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季度定“生死”！武汉疫情对2020中国经济的整体影响（含政策建议）

　　2020年春节期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迅速向全国蔓延，举国上下共同抗击疫情，为避免人口大规模流动和聚集，采取了居家隔离、延长春节假期等防控措施。

　　疫情将打断中国经济2019年底的弱企稳，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背景下，破6是大概率事件，一季度可能破5。

　　新冠肺炎疫情与2003年的非典疫情极为相似，从非典疫情可观察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路径和程度。非典疫情主要影响当年二季度的经济，而2020年新冠病毒的影响主要在今年一季度。

　　第三，一旦被WHO认定为疫区，出口可能受较大影响。疫情升级为国际事件，国外将对来自疫区的商品提高准入门槛或直接禁止进入。

　　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通受阻，物流、生产、销售、回款等正常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干扰，企业停工减产。

　　疫情导致居民消费品生产不足，且部分地区道路物流中断，供给不足，同时叠加恐慌性抢购需求，物价将短期上涨。

　　春节档7天在全年票房收入中占据重要地位，2019年春节档票房58.59亿，占全年票房642.66亿的9%。2020年春节档原本饱受期待，《唐人街探案3》、《囧妈》、《夺冠》、《姜子牙》、《紧急救援》、《急先锋》和《熊出没7》等7部影片被誉为“史上最强春节档”，春节档预计总票房近70亿，大年初一票房预售就有近3亿。

　　但是受疫情冲击，观影需求急剧下滑，1月23日，7部春节档主要影片宣布撤档，不少大型院线亿，电影行业迎来寒冬。

　　为避免人群聚集，春节各类聚餐和婚宴等几乎全部取消，大量餐厅饭馆停止营业，备菜存货拿出来低价甩卖。据商务部监测，2019年除夕至正月初六（2月4日至10日），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0050亿元，2020年势必严重萎缩。

　　春节是除“十一”和“五一”之外的重要旅游黄金周。但是受疫情冲击，居民纷纷终止出行计划，各主要景点关闭，大型文娱活动取消。2019年春节假期，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4.15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139亿元，2020年必然大幅下滑。

　　旅客出行需求减少，部分城市封城封路，交运物流不畅。1月27日，春运第十八天（正月初三），全国铁路、道路、水路、民航共发送旅客1626.7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下降68.3%。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正月初五，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93.7万人次，同比减少826.7万人次，下降73.8%；1月30日，正月初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320万人次，同比减少74.7%。

　　1月26日晚间，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向会员单位并全行业发出号召，暂时停止售楼处销售活动，待疫情过后再行恢复。房地产相关项目物业管理企业，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和社区行政管理机构要求，充分做好预防标识、人员登记、消毒杀菌、后勤服务等工作；经营租赁、长租公寓的企业，切实做好出租房屋消毒防护措施、密切掌握租户健康状态、保持室内外卫生整洁等工作。

　　建筑业停工，金融业在后续可能因不良率上升、证券交易量下降受损。农林牧渔的家禽养殖，一方面物流受阻导致饲料无法运送，另一方面活禽屠宰、买卖受限，生产和销售两端受到双重挤压。

　　手游《王者荣耀》在大年三十当天的流水为20亿元左右。之前，《王者荣耀》的单日流水纪录为2019年大年三十的13亿元，单月流水纪录为2019年2月的71亿，预计这两个纪录都将在2020年春节期间被打破。

　　2003年非典期间，交通运输、住宿餐饮、金融等服务业所受冲击较大，二季度GDP分项同比分别较一季度下滑5.4、3.6和3.6个百分点。

　　根据2020年春节目前受冲击的情况，假定只考虑冲击最大的三个行业，电影票房70亿（市场预测）+餐饮零售5000亿（假设腰斩）+旅游市场5000亿（完全冻结），短短7天，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1万亿，占2019年一季度GDP 21.8万亿的4.6%。

　　疫情对不同微观个体的冲击程度不一样，从受冲击程度，民企大于国企，小微企业大于大企业，农民工大于正式职工。

　　为防范疫情扩散，全国春节假期延长3天，部分省市复工时间进一步推迟一周，企业正常的经营计划被打乱。 生产和营业停摆，收入和现金流中断，但是房租、工资、利息等费用刚性支付，企业将蒙受巨大损失。

　　经营中断可能导致订单合同违约、资金周转困难，部分体量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微企业将面临破产倒闭的困境，风险还可能沿着供应链和担保链上下及横向传导，引发局部性危机。

　　员工收入与企业经营效益息息相关，尽管人社部已下发通知要求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但当企业效益下滑，员工的薪资、奖金乃至就业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尤其是在受冲击较大的餐饮、娱乐、交运等行业及中小微企业。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弹性薪酬制的员工，例如外卖、快递、滴滴以及部分制造业等计件工资的工种，基础保障低、收入波动大，是受疫情冲击最大的人群。

　　中小微企业创造了最多的就业岗位，为提高居民收入和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弹性薪酬制的员工数量庞大，但是社会保障和抗风险能力非常薄弱。近年来经济增速下行、企业经营效益下滑、就业压力加大，叠加此次疫情冲击，中小微企业和弹性薪酬制员工等弱势群体需要重点关注和扶持。

　　一方面疫情的扩散与传染对消费、生产与投资带来负面冲击，实体经济短期走弱有利于推动债市走强；另一方面，疫情带来的恐慌情绪推升避险情绪，带动利率下行。

　　2003年1季度债市在经济增速超预期和疫情传染的博弈下呈现震荡态势，4月疫情明显加重、并引起高层重视，利率开始下行。1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4月2.9%水平下降至5月底的2.7%水平。随后伴随疫情解除、经济回暖、通胀压力加大，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债券市场大幅调整，利率逐步上行。

　　疫情将从盈利和风险偏好共同打压，的波动性将加大。2003年非典疫情前期对形势估计不够充分，整体先涨后跌，交通运输、房地产、有色金属板块跌幅居前，医药板块相对受益。

　　2002年11月“非典”出现之初，市场对疫情的严峻性估计不足，整体仍然上涨。2003年4月疫情明显加重、4月16日国内多地区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非典疫区、4月20日北京多校停课、4月21日国务院宣布取消五一假期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市场情绪急转直下。4月15日起恐慌情绪快速扩散，大幅下跌，4月15-4月25日上证综指、沪深300指数分别累计下跌8.8%和8.5%。其中，交通运输、房地产、有色金属跌幅分别为13%、10.3%和10%，而医药板块跌幅2.8%，相对受益。

　　当前疫情的前期应对反映出地方政府应对的被动，信息公开透明做得非常不充分，应急医疗非常薄弱，城市管理落后。

　　大数据对于人口流动目的地及滞留时间的监测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传染源的防控。这将激发出未来政府治理的公开透明和协调组织配套能力的提高。

　　居家隔离和避免人口大规模流动导致线上消费、线上教育、在线办公、视频会议等新的工作生活业态快速发展，很可能改变未来的工作和管理方式。

　　相比非典，本次疫情传染性更强但致命性更弱，政府应对较快，经验更为充分，疫情有望得到有效控制。

　　但相比2003年非典，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更大，外部环境更差，且当前疫情发生的时点为对第三产业需求较大、工人未能返城的春节，因此专家判断，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将大于2003年非典，但时间可能更短。

　　经济下行压力更大，外部环境更差，疫情集中爆发时点为春节，所以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大于2003年非典。

　　当前逆全球化抬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短期暂缓。2018年3月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摩擦，期间打打停停，但形势总体上持续升级。

　　美方对华加征关税的商品规模不断扩大、税率不断提高，并且已经超出了贸易领域，升级至科技战、金融战、地缘战、战等全方位博弈。2019年中国对外、对美出口分别为0.5%和-12.5%，创2008年以来新低。

　　尽管2020年1月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美国仍对约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维持25%的关税，对约12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维持7.5%的关税。此外，美国两党已达成对华遏制的共识，中美贸易摩擦仍存反复的可能。

　　内部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换挡，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且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小于2003年非典影响时期。

　　2003年中国经济处于库存周期、产能周期、房地产周期共振向上的阶段，整体经济趋势性、周期性上行，人口红利释放，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充裕。一方面，外贸需求旺盛推升中下游需求，叠加信贷环境宽松，企业主动补库存，带动工业库存水平于2002年11月持续上升。

　　另一方面，2001年前后我国开启第三轮产能周期，重化工业、城镇化快速发展，同时由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引致的地产行业快速发展，钢铁、有色行业投资意愿高涨，产能周期及房地产周期共振向上。总体来看，2003年经济整体处于上行周期，“非典”疫情仅是经济上行期间的一股短暂“寒流”，仅延缓了实体经济快速抬升的势头。

　　当前中国经济处在大的增速换挡解读，自2010年以来持续下行十年，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宏观杠杆率偏高，2019年底经济低位暂稳但基础不牢。

　　房地产投资受融资收紧影响处在下行通道、基建年初发力制约后续回升空间、居民部门高杠杆率和就业压力大制约消费回暖。如果没有深入的改革开放，中长期看形势仍严峻。同时，企业家信心、地方政府积极性和激励机制有待改善，财政及货币政策空间小于2003年。

　　从经济结构看，与2003年相比，当前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拉动作用不断提高，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占主导，疫情对服务业带来的负面冲击或被进一步放大。

　　分产业看，2019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占比7.1%、39%和53.9%，其中第一二产业分别较2003年分别下降5.3和6.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提高11.9个百分点，分别拉动GDP增长0.2、2.2和3.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拉动作用不断提高。

　　本次疫情的传染性更强，叠加春节时点因素，对服务业和企业复工冲击更大，但防控力度更强，预计影响时间短于2003年非典。

　　从病毒本身看，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较强，但致病力和致死率暂时比SARS低。1月5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从武汉肺炎患者标本中分离出了新型冠状病毒。

　　经过高通量测序及比对，证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因此WHO命名该病毒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目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途径尚未有全面系统研究，仅能确认存在人传人的现象。

　　据WHO数据，2002年11月-2003年7月全球确诊感染SARS患者共8096例，其中死亡774例，死亡率9.6%。据国家卫健委公开数据，截至2020年1月31日发稿前，全国累计确诊案例9810例，累计死亡病例213例，死亡率2.1%。

　　2003年非典虽然始于2002年底的广东，但在2003年4月才迅速升级，实际上春节期间的餐饮娱乐交运影响不大，工人已返工，对第二产业影响也不及目前。当前时点，春节期间的餐饮娱乐交运几乎下降到零，工人延迟返工，对房地产、基建、工业生产的影响也较大。

　　疫情将打断中国经济自2019年底的弱企稳态势，恶化企业经营效益和预期，降低居民收入增速，增大就业压力，推高债务和金融风险，政府需及时出台政策进行有力对冲，托底经济，增进社会福利。

　　防控及时得力，疫情持续时间较短，对经济的冲击也主要局限在一季度，疫情高峰出现在2月中旬，此后逐步下降，3-4月结束，四个季度的GDP增速预计为4%、6%、5.8%和5.6%，全年在5.4%。

　　由于春节复工人口流动、气温较低利于病毒传播以及防控不得力，疫情可能延续至二季度，最终各方面努力下并在气温升高的帮助下于6月左右结束。

　　疫情持续时间较长，将影响整个上半年的经济增长。一季度GDP增速滑落至4%，二季度略有回升，但仍显著低于正常水平。四个季度GDP增速预计分别为4%、5%、6%和5.8%，全年GDP增速为5.2%。

　　考虑到病毒的前期潜伏期较长、传染性较强以及未来变异的可能性、复工以后再次扩散和传播、防控上可能的疏漏，疫情持续时间可能会超出预期，形势的演化比第二种更严峻也要充分估计。

　　从历史经验和当前进展来看，第一种情景目前概率更大，主要是基于此次疫情防控的及时性和力度明显强于2003年非典时期，但是也要做好第二种和第三种情景的准备，坚持底线思维。

　　非典历时半年，但从2002年11月16日首发病例到2003年4月17日局会议高度重视相隔5个月时间，而此次疫情从12月8日首发病例到1月20日总指示相隔不到1个半月。

　　参考过去抗击“非典”的经验，采取了对重点疫区进行管控、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市封城、及时提供各类医疗物资、“小汤山模式”医院定点诊疗感染病例、延长春节假期防止人员大幅流动等措施。

　　非典时期从4月17日局会议到6月20日小汤山医院最后的患者出院，仅2个月时间便基本扫清疫情，因此我们可以审慎乐观估计，大概率的情况是疫情及其影响主要在一季度。

　　第二，适当减免一季度受疫情影响严重的部门尤其是交运(民航、公路客运、水路客运和出租汽车)、旅游、餐饮、住宿等行业的增值税，亏损金额抵减盈利月份的金额以降低所得税。

　　第五，对参与防治工作的卫生医务人员提供临时补助。病人疫情治疗相关费用一切减免。补贴并保障低收入人群和前期失业人员的生活水平不因疫情受影响，提前防范可能产生的失业潮引发的问题。

　　第六，对参与捐赠的企业和个人行为予以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抵扣，不受目前企业所得税税前利润12%限额的约束，鼓励社会捐赠。

　　第七，扩大赤字率至3%。2020年以收定支，财政收入下降，疫情防控支出增加，属预计外的支出，为避免挤压其他民生和稳增长支出，有必要扩大赤字。

　　第八，提前做好基建项目储备，疫情过后开启基建减税，对于人口流入地区的都市圈城市群可以进行适当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交运、教育、医疗等行业的投资，以刺激需求、稳定就业、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中国制造竞争力和提高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

　　货币政策方面，可以适度降准降息，给予特殊时期还本付息延期支持，鼓励但不强制商业银行对主要疫区湖北下降利率，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提供信贷支持。鼓励各大保险公司畅通保险赔付流程。

　　此外，还应在主要疫区和特大城市探索灵活办公机制、错峰上下班，发展线上和智能化办公，避免人流交叉感染。

　　尽快恢复生猪、家禽类饲料的供应和物流系统，避免生猪、禽类因饲料供应和销售受阻而大面积扑杀产生新的疫情。

　　兼顾企业和员工利益，落实员工带薪休假制度的同时，延长的假期及推迟开工的期间内按一定比例支付基本薪酬而非强制工资，减少企业因负担过重而在复工后加大裁员的现象。

　　强化信息公开透明、加强监督，强化官员问责，表彰抗击疫情战斗英雄，完善应急医疗体系，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从传统“堵”的思路转移到“疏”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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