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资本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李世默：读《求是》做投资——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制度优势和

　　导读：2020年11月12-13日，由投中信息、投中网主办，投中资本协办的“第14届中国投资年会·有限合伙人”峰会在北京举行，本文为成为资本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李世默在峰会上演讲全文。

　　大家好，非常感谢投中网和陈总能给我这个机会来与大家分享。我今天的任务很艰巨，“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制度优势和投资方向”，这是个非常大的题目。虽然从事投资工作多年，可以聊出些东西，但放在如此大的语境里，我心里就没底了。很幸运，前天我路过公司的党支部活动室（虽然我不是党员，但他们也让我进去），发现了最新这期《求是》，第一篇就是习总在今年的讲话，题目是《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读完豁然开朗！

　　首先，总对过去四十年的发展作了总结，改革开放后，我国加入了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形成“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实现了快速增长的巨大成就。

　　这里我想提一个看法，对于前四十年的发展，我们身边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误读，那就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完全是市场驱动的。事实上并非如此，市场固然重要，但如果我们回顾过去20年跟我们行业有关的两个大势，可以看到市场背后的国家力量也是关键所在：

　　第一，中国建立了世界领先的2C互联网产业，头部互联网企业巨大，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但是这离不开政府鼓励企业创新，创造了宽松的政策环境。

　　第二，中国实现了制造业的第一轮升级。我们培育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制造业与供应链，在电子制造、新能源等领域还实现了弯道超车。政府从国家顶层设计、产业政策、资本引导等方面入手，起到了全面的推动作用。

　　这让我想到了今年第一期《求是》杂志上总的另一篇讲话，他提到：“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

　　那么，我们国家的制度优势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制度在过去的全球竞争中能够让中国脱颖而出呢？我认为，我们的最大优势就是几十年来远瞩的中央规划与战略有为的地方治理，我们的制度具备不断改革的能力，我们的中央政府能够结合国内外环境做出具有前瞻性的顶层设计，我们的治理体系能够强有力的贯彻。顺着这一思路，我也通过总结几位我非常尊重的学者的观点，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

　　第一位学者是费孝通先生。早在80年代，中国的地方政府就敢为人先，组织老百姓兴办企业，当年乡镇企业在全国遍地开花，1987年的时候乡镇企业产值比重首次超过农业，乡镇企业在当时成了中国经济最活跃的部分，为我们今后的工业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费孝通先生将这个模式称为苏南模式，因为苏南地区的地方政府在乡镇企业上的表现是最积极的。

　　第二位学者是我们复旦的史正富老师。90年代之后，乡镇企业开始退出历史舞台，经过大浪淘沙，我们国家诞生了一批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引进许多外资企业，通过满足内需或是承接国外市场，发展非常迅速。

　　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对自身的角色做了及时调整，成为了招商型政府，地方政府作为地区发展管理者，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吸引更多的资本、技术和企业到本地发展，以创造更多的GDP、就业和税收。这造就了中国高于常规的投资率、较低的交易成本和更高的行政效率。

　　因此史正富教授说，中国的地方政府不光是政府，也是实实在在的市场主体，为当时的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还特别讲过，40年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说明：没有正常运行的市场，就没有经济的活力和成长，但没有战略有为的政府，市场就既不会正常也难以运行。

　　在这里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亲身经历的例子，舜宇光学是我们公司2005年投的一家公司，那时候的市值大约是3亿人民币，是从一家低端的生产光学仪器的乡镇企业，现在成为了市值过千亿的上市公司。余姚地方政府在1994年开始帮助公司进行了股份制改造，随着电子设备对镜头模组的需求不断增大，舜宇开始快速扩张，但是作为企业他们当时有很多困难，比如余姚当地缺少高素质人才，而且当时长三角电力短缺，工厂也经常停电。于是当地政府立即出面，帮助他们解决了这些问题。现在舜宇光学的车载光学镜头市场占有率是全世界第一，手机镜头全世界第二，每年378亿人民币的收入，40亿人民币净利润，没有政府的推动他们是不可能有这么大成就的。

　　第三位学者是北大的路风老师。随着我们的产业不断升级，服务型政府、竞争型政府也难以满足发展需求了，于是地方政府还要亲自下场，化身为超级VC，来培育产业的发展。最近我们经常说到合肥的故事，说合肥异军突起。其实不是这样的，合肥早在零几年的时候就干过一轮了，而且成果相当辉煌。路风老师在《光变》中讲了京东方的故事，当时几个地方政府在京东方的融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合肥为了引进京东方，连地铁项目都暂停了。

　　第四位学者是王绍光老师。中国体制之所以能不断改革，做出顺应世界格局和时代主题的战略选择，是因为我们有一套科学的决策体系。王绍光教授在《中国式共识型决策》这本书中以新医改为例，总结了中国政府制定重大政策的决策过程，包括怎么去认定问题、怎么调研、怎么搜集信息、怎么试点，叫做“共识型决策”。

　　纵览我们公司的成功被投企业，我可以说一半以上如果没有政府的配合和积极推动，是不可能取得现在的成就的。所以我经常告诉我们的投资团队，不要一连投了几个好项目，挣了钱就自以为是，其实没啥了不起的。中国最聪明的人在政府，他们比我们做的好得多。

　　对于眼下的大变局，总谈到，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这次疫情可能加剧逆全球化趋势，各国内顾倾向明显上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也有被化、武器化的风险。

　　我在这里也分享两个对外部的观察，一个是2017年美国的《战略报告》，对前几任美国政府支持、欢迎中国崛起的态度进行了批驳和否定，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竞争者”（competitor）、“竞争对手”（rival）、“敌手”（adversary）。

　　另一个是欧盟委员会在2019年发表的《欧中战略展望》，宣称中国不但是欧盟“经济上的竞争对手”，还是欧盟“向外推行国家治理新模式的制度竞争对手”。因此，国际关系圈子里也有很多悲观的看法，比如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里森教授在书中总结了过去500年中，有16个大国崛起并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国的案例，其中有12次导致了战争。他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

　　那么，我们面对这一新格局，应该以何种方式应对呢？我们在总的文章中也能找到答案。总指出，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居民消费优化升级，同现代科技和生产方式相结合，蕴含着巨大增长空间。我们还要努力重塑新的产业链，全面加大科技创新和进口替代力度，锻造一些“杀手锏”技术。同时，必须看到，实体经济是基础，各种制造业不能丢。我读后豁然开朗——这不就是我们的投资大方向吗？

　　今天我们看到两个大方向：扩大内需和新技术结合创造的大规模消费升级；产业和工业互联网技术推动的高品质产业升级。

　　2B产业、工业互联网驱动的第二轮产业升级，我把它叫做“智能内循环”。通过科技驱动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优化，加上上游技术突破，如开源芯片。

　　我认为2B领域产业互联网发展潜力是最巨大的，过去我们改造传统产业链难度很大，因为技术不够成熟，优质产能以出口为主，外需市场的增长速度很快，业务扩大也快。可是优化生产方式意愿比较低，外贸订单相对稳定性的周期性，计划性很强，管理难度低。

　　现在不一样了，各行各业受到2C市场持续的教育，对技术赋能的应用前景建立了深刻认识。国内市场比重迅速上升，内循环加速。在国内，新一代消费者崛起，对产品的需求更加多样化、个性化，以C2M形式倒逼产业链提升效率，产能竞争压力非常大。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制造业和供应链。可是，中国受限于资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的制约，行业非常分散，99%以上是中小企业，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提升空间。

　　中国供应链服务几乎没有全国性的规模平台出现，产业链也普遍缺乏技术和信息化应用。在美国这些产业的占比情况是这样的：1）汽车，零部件头部最大的4家公司占据美国30%的市场，中国最大的一家才1%的市场。2）食品，美国最大的两家公司占据美国27%的市场份额，我们最大的两家公司才20%的市场份额。3）工业品MRO，快速物流都是同样的，他们头部企业效率很高、规模很大，我们效率很低，规模很小。

　　中国的制造业都是千亿美元级市场的制造业，纺织面料、服装、MRO，所有的这些企业有待互联网技术改造的空间是巨大的，估计在90%以上。在纺织面料这个两千亿美元的全球性行业，我们自己有一家公司叫“百布”，试图用互联网技术改造这个行业，现在百布的云工厂已经整合了全国百分之四十的产能，而中国的纺织产能居世界之首。

　　智能制造也有巨大潜力。我们有一家被投企业叫“大熊星座”，致力于智能焊接。焊接是一个巨大的行业，可是焊接这个行业以前非常难实现自动化，因为焊工是模拟型的一个工作，焊工靠很多经验，做得时间长才焊得好，机器人做不到那个水平。近年来，年轻人不愿意从事这个行业，焊工的平均年龄和工资不断提高。可是现在技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光学技术、视觉技术，还有AI、大数据分析，可以把智能机器人焊工做到接近老焊工的水平，改变了整个行业。焊工涉及的领域几千亿、几万亿都有，造船、造冰箱、造房子都需要焊工焊接。

　　在美国，产业互联网技术进入产业、进入制造业的时候，国家已经在去工业化道路上走得很远了。中国不同，我们的产能是世界第一，全世界大部分产能都在我们这儿，所以我们的制造业是“世界工厂”。智能制造对中国的意义是深远的。发展中国家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在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时候就因为劳工成本上升而去工业化，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总说“制造业不能丢”，也许就是这个道理。

　　在消费互联网行业，中国的企业和市场规模和美国的不相上下，他们有什么，我们也有什么，跟他们一样大，有的甚至更大。可是2B，我们是他们的一个零头，光看这个就知道发展空间巨大。并且这个差距是没有道理存在的，因为我们是“世界工厂”，全世界的工业基地在中国。我相信五年、十年后，中国会出现巨大无比的2B互联网企业。

　　科技技术创新是技术进步最重要的部分。当我也看到相关数据时大吃一惊，芯片进口占总进口额的15%，比原油、铁矿石还要高。总说要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要下大功夫。我相信这是一个重要领域，也应该是我们的一个投资方向。

　　2B投资和2C投资有重要差异，这10年、15年大家都在投2C，我们也在投2C，养成的一些习惯，在投2B领域是必须改的。2B公司资本需求量小，上市前融资需求远小于同规模的2C企业，关注的是收入质量，而不是烧到平台规模。

　　在2B领域，创业需要专业性，做2C投资每个人都是专家，开投委会不管你提什么案子，从来没看过这个案子和行业的人都可以给你提一大堆意见，因为大家都是C。2B不一样，你要没仔细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投资2B还需要有全局观，从上至下研究吃透一个行业，而非只是从下至上跟着项目走。

　　回到刚才说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智能内循环引领中国下一轮产业升级，国家、政府起到了最核心的推动作用。国家的顶层设计、政府的战略执行和资本引导、再加投资机构的投资、创业者的创业，形成大规模的“智能内循环”。在大制度领导下的市场活力，是今后10年中国发展的特征，是充满机遇的大局，它的三个组成部分是：中央战略、地方引导和市场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