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卉｜2021年中国口述历史观察报告

　　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现代“口述历史”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就表现出与西方的较大区别，经过半个世纪的实践，已经走出了一条坚实的中国特色之路。

　　中国传媒大学连续七年举办的“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2015-2021）”活动，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口述历史跨学科交流平台，据该活动组委会提供的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每年的口述历史项目都有数百个。分析2021年该活动关注的口述历史项目后可以发现：中国口述历史领域呈现出对热点文化议题的关注、对经典主题的延续和对口述历史已有功用的创新，跨学科实践中的度张力得以进一步体现，口述历史从业者群体的专业建设意识和战略传播意识也在日渐强化。

　　2021年是中国党建党一百周年，出现了一批聚焦于红色记忆、百姓记忆的口述史项目，专注于建党百年、改革开放、扶贫攻坚、乡村建设、抗洪救灾等热点话题，集中体现了口述历史从业者对国家文化议题的关注，也突显了口述历史实践的人民性。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口述历史纪录片《敢教日月换新天》、人民政协报刊发的《广东台山黄嵩龄家族：百年家族史见证百年民族史》特别报道、国家社科基金思政专项重点课题“口述史学与党史学习教育创新研究”、西柏坡纪念馆《西柏坡口述历史》丛书、宁波大学“我的年代”项目、深圳市政协与深圳晚报联合推出的“深圳口述史”专栏、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一线扶贫干部口述故事”调研、桐乡市委党校“村庄口述史”系列图书及河南民间组织自发完成的“抗洪救灾民间英雄口述历史”相关专题等项目都是如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左玉河专门论述了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方法在“四史”学习教育中的独特作用和价值：一方面，以口述访谈方式挖掘人民群众的生命历程和历史活动为“四史”学习教育提供了丰富鲜活的资料，丰富了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习内容；另一方面，口述历史还丰富了“四史”学习教育的方式，以音视频、有声读物、纪录片等多样形式提供多样化呈现手段，讲活了“四史”故事，提高了学习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实效力。

　　各学科、行业口述历史教育与实践主题也继续呈现出高关注度，重点集中在深刻影响当代中国的战争、经济、医疗和与个体生命体验休戚相关的艺术、民俗、乡土与社区记忆等主题，在引发社会对历史过往重拾关注的同时，也进而成为口述历史教育与理论进程的“试验田”。侵华日军遇难同胞纪念馆的“记忆口述史”、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的“抗战老兵口述历史访谈”、河南永城摄影家协会的“寻访最后的支前民工”项目、济源日报社提交的“抗战时期民生状况口述史”调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湘江战役的民间记忆》丛书等项目就是代表，这些成果从多侧面呈现了口述历史围绕战争主题开展记忆采集的重要性。其中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黎锦龙被”“针刺无骨花灯”“待王记忆六十年”“汝瓷恢复烧造口述史”“山西民间音乐传承人口述史料研究”“口述岭南工艺”“敦煌彩塑传承人口述”；有乡土与社区记忆主题：“坛根儿往事——天坛地区口述历史”“黄河边的北京人——京星移民文化及人生发展”“澳门庙宇文化口述历史”“土楼记忆”“香港浸会大学社区长者口述历史”“加拿大华人移民口述史”；有专业领域主题：哈尔滨铁路公安局的“铁警记忆”、友邻优客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述史”、中国传媒大学的“中国电视剧诞生记”、中国矿业大学的“寻访·记忆——口述学科史”、国网浙江电力集团的“浙电记忆”、东北师范大学的“东北连环画口述历史”、中央财经大学的“监管人资本市场口述史”、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劳模口述史”、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笔尖上的人生——动画加工”等项目。上述项目均为近年来对这些领域口述历史实践的进一步推进成果。

　　此外，以智力障碍人士、宠物陪伴、罕见病、灾难幸存者、临终关怀、情感及性别研究等群体为关照对象的项目异军突起，刷新了公众对于口述历史题材的认知。口述史丛书《特奥口述史：这一次请听我说》多角度地展现了我国智力障碍人士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状况；图书《成长之难——一个少年的心灵史》少见地以口述历史访谈形式去面对年少的受访者，挖掘了主人公从出生到辍学、历经煎熬考上大学的个人成长历程；以人和宠物的离别为情绪切口的纪录片《离不开你》以及“新中国早期防疫口述史”“从‘痊愈’走向‘全愈’：全国麻风病休养员口述史”“三千孤儿入内蒙口述历史声像资料”等访谈项目也都进一步体现出口述历史对少数群体的关照特性。

　　在上一年反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现场的《76天》《中国医生·战疫版》《金银潭实拍80天》等纪录片播出之后，《战疫口述实录》等一批图书的相继出版，也是口述历史从业者对疫情影响下特殊群体记忆的持续敏锐捕捉。

　　理论与实践是口述历史的两大基石，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口述历史事业在访谈实践与理论建构层面都诞生了风格独特的本土化成果，这得益于包含上述项目在内的中国口述历史从业者的不懈努力，这些实践成果促使研究者们提炼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口述历史理论，这些理论正在被新的实践者用以扬长避短、身体力行。一线访谈与总结思考交替往复，让口述历史在中国走出了一条理论与实践领域频繁良性互动的有序推进之路。

　　从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名单中可以发现，入选的数个口述历史相关选题就跨越了党史·党建、民族学、宗教学、中国历史、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等多个学科和领域。口述历史只是一种研究方法？还是一门已经行至“半山腰”的学科？历史学家定宜庄和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陈墨今年对此也进行了学术探讨。两位专家都是资深的口述历史实践者和研究者，定宜庄研究员强调口述历史的工具属性及其在实践中方向定位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访谈目标的明确；陈墨研究员则认为口述历史在信息采集和知识生产的双重功用下正在完成学科建构，而信息采集阶段要遵循根本的规范，知识生产阶段则要尊重不同学科的不同范式。

　　两种学术观点有相通之处，所提及的要点在2021年的口述史实践中均有体现。如国庆节期间上映的主旋律影片《我和我的祖国》“鸭先知”单元，作品先通过口述历史访谈方法将少为人知的中国广告往事还原，再遵循戏剧影视学范式完成艺术作品加工创作，值得专门一书。具体到口述历史采集项目，中国计算机学会“记录计算机历史”工作组专注于中国计算机自主创新历史溯源，首都博物馆的“首博创业史”于40周年馆庆之际回顾历史，西安航天动力研究院“航天液体动力创业史”旨在推动机构档案研究，“北京协和医院老专家口述历史”直接突出了项目的文化传承教育定位，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会计口述史”为致敬会计行业做出贡献的前辈而启动，“枕流之声——上海枕流公寓口述历史”尝试呈现近现代高级知识分子作为有血有肉之人在不同历史横截面的悲欢离合，而江苏锡山中学“初中生学做口述历史”项目从家族史、社区史等方向出发，增强学生学史兴趣并锻炼跨学科素养，也是定位清晰的案例。

　　与此同时，口述历史概念在本土化的过程中经过了概念接纳、学术应用、指导传统媒体创作等阶段后，近年已介入更大范围的记录影像作品创作。在2021年的口述史实践中，一批纪录片给社会大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除前文提到的几部作品外，追忆西南联大精神的《九零后》，以不同地理坐标切入观察寻常百姓生活的《天时·戊戌志》系列，第一部全部以农民为主人公的作品《土地，我们的故事》，从作家视角回忆中国往事的《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通过老影人经历探讨文艺工作者德艺的《演员》，以及不久前刚刚获得釜山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荣誉的乡村记忆作品《自画像：47公里童话》等，更是通过镜头将所关注议题传播到更大范围的受众中。

　　随着现代科技手段的普及，口述历史访谈资料也显见地不仅被应用于研究、出版、展陈等领域，还广泛地与融媒体手段相结合，在公益、商业、素质教育等新领域崭露头角。如深圳越众公益基金近年开展的“老兵记忆博物馆”项目的创新意义被大大低估，他们邀请青年偶像共同完成抗战老兵口述历史影像创作，利用前者的社会影响力筹集到更多资金继续用于老兵记忆采集与生活资助，也完成了对公众以往普遍的“历史话题必定是沉重化表达”这一刻板印象的修正；民间文化机构（如大江大海少年影像学院）则通过开展影像创作素质教育项目，带领青少年以山川大地为纸，以文化遗产为墨，以摄影镜头为笔，在口述历史及影像叙事方法培植过程中完成了对青少年人文根基的培育。

　　多角度呈现访谈内容及传播方法的颠覆创新，是口述历史从业者长期保持开放心态的成果，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把握国家与个人、采集与研究、专业性与开放性之间的张力，是通过口述历史完成中国故事的记录、书写、传播中需要长期思考的问题。

　　首先，是国家记忆与个人记忆之间的张力。口述历史访谈既是对单个受访者个人生命史的梳理过程，也是通过多个受访者记忆相通之处构建、唤醒家国集体记忆的过程，以个体为坐标的记忆档案可以连接成为一座积箧盈藏的民族记忆库。如2021年度围绕“水”这一主题就分别出现了记录文化传承的“赫哲族口述史”，关注生活方式变迁的“赣鄱渔民口述史”，表现水上移民精神情感寄托的“水居之民”和反映个体选择的“我在海岛当邮差”等多视角的项目。

　　其次，是记忆采集与内容研究之间的张力。基于认识水平、叙述语境等原因，单次的研究固然有止境，而所采集的内容则是非静止的、时刻有可能被推翻的，故此，长期的深度研究以及对访谈内容的全方位解读非常必要。美国口述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在参加口述历史国际周期间，分享了他在精英口述史实践中发现女性群体叙述内容独特性的实践，就是非常典型的内容张力案例。

　　第三，是采集专业性与行业开放性之间的张力。口述历史实践本身需要依托专业的理论与方法，但又存在许多交叉的创新空间，而各参与者带着自己所属学科的专业基础与研究目的开展实践，则在开放中创造了更多可能性。对此，浙江大学“互联网口述历史”、山西时尚回响城市文化交流中心“普通人日常生活器物及故事城市记忆展览”、海涛工作室“生生不息：一个中国企业的进化与转型”等项目都颇具代表性。

　　相对于口述历史访谈者对于受访者记忆的“取之有道”，包含图书编写者、纪录片导演、展览策划人等身份在内的口述历史相关作品创作者清醒地从浩瀚的资料中选取作品所需要的内容，在这一过程中同步培养出了“舍之有法”以及与其他类别素材“融之有方”等专业素养，实现了口述史学学科建设过程中由从业者主动完成的内化升级。

　　近年来，国内外口述史学发展在各种学术与理论转向的影响下，面临的新问题与开创的新视角的迭出，围绕叙述视角、非虚构创作、史实与故事、记忆研究等线年的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闫东导演提出的“为时代立传、为历史存真——口述历史与纪录片创作”，中国音乐学院谢嘉幸教授提出的“口述史中的史实与口传史中的故事”，加拿大皇家学会赵月枝院士提出的“采写农民口述史：挑战与收获”，新加坡国家档案馆特聘研究员赖素春提出的“口述历史与商业应用”等议题，以及唐纳德·里奇教授提及的口述历史回访机制、对记忆错误的内在原因挖掘和科技进步同时对访谈专业性及伦理准则的恪守，都充分体现了讨论的深化。

　　除了中国传媒大学搭建的“口述历史国际周”这一全领域交流平台和“口述历史在中国”国际研讨会，各科研机构和高校也创建了研究和交流平台，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与江苏省委党校等机构联合主办的“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口述历史的新趋向”学术研讨会、学当代中国研究院主办的中国社会学会“口述史、记忆、情感与认同”学术年会、中华女子学院“面向‘十四五’规划的妇女口述历史发展”研讨会，这一系列研讨会都在围绕各自学科搭建学术平台，促进研究力量为人民群众实现表达而助力，中山大学、中国音乐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军事科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高校在更具体的研究领域所做的努力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宁波大学从公共史学角度对口述史学的推动也在逐年累积并显示出影响力。口述历史共同体之间通过不断交流，在分享与讨论中提升，持续保持着创造力，也在心理上构建了实践者的归属感与方向感。

　　观察2021年的口述历史实践，我们可以发现，口述历史实践者的法律意识在增强，对讲述者的保护意识在强化。一系列口述史领域的法律问题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杨祥银的研究指出，口述史学的法律问题一般包括著作权、隐私权、法律授权协议、网络传播风险等；伦理问题主要指口述历史访谈与记录、整理与编辑、保存与传播，以及解释与应用等过程中不同关系体之间的权利与责任。

　　我们应当认识到，随着口述历史日益关注和重视当代性议题，也因为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络传播与应用变得更为容易与便捷，口述历史工作所面临的法律与伦理风险也进一步加剧，规范口述历史实践的原则、标准与评估指南的核心目的是尽可能预防法律风险与维持更高专业伦理，对潜在的法律问题的预先考虑与规避，反映了口述历史实践领域良好的专业伦理规范，目的是有效预防与规避法律风险、让受访者放心开口讲述。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要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这对口述历史工作者适应新时代、新技术、新战略，在采集、研究、应用等各个阶段有针对性地继续深入挖掘、呈现、传播人民记忆提出了新的要求。

　　站在新时代展望未来，口述历史不仅可以为中国人民共同创造的大历史发掘出千千万万个饱含人性温度与生命体验细节的注脚，同时也完全可以为中国故事的讲述与传承，中国经验与中国精神的赓续，开辟一条多角度阐释时代语境的全新通道。对此，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李继东认为，口述历史在未来应用中更应发挥媒介融合、视听语言优势助力国内国际文化传播需求，重视口述历史在信息传播领域的创新发展。这不仅是实践方法层面的思考升级，也同样是口述历史与紧密关联的传播学交叉融合后带来的理论升级，更是中国口述历史工作者立足国家战略，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积极投身于文化强国建设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