　魏然（2015）曾批评新媒体研究一味求新、缺乏历史感和脉络，结果导致新媒体研究不能找到媒体发展的历史传承，也很难形成有效的成果积累。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新媒体技术的发展非常快，呈现出明显的迭代特征，当一种新技术现象出现之后，学者往往还来不及对其深入总结就被更新的现象所替代。二是部分研究者对新媒体研究存在着短视和观念错误，认为新媒体研究就是追逐最新的技术及其实践，“不以传播科技的具体演变的时间与空间为限，把‘新媒体’的内涵空泛化，降低了这一概念的学术有效性与价值”（魏然，2015），因而往往只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些介绍性和预测性的研究，缺乏理论的关怀和理论导向。

　　上述缺陷虽然在新媒体研究领域依然存在，但整体来看，目前这种状况已大为改观。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的新媒体研究已逐渐加强了对新媒体发展历程和演进逻辑的总结与梳理，以此在变革中探寻那些具有持续影响力的规律与趋势，最终形成对今日新媒体纵深的、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2019年是互联网诞生50周年。方兴东等（2019a）系统梳理了世界互联网50年发展历程各阶段的关键事件和节点，总结了互联网演进的基本规律与内在逻辑。认为互联是人类的本性，也是万物的本性，而互联网演变的基本逻辑始终是让世界互联，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也始终在遵循和强化这个规律。互联网带给人类最大的价值与意义，就在于以自由、平等、开放、创新、共享为内核的互联网精神——这也是网络社会新的内在价值观和文明观。方兴东等（2019b）同时对“互联网”（Internet）概念50年的演进历程、内涵变化和历史争议进行了辨析。认为“互联网”概念的历史，是一部技术创新和扩散史，也是一部时代文化和思想史。无论在全球还是中国，这个概念的演进如同互联网本身的发展，体现了自由开放、去中心化和用户驱动等自下而上的草根力量，始终与权威、和商业等自上而下传统体制的力量展开博弈与竞争的特点。

　　2019年也是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25周年。苏敏等（2019）基于学术的视角，以我国25年的互联网研究成果为基础，认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从本质上而言是一个充满创新的不断走向人的过程，而人本逻辑也是未来互联网发展的趋向所在。方兴东（2019c）通过系统回顾中国互联网的25年历史，认为25年来，互联网将中国从过去一个弱联结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强联结的社会，带来了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和等各个层面的变化，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运行方式和动力机制。

　　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重构了信息传播的生态，也使得许多经典的新闻传播理论失去了昔日的传播语境。于是，诸如把关人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知识沟等经典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适用性如何？这些都成为需要重新验证与检验的问题。

　　王成军等（2019）注意到了社会化媒体增强参考群体的影响而弱化了大众媒体影响的现象，进而将参考群体引入对沉默螺旋的研究中，重新考察了沉默的螺旋理论的边界条件。研究结果显示，媒体影响力与参考群体影响力的相对强度不仅是沉默的螺旋效应是否发生的边界条件，也决定了参考群体是增强沉默的螺旋还是减弱沉默的螺旋。

　　知识沟假说自提出以来，在不断受到质疑与挑战的同时，也吸引了众多学者投入到对它的研究与检验当中，而进入互联网时代，发端于知沟理论的数字鸿沟更成为一个重要的应用研究领域。

　　李凤萍（2019）将数字鸿沟概念化为互联网接入、互联网健康信息使用、互联网投入度几个维度，通过探讨其相互关系及在知沟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了解新媒体背景下知沟现象的最新表现形式和变化趋势。该研究表明，仅有互联网投入度与癌症知识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其他两个数字鸿沟变量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李晓静（2019）则从数字技术的接入、使用和知识沟三个层面深入考察中国城市和乡村小学生之间的数字鸿沟境况。发现包括媒介技术的自主使用、使用多样性等在内的“使用沟”才是中国城乡儿童之间更关键的数字鸿沟。

　　在快速变迁的中国社会里，数字鸿沟通常表现为代际鸿沟——数字代沟。王斌（2019）认为，随着我国社会深刻的数字化转向，数字代沟正加速演变成数字化代际冲突。而较之于数字代沟，数字化代际冲突还具有冲突内容涉网化、冲突方式媒介化和冲突扩散情感化等三个方面的特征。我国网络社会的压缩式发展、新媒体传播的“流量逻辑”，以及网民群体的结构性失衡，则成为数字化代际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从稍早的虚拟现实、传感器新闻、机器人写作、算法推荐，再到今天已开始应用的区块链和5G技术，技术的迭代演进不断推动着媒介的变革——我们或许正在经历人类传播史上最为迅猛的技术发展与媒介变革时期。

　　在这种以技术逻辑为主导、以变化速度为特征的时代背景中，一方面，已有的传播生态和秩序被颠覆，传统的新闻理念和架构也因此受到极大冲击，面临着新闻生产模式、新闻伦理的重建（常江，2019；刘明洋，王鸿坤，2019）；另一方面，新技术所引发的变革，也为传媒业带来无尽的想象和可能的发展空间。

　　新技术全方位、系统性的冲击，同时也在深刻改变着新媒体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面貌，使其面临种种困难和挑战。人类的信息传播模式如何发生变化？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影响？传媒业如何适应由新技术驱动的业态变迁？又如何规避技术实践的非理性后果？——诸如此类的等等问题，都需要研究者做出快速反应与回答。此外，虽然在技术逻辑的主导下，新媒体研究者往往对技术发展秉持天然的敏感，但技术的快速发展却对新媒体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需要其在掌握一定的跨学科知识的基础上，才能对新媒体现象和实践做出有效的分析和研究。

　　“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伊尼斯，1951/2003：85）。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建议新媒体研究回归媒介：“打破那种认为媒介不过是知识和信息容器的陈旧观点，从技术发展的视角出发在总体上理解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常江，胡颖，2019）而根据鲍尔格曼（Albert Borgmann）的观点，在对未来媒体的研究范式中，媒介既不能概括为对人的绝对统治，也不是之前的一般的物质媒介，而是一个不断地与人类的价值规范进行同构的过程，是一种生态学视野下的有机整体（严三九，2019）。

　　喻国明、曲慧（2019）以5G技术为例，也认为5G环境下数字化媒介，由于链接了更多重的物理因素、社会因素、生理因素、心理因素，一定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系统，这就要求我们用复杂性的观念、复杂性的逻辑、复杂性的范式去把握新传播领域的现象本质。

　　由此而言，面对无边界重构的“智媒生态”（彭兰，2016），新媒体研究者必须建立起新的思维方式或理解文化的范式。首先要有一种系统思维。即在充分认识到新（媒体）旧（媒体）之间具有的传承关系、现实与虚拟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以及线上与线下的互存关系的基础上，从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进行综合考察。其次是建立起跨学科思维。实际上，如前文所述，学者们已经在沿着这条路径，以问题为导向整合多学科资源，拓展认知边界；新媒体也早已成为一个开放的跨学科知识领域。

　　当我们还处在惊奇、兴奋、抑或错愕、不安之时，新技术已经成为日常化应用，甚至已经深入社会的脊髓，改变着我们的传媒生态和信息传播生态；当我们以为早已被卷入了新媒体大变革之中，或许真正大变革时代只是刚刚拉开序幕——“5G和AI联手的智能物联浪潮，即将开启21世纪20年代，是最值得遐想的10年”（方兴东，钟祥铭，彭筱军，2019）。而在这样一个充满发展与变革，同时也充满想象与希望的时代，我们有理由相信并期待更多学者投入新媒体研究，充分发挥其学术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在新媒体领域开疆辟土，共同开启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