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观察家｜专访石敏俊：干部真正理解营商环境企业就不会轻易离开

　　“中国人是勤劳智慧的，多给一些空间，就能创造。”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求是特聘教授、城市发展与管理系主任石敏俊近日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说道。

　　石敏俊在京津冀、长三角都有较长时间的教学和调研经历。他说，南方经济发展较快，与政府部门官员比较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市场主体有关系，市场经济的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可以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中获得发展空间。

　　他表示，当前区域经济格局的竞争，主要是民营经济发展的竞争，而这背后是营商环境的竞争，需要有可靠的制度环境保障民营经济和市场主体发展。从长远看，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改革开放，其制度保障都是法律和法治。

　　澎湃新闻：去年各地区的GDP数据已经出炉，部分城市的排名出现变化，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些变化？

　　一些区域仍然缺乏有实力的经济中心带动，一些地方的中心慢慢培育起来了。很多地方都采取了强省会强中心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增强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能力。像成都、武汉、西安等强省会比较突出，河南郑州、江西南昌、福建福州近些年也逐步发展起来。

　　强省会强中心在一定的条件下是需要的，但如果过度追求，又会有副作用，这里面有一个度的把握。比如，河南原来有点“撒胡椒面”，缺少一个强中心。郑州是在体制的扶持下快速发展起来，这也有其道理。但有些省份省会城市的首位度过高，一枝独秀，城市体系出现断层，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体系。如果能够把周边的城市带动起来、走向网络化发展，比一座城市的规模变大，更有价值，可以避免“发展孤岛”。

　　区域发展格局也与行政区划调整有关。比如，合肥合并巢湖，济南合并莱芜，再比如，佛山将顺德市变成一个区。顺德原本经济实力就比较强，资源统一分配、统一调度后，顺德失去了独立性，但佛山整体的能力强了，对佛山市域整体的发展有好处。有利有弊。

　　还有更长期的影响因素。比如，文化因素。比创新、比实践的环境，与比“帽子高低”的环境肯定是不一样的。这种生态文化是缓慢变化的，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实际上真真切切在起作用。

　　此外，城市的行政等级代表资源配置能力，对于城市发展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从体制的影响来说，过去往往是看负面的影响，但短期内很难去解决，只能慢慢地尽量淡化体制因素造成的扭曲。

　　澎湃新闻：您在京津冀、长三角都有较长时间的教学和调研工作，您认为京津冀、长三角的产业最大差别是什么？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石敏俊：从产业结构来看，长三角和京津冀的产业结构是不一样的。京津冀整体的产业结构偏重，但内部又有差异，其中北京以服务业为主，第三产业比重达到80%左右。2014年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来，河北的产业结构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仍然倚重重化工业，尤其是钢铁占1/3；不过河北的企业规模结构有些变化，在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关掉了一些散乱污企业。原先河北的经济体量更大一些，近些年北京发展相对快一点，现在河北和北京的经济体量已经差不多了。这两年情况有点特殊，疫情之下，北京的医药产业快速发展，但这个行业未来如何变化、是否具有持续性还需要观察。

　　相对于京津冀偏重的产业结构，长三角的产业门类更齐全。尽管上海有宝钢，南京的化工产业比重较大，但整体上看，长三角对重化工业的倚重程度没有那么大。

　　除了产业结构，两个区域的空间结构也不一样。长三角已经走向了多中心、多层级的网络结构。除了上海这个龙头以外，还有三个GDP2万亿左右的城市，苏州的制造业、杭州的数字经济等都比较出色。此外，还有宁波、无锡、合肥、南通等万亿级城市。京津冀主要是依靠北京，北京的比重和总量都在增长，更为突出的问题是，河北各个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薄弱，他们的联系都是指向北京，而长三角地区城市之间的联系很频繁。京津冀的产业链内循环比较弱，长三角产业链更加完整，内部循环也更多。

　　长三角的产业链网络结构在慢慢变得复杂，城市之间的产业关联在深化。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程度比较高，现在强调的是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要求从管理制度、社会保障、人才政策等层面去推动更高水平的一体化。

　　其实长三角也还有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比如，宝钢是否应该搬离上海，南京、宁波等城市是否要减轻对化工产业的依赖。部分化工企业搬到苏北，后来出现了响水爆炸事件，但不能因为爆炸事件就认为搬迁是不对的，因为主要原因可能是管理不善。另外，即使是化工产业，内部也有不同的类别，比如基础化工、日用化工、精细化工、医药、等。无论是搬还是不搬，都要提升企业管理能力。事实上，新加坡的炼化产业规模比宁波镇海和南京还要大，但新加坡的炼化产业没有出问题，说明管理的精细化能够处理好矛盾。

　　石敏俊：珠三角有特殊的背景，改革开放前是前线地区，因此国家投资比较少。计划经济时代珠三角地区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比较薄弱。改革开放后，依靠香港澳门等对外开放的窗口，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等地快速发展起来了。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下，珠三角从一开始就是外向型经济。

　　因此，珠三角的产业结构与长三角有很大的不同。珠三角地区对外出口比重大、机械电子行业比重大。尽管在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比重还比较小，但相对于重化工业，机械电子行业的附加值更高一些。

　　从一体化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可以说是最好的。珠三角核心区的座城市形成了很密切的产业联系，主要是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珠海、中山、惠州等城市，已经形成了密切的网络联系。但核心区和周边的粤东粤北粤西的经济联系并不那么密切。如果仅仅看珠三角核心区，是发达繁荣的，但如果把范围扩大的话，广东内部的落差就较大，区域间差距比长三角要大一些。近些年有一些变化，广东也想缩小地区间差距，推动了很多产业转移。

　　成渝地区的问题是成渝两极独大，单体化发展。重庆实际上并不能算一个城市，而是一个区域，周边有很大面积的郊区县，居住在城区的人口并没有那么多。成都与重庆的距离较远，相互之间的吸引力还不是很强。

　　我个人认为，成渝双城经济圈，目前来说言之尚早。实际上内部的经济联系不是很紧密，甚至还有一定的竞争。我一直建议，成渝应该各自发展都市圈，相向而行，逐步实现连片发展。成都往重庆方向扩，要想办法把内江、资阳带动起来；重庆也一样，要往成都方向发展。目前处在成渝中间的内江和资阳，两边都吸引不到，虹吸效应比溢出效应更强。因此，成都更需要做的是如何把周边带动起来共同发展。现在成都一城独大，对于四川来说不一定是有利的。

　　石敏俊：重庆的电子信息产业通过产业转移受益比较多，成都的软件信息行业发展也比较好。成都有很多原来的三线军工企业，通过军转民、军民融合发展起来的，德阳绵阳的很多军工企业转移到了成都。重庆是通过招商，将苹果系列产业链的笔记本组装生产线转移过去了。这个部分和珠三角、长三角是有一定重叠的，产业门类有些相似。

　　相对而言，珠三角起步早，规模大，竞争激烈，成本也高。成都有一些从沿海转移过去的企业，但机电行业很多是在原来三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和广东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不一样，历史因素在起作用。

　　总体来看，成渝地区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与珠三角相比是有差距的。这也与珠三角地区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借鉴了很多外资企业的先进管理模式和管理经验有关。我认为成都还需要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

　　澎湃新闻：根据您的研究，产业聚集需要哪些要素？在最初的发起时，官方与民间自发力量相比，往往哪个更加重要？后续的可持续性来说，哪些因素更为重要？

　　石敏俊：区域经济差异背后的逻辑，可以从区域经济学的三个维度去解释。第一个维度叫 First Nature，这是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提出的概念，就是指先天性因素，比如自然资源，气候、地形地貌，港口等，是老天爷赏给我们的，这些也是短期内难以改变的条件。

　　从气候因素来看，我国是东南季风区，降雨量从东南沿海向内陆逐步减少，400毫米等雨量线是斜的，东南和西北的差异，从气候上看非常明显。从地形地貌来看是东西部的差异。因此从自然因素来讲，胡焕庸线两边的差异非常明显。从自然资源看，特别是能源矿产资源，主要是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胡焕庸线两边的西北部和东南部，自然条件虽有差异，但各有千秋，这是第一个维度。

　　第二个维度叫Second Nature，是指经济系统自身产生的作用力，体现为集聚经济的效应。当经济系统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空间上越集聚，产生的红利就越多。

　　为什么长三角能发展得好，是因为长三角地区产业配套条件好，市场规模大，港口联系海外市场也方便，这就使得贸易成本较低，包括产品销售成本、原材料调配成本等。沿海地区虽然土地、劳动力成本高一点，但因为贸易成本低，可以克服生产成本的上涨，盈利机会会更多。城市规模越大或密度越高，集聚红利就越大。空间经济或空间不经济，这方面东南和西北的差异比较大。

　　进一步观察，长三角、珠三角、中部区域以及这些区域的内部也有差异。这是第三个维度在起作用。那些第一、第二维度解释不了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制度、文化、技术的差异，包括政府部门的工作作风、营商环境，企业家精神等等，就属于第三个维度。

　　从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第一个维度比较重要，这是因为经济发展初期往往依赖资源、依赖自然；随着发展进程的推进，第二维度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到了更高阶段以后，第三个维度的因素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国家的发展历程也符合这样的规律，早期往往是资源条件好的地方先开发，慢慢地经济规模和密度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规模驱动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将来制度、文化的作用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第三维度因素，即制度、文化、技术等因素，能够促进加速或阻碍前两个维度的因素。在这三个因素叠加作用下，就形成了现在的区域经济差距。

　　比如，东北为什么会支持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因为有哈工大的技术支撑。比如，大疆无人机为什么能在深圳发展起来，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深圳有创新氛围条件，有产业链的配套，创新创业的成本比较低，还有适合无人机的材料行业、软件业的发展等，所以年轻人喜欢在这里创业。

　　比如温州，原来主要是靠企业家精神、靠创业发展起来的，现在遇到一定瓶颈了，需要转型升级。比如，乡镇企业一开始很活跃，因为有制度灵活的优势，慢慢地这些优势不再明显，乡镇企业中保留下来的很多传统企业都在进行转型，不转型的话可能就会倒闭。

　　温州现在面临这种挑战，也在探索新的模式。过去曾经赚快钱走了弯路，现在回头看，还是要把最宝贵的企业家精神捡回来，“等靠要”也是不行的，靠技术才能带来更多持续性。相信他们能走出来，但可能得有个过程。

　　澎湃新闻：从中国的先进制造来看，整体处于世界什么水平？不同领域的水平差别大吗？未来的方向和空间是怎样的？

　　石敏俊：不同领域的水平差别比较大。我们现在有一些领域差距在缩小，比如新能源汽车，因为与西方国家几乎同时起步，相对来说差距比较小。我们可以做出来很多产品，高级产品也能做出来，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高水平的科研人员。但整体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差距。

　　我觉得我们更大的问题在于制造业的精细化。德国和日本是制造业强国，不见得是技术多先进，但是文化上很认真很敬业。另外就是依靠经验的积累。技术需要时间，需要积累，需要工匠精神。有些事情可以靠举国体制，但精细化的工艺流程则很难搞举国体制。

　　因此，面对我们的短板，特别要重视的是体制、文化上的差异，从这方面下功夫，克服“短视”带来的问题。

　　石敏俊：理想状态的话，首先要有信心，其次是抓住机遇。需要营造让大家安心的环境，形成预期。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能够真正理解营商环境，企业就不会轻易离开。企业需要长期经营、稳定预期的营商环境，政府要让企业家感到有信心，最重要的就是营造稳定预期的营商环境。

　　企业家如果没有形成预期的话，就缺乏长期经营的信心。政府不折腾，百姓才能多折腾多创造。中国人是勤劳智慧的，多给一些空间，就能创造。南方经济发展较快，与政府部门官员比较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市场主体有关系，市场经济的民营企业也好，外资企业也好，可以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中获得发展空间。

　　产业高端化需要有可靠的制度环境，保障民营经济和市场主体的发展。从长远看，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改革开放，其制度保障都是法律和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