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前卒工作室谈淮海战役(中) ——粟裕的“野心”在成长

　　前一篇《淮海战役——最典型的中国战争》从上叙述了国共双方如何走向最终决战，本篇开始进入军事层面。

　　后勤方面，淮海战役由华东、华北、华中三大战略区提供支持，以华东军区为主。在参战兵力方面，也是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而以华东野战军（下简华野）为多。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其他野战军相比，华野是一支出身相对”复杂“的军队，主力是来自江浙的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而成。

　　解放战争初期，有一个所谓“和平新时期”的阶段，少数解放区因此大幅裁减野战军，但主管新四军的陈毅与粟裕是三年南方游击战的幸存者，对蒋介石的和平诚意连标点符号都不相信。而且，在国共初期谈判中，已经确定苏中解放区要放弃给蒋介石，所以陈毅粟裕加紧整顿部队，将游击习气比较重的新四军“主力化”“、”野战军化”。以粟裕从江南天目山带回来陶勇、王必成两个纵队为基础，吸收地方部队主力，组建了二十几个团，三万余人的“华中野战军”。这支部队组建于相对富裕的苏中地区，干部有中学学历的很多，士兵也基本完成扫盲。所以这支部队虽然组建的比较仓促，但在战斗中成长很快，迅速具备了打大仗的能力。

　　1946年夏天，解放战争全面开打，基于“北攻南守”的战略，本来中央希望粟裕迅速北上，与陈毅率领的山东部队汇合，填补山东主力大规模进入东北留下的空缺。但粟裕提议“在条件较好的苏中内线月的两个多月时间里，这支“华中野战军”沿长江北岸的苏中地区机动，打了有名的“七战七捷”。该战役打击了的锐气，更重要的是让新组建的解放军部队认识了主力战斗力。

　　“如果真还像土地战争时那样（弱），何至于在天目山（被第三战区围剿）打的那么艰苦？真有三万人主力早打到南京了！”

　　但大多数干部没有这么清醒的认识，没有认识到（蒋系）是抗日战争最大受益者的事实，对100多个美械师旅的战法更是全无头绪。苏中这七场形态各异的小规模战斗，奠定了后来华东野战军作战的一些基本原则，带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侦查”性质。

　　在1946年年底，苏中战役结束后，以74整编师为代表的军占领了最富庶的解放区。粟裕带兵北上，与陈毅所率山东野战军在淮北鲁南地区汇合，组建起拥有9个主力纵队，27万人的华东野战军。从1946年到1948年解放战争中，这支核心部队都被视为“唯一主力”，又压在的江浙根据地头上，受到了蒋介石最认真的“照顾”。所以，和其他战区首先催动杂牌上前送死不同，从“全面进攻”，到“重点进攻”，再到“分区防御”，华东野战军对面的敌人都是蒋介石嫡系“基本部队”，有较平均的训练、补给水平。

　　比如说，东北虽然有新一军、新六军等少数精锐单位，但在辽沈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东北剿总还是少数嫡系部队裹挟大量军阀部队（如滇军与前东北军余部）和杂牌武装（如收编伪军组建的十个暂编师）出战，即便到了决战阶段，长春、锦州两个次级要点都有近一半的杂牌部队。

　　而在华东，出动五六十个整编旅/师，其中黄埔嫡系部队长期占60%以上。剩下的部队虽然有地方军阀背景，但大多数部队的中低级军官已经换成了中央军校生，不可能再违逆蒋介石的指挥，属“中央旁系”，如吴绍周，黄伯韬部队。只有冯治安，刘汝明等北方军阀的残余算是真正的杂牌，但在高树勋起义后，这些部队不是用于防守，就是进攻时掩护侧翼。在淮海战役前，华东军以徐州为基地，不断出击，华东野战军基本是与“清一色”的主力对抗。

　　1946年年底，陈毅粟裕合兵组成华东野战军后，根据苏中战役所得经验，利用山东解放区的后勤优势，面对全面压上的军不断防守反击，在内线次非常成功的歼灭战：分别是：

　　到1947年年中，虽然主要进攻的鲁中南解放区面积减少60%，但已被成建制歼灭25个旅约二十二万人，占其华东总兵力的三分之一。而且在被占领的解放区，短时间内不可能在进行过土改动员的地方恢复封建土地制，也就无从建立地方政府，更不可能补充粮食和人力，只是依靠纯粹的军事占领来显示存在——起码压缩一下解放军的根据地优势。

　　然而，作为一支必须抱团才有战斗力的封建军队，军只能依托交通线与城市进行低效占领。数次歼灭战后，在山东地区剩余的四十个旅，三十七、八万军队，有三十多个旅用于防御胶济铁路，津浦铁路（今京沪高铁），济沂公路（今G5京沪高速公路）三条交通线。所以，解放战争爆发仅仅一年，貌似军还处于攻势，但实际上在华东已经失去了大规模进攻能力。

　　在第一年的战斗中，军还暴露出很多难以纠正的弱点。其中战术与武器上的弱点各部队区别很大，这里不详述。但在组织与后勤两个方面，各部队有很多共同问题，下面在战略和战役两个层级，分述四种表现形式：

　　后勤：蒋介石在抗战结束后，打着充实战斗部队的旗号整编军队，将过去比较庞大的军属后勤系统全部取消。军级单位转为整编师以后，虽然战斗部队确如解放军所说“不但没有缩编，人员反而更加充实”，但后勤规模却从过去大概三四千人，降到千人左右（与之对应，一个主力纵队按标准会配备3500名常备随军民工）。这和华东美械，半美械嫡系部队对后勤的需求极不匹配。

　　与此同时在美国人”顾问”下，取消了过去更适合于半封建军阀需求，分头分级控制的兵站补给制，成为世界上继苏联红军后，第二个实行“联合勤务”制的军队，所有人员增补与辎重运输完全受设在徐州的补给司令部控制。从上说，这项制度牢牢拴住了军阀部队，大如刘汝明，小如米文和，在中原大地上顽强生存了三四十年的独立军阀都被纳入了体系。

　　但在战场上，后勤补给由于过度集中，完全依靠火车和汽车进行战略补给，进攻必然就只能依托交通线进行“东西对进”“南北夹击”，完全失去了战略突然性。此外，由于人员补给完全由中央调控，所有部队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获得多少人力补充，各部队要么是步步为营，深恐损失部队，要么是一波打残，长时间无从重建。

　　在战役层面，整编师后勤人力不足，一次出击只能携带4-5天所需辎重物资——还往往不足额，维持三天行军就不错。熟悉军史的读者应该知道美军对在朝鲜的志愿军有“星期攻势”的说法，这说明解放军步兵可以自带物资保持7天持续进攻能力。加上解放军组织度高，行军速度本来就比快，单支部队在停下来等待补给前，机动能力几乎是三倍。

　　具体而言，一场战役中，解放军纵队有超过三百里的机动能力，而军机动百里左右就要停下来等待补给。就在耗尽机动力的极限处，解放军可以从周围100公里的半径内抽调部队打歼灭战，同时不太担心突围。鲁南战役，军从枣庄出发，走了四天约120里被包围歼灭，莱芜和孟良崮两次歼灭战，军被歼部队距出发点同样是100里上下。到了淮海战役，杜聿明集团最终覆灭的陈官庄离徐州依然只有百里之遥。

　　总的来说，在解放军眼中，改变了后勤体制的军几乎是半静止状态。军队也往往像老祖宗湘军一样，结大营打呆仗。莱芜战役南线战场，五六个整编师，近二十万人堆在一起，齐头并进，一天前进20里，企图借此“挤死“陈毅粟裕。华东野战军当时全军不到二十万机动兵力，火力不到军三分之一，的确很难正面攻击这样一个大集团。但却因为组织问题，暴露了更多的弱点，屡屡被粟裕利用。

　　作为国内最大的军阀，蒋介石出于吞并同行的目的，在美国人建议下，组建了世界上第二个国防部（第一个是纳粹德国），将抗战时各种高级军事编制如战区，军团，集团军统统取消。非常扁平化的将180万野战主力编成八十多个整编师/军。这样大批中等军阀要么屈尊去当整编师师长，要去不直接统属部队的绥靖区当司令，副司令，交出了很多权力。另一方面，当时大量只有师长资历的黄埔生，可以名正言顺领导最高级军事单位：整编师，替代那些被赶走的军阀。从角度，这波操作的确很聪明。

　　但是，由于整编，各战区级指挥官对下属整编师/军没有直接隶属关系，徐州往往还有一个蒋介石空降的副总参谋长指手画脚，结果徐州的战略司令指挥不动徐州和济南两个绥靖区，而任何一个绥靖区也不能有效指挥两个以上的整编师。实际操作中，都是绥靖区副司令带着老部队去“协调”。但这个所谓副司令，也不过也是老资格整编师师长，面对亦是师长的“黄埔新进”往往指挥不灵。所以，只要动员两个以上的整编师齐头并进，进军过程中就一定会因为各种矛盾逐渐散开，最终分成两个大概距离几十里的集团，给解放军提供分割穿插的机会。

　　比如莱芜战役，方面几乎把半个总参谋部都搬到徐州，依然只能勉强协调南线与西线两个方面。北线济南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带着三个军（整编师）先南下又后撤，走了两百里地，毫不意外地被拖成前后两个集团，靠南的两个军随李仙洲被华野围歼。这时南线大概六个整编师，因为前面提到的补给问题，走了一百多里到临沂，无法继续前进，只能坐视一百五十里外李仙洲被消灭。

　　同样，鲁南战役也是四个整编师一起推进，走了十天左右，四个整编师中唯一嫡系军队马励武凭借着快速纵队支持最为靠前，后面跟着一个战斗力极弱的杂牌部队51师，而一贯以善于防御著称的冯治安西北军两个师远远落在后面。华野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把靠前两个师和快速纵队一起消灭。

　　战役指挥方面，整编后形成了畸形的二二制：一个整编师两个整编旅，一个整编旅两个整编团。理论上说，这有利于严重缺乏持续作战能力的军，保证了整编师在开战时能迅速将所有可用兵力投入一线。但大多数战斗并不是正面平推的简单战斗，往往会在无准备的行军中忽然卷入战斗。过去一个军掌握6-9个团情况下，行军时配置比较灵活，现在4个团，往往是单线前进，一个团突前做前卫，指挥部随后跟进。前卫进入包围圈，就会暴露指挥部。很多部队因此快速崩溃。

　　当然，旅-团-营都是编制而已，如果军官领导有力，临时拆散编制，以营为单位灵活运营亦无不可。但这又涉及40年代军政体系的另一个致命缺陷——行伍出身的基层军官与军校出身的中高层官员之间存在严重割裂：嫡系的潜规则是军校生起码有一个少校团副的前程，行伍则只能干到上尉连长。十几年的传统保持下来，军校生不会带兵，而行伍不会指挥。

　　1946年整编前，嫡系一般是北伐老兵当连长，团长则是抗战爆发后才毕业的军校生。而军的整编建制调整到旅为止，实际取消了原来的团级建制。于是的营级干部特别薄弱，不是初出茅庐坐等升级的军校生，就是九死一生胆小惜命的兵油子。所以整编团必须猬集在一起移动才能保证基本的行军战斗。一个整编师4个团，再怎么排列组合，选项也就那么多，很容易让解放军找到应对模式，或是用连级部队牵制一整个团。

　　1947年6月，经过1年的内线作战后，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各自消灭了二十余万敌人，军实际进攻能力下降极大，不得不将有限的机动兵力重新集结，这被我军定性为“重点进攻”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常说的 “全面进攻”“重点进攻”，都是根据战场态势做出的事后总结，并无类似安排，实际上也缺乏全国层面的战略谋划能力。

　　晋冀鲁豫解放区，除了少数堡垒城市已经完全解放区化，野战军南下无疑是必然选择。1947年6月底刘邓突破黄河防线后，在鲁西南地区连续作战，于羊山集全歼陈诚土木系主力整编六十六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消灭九个半旅六万人，降低了在平汉路以东，陇海线以北区域的机动兵力密度，配合了华东野战军的作战。

　　但陕北与东北的局势比较危险：北满进攻四平不下，南满也被只剩长白山区不到十个县的狭隘区域。而陕北在延安失守后，彭德怀带着三万多人的西北野战军和十倍于自己的胡宗南部兜圈子，一度担心西野坚持不住退往山西（当时催促刘邓南下的绝密电报中有“陕北甚为艰难”一句），让胡宗南主力西出潼关加入中原战场。

　　于是，要求南线（黄河以南）解放军进行脱离根据地远外线出击。南线解放军主力部队几乎倾巢而出，开始脱离后方的战略，刘邓带领晋冀鲁豫解放军（后中原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赓与谢富治率领太岳军区部队在黄河拐弯的风陵渡过黄河进军豫西伏牛山地区，陈毅粟裕则从东部越过津浦线，向陇海路以南，平汉路以东豫苏皖地区进军。希望将战争引向国统区，以减轻当时形式比较危险的东北与陕北压力。

　　从1947年7月到1948年年初——也就是解放战争第二年的上半年，后来参加淮海战役的中野、华野被分为在长江北岸大别山的刘邓集团；在潼关以东，在伏牛山外围活动的陈谢兵团；沿陇海路南线从东向西移动的陈唐兵团；在豫皖苏地区活动的华野主力陈粟兵团；以及留在胶东解放区内线，由许世友，王建安率领的华野西兵团。这些描述在大多数战史中都能看到，但很少见到图像化的描述，下图即为马前卒工作室特地制作：

　　在这半年里，这五个集团在中央的统一指挥下，相互之间互相支援，在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的广阔土地与军来回周旋，虽然未能攻占大城市，但解放了大量县城，改造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农村，将陇海路以南2-3百里的地区全部变成半解放区，为1948年淮海战役提供了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已经不足的机动力量为追击解放军而南北奔波，完全无暇再搅扰老解放区，为土改运动提供了充裕的时间。

　　1946年后，国共之间的战争已经完全上升到体系与体系的对抗。抗战期间，以抓壮丁和青年从军的形式实现了部分动员，加上美国在，经济与军事方面的全面援助，相当一批受教育青年加入部队充当骨干，军队已经从纯粹忠于军阀个人的封建军队变成略具现代意识形态的法西斯军队。所以，解放军不能再像红军时期那样，依靠纯粹的军事组织优势就能战胜军队，反而会在根据地之外丧失很多优势，战斗力大幅下降。

　　这一点在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时表现的尤其明显：在意识形态建设比较成功的桂系统治下，确实可以对其支持者：地主与富农进行相当程度的动员。不但有顽强与残忍程度都超过主力的小保队（地方武装），还能实现大范围的坚壁清野。而解放军为了实现”站稳脚跟”，也不得不针锋相对实行震慑性的”左倾”路线。最终，刘邓大军野战主力消耗过大，于1948年2月离开大别山，返回淮河以北，与陈谢兵团汇合开始休整。

　　而与大别山不同，在一直作为半解放区与浅近外线的鲁西南与豫苏皖解放区，无论是刘邓短期（不到一个月）停留，还是陈粟华东部队长期（4-5个月）迂回，都能享受到解放区做战的“氛围”加成。比如解放军战士行军不怕辛苦——累了随地休息都是安全的；进攻时不怕受伤——受伤有担架，还有后方医院可去。同样，俘虏也更容易转化为解放战士——既没有地方可逃，也能看到解放区与国统区的天壤之别。

　　这意味着，在战术上一直处于攻势的解放军反而比防御城市的军队更依靠“后方”：前面提到解放军的机动性相对军有三倍优势，这必须在解放区才能实现。外线作战，往往需要分散兵力收集补给。加上，随军民工很容易溃散，需要抽调战斗部队搞运输，而兵员几乎无法补充，战斗力下降很快。

　　在向大中型城市收缩后，解放军的战斗越来越依靠火炮。此前在军队中缴获了许多装备，火炮数量已经不算太少了，比如华野外线毫米以上火炮超过两百门。但运输火炮和供应弹药很难，往往是要机动就有没持续攻坚能力，要攻坚就影响后续机动。在大别山部队最困难的阶段，为了给刘邓集团提供新兵与弹药补给，许多新兵不带武器，只携带弹药物资走出根据地，再由陈谢兵团抽调战斗部队护送几百里到达一线部队。所以，尽管解放军优势越来越大，却很少攻击中等以上城市，也基本不会考虑一次性攻击两个以上的兵团（3-4个整编师）。

　　1948年初，解放战争进入第四个半年，中原解放军各部队经过四五个月外线作战，损耗不小，非常疲劳，先后从较远的外线向内线转移。而当时全国局势也与半年前开始外线作战时有了很大变化，尤其是担心的陕北与东北已经明显改观。

　　西北野战军经过内线沙家店与清涧战役，把胡宗南逼退到陕西中部。加上胡宗南需要分兵对付在潼关外机动的陈谢兵团，1948年2月，人数6-7万的西北野战军已经在考虑如何突袭关中平原。东北野战军通过北满土改，兵力大幅增长，将军压进几个孤立大城市。就连最弱的华北军区也收复了石家庄。

　　所以1948年3月，与周恩来，任弼时一起率领中央纵队东渡黄河，前往位于晋察冀解放区腹地的西柏坡，与、朱德领导的中央工委会合。这意味着为核心的中央认为解放战争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最高决策机构必须合并考虑决战方案了。

　　到此为止，对全国解放的战略预期依然是东北支援全国——优势最大的集团完全消灭关外军队，再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休整发展，带领东北野战军南下席卷全国。同时，其他几个解放区虽然打胜仗，但动员力已经接近极限，短期内很难大规模扩军情。再加上宣称要在美国支援下建新军，1年之内在江南编练共计一百万人的新部队。暂时黄河以南的局势是双方相对平衡。

　　决定，关内解决军继续按1947年7月《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文件发展，远近外线相结合，浪潮式前进，稳固1947年下半年获得的陇海线南部中原新解放区，再继续往往南推进，将淮河以北的军完全挤进铁路沿线大城市。外线部队像此前突入大别山那样，到大后方江南地区扰乱动员：“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

　　外线任务内定交给富有江南作战经验的粟裕，带领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改编为东南野战军。该部队将分几个阶段，进行多次500公里以上跃进，最终进入闽赣浙边武夷山区域，恢复十五年前的中央苏区。然后，华东野战军将再派三个纵队组成东南野战军第二军团下江南。争取吸引中原（含华东）80个旅的一半回到长江以南，并彻底破坏在江南的动员能力。

　　与此同时，因为国大选举（上一篇的重点内容）处于麻痹状态。加上陈谢集团与陈唐兵团在陇海路与平汉路独立作战，攻克洛阳，让中原部队忙于应付。中野与华野主力得到了一个长达三四个月的休整期，自内战以来前所未有，终于有空思考全局战略。

　　1948年4月，在濮阳整训的粟裕以个人名义给中央打了一份超长电报（网上全文较多，这里不转）。把本文前面提到的外线作战弱点全面汇报给中央，建议将华野主力留在中原作战。中央在收到该电报后，让陈毅与粟裕火速去当时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面谈”。并最终同意粟裕暂不过江，留在中原。在此之后，粟裕从战役执行者，变成了制定战略方案的参与者。

　　在豫东战役的进程中，虽然粟裕没实现自己立下消灭邱清泉第五军的军令状，但仅用一次战役，就完成了要求的指标——大半年消灭十万人。粟裕“在中原打几仗再南下”的理由更加充分。之后济南战役中，一般认为比较弱势的华野东兵团（许世友部队）也给国共两军同时带来惊喜，证明自己的战斗力已经可以和粟裕部队相提并论。

　　所以到了1948年7月，济南战役即将结束时，粟裕就开始与中央讨论后来被成为“小淮海”的作战计划。和史实中的淮海战役相比，这还算一个为跃进江南做准备的“小”计划，但就当是的情况而言，协调两个野战军近20纵队，一次消灭十五个旅的计划，在解放军看来已经是“极宏大”、“超越过去中原所有战役规模”的大战。

　　为实现此计划，党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动员，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社会动员和后勤组织外，平时被视为次要因素的“”暗线统统被激活，既有情报部门卧底，也有军事指挥方面的两面派军阀，甚至三道九流江湖人士也被动员。而方面几乎全无察觉，仍在以徐州为中心，沿铁路集结兵力，甚至考虑北上反扑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