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官员不用太看重高学历

　　年代”转换为“建设年代”。新中国前30年,中国陷入阶级斗争之中,人们的价值观不是追求知识,尊重知识,而是在很长时间里以“我就是农民”、“我就是大老粗”自诩。在那个时代,人们不会想着学历,想着知识人。相反,从1949年之前走过来的那一代年轻知识人,特别是具有“小资情调”的青年男女知识人,常常期待找个工农出身的干部做配偶。这是今天的年轻人无论如何难以理解的人生追求。

　　物换星移。1976年之后的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人慢慢从那个狂热的“年代”走出来,突然发现了知识的价值和知识人的价值。在那之后很长时间,中国人转向对知识的追求,全民学习蔚然成风,各种各样的教育体制,比如夜大、职大、电大、走读、脱产、半脱产等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大家都在如饥似渴地补充知识,追踪前沿。那是一个令人神往的书香时代。那时人们需要文凭,但并没有视文凭为唯一诉求,大家还是以学到真本事为至上目的。

　　然而不知从何时开始,知识、文凭、学历都异化了,变味了,当然也就贬值了。特别是不知从何时开始,组织部门在选拔干部时以学历、学位作为一个衡量尺度,于是从上到下的大小干部都去读书,只是这一次他们不再以追求真知、追踪前沿为诉求,目标非常简单和实用,就是换个出身,弄个更高的学位,最好是博士。

　　其实,一个书香社会的养成,当然需要领导者示范、带头。官员不断补充新知识,不断亲近知识人,对于更新知识、追踪前沿都很重要,值得提倡,也值得从制度安排上为官员提供方便。

　　当然,官员也有权在更新知识、追求新知的同时更新学历,获取学位。我们不能要求官员获取学历、学位比全职在校学子更严厉、更严格,但绝对不能降低标准,不能放羊、放任、无所谓。任何人都应该了解自己所获得的学历、学位是否符合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官员也不能例外。

　　所谓公开,就是官员获得的这些学历、学位,不仅应该在组织部门备案,而且应该在就读期间是公开、透明的,是和同学交往过的。不能学历、学位到手,同学却根本没有见到过你。

　　所谓公平,就是学历、学位的含金量,应该与全日制学位攻读者相仿,特别是在中国目前教育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官员不能利用职权去占用这些资源,用最简便的办法“弄”个学历和学位。这对全日制学生不公平,是劣币驱逐良币,让学历、学位加速全面贬值。中国有句老话说,“十年寒窗苦,方为人上人。”现在,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博士,已经不只是“十年寒窗”了,一些人用便捷的办法获取这些东西,不就是获取不当利益吗?

　　所谓公正,对于在职求学的官员,特别是以获取学位、学历为目的的官员来说,其实是一个“良心问题”。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一个恒量,在职求学的最大障碍就是会不会影响本职工作?因此在一个常态体制中,对于官员在职求学,特别是以获取学历、学位为目的求学,大约都不会鼓励,因为这极容易造成不公正。

　　无法做到公开、公平和公正,对于个人来说,或许只是一个小问题,但从执政党整体利益看,从国家的长治久安看,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赢者通吃”可能潜伏巨大的风险。人们不禁发问,如果学历、学位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获取,那么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如此获取呢?

　　这个苗头应该引起高度关注,一定要想方设法遏制这些“赢者通吃”、“与民争利”的不良苗头,想方设法营造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最大限度地舒缓民众的不满和怨气,绝对不应该让一批“真的假学历”败坏党和政府的名声。

　　其实,遏制这个倾向并不难。我们提倡学习,提倡知识,强调官员的文化水平,并不意味着学历越高越好,更不意味着必须是博士方能提拔。在一个常态体制,只有类似傻子的“读书种子”才锲而不舍地只为学位读书。反过来,如果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去从政被人看作不值,也是价值紊乱。人们很好奇:你既然读到博士,为什么不去做研究?是中国人才过剩了吗?这些疑问貌似悖论,但对于构建一个良性社会体制至关重要,大家都应该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