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水每日观察】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过去未能被充分了解，这是因为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它在新兴国家中出现得并不频繁（例如查韦斯的委内瑞拉、狄特菲的菲律宾等），而在发达国家则几乎不存在。它是那种一辈子仅会大规模出现一次的现象——就像流行病、萧条或战争那样。

　　民粹主义上一次作为世界主要力量存在是在20世纪30年代，那时大多数国家都变为民粹主义国家。而去年，民粹主义又一次成为主要力量。

　　为了了解当今民粹主义与过去相比的支持率水平，我们创造了一个指数，它跟踪了全国大选中民粹派/反建制派政党或候选人获得的投票比例，涵盖了主要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数据追溯至1900年，并且最终按人口数量进行加权。我们试图识别出那些以攻击/企业建制派为关键动因的党派/候选人。

　　显然，这样的研究方法本质上是粗略的，所以不要在特定的波动上关注过多。但是，总体趋势是明晰的。民粹主义在近年来快速增长，且目前处于自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与20世纪30年代的相比，当今民粹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没有过去那么极端）。

　　*最近的点包括了特朗普、英国的UKIP、德国的AfD、法国的国家阵线、西班牙的Podemos党以及意大利的五星运动等例子。该点不包括主要新兴国家的民粹主义领袖，如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或菲律宾的杜特尔特。

　　为研究这一现象，在下面的研究中，我们将着眼于过去的民粹主义领袖而非当今在任者，因为目前的当权者或潜在执政者的故事仍有待书写。例如，尽管我们把唐纳德?特朗普视为民粹主义者，目前我们对他持有的更多仍是怀疑而非答案，我们将以其他案例作为对比，来观察并评估他究竟是在遵循还是显著偏离典型（民粹主义）路径。

　　考虑到现在的民粹主义程度，明年民粹主义一定会在塑造经济政策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事实上，我们认为民粹主义在经济条件塑造方面的作用可能会比古典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更为强大（同时对财政政策也有很大的影响）。它在推动国际关系方面也将是重要的。至于究竟有多重要我们还说不清楚。

　　在接下来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将会学到更多，因为那些在任的民粹主义者会释放他们在民粹主义上的典型程度的信号，并且许多选举将决出还有多少民粹主义者会上任。

　　无论如何，我们认为现在是时候重温我们对民粹主义的理解以及需要密切关注的事项了。虽然我们不是专家，但是为了了解这一现象，我们想要分享一下我们的研究。

　　在这份报告中，我们将所观察到的结果描述为“民粹主义领袖的典型模板”。它是通过研究10个不同国家的14位民粹主义领袖所构造的。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展示出他们的相似点与不同点。虽然没有哪两个案例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大部分案例都具有相似性——相似的程度之高，以至于人们可能会说，他们心里都有一部“民粹主义者的手册”。

　　通过熟习这些历史案例，我们可以将当代案例的发展演绎与过去的案例进行比较，从而更好地了解民粹主义这一现象，并更好地推演其可能的发展。

　　这些情绪导致选民推选强劲的上台执政。民粹主义领袖之间通常是对抗而非协作的，是排他而非包容的。因此，冲突通常发生在对峙的派系之间（通常为经济社会上的左派与之间），既可以发生在国家内部，也可以发生在国家之间。这些冲突通常在自我强化的方向上日益加剧。

　　在国家内部，冲突常常导致激起强烈反应的混乱（例如和），并加大通过压制另一方来更强有力地恢复秩序的压力。影响甚至控制媒体通常成为参与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冲突导致了内战。为了给由冲突造成的混乱带来秩序，这样的冲突导致一些国家成为国家。在国家之间，冲突发生的原因通常在于民粹主义领袖的本性是对抗而非合作，在于与其他国家的冲突有助于团结对本国领导层的支持。

　　换句话说，民粹主义是普通人对精英的反抗，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体制的反抗。反抗和随之而来的冲突可以表现为不同程度。有时体制会向其屈服，而有时体制会崩毁。体制应对这种反抗和冲突是屈服还是崩毁取决于体制的灵活性和建制完善性。这似乎也取决于民粹主义领袖获得权力的体制的合理性和受尊敬程度。

　　在观察民粹主义制度早期发育的过程中，我们需观察的最重要一点是，冲突是如何处理的——反对力量是否可以为了社会进步而共存，或者说他们是否会愈加“大动干戈”而互相阻碍和伤害，并最终导致僵局。

　　经典的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包括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军费开支、提高预算赤字，以及较常出现的资本管制。

　　在两次世界大战（即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之间，多数主要国家被民粹主义席卷，它相比其他任何力量对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作用都更为显著。之前提到的普通人的情绪促使除美国和英国以外所有主要国家的民粹主义上台执政（尽管出于下文所述的原因，我们认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一个准民粹主义者）。左右两派之间的混乱和冲突（例如导致公司停止运作的、旨在破坏反对派和新闻界的政策等）促使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和日本的政体走向，因为集体性/包容性的决策被认为是对破坏秩序行为的容许，所以被赋予权力来获得控制权。

　　在某些情况下（如西班牙），矛盾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内战。在美国和英国，杰出的民粹主义领袖作为国家代表人物出现（奥斯瓦尔德?莫斯利、查尔斯?考林神父、修伊?朗），尽管他们并没有从主流党派手中获得控制权。

　　在大多数情况下，民粹主义领袖的模式是清楚的（例如国家内部的冲突加剧），尽管它们在不同的案例中以不尽相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表现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以下是对10个国家14个民粹主义领袖的考察——总共约55页。这样的篇幅太长了，也太短了。说它太长，是因为50多页比你们中多数人想要阅读的更多。说它太短，是因为用平均4页的篇幅去描述数位主要历史人物的数十年职业生涯，在表现全景这方面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你觉得内容太多了，我们建议你选择感兴趣的特定人物进行回顾。为此，我们提供了如下目录（注意：下文并不包括上表中列出部分人物的完整档案）：

　　在深入研究这些案例之前，我们要明确指出，两次世界战争之间的民粹主义源自全球债务危机引发经济萧条的时刻，所以我们不清楚这一时期糟糕的经济状况有多少是债务危机的结果，有多少是由保护主义等民粹主义政策造成的。

　　如我们之前的报告所述，现在的经济状况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债务水平相对较高，中央银行债务货币化水平较高，利率接近于零，贫富差距较大等），尽管也存在着一些重大差异（例如本次债务货币化更快，导致经济糟糕的状况更少，而且制度的历史较长）。鉴于这些原因，我们认为，虽然1930年民粹主义的情况与当今类似，但当今的情况很可能不会那么极端。

　　与此同时，我们要强调，我们并不是说如今在任的民粹主义领袖将会追随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脚步。我们想说的是，着眼于这些案例和模板去观察他们是否会这样做更为重要。

　　我们通过识别那些坚持“普通人被特权精英剥削，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教条”的人（使用维基百科的定义），确定了20世纪30年代的民粹主义领袖的案例。虽然这些民粹主义者的故事存在显著差异（意识形态、背景、获得的权力水平等有着巨大差距），但其中也有许多共同之处。

　　弥漫在国家主体群众中的一种情绪——外国人或不具有相同背景/民族/宗教信仰的人正在威胁到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在民粹主义者取得一定成功的情况下，他们将拒绝加入执政联盟或支持政府政策，致使他们反对的僵局更加恶化，同时阻碍了能刺激疲弱经济的政策。反过来，这种局面又会倾向于增加民众对民粹主义者的支持。这样，民粹主义的兴起就会得到自我加强。

　　虽然他们的意识形态有所不同，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民粹主义者都拥有以下大多数核心理念和政策目标：

　　他们反建制派，并且攻击目前执政的利益既得者（政府、公司、富人等），称他们是脱离人民、令人民失望的精英。

　　他们憎恶固有的辩论和分歧，试图通过铁腕的手段阻止那些妨碍他们的人，在极端情况下甚至破坏制度，以此来赋予行政部门权力。

　　他们往往反国际、反全球贸易和反移民。他们经常斥责外国对本国的影响力。这往往表现为对其他国家的敌意，而这种敌意也促使这些国家信奉极端主义。

　　各阵营之间的冲突变得越来越激烈，产生了针对反对派和自由媒体等的蓄意阻挠和严重打击。这一切致使领导层愈加。制度规范最弱/历史最短的那些国家，从转向的速度最快。

　　我们不会详述所有希特勒在执政时做过的可怕事情，因为它们人尽皆知。然而，我们想要着重研究当时的和经济状况所发挥的作用，这些因素有助于希特勒将德国从国家转变为国家。

　　在20世纪30年代初以前，德国已经经历了15年的极端经济环境。德国先是度过了一段恶性通货膨胀期（1921-1924年），随后在1929年经济增长开始下滑，1930年大萧条开始。在经济动荡期间，精英群体蓬勃繁盛，而其他人则面临着经济苦痛的冲击。20世纪20年代，德国前10％群体的收入占德国总收入的40％（高于德国自二战以来的任何时刻）。

　　温和派的统治举步维艰，而纳粹反对派则使得这种政府运作障碍更加恶化。1928年是步入大萧条的一年，此时的政府是由德国社会党（中左派，德国最大党派，但在国会大厦也只有30％左右的席位）领导，并团结国家人民党（中）和中心党（天主教中立派）的薄弱联盟。倾向争论且艰难执政的温和派无法使国家正常运作，这导致了纳粹党和党受到欢迎，因为人们逐渐厌倦他们所处的境地。

　　在1930年的选举中，纳粹党和党都大获成功。纳粹党成为德国第二大党（获得18％选票），党则紧随其后。在政见高度的国会大厦，总统保罗?冯?兴登堡任命德国第四大党领袖担任国家总理，这导致了由多数党政令支配的少数党政府的局面。正是在这样混乱的背景下，纳粹党才能在随后的大选（1932年）中赢得最多的席位，希特勒才能最终夺取政权。我们将在下文中更详细地叙述这些事件。

　　在希特勒上位之前，德国对自己的外交政策几乎没有自主权；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的外交自主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国和英国的支配。德国薄弱的国际地位是许多德国人——特别是退伍军人——无法忍受的，而这恰好滋养了这片土地重塑德国昔日荣光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倾向。

　　希特勒正是这么一位愤愤不平的退伍军人。他被墨索里尼1922年3月在罗马以准军事行动推翻意大利政府的行为所鼓舞。他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信以表达对新任者的钦佩，并以墨索里尼作为其失败的1923年啤酒馆的基础。希特勒在他1925年的自传中赞扬墨索里尼道：

　　“我对这位来自阿尔卑斯山南部的伟人怀有最崇高的敬意，他对人民怀有殷切之爱，他不与意大利的敌人签订任何条约，而是力求用一切方式和手段使敌人灰飞烟灭。使墨索里尼跻身于世界伟大人物之列的正是他的决心——不与马克思主义者分享意大利，而是要摧毁国际主义，并使祖国免受其害。”

　　由于经济疲软，政府陷入僵局，希特勒关于经济复兴、产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反凡尔赛条约的花言巧语在绝望的德国公民心中产生了共鸣。在1932年4月的次届总统选举中，希特勒以37％的选票战胜了冯?兴登堡，随后在1932年7月的国会大选中，纳粹党再次赢得了37％的选票，这足以使其成为最大党派。连同党一起，他们占有略超半数的国会席位，这使得主流政党间形成联盟失去可能。

　　不过，德国政府仍不愿意将权力下放给这些极端党派。冯?兴登堡未经国会准许，以应急措施为由，任命了不知名的主流派政客弗朗茨?冯?帕彭为总理。

　　纳粹党主要通过吸引过去没有积极参与的选民来获得选举成功，这些选要由农村劳工、前主流保守派和中低阶级工人组成。四百多万选民——近15%的增长——参与了1930年的联邦选举，其中许多人支持希特勒。纳粹党的其余支持大部分来自于中民族主义政党的投票。

　　1925年到1932年间入党的工人约半数来自少于5000人的小村庄，而且主要是新村庄。当时的轶事表明，纳粹党人从一群中低阶级工人中获得了支持，他们因惧怕自己的生活方式受到社会主义、工会、价值观相悖的城市精英、大公司和市场动荡的攻击而被动员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失业人员（20世纪30年代初期有很多这样的人）倾向于支持党，而党这一时期的得票率也在增加。

　　由于缺乏有效的政府，德国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并最终陷入混乱。党和纳粹党准军事组织之间的街头暴力不断加剧，而政府却无法恢复秩序。冯?兴登堡希望打破这个僵局，因此他发起了1932年11月的第二次选举，而这与上一次选举仅仅相差数月。纳粹党实际上失去了一些席位，但他们仍是最大的党派。

　　最终，于1933年1月，冯?兴登堡与温和派决定组建以希特勒为首的联合政府，并由冯?帕彭任副总理。他们希望以更多主流派内阁部长（纳粹党只拥有11个内阁职位中的3个）包围希特勒的方式来控制他，也希望希特勒在竞选中发表的极端主义言辞不会实现。希特勒总的来说未被视作威胁。例如，一位著名的报刊专栏作家写道，“认为政权可以被强加于我们国家的想法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错误判断”。某犹太报刊评论称新政府不会“敢于触及他们的宪法权利”。

　　实现总揽大权并未花费希特勒太长时间。在希特勒总理任期的首月内，柏林国会大厦遭到焚烧，据报道，纵火的是一个年轻的荷兰党人。纳粹党抓住此次危机，声称国会大厦纵火案预示着党一触即发。

　　希特勒利用采取紧急措施的立法先例，要求从冯?兴登堡获得“临时”特权。他批准通过《国会纵火法令》，即废除集会权、新闻自由和人身保的行政命令。与此同时，希特勒领导了一次运动，关押了数千名党人，也就是他主要的反对派。几天后，如期进行的德国国会选举见证了纳粹党的得票率升至45%，但即便凭借对其他党派的严重恐吓以及刚发生的纵火案，纳粹党也未能赢得选举。

　　以为由，希特勒的内阁制定了《授权法》，这将授予了他们通过法令立法的为期四年的时间窗口。通过恐吓、交易、扭曲国会规则和监禁对手相结合，他们以441：84的票数——远高于所需的三分之二票数——通过了这一法案。

　　在希特勒承诺保护德国天主权利之后，天主教中心党的投票便确保了通过法案所需的剩余票数。总而言之，希特勒从被任命为总理到取得威权的全面控制仅仅用了两个月。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所有其他政党都被宣布为非法。

　　在1933年掌控政权后，纳粹党迅速加强其对媒体的控制。他们取缔了所有其他政党，这使他们可以合法地突击搜查反对党派报社，并摧毁或收缴他们的设备。

　　至于独立出版商，他们则通过多种途径来实施控制：运用市场策略，控制劳动力供给，并最终动用国家力量。他们让纳粹支持者以廉价报纸充斥市场，以此将独立报社挤出市场，然后在他们几近破产的时候以一系列所有权经过伪装的控股公司来买下这些竞争对手。在联合劳动力的攻势中，纳粹宣传部接管了德国新闻协会，从而禁止了政敌的进入，并将不利的新闻报道宣布为非法。该部门还针对地方和区域性报社发布了详细的指导方针，以此明确规定哪些新闻可以发布，以及如何发布。

　　为获得工业界人士的支持，希特勒将自己描述为主义紧迫威胁下的有利选择。一当上总理，希特勒便立马邀请德国最富有人群参加会议，在会议上他提出，“私人企业在环境下难以为继”，富人们只有支持他才能保护自身财产。

　　纳粹党人继承了一幅本已有些中央集权的商业图景。在1932年危机之后，几乎所有商业银行都已被国有化，而且许多行业已经结成卡特尔来实现广泛合作。

　　集中劳动力：1933年5月，纳粹德国冲锋队突击搜查所有工会办公室，并强制以纳粹党成员取代原有领导层。它们被重组为一个单一工会——国民劳工阵线，该工会后来被赋予了设定工资、工作时间，以及工人黑名单的权力。

　　增强产业卡特尔化：1933年7月，政府鼓励没有卡特尔的产业组建卡特尔。这一举措在没有明显高压的情况下运行良好，因为政府提升了效率提高和生产技术改进所带来的效益。

　　印钞并创造需求：希特勒通过印钞与预算赤字融资，发起了一项扩张性基础设施项目以创造就业——先是铁路、水路和高速公路，随后是快速的军备重整。这样的做法支持了私人部门的发展。1933年和1934年的股票价格涨幅均超过15％。

　　此外，1934年《德国信贷法》的通过赋予了政府对所有信贷机构的广泛管辖权，政府有权设定利率、佣金、费用和其他业务条款。这样一来，政府就可以为生产提供资金和需求，并引领产业步入任何政府需要的方向。

　　对外汇和原材料价格实行管制：由于强劲的国内需求和下降的失业率，政府需要防止经济过热导致的通货膨胀，也需要管理国际收支平衡的压力。在1934年3月以前，企业禁止将原材料用于非必需用途，并且政府实施价格上限政策。

　　在同年9月以前，德国国家银行行长哈马尔?沙赫特制定了实施外汇管制的计划。所有货物和外汇的流通都受到密切监测。收入款项被转入德国国家银行或经批准的商业银行。出口商必须报告所有贸易商品的价值和类型。进口商必须向对其进行评估和批准的监管机构详细报告每笔交易的细节（数量、价格、信用条件、交易伙伴）。不服从者将受到严惩。

　　这些管制措施是大体上是有效的，甚至在其他国家货币贬值的时候，德国也能在不提高利率的前提下维持其货币价值。德国主要通过出售储备金来管理汇率。

　　除此之外，政府对大部分对外债务进行违约，其于1932年夏停止支付赔偿金，并于1934年夏对美国的债务进行违约。虽然政府没有关闭资产市场本身，但它严格地控制市场，并且对官僚机构认为适宜的行动提供广泛的法律保障。后来，在更临近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德国直接将战争相关的行业彻底国有化（主要国有企业集团赫尔曼?戈林国家工厂可能是二战开始时世界上最大的公司）。

　　资本外逃在受的少数民族群体中最为普遍。那些试图携带自己资产离开德国的人遭受到严厉的罚款。帝国资本外逃税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已颁布。它向那些试图离开的富人征税，并对数年前就已离开的人追溯执行。纳粹党扩大了税收范围（税率从最初的25％提高到1934年的65％，到1936年则超过80％）及其执行机制。

　　税务机关与盖世太保合作，监督被认为具有资本外逃风险的个体，他们可以要求被认定为可疑的公民上交安全押金。这样，能够离开德国的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被没收了大部分财富。在1938年的高峰期，该项税收为政府赚取了3.4亿德国马克，相当于德国GDP的1％。

　　“重点是清晰地强调我党经济计划的基本理念；威权当局的理念。我想要威权，我想要每个人都按照这样的原则去保留自己拥有的财产：‘群体的利益高于个人’。但国家应该保持监督，每个产权人都应认为自己是国家所任命的。”（1931）

　　“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的纲领是废除自由主义的个人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观念，取而代之的是根植于土壤并以共同血液维系的民族共同体。”（1937）

　　“不计其数的来自农民和工人阶级家庭的人民正在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占据主导地位。”（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