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记独家丨国内外新媒体治理研究的热点与前沿

　　本文梳理国内外新媒体治理前沿研究发现，国内外学者在网络技术规范与平台治理、隐私权治理、参与与集体行动治理、互联网治理理论、疫情下的治理、传播内容行动治理、算法治理、县级融媒体治理以及家庭与新媒体治理等方面形成了研究热点，从内容角度、深度和研究方法上推动了新媒体治理研究的新进展。

　　随着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推进，新媒体对国际社会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传播影响。建立安全稳定繁荣的网络空间对各国发展意义重大，但国际互联网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的问题依然存在，互联网治理体系有待变革。新媒体作为国际传播交往的重要形式，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工具，新媒体治理问题得到全球学者关注，建立新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成为各国重视的价值理念。本研究聚焦近年新媒体治理前沿问题，发现目前国内外学者在网络技术规范与平台治理、隐私权治理、参与与集体行动治理、互联网治理理论、疫情下的治理、传播内容行动治理、算法治理、县级融媒体治理以及家庭与新媒体治理等方面形成了研究热点，从内容角度、深度和研究方法上推动了新媒体治理研究的新进展。

　　（一）网络技术规范与平台治理。随着互联网工程任务组（The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简称“IETF”）受关注度的提高，就治理的基础设施转向展开讨论，成为新媒体治理研究的一个热点。近年来一些学者就IETF的作用进行了激烈争论。

　　从代表性观点看，Dursun Taner和stünda Burak Berk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策略管理和分散身份技术的区块链治理模型，他们认为，分散认同理念具有解决治理决策过程中诸多问题的潜力，区块链节点的管理是治理的关键环节。区块链节点，通常指的是区块链网络中的计算机。区块链治理模型可以突出分权、安全和公平等社会价值。[1]

　　“后”现象的出现，引起了学者们对互联网治理相关的公共政策问题的关注。Chelsea L.Horne的研究分析2016年至2019年阶段的互联网治理论坛会议记录，发现论坛术语已从“权利”和“记者”演变为“数据”和“内容”[2]。一些学者研究认为，各国努力应对数字平台的力量，涉及问责制、信息透明度、市场支配地位和内容监管等相关问题，如欧盟的仇恨言论监测、英国的在线危害法案和澳大利亚的ACCC数字平台调查都是不同国家开展数字平台治理的表现。与欧洲国家不同，美国在平台治理领域采取的实质性行动相对较少。美国受到俄罗斯干预2016年和2020年大选有关的国内虚假信息、剑桥分析公司数据泄露丑闻以及伴随新冠病毒流行的错误信息等事件的综合影响，美国国会就平台治理多次举行了听证会，并且提出了许多法案，但实际的政策干预非常少。

　　有研究讨论物联网生产商的160项隐私政策，以了解提供给数据主体的信息水平。研究展示了RtDP尚未在物联网环境中行使的方式，以及它使消费者面临无法分享物联网系统长期利益的风险。[3]

　　有研究认为，新冠肺炎（COVID-19）引发的全球疫情凸显了及时收集共享公共卫生数据的必要性。数据能够帮助互联网企业了解个性化客户体验、及时地对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做出反应。不过，数据共享与隐私保护之间也需要取得平衡。

　　Amalie Dyda与Michael Purcell等进而提出将“差分隐私”（differential privacy）作为保护健康数据的创新机制，认为在现实世界的公共卫生数据集中，通常有成千上万的疾病发病率计量因素，其中包含大量变量，例如年龄、性别、种族、阶层等；虽然对于小规模数据，例如媒体报道新冠肺炎新病例的确切数量时，差异隐私难以使用，但对于样本足够大的群体，差分隐私可帮助发布数千个较小误差和提供强大隐私保证的差异隐私分析。[4]

　　欧盟通过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要求处理欧盟公民的个人数据或在欧盟提供服务的个人和组织遵守GDPR中的隐私要求。规定了如何处理个人信息以满足法规以及组织目标，Shukun Tokas与Olaf Owe针对这一问题，研究了如何在政策声明和程序代码之间建立链接。他们提出面向“对象分布式系统”[5]的隐私政策概念和合规性概念，认为需要建立一种策略规范语言和隐私合规化的形式，以及形成一种用于分布式系统的高级建模语言。Shukun Tokas与Olaf Owe也定义了一个类型和效果系统，用于静态检查隐私政策的合规性，并能够根据操作语义显示分析的合理性。

　　(三)参与与集体行动治理。新媒体所触发或者调解的社会集体行动以及公共参与，一直是国外研究的重要议题。两个方面的研究动向值得关注：

　　第一是关于新媒体和女权运动的研究。如有研究探讨从1990年开始为争取驾车权的沙特阿拉伯女性对社交媒体和移动通信的使用。由于沙特禁止女性驾车，因此女性总是需要一名男性司机来接送她们。沙特政府宣布，从2018年6月起，女性将被允许开车。利用关联行动理论，研究探讨了社交媒体在争取开车权的运动中的作用，并研究了激进主义者如何使用数字媒体，向沙特公众和国际社会传达信息。调查结果表明，连接行动和集体行动都提供了可以在在线运动中相互补充的策略。[6]

　　第二是关注社会运动和社会组织的新媒体使用策略。现有的社会运动组织(SMO)研究更关注知名的SMO或属于单个社会运动行业(SMI)的SMO。有研究使用与Black Lives Matter和妇女运动有关的Twitter数据，采用众包和嵌套监督学习方法来识别超过5万个SMO。结果表明，SMO的行为和影响差异很大，总体而言，小型SMO有助于共享更多样化的信息。大量SMI的大型SMO明显更致力于参与运动，包括参与占领华尔街运动和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在招聘方面更成功，甚至成了领导者。相比之下，很少有SMI参与妇女运动。[7]

　　国内对于新媒体治理的研究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比较紧密，主要集中在治理理论、疫情、算法、传播内容行动、县级融媒体以及家庭新媒体使用等方面。

　　（一）新媒体治理理论。针对以计算为基础的智能传播活动，一些研究进行了认识论反思。不仅仅把智能活动当作客体性或直观性的形式，而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阐释由问题本身所引发的实践战略与策略，探讨智能活动的意义和做的方式，从而展望一种新的传播方。有研究从认知科学的视角叩问计算的层面和意识的边界，透过社会传播与机器意识的交叉辨析认识论的新平台，呼唤建设性的现实重构能力、信息评估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8]有研究从阿伦特的理论出发，研究新媒介在技术上允许“多元和差异”存在，是否由此等同于“复数的”人的行动。考察了网络空间中“公”与“私”的复杂缠绕，并尝试把对“社会”的限定从内容层面转向“隐喻”层面，从而对三种不同类型的网络平台进行针对性的讨论。[9]

　　有研究提出了企业互联网治理行为的问题，归纳我国互联网企业的治理参与主要包括市场服务行为、结盟合作行为、社会宣传行为、关联行为和环保公益行为，认为相应地取得了治理绩效，主要表现为技术绩效、经济绩效、绩效和伦理绩效。[10]

　　结合大政方针出台和时代新概念、新理念的提出，有研究从国际大势、公众期待、治理规则、共同行动等方面，深入理解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11]有研究认为，媒体融合是网络强国战略的重大任务，并对其内涵和社会治理意义展开深入阐释[12]。有研究探索“群众路线”概念来源，认为“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内容，是中国新闻事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结合“以人民为中心”的相关论述进行理论研究。[13]

　　（二）疫情下的互联网治理。新冠肺炎疫情继续肆虐全球，地理空间的隔离使得虚拟环境中的新媒体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应研究不断涌现。

　　比如针对疫情压力下的社交媒体情绪，有研究结合社会情绪共享和情绪传染理论，考察新冠肺炎疫情下社交媒体中情绪共享类型、传播趋势及影响，认为疫情期间，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倾向于共享积极情绪而非消极情绪；情绪传播具有传染性，疫情初期以消极情绪为主，随着疫情发展，积极情绪增加，且成为主导情绪；相较于中性情绪，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对分享行为影响更大，而相较于消极情绪，积极情绪对社交媒体上分享行为的影响更大。[14]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各种信息来源庞杂，科学家的知识权力受到挑战。有研究认为，相较于以往SARS等类似疫情，此次疫情，科学共同体在社交媒体中表现出了更高的对话与参与冲动，这也是此次疫情的重要特征。在“新冠肺炎疫情”议题中，科学家参与了不同身份的协商或对抗，尝试运用知识共同体的权力，并开展与疫情有关的科普工作。[15]

　　有研究通过梳理信息公开的主体、渠道和价值角度，构建制度、传播、技术的三重逻辑链条，搭建信息公开的分析框架，提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信息公开优化的建议。[16]

　　（三）传播内容行动治理。近年，“饭圈”“网红”成为中国新媒体使用中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如何把握其传播规律、实施良好治理，成为学界思考的重点问题。

　　有研究认为，“饭圈”作为网络青少年最真实的一种生活方式，形成了自组织结构，发挥出权力强制力，“饭圈”文化步入主流文化轨道，需吸纳更广泛社会群体的理性、规则，拥有实现主流价值目标的资源与能力。[17]

　　有研究从媒体与粉丝互动关系的角度探讨粉丝文化的形塑与演进，深思媒体与粉丝之于粉丝文化的功能作用及相互影响，以及媒体与粉丝对于粉丝文化的形塑机制，探索治理有效性路径。[18]

　　有研究结合互联网历史媒介文本的对照考察，纵向描摹了中国文化类“网红”嬗变的“文化想象期”“观念碰撞期”等阶段，认为“网红”身份“转场”的背后暗含着技术、文化和资本的博弈，网民社会心态的变迁则彰显了“转场”后身份认同的文化意义。[21]

　　（四）算法治理。移动互联时代，算法构成了平台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架构。一些研究就算法的实质内核进行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剖析。

　　有研究认为，算法正在参与文化内容的重新配置，平台文化的“算法转向”不仅是一种文化产业生态的转变，也因此带来了一系列价值危机，包括不平等加剧、歧视加深、文化公共性贬损以及公民身份和道德实践衰落的后果。[22]

　　算法渗透到社会的各方面，算法社会中的人被全程、全息、数据化，推动了人的标签化、评分制。有研究从认知科学视角叩问计算层面的意识边界。[23]

　　有研究以算法可供性作为分析框架，考察了“算法崩溃”时用户的话语实践，认为算法系统被用户话语塑造为具备个性、意图和行为的人格化主体。这种模式对人机关系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因为用户倾向于在算法出现问题时通过自我归因进行调适，而非干预算法本身。[24]

　　算理方面的研究关注主体多元化，有研究认为，算法带来了包括不平等加剧、歧视加深及公民身份和道德实践衰落的危机后果[25]，应进一步立法明确规范、加强平台的媒体资格和媒体责任，克服算法在传播中的不良偏向，从而对算法施行必要而可行的治理规制。[26]

　　对于算法治理的研究除了强调平台责任外，也关注到了算法的伦理水平。有研究关注到了算法工程师的伦理水平，以资讯分发平台后端开发工程师为研究对象，从透明、及时、分享、积极导向、尊重权益、诚实可靠、客观公正等7个维度对现阶段传媒业算法工程师的算理水平进行考量。[27]

　　（五）县级融媒体治理。作为基层阵地的新型主流媒体，县级融媒体成为全媒体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现状、困境和发展路径的研究成为当下一个研究切入点。

　　有研究分析当前阻碍我国县级融媒体建设的四大制约因素，认为包括平台及技术水准参差不齐，人员思想僵化、模式照搬，未实现内部融合，同质化严重。[28]

　　有研究认为，当前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治理出现了角色缺位、越位、错位、弱位等问题。从网络化治理视角来看，县级融媒体在基层治理中应扮演多重角色，如基层公共决策的动员者、基层政务办事的服务者、基层公共的引导者、基层公共风险的预警者、基层利益诉求的监督者。[29]

　　有研究通过对地区的县级融媒体中心进行调研，提出县级融媒体中心与乡村振兴之间应该构建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包括解决体制机制僵化问题；明确平台定位，缓解新旧观念冲突；提供多方因素保障，形成强有力的支持。[30]

　　有研究从认知和行动两个层面出发，着眼于县级融媒体中心体量小、本地性的特点，对运行与发展中的逻辑断点和行动关键壁垒加以分析，强调对一般意义下的“流程再造”理念加以本地化与多元化理解，从“盲目被动跟从”转变为“主动务实调适”，以期实现对县级融媒体中心下一阶段发展的路径再造。[31]

　　有研究认为，要扎实推进“互联网+新闻+服务”运作模式，构建数字乡村治理多元协同的共建共享共治新格局。[32]

　　一些学者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组织实践作为不同研究对象，另一些学者将关注点转向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内容生产与产品本身。他们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抓取地处中国东中西部的多地县级融媒体中心疫情期间主要新媒体平台的传播数据，综合分析其传播平台、信息来源、呈现方式、新技术应用、传受互动、服务受众等方面表现，考察其在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疫情严重程度、投入和技术水平皆有所不同的情况下融合传播的创新与不足。研究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传播链条中既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也在传播效果、技术、体制等方面存在急需改进的问题。[33]

　　（六）家庭与新媒体治理。互联网治理研究的一个特色领域，是对家庭互联网使用治理的关注。比如从家庭传播理论视角对青少年网络霸凌的预防和干预研究，认为通过改善家庭沟通模式，采取父母积极介入策略，能够有效地减少青春期网络霸凌。[34]

　　有研究关注三代同堂的家庭成员如何拍摄和运用抖音，通过分析生命周期里的家庭、民族和村落社会中的家庭、社会转型期的家庭三个层次，认为抖音提供了理解家庭的新的方式，同时，家庭也构成了分析和理解新媒介技术的重要文化视角。[35]

　　新冠病毒肆虐，不同世代之间的防疫行为差异也成为研究课题。有研究认为，其一，人们的防疫情感和防疫行为均呈现出鲜明的世代特征，子代情感脆弱但行动积极，祖代情感乐观却行动滞后；其二，传统媒体接触更能促成祖代的防疫行为，而子代和亲代则分别更依赖于社交媒体和人际交流中所传递的信息；其三，相较于外部信息接触，内在心理因素对三代的防疫情感和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风险传播过程中促成代际健康预防行为的相应路径因此可得以展现。[36]

　　(七)元宇宙治理。2021年10月底，脸书公司的扎克伯格宣布将Facebook更名为Meta，“元宇宙”进入大众视野，元宇宙的治理也迅速被关注，成为最新的新媒体治理议题。由于元宇宙强劲的发展势头，未来几年元宇宙治理将成为更加重要的议题。

　　元宇宙中的道德、经济、安全等社会失范问题需要纠偏，元宇宙的规则架构应当体现多元共治理念，包括内在控制规则与外在控制规则。基于元宇宙的伦理规则，需要从元宇宙内部视阈、元宇宙与现实世界的比对交互以及元宇宙间的互联互通三个层次构建控制规则。[37]与传统媒介不同，元宇宙以其强大的人类生存时空的嵌入潜能展示其更为显著的市场资源聚合能力、社会资源动员能力、意识形态塑造能力。因此，随着元宇宙技术和应用的不断推进，从国家治理层面而言，需要特别强化在市场规制、社会稳定和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规则设计与边界设定。[38]

　　（一）治理议题的探索：甄别有意义的新技术研究结果。新媒体研究不仅要关注技术本身，更要分析技术如何影响或者调解既有的社会议题。因此寻找有意义的结果变量是新媒体治理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西方研究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批判性地借鉴其在虚拟现实、物联网、机器人等新技术层面的研究成果。

　　如有研究将关注点放在虚拟现实的应用和同理心之间的关系上。为了理解VR和同理心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传达和定义的，对包含这两个术语的流行(N=640)和学术文章(N=53)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主题分析。结果表明，同理心是记者和研究人员展示沉浸式媒体促进亲社会变革潜力的理想术语。移情体验可以通过VR导致亲社会行动，但对于术语的内在复杂性，研究并没有定义或衡量。[39]

　　有关于机器人的研究将核心放在了实验室机器人认知的改变上。认为，机器人有可能改变现有的“财产”和“人”之间的分类区别。研究同意既有的结论认为，人类会将机器人拟人化，而当机器人受到时，这种趋势会被放大。研究通过检查参与者(N=160)对领先机器人公司 (Boston Dynamics)和一个更为人们熟悉的真空清洁机器人(Roomba)的流行在线视频的反应来弥合预测研究的差距。认为，出乎意料的类似人类能力可能比外表能够为心灵感知提供更有效线索，而外表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同情和保护。[40]

　　但通过机器人研究了解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和人类的态度，还需要实验室外机器人技术和传播应用的研究加以验证。

　　（二）研究方法的探索：跨学科和基于新媒体的研究方法。客观地看，尽管互联网新媒体治理研究方面新的现象和议题不断涌现，但是在方法层面，很多还是借助传统的定量或定性方法，创新多是来自对于外学科方法的借鉴，例如对最新统计方法、心理学方法甚至是脑神经科学方案的借助。就新媒体传播本身开发并且获得认可的新方法比较少见。

　　一个引起了注意的方法被称作“手机App漫游法”，[41]这个漫游方法让研究者直接进入一个App的界面中，去检验它的技术机制，以及嵌入其中的文化指征，并以此理解它是如何指导用户、形塑用户经验的。这一方法包含了对于一个App界面、功能、行动流的观察与记录。它将一个普通的App中包含的平凡的行为和交往放缓，以此来凸显它们的意义，从而进行批判性分析。研究认为，具体来说，在进入App之前，需要做三项准备工作，去观察这个App的愿景（vision）、运行模式（operating model）和治理方式（governance）。从四个方面予以研究关注：（1）用户界面的安排，即App如何通过按键和菜单的设置来引导用户。例如，为什么一些像是“报告”或“分享”的按键会比其他按键更小、更难发现。（2）功能，即一组触发某一行动的安排。例如App中用于联结其他用户的浮动窗口和请求。（3）文本内容与语气。不仅包括指令，还包括那些嵌入用户界面中的文本，例如“选项类别”——约会App中对性别身份的分类，便是一种形塑使用者的线）象征性表征。要求研究者基于符号去考察App的外观和感觉，以及它们可能的暗示和文化关联。其中，可能包括品牌、颜色、字体等。“漫游”分为了三个阶段：注册与进入；日常使用；暂停、关闭和离开。

　　此外，一些研究尽管还不能称呼为采用了系统的研究方法，但已形成了对特定内容/功能的研究设计。如有研究是对于Instagram新媒体平台hashtags功能的方法设计[42]，称为“主题标签实践”方法，主要用来分析：(a)合并紧跟在根帖子之前和之后的帖子；(b)更具包容性的与主题标签相关的内容样本；(c)考虑并置的主题标签，(d)在帖子的视觉内容、标题和个人资料管理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利用上下文线]也有的是针对那些在网络上短暂存留内容的研究方法设计。例如，讨论Instagram快拍的策略。包括允许用户以纪录片和叙事的方式分享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瞬间。通过个人用户在其他平台上存档的在线故事分析，进行API环境中“重新利用”数字方法的讨论，以形成对临时内容的收集、分析和存档的认识和伦理思考。

　　[9]李敬.新媒介能否让我们遭遇世界？——从阿伦特的社会理论出发[J].国际新闻界，2021(10).

　　[10]高海涛.我国企业如何参与互联网治理——基于百度、阿里和腾讯(BAT)的案例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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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林爱珺，何艳明.群众路线”在新闻工作中的历史逻辑与内涵发展[J].学术研究，2021(04).

　　[14]周书环，杨潇坤.新冠肺炎疫情下社交媒体情绪传播及其影响研究——基于新浪微博文本数据的实证分析[J].新闻大学，2021(8).

　　[15]彭华新.科学家在“新冠疫情”议题中的社交媒体参与和权力博弈[J].现代传播，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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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皇甫博媛.“算法崩溃”时分：从可供性视角理解用户与算法的互动[J].新闻记者，2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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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网络学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化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教授；赵康：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苗伟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教授；张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孟威,张化冰,赵康,苗伟山,赵萌.国内外新媒体治理研究的热点与前沿[J].青年记者,2022(11):8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