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金巨头海外“买买买”

　　10月18日上午，天津梅江会展中心，在布置成金的一处展位，半个小时内，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兼董事长宋鑫接见了来自南非的矿山企业CEO、大成律师事务所发言人，以及几位海外行业人士。而在中国黄金集团展台的一侧，

　　这是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开幕第一天会场上的场景。来自全球的矿业企业、供应商，以及各国政府矿业部门的官员都出现在这次大会上。

　　一个月之前，上述两家黄金巨头——中国黄金集团和紫金矿业分别共买下了位于俄罗斯和塞尔维亚的三位矿产。

　　2017年是中国黄金企业面临压力最大的一年，随着环保税、资源税政策的出台，以及自然保护区等生态功能区内矿业权退出，部分黄金矿山企业减产或关停整改，黄金产量自2000年以来首次出现大幅下滑。即便如此，这一年中国黄金产量依然保持了世界第一位，而全国黄金实际消费量高达1089.07吨，同比增长9.41%。对于中国的这些掘金者来说，市场不是问题。资源的紧张让开采的成本越来越昂贵，他们需要寻找那些优质的矿山资源。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原总工程师刘益康认为，历次的矿业回暖，都是由黄金勘查引领。2016年下半年开启的全球矿产勘查复苏，亦是首先由黄金引领。在他看来，适逢全球大宗商品行情复苏，又加国内资源紧张、政策收紧，中国企业地掘金之路必然要加速向海外挺进。与此同时，那些来自海外矿山的橄榄枝，也在召唤着他们。

　　10月18日上午10点45分，在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的中国黄金集团公司的展区，南非黄金开采企业PanAfricanMinerals的年轻首席执行官NkululekoMhlaba，“精准”地找到了自己最想见到的人——宋鑫。

　　宋鑫对眼前这位陌生黑人小伙突然到来的寒暄有一些意外，kul-ulekoMhlaba递上了自己的名片，并用简单的英文介绍了自己的国家和公司，不过，眼前这位行程匆忙的中国央企掌门人能够留给他的交流时间并不多。

　　NkululekoMhlaba告诉经济观察报，他们希望寻找能够加入这家矿业公司的投资者，或者是买家——他计划卖掉60%的股份，价格2.5亿美元。

　　在过去的21年中，一直供职于中国黄金集团的宋鑫一共参加了10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他说，来到这个展会寻找合作机会的非洲面孔非常多。

　　“刚才中国黄金展台就来了很多非洲的部长，一些官员来打听我们在海外发展的战略设想。”宋鑫告诉经济观察报。这一天，在梅江会展中心的不同会场，来自非洲、南美，以及一些亚洲国家的能源部门官员们同时在向中国的投资者们“路演”。

　　自2018年2月以来，黄金价格一路下跌，不过这未能影响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矿业行业大会的热闹气氛，甚至是那些矿山开采设备的小型配套件公司，也享受到了矿业勘查复苏带来的红利。

　　20多天之前，宋鑫代表中国黄金集团与印度阳光公司签署了一份购买协议，买下了俄罗斯克鲁奇公司70%的股权。

　　宋鑫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沿线“一带一路”国家，中国黄金已经在刚果布建成了一个铜矿，在吉尔吉斯中国黄金有一个项目很快建成投产，还有一个项目正在开工建设。

　　早在2012年，中国黄金集团便在吉尔吉斯斯坦注册成立了第一家海外子公司凯奇 -恰拉特公司（Kichi—Chaarat），正式进驻这个矿产资源丰富的中亚国家，并在吉尔吉斯斯坦西北部的贾拉拉巴德州恰特卡尔区并购了库鲁-捷盖列克铜金矿。

　　“一带一路”是一条黄金之路，沿线国家的黄金储量占全球总储量的42%左右，这让中国黄金在这一线路上的种种动作显得不那么令人意外。

　　“我们一直在寻求海外的发展机会。只要是符合集团发展战略的，例如黄金、铜等贵金属资源，我们都在陆续进行考察。”宋鑫说。

　　宋鑫表示，整体上这几年，包括中国黄金集团在内，中国矿业企业海外开拓的力度明显加大。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与资源禀赋有关，另一方面国内的严抓安全环保，使得有些区域不能再开发矿业，矿企必须走往海外。

　　同一天，梅江会展中心的一场主题论坛上，中国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景河表示，矿山开发难度显著提高，投资金额和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与此同时，矿业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目前，中国的矿业政策有进一步收紧的趋势，矿业权行政审批手续非常繁琐，即使已顺利完成地质勘查，获得各类权证一般也需要两年以上。此外，地质勘查和矿业投资的风险也在进一步提高。“权益金制度出台后，企业不仅要承担风险勘查的投资风险，甚至还要在采矿证获批之前缴纳巨额的权益金。如国内某超大型金矿，正在办理采矿许可，核算应缴纳的权益金高达30-40亿元，而且要求三年内缴纳。矿山还没开发，企业尚未盈利，就要背上如此巨额的‘债务’，而且无法及时足额缴纳的话，甚至要面临矿权灭失的风险。”陈景河说。

　　在陈景河看来，矿业市场总是随着经济的起伏而上下波动。2014-2015年几乎全行业的亏损令人记忆犹新，近两年矿产品价格的全面回升，大部分矿业企业获得了喘息的机会。特别是供给侧改革和环保风暴，使大量中小矿山关闭，市场供给不足，从而推动矿产品价格抬升。

　　尽管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减缓，经济结构调整在加快，同时面临贸易战、投资和房地产降温、地方政府债务等诸多问题，但中国经济的韧性、可持续性及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仍然可以预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复苏，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将为市场带来利好；全球矿山品位的持续下降，单位资本开支的逐年上升，单位金属成本持续提高，矿产品价格正在筑底。

　　2018年9月17日，紫金矿业与塞尔维亚共和国在北京签订协议，将投资3.5亿美元以获得塞尔维亚铜矿开采及冶炼企业RTBBor63%的股份。

　　RTBBor是塞尔维亚国有铜业公司，曾经是该国的核心工业项目，控制MS、VK、NC、JM四个矿山和一个冶炼厂。

　　窦金龙向经济观察报介绍，两三年前在铜金属行情处于低谷时，RTBBor公司本身面临着经营困难和资金的紧张，同时也在实施国有企业改革，这种情况下，这类企业需要更加具有实力的投资者。

　　在同一个月份的早前几天，这家中国的黄金公司还收购了另外一个铜金矿项目，同样位于塞尔维亚，两处项目投资额要超过200亿人民币。根据测算，这个项目的地下蕴藏着超过300吨的黄金。

　　这是一个足以令矿山公司欣喜的数字。山东黄金集团下属设计院副院长刘洪文的介绍，在中国，金矿普遍规模较小，且金矿的品位较低，相对而言，海外矿山要优质得多。山东黄金集团在胶东的地区拥有全国最大的金矿，但一吨矿石当中含金不到2克，在国外的优质矿山则可以达到10多克。

　　据中国黄金集团提供的数据，2017年，中国生产了426.14吨黄金，远超第二名的澳大利亚，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但根据刘洪文的介绍，中国国内的金矿资源不尽人意。

　　刘洪文所在的山东黄金集团是中国的另一家黄金巨头。2017年，这家公司宣布以将近10亿美元的价格并购了加拿大的巴里克持有的拉德罗金矿50%的股权，后者目前是全球第一大产金公司。

　　拉德罗金矿位于阿根廷。“阿根廷需要资金，再者，阿根廷本土的采矿事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矿业本身是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的行业，引进山东黄金这样的投资者对他们有好处。”山东黄金集团海外矿业事业部相关人士向经济观察报表示。

　　早在2012年，山东黄金就曾以2.25亿澳元获得了澳大利亚一家金矿51%的股权，意在拓展其在西澳地区的金矿资源。

　　对于这家在国内黄金资源最为丰富的省份——山东崛起的企业来说，接下来，非洲、南美等地的地成矿带，都会持续考察。事实上，所有有资源优势的地方，都会是其关注的重点。“世界上所有的黄金公司，或者说是所有的矿业公司，要需要进行全球化资源的配置。”上述海外事业部负责人说，“这是由资源的禀赋决定的。”

　　时间如果倒回到三年前，全球金属商品处于水深火热中时，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如今全球矿业复苏的盛况。

　　2015年，来自中国冶金地质总局的总工程师刘益康曾经预测，全球矿产勘查将从2017年开始呈回暖态势，与此同时，国内的情况则会持续性收缩。彼时，他的判断基于三个方面：其一，财政资金项目成果处置率低，资金池已经接近干涸；其二，改革方向已定，不再投向矿产勘查；其三，在上一个期矿产勘查投资者损失巨大，加上近年来国内矿产勘查投资环境进一步收紧，投资者失去了再投资的意愿，因此大幅削减矿产投资。

　　刘益康预计，2019年国内矿产勘查还将继续面临这样地“一上一下”的形势。“包括南非、西非以及中非，非洲的勘探、采矿活动在2018年大幅增加了，目前光是正在建设中的矿山项目就多达十几个。一些矿山成为当地的经济引擎。”瑞典原材料集团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孟瑞松表示：“在2011年，中国企业拥有控制权的矿山，主要还是集中在澳大利亚地的铁矿，以及非洲的一些铜矿。到了2014年，中国的海外矿业开始逐渐向全球分布。”

　　不过，在瑞典公司高管看来，在国际矿业版图里，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的权重还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中国公司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

　　2016年，在24个参与非洲地区黄金开采的国家中，加拿大控股了17%的产量，澳大利亚占4%，而由中国公司控股的产量仅占1%。在非洲所有的金属产业产能中，中国和美国控股的差距同样很大。

　　孟瑞松表示，在全球矿业之中，中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包括非洲，但实际占比并不大。问题出在哪儿？为何中国在全球金属矿产的控制权上处于这么低的水平？

　　孟瑞松认为，矿业投资者、生产者以及政府官员，需要了解这一现状。当然，这也意味着，对于中国来说，未来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

　　来自山东黄金集团海外矿业事业部的人士认为，矿业投资永远充满风险，不过，对比若干年前一批中国矿业企业走出去的经历，现在已经有所进步。

　　以黄金为例。陈景河认为，目前已经有相当部分中国矿业企业基本具备了参与国际经济的实力，但中国依然缺乏海外运作的经验和国际化人才，而经验与人才只能靠实践获得和培养。

　　中国的这些掘金者，尽管现在必须要走出去，但他们也变得前所未有地谨慎，资源、技术、投资环境，所有的因素都要通盘地考量，尤其是要谨慎平衡该地区引人瞩目的资源禀赋和众所周知的风险、基础设施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