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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王骁:东北复兴出路不在歌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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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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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王骁:东北复兴出路不在歌声里

  大家好,我是王骁,在假期之前,9月22日,著名旅加华侨女歌手曲婉婷再次云带孝,被骂上热搜。这事儿之前没做,因为不想打扰大家放假的心情,现在可以聊聊了。云带孝没几天,《中国纪检监察报》回应称,“境外不是资产转移的天堂”。其实这个事儿的起因就是曲婉婷母亲张明杰,曾是前哈尔滨发改委副主任,2014年9月因贪腐被批捕,涉案金额3.5亿。

  为什么一个副局级官员有这么大权力?其实中国互联网对于东北一直有着别样的关心,也不奇怪,东三省,曾经的共和国长子,新中国建国初期以一地之力带动全国发展。但是这几年东北经济凋敝,人口外流严重。2020年上半年全国31省份GDP,黑吉辽跌至26、25和17位,三省GDP加起来,高于第七位福建省,低于第六位四川省。

  社会各界总结东北衰落原因时,永远绕不过“官本位”与“官僚主义”。往期节目我曾多次批判官僚主义,但客观上官僚科层制是现代社会组织基础,一度让东北成为中国最现代化地区,性别和分配相对平等。本期骁话一下我们就聊聊,东北官僚主义的白与黑。

  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下岗就这样出现在工人的世界里。曲婉婷的歌声里,藏着数百家庭被贪腐官员破坏后的“沉默”。检方指控张明杰担任哈尔滨道里区副区长时,非法使用公权力,篡改合同,贱有资产哈尔滨市原种繁殖场。原种场拥有154万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大小约合220个足球场,价值3.5亿。但厂子被作价6160万卖掉,原有566位职工的1146.7万安置款不翼而飞。

  副局级干部随手一操作,就赚到了上百普通人一辈子的收入,张明杰还得以荣升,成为曲婉婷眼中的“英雄”,下岗工人饥寒交迫时,她在加拿大过着安逸的生活,将网友质疑归为“无知的血口”。其实大家一直以来就一个问题:如果跟你没关系,为什么6年不敢回国?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海南人,但是我就是一个典型的原子化家庭,家里就是哈尔滨南下移民。团队的吉翁舰长是大连人。我们都对东北凋敝深感痛心,也都认同这其中离不开“官本位”的问题,但如果只是骂一通,那就没有意义了。我想用这期节目和大家聊聊东北的结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如果真的要展开来讲,能写几十篇博士论文了,所以我今天只是抛砖引玉,给大家提供一个角度和结构,帮助大家有新的认识。

  建国初期,甚至在建国以前,东北是“现代化”的代表,这要先从历史上找原因,主要靠的是“走出去”和“现代化”。清兵入关后,沿着明朝辽东边墙修建“柳条边”,禁止百姓开发东北。随着内地农业内卷、灾荒战乱,大批难民由陆海涌入东北,清政府也只能默许百姓开发“龙兴之地”。

  张作霖割据时代,东北社会发展加速,大豆一度成为中国极少数国际贸易拳头产品,内地移民也进一步加速。东北地广人稀,军阀缺乏有效治理,这片土地上要乡贤没乡贤,要宗族没宗族,百姓只能自组织。那年头能跑到关外的人,往往要经过“弱肉强食”的考验,活下来,你就是农业社会“精英”。张作霖本人就是“胡子”,乱世时“精英”占山为王,自封等级,背后说明了边疆人对“力量”的追求,越是“武德充沛”越期待稳定的秩序。

  九一八国耻后,抗联浴血牺牲,日本全面殖民东北,兴建铁路和城市,试图将东北打造成“满蒙生命线”。最后日本“招了核”,但客观上东北也完成了初步工业化,解放前,上海是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东北则是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秩序混乱,中国惟一的现代化组织,党,就抽调近百万天降猛男出关,剿灭原来盘踞在“东北”的旧社会精英,重建秩序,《智取威虎山》大家都听说过,讲的就是那段历史,我就不多说了。东北局后来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管理机构,比如建新公司就是大连市委的马甲。最终四野三兵营出兵、华野靠大连大炮弹和山东小推车,碾压了。

  建国后东北条件最好,苏联援助的156工程,三分之一布置在这里,“共和国长子”的实质是新中国工业心脏。现代化工业需要现代化组织配套管理,那什么是现代化组织形式?官僚科层制。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科层制组织等级清晰,权责分工明确,理论上是效率最高、最理性的人类组织形式。但是要注意,这说的是官僚制、不是官僚主义。

  新中国初期总体呈现了“强政府-弱社会”形态,由“全能主义”政府主导、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由于缺乏管理人员和经验,庞大的工业基地想要高效运转,得靠官方科层制组织领导。计划经济时代,这类大型国营企业管理着工人的方方面面,困难时期东北国营厂能自产零食和冰淇淋,作为工人福利发放,员工有子女,工厂就要为职工配套从幼儿园到中学的教育设施,企业还要负担职工养老。当时这叫做“企业办社会”,也称“单位制”,所以就有了那句,“你哪个单位的?”

  举个例子,黑龙江鹤岗在中国东北的东北部,前段时间因5万一套房全国闻名。其实最初156工程里4个项目布置在这,年产煤上千万吨,十几万煤矿工人组成的巨型煤矿联合体,连带家属新形成了百万人的居住区,行政需求促使黑龙江省政府在这建立了鹤岗市政府,属于一个典型的功能型城市。美国社会学家魏昂德将国企体制定义为“组织化依附”,工人依附于工厂,国企掌握个人生活发展的资源和机会。也就是说,国企提供社会服务职能,因此大企业生态就是社会秩序。

  现代工业体系既需要高强度体力劳动者,也需要脑力行政人员。国企的劳动力需求,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女性就业。女性有了经济和社会地位、直接提高家庭地位,有力保障了平权。所以说东北女性“彪悍”,并不是指体能强,而是说东北更早保障了男女初步平等。这一点我相信很多东北的观众应该都有体会。

  科层制社会下,东北形成了两套“领导”机制。一套管企业、一套管行政,比如鞍钢是副部级国企,而鞍山市却是地厅级行政区。因为没有传统宗族,官僚制代替了祖宗和血缘辈分的社会功能,既是社会管理者,也是秩序维护者。两口子闹矛盾,直接点,亮明级别,所以在东北家庭,夫妻不是按照性别来算一家之主,而是谁的级别高,谁就是一家之主,如果级别相同,那就找领导,俗称“闹到单位去”。

  所以“东北”现象不是东北独有,越是国有经济发达的地区越明显。刘冰主演电视剧《情满四合院》,重现了北京“科层制”四合院,居民自组织按照各自社会级别,一大爷原来是八级钳工,院子里地位最高;二大爷是普通车间钳工,是个官迷,院子里排第二;三大爷是小学老师,坐第三把交椅。这三人构成了四合院长老会,定夺大事小事。

  今天是市场经济,所以很多人从市场的角度出发,经常会指责老国企说效率低下,浪费社会资源。但是特殊年代,东北国营经济对社会贡献极大。和鹤岗一样,中国不少地区都是围绕着一家企业,一套单位建设出功能性城市。三线建设时期,为了全国战备,东北抽调精兵干将建设出四川钢城攀枝花,所以今天攀枝花的口音还和四川话略有区别。大庆油田最初也是政企合一,全面保障全国石油安全,安达特区1979年才改组为大庆市。鞍山的钢铁,抚顺的煤矿都有互相对应的关系。

  特定历史时期,这种发展方式迅速建设出一个现代化社会,2008年全国城市化率仅有百分之45,而辽宁已经达到百分之60,现在甚至有百分之72,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根据人口六普数据,东北受教育程度长期高于全国平均值,辽宁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仅次于京津沪等中心城市。

  但是问题很明显,就是东北功能性城市太多,功能型城市的功能一旦消失或者退散,那么单纯保留当年那套行政建制就会徒增成本。鹤岗采煤业衰落后,全市GDP只剩下260多亿,人口百万左右。放在其他东部省份,这可能就是一个县级市水平。但是目前鹤岗依旧维持着地级市的组织建制。其实不只东北,再比如鄂州市的成立,当年是为了配套鄂钢的社会管理,但是近年盛传要并入武汉,还有此前造无缝钢管的莱钢衰弱后,地级市莱芜也被并入济南。

  在没有市场经济的年代,公权力事无巨细的包揽人民了生活各方面。但长期维持这套体制并不能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也给政府和企业带来各种问题,首先是“注意力”的分配,当代叫公共资源向哪倾斜,社会管理要决策最为紧要,事关发展的领域,企业的任务是发展经济,过度介入社会服务,必然会消耗有限精力。其次是成本提升,大包大揽式公共服务增加了社会机构负担。如果个人无法从“单位”获得发展资源,无法满足个人需求,也很容易陷入负面心理。

  今天我们知道雪糕厂造雪糕,想吃就花钱买,这是典型的市场经济行为,但当时举个例子,冰棍儿是厂里生产的,本来应给配发给你,但是被领导吃了,你可能就闷闷不乐怠工一下午,但如果这不是冰棍,而是入学机会或者分房呢?这种行为一而再的发生,汇总起来就会造成效率崩坏,系统失衡。

  中国组织社会学学者周雪光就指出过,这套“全能体制”,控制了社会大大小小事务,连妇联等社会组织,也被“准政府部门化”,结果就是公共部门一起失去活力。权威体制和有效治理,两者存在逻辑冲突,所以很难同时实现,前者需要服从会导致僵化,而有效治理需要控制权威边界,打破垄断地位,基层部门需要多元探索的自主性。8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加剧,发达国家开始向“资本洼地”转移产业,美国五大湖、英国“红墙带”、德国鲁尔区,老工业基地接连面临衰退,东北也不例外。

  东北是全国指令经济实行最彻底的地区,建国初期购制的设备,经过数十年使用,开始逐步老化。企业管理僵化,缺乏竞争,不负担盈亏,生产脱离市场,一切由政府下订单,主观上既无必要扩大再生产,也没有改进动力,经营失败的企业没有相应破产制度,亏损被国家承担,就变成了坏账。改开深入后,东南沿海大发展,而东北缺乏政策倾斜,市场经济发育不足。

  其实自然地理上,东北也在逐渐丧失经济竞争力,90年始全球资本吃相越发难看,新兴制造业国家往往实行24小时三班倒,而东北福利完善,一年只有一半时间开工,冬天不烧暖气,无法展开工作。生产力的核心,劳动力也出现问题。东北过早城市化现代化,出生率迅速骤降。

  1982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科层制管理下,上面决策下面执行,超生意味着丧失前途,东北家庭迅速完成一胎化,但建国初婴儿潮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继退休,一个人出生的同时,很可能3、4个人退休,还记得企业办社会,单位包养老吗?社会抚养比失衡,东北老龄化与人口危机迅速形成。

  90年代,建国40年形成的各项矛盾,让改革走入深水区,90年代中后期,全国强制推行经济体制改革。亏损企业“破产解体”,其他企业“转制”。对,我要谈“下岗”了,所谓下岗就是变相失业,一般来说职工过去和国家签订的终身就业契约被打破,领取三年工资,约1到2万元作为安置费走人。数千万人奉献了青春,建起了厂房,最后被几万块钱“买断工龄”。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1993年到2004年,历年累计下岗职工约3000万人,东北占四分之一,按照一家三口计算,1亿人的东北,有近三千万人生活没了着落。

  很多人会奇怪为什么90年全国各地都有下岗潮,只有东北社会濒临崩溃,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比如上海1990年开始就逐步下岗,花了10年时间分流百万职工,今天上海大家小巷遍布着的国营便利店,都是在大下岗时期逐步建立的,分散了就业压力。但是反观东三省,问题很多,反应缓慢,能拖就拖,拖不下去一刀切,结果七八百万职工在98年到01年之间集中下岗,失业潮直接冲爆了社会运行。

  以前有人开药方如打工、摆摊等等,如果你把东北想象成苏联,就应该能理解社会各系统同时停转的时候,个人努力不值一提,打工需要企业,摆摊需要人消费,当一个社会里企业和消费者同时消失了,会怎么样呢?三项制度收入、养老、医疗,在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后,社会兜底机制消失,几千万人在几年时间里,变得一无所有。

  而科层制领导的国有经济改制,对于领导私德有极高要求。如果领导有私心,那国企改制,就会变成“厂长私有制”或是“地方领导私有制”,建国初期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人民赋予了官僚极大权力,最后也就有了如张明杰之流的官僚,熟练地运用权力谋私。

  大家应该也会问,今天突然被辞退,还会以《劳动法》为基础搞仲裁,当时怎么一声令下所有人失业?我们前面说过科层制惯性,组织塑造了权威关系,国企职工就业几十年养成了服从命令的习性,在最需要主观判断的时候,他们基于过去经验,怀着对组织的信任交出了选择权。某著名小品台词就是“咱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结果最后轮胎气打爆了。中国社会人口学院院长2006年论文《单位分割与集体抗争》就认为,在单位的严格控制下,集体抗争将保持非组织化的发动模式。

  国有企业关停并转,配套行政部门无企可管。“单位”崩溃后,“机关”却没有消失,“科层制”也没有消失,1.2亿人的东北有3个省和34个地级行政区,而1亿人的山东,只有16个地级行政区,难道山东没有“官本位”?但山东仍是经济强省,实际上,机关单位消灭了企业单位,企业单位却没能倒逼机关单位改革。

  香港科技大学社科部蔡永顺教授2002年研究发现,国企工人集体抗争的主体是下岗职工,而组织者往往是下岗或在任的企业干部,他们更有能力和威望,在改制中体验到更强烈的剥夺感。类似于《人民的名义》中的郑西坡。而过去针对工业中心重点建设的行政管理体系,今天成了“冗官”。

  经济崩溃后,官僚制管理异化成“官僚主义”。主要表现形式是形式主义,从程序上下手,没事找事。为了凸显权力,延长每级权力展示时间。最直接的,比如说话说一半。比如咱们去拍证件照。你给三寸,他要两寸。你给两寸,他说露耳。你给露耳,他说眼镜摘了。

  总是有各种方法,让你一次办不完。当然这只是最基础的,还有酒桌上的“没关系办不成事儿”,招商引资“原则是关门打狗,堵门捉鸡”,吃拿卡要下,企业只能纷纷外流,让经济更加举步维艰。总体上东北官僚严重,行政效率低下,投资对东北天然恐惧,而东北人有机会就跑“东四省”去,高素质人才人口流出,形成恶性循环。

  社会管理失效,民间开始自发组织,东北基层崩溃后,、和黑社会占据了社会生态位,犯罪率直线上升,今天很多东北的孩子还能听说过当年乔四爷的故事。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数千万人下岗,中国进入“第五次犯罪高峰”。全国范围统计,每万人下岗人数增加500人,那每十万人中,检察院批捕人数就要增加1人,批准起诉增加2人。

  下岗潮对东三省犯罪率影响更大,每万人中下岗职工人数增加1倍,平均每十万人中检察院批准逮捕人数增加约3人,批准起诉人数增加约6人。为什么、、甚至国学班能在东北大范围吸收成员?因为他们给了大众一套熟悉而温馨的“科层制”生系,等级明确区分,组织相互兜底,中老年人在和中寻找家庭温暖。成员用“黄金总监”、“钻石经理”相互称呼,当然你进去就是个“白银经理”了。灰色产业兴起,造成了大众错觉,好像“东北都是黑社会”,“北方多”的固有印象。一亿人无端端蒙受了负面刻板印象。

  2004年,中央提出“振兴东北老东业基地”战略,2012年十二五规划振兴东北,2016年,“新一轮振兴东北”战略出塔,国家投入海量人力物力财力,结果仍不乐观。反而养肥了一批硕鼠,2016年辽宁贿选案,45名全国代表当选无效,454人终止省代表资格。不仅是“投资不出山海关”,“政令也快要不出山海关”。

  大量国家投资进入东北后,并没有流入市场,而是路径依赖,流入行政机构和极少数国企。机床是工业母机,机器自我复制的基础加工工具,被称为“国之重器”。而沈阳机床集团就是差点以一己之力,摧毁中国机床产业的代表。2020年1月观察者网文章《沈阳机床兴衰解码》披露,沈机通过并购,迅速扩张成世界第一大机床企业。欢迎大家去读一下。

  说到最后,东北给了我们什么教训?官僚主义中唯上负责的文化带来了体制惰性,官僚主义把等同于行政,把结构设计简化为行政指令。却忽略了的实质,什么是真正的?真正的不是,而是研究并处理各社会团体间存在相互关系,进行集体决策的过程。

  而造成这一切的官僚主义似乎觉得自己毫无责任,吃穿住行国家承包,甚至有官员说出了鼓励大家去租房,他在市中心租房才600元一个月,这是现代版的何不食肉糜。

  还是我们一贯的老话,实用主义不实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治理,无助于社会稳定,只会带来更多复杂的非预期后果,决策不考虑社会文化和伦理分析,只是想当然,那结果就是纸上谈兵。什么是有效治理?自上而下完成资源动员,提供公品,解决地方冲突,地方政府能不能准确执行中央政策,完成地区治理任务。

  很显然,官僚主义无法完成有效治理。如果不整顿,不让行政机关和社会真正平衡,那么东北就没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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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金泰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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