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中国金融》专栏｜巴曙松：观察金融业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窗口——祝贺《中国金融》

　　金融行业是理论与实践联系异常紧密的行业，无论在书房中写出多么自以为得意的金融论文，总是可以拿到金融市场上来检验；而一味局限于自己手边的具体业务，也容易让金融市场的专业人士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金融》杂志恰好在中国金融业的理论与实践的连接与互动方面，发挥了十分独特的作用。阅读《中国金融》的文章，每期都有不少这样的佳作，或者是长期在一线积累了丰富业务经验的专家梳理和总结自己的心得，或者是在某个专业领域有深厚积累的研究者结合金融市场的趋势所进行的前瞻性思考。

　　就中国金融界现有的格局看，金融行业内部也有不同的着重点，有从金融政策着手的，有从市场实践着手的，也有从理论框架着手的，这几个领域之间交流的需求很大，但是未必能找得到合适的平台与渠道，而如果这几者之间缺乏充分的交流，就容易使金融政策缺乏对市场一线的了解与理论逻辑的把握，也容易让市场实践把握不了政策的导向与内在的逻辑，还可能使金融理论研究变成脱离现实的空谈与坐而论道。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金融》杂志促进了金融政策、金融市场与金融理论研究之间的交流。

　　在金融行业内部，不同行业也有越来越多元的细分，从中央银行、外汇管理、监管机构，到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再到信托、租赁、公募与私募资产管理、保险等不同的金融机构，即使在一家机构内部，业务也在不断细分和变化。这些细分金融领域往往都有自己的行业交流平台和刊物，但是，以开放和包容的视野把这些不同细分领域都作为关注和研究对象的，《中国金融》可以说是其中屈指可数的。

　　我一直在金融市场上从事金融政策研究，虽然从事的具体金融领域不断变化，但是跟踪阅读《中国金融》杂志则是一直以来的习惯。《中国金融》杂志像一名常常要听取指教的、与时俱进的资深师长，也像是一位隔一段时间就要相互交流一下心得与感悟的朋友。每当我在一个关注的主题之下有所思考，有所体会，就常常会写出来，送到《中国金融》杂志发表，从2002年开始在《中国金融》发表文章，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现在，简单统计了一下，前前后后围绕不同的主题，在《中国金融》发表的文章差不多四十篇，其中有两篇文章：《危机推动下的金融监管变革》（2010年）、《货币市场基金与利率市场化——从国际比较看当前中国货币市场基金争议》（2014年）还被列为封面文章重点推荐，对于一名金融研究者来说，这是一种热情的鼓励。2002年，我在《中国金融》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授信风险集中度管理的，而巴塞尔资本协议及其演变则是我在中银香港从事风险管理工作期间就一直跟踪研究的领域，我当时在中银香港具体牵头组织起草重组后的《中银香港风险管理政策与流程》，通过在《中国金融》发表这些关于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风险监管的文章，不仅可以把自己亲身参与巴塞尔协议实施的体会进行总结，同时当时也希望把这个主题通过在《中国金融》的发表来使得更多的金融专业人士关注。在《中国金融》2010年发表的《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的新进展》、2011年发表的《流动性风险监管：巴塞尔资本协议Ⅲ下的新挑战》则记录了我对巴塞尔协议问题的持续跟踪，其中我围绕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风险监管发表的一些文章因为得到国务院决策者的批示而在监管部门推动巴塞尔协议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得到采纳，我自己也通过担任当时的中国银监会成立的中国银行业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而得以有机会对巴塞尔资本协议Ⅲ在中国的实施贡献一点儿专业力量。在这个理论研究、政策推动与市场实践的过程中，《中国金融》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专业交流平台。

　　因此，持续七十年的努力，《中国金融》已经成为观察中国金融业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重要窗口，也成为促进理论、政策与市场交流的重要平台。当前，中国金融业面临着异常复杂的国际与国内环境，期待《中国金融》杂志在新的时期能继续发挥这种独特的专业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