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观头条 国家实验室启动20年：如何打破科技、经济“两张皮”的藩篱和阻力

　　仅从外观上，这里和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2001年初来时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食堂、幼儿园、家属楼，和上世纪科研院所类似，这里已经逐渐形成一个高能物理研究的“小世界”，在这里聚集着上千名科研人员、上千名退休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

　　2000年前，经原计委批准，中国总计成立了四家国家实验室；而在过去的20年时间中，中国仅有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一所摘掉“筹”字，一只脚迈入国家实验室的门槛。

　　曾经被慎重推进的国家实验室正在进入一个新的轨道。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回顾2020年的工作时提及“成功组建首批国家实验室”。经济观察报获悉2020年已有数家国家实验室挂牌。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战略科技力量；“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则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战略科技力量。聚焦量子信息、光子与微纳电子、网络通信、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现代能源系统等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

　　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周岱对经济观察报表示，此前20年国家实验室推进缓慢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大科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没有理顺和有效实施，而在这个过程中，科技和经济“两张皮”的情况没有明显改观，目前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要冲破传统藩篱和阻力，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和实践，使国家实验室在我国落地生根、发展壮大，助推创新型国家建设，解决科技与经济“两种皮”现象。周岱曾经参与在二十一世纪初科技部在国家实验室方面的系列研讨，并参与依托其本校的一所国家实验室筹建过程。

　　经历了“重启”的国家实验室引起了新一轮的竞赛。西湖实验室、之江实验室、紫金山实验室、松山湖实验室乃至正在筹建的黄河实验室等多个实验室被不同程度的视为“国家实验室”的后备军。

　　在这些“国家实验室”后备军中，活跃着地方政府身影。浙江、安徽、江苏、广东等多地均在相关文件中将建设国家实验室列为重要的任务，而地方一把手、二把手的牵头实验室建设已不鲜见。

　　一位科研体系人员对此总结称，一方面政策对于国家实验室本身的地位和定义正在逐渐提高；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表现了强烈的参与意愿。

　　国家实验室是国家科研力量的一个关键支撑点，脱胎于二战时期的美国国家实验室体系曾是中国国家实验室建立时参考的样本。

　　一位参与国家实验室筹建的人士认为美国国家实验室因为体制机制问题，很难完全效仿。同时运营至今天，美国国家实验室也出现很多问题，活力在慢慢减弱。“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研究机构保持更强的活力，需要有更明确的目标”。

　　2017年科技部等三部门印发的《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优化整合方案》中则将国家实验室定义为“体现国家意志、实现国家使命、代表国家水平的战略科技力量，是面向国际科技竞争的创新基础平台，是保障的核心支撑，是突破型、引领型、平台型一体化的大型综合性研究基地”。

　　王贻芳向经济观察报给出的答案则是这样的：国家实验室是整个国家科学研究的核心和领头羊，它应该代表国家最高的科研水平，应该推动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走到世界的最高点，同时也要成为国家科学和技术研究的支撑平台，成为多学科的研究与技术发展基础中心，并大力推动技术转移转化，充分发挥溢出效应。

　　科技部对国家实验室的重视可以追溯到二十一世纪初，迄今已近20年。周岱介绍，时任科技部相关领导和司局领导认为美国国家实验室、发达国家的大型综合性研究机构的体制机制有利于国家重大问题导向的有组织科研，推进多学科交叉融合、培育新兴和前沿科学方向。于是便组织了对国家实验室的系统性调研，周岱曾参与其中。“这是中国国家实验室探索与建设的第一波热潮，当时的一个背景是中国存量的大型科研力量主要集中在中科院系统、全国行业性集团的大院大所内，这些大院大所具有很强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能力，但是也存在短板；比如行业性大院大所主要集中在技术创新，对基础科研投入和关注较少；还有一部分在学科交叉和开放共享等方面做得不够；没有充分调动和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有组织科技创新活动的生力军作用。国家实验室的建设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周岱说。

　　在这一波建设中被寄予厚望的是高校。经济观察报梳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多所国内高校单独或联合筹建了有关的国家实验室项目。

　　2003年，科技部开始推动北京凝聚态物理国家实验室（筹）、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等五所国家实验室的筹建。这五所批准筹建中的国家实验室与2006年纳入名单的青岛国家海洋科学研究中心（筹）成为了科技部国家实验室的首批试点。

　　2006年，时任科技部副部长的程津培指出国家实验室建设计划已经过多年的讨论和酝酿，决定启动10个重要领域的国家实验室建设。10个领域包括海洋、航空、重大疾病、磁约束核聚变、洁净能源、先进制造、现代农业、交通、量子调控和蛋白质。

　　但是，无论是10个领域国家实验室的筹建抑或是上述6所国家实验室试点摘“筹”均走了漫长的路径。

　　实际上，仅有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一所得以摘掉筹字，成为试点国家实验室，其余5所试点和沈阳材料科学国家（联合）实验室”在2017年则获批组建为6个国家研究中心。

　　按照《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优化整合方案》是在现有试点国家实验室和已形成优势学科群基础上组建的，纳入国家重点实验室序列管理。

　　周岱介绍，当时推进缓慢的原因在于机制体制尚未完全理顺且落实难，比如多个主体筹建的国家实验室之间的利益责权、共建共享、有效协调问题。此外，彼时依托高校筹建的国家实验室主体，并非独立法人，人事权、财务等职权有限。“并且，当时国家实验室建设的方向和当时国家科研管理的部分政策是抵触的，比如本单位或共建单位的教师要进国家实验室，工资该谁发？人事关系怎么动？这些都没有一个系统性解决方案”。

　　在周岱看来，各个筹建主体一开始都有很高的热情，形成联合共建关系，但是随着摘筹进度的迟滞，热情逐渐淡化了。

　　理顺和落实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问题是国家实验室建设成败核心问题之一。周岱以美国国家实验室为例，部分美国国家实验室也依托大学而建，但与高校之间并非从属/隶属关系，而是一个独立法人，拥有独立的人事、财务等权利，人员激励、晋升方面的政策更加有效和实用，有利于两者之间人才的有序流动。“这些国家实验室和大学在人才上形成了互为蓄水池的关系”，周岱说。

　　一位政协委员曾经在2015年的一份提案中提出国家实验室筹建以来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国家实验室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和与依托单位的关系尚不明确，对国家实验室建设的财政支持体制尚未健全和建立以及对部分国家实验室的财政支持力度不足。

　　提案中提出有些国家实验室是由跨部门的若干国家重点实验室基础上筹建的，由于随着国家实验室的筹建，原有国家重点实验室被撤销，所获得的国家实验室筹建经费还少于对原有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经费支持，“国家实验室”反而成了“紧箍咒”，严重制约我国优势科研机构的发展。

　　提案建议国家科技领导小组要协调各部门利益，理顺部门、国家实验室和依托单位关系，并建立和完善政府对国家实验室的长效财政资助机制。“国家实验室毕竟还是一个新鲜事物”，上述参与国家实验室筹建的人士表示。

　　在王贻芳看来，之所以国家实验室筹建在相当长时间中处于放缓的状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对国家实验室的定位。“大家还没有弄清楚国家实验室到底应该建成什么样子”，王贻芳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2017年，三部门印发《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优化整合方案》，延续从2014年开启的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思路，对中国科研基地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和整合，中国科研基地按照科学与工程研究、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基础支撑与条件保障三类布局建设。其中科学与工程研究即包括国家实验室与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这份文件中，国家实验室的定义得到明确，同时提出了要“突出国家意志和目标导向，采取统筹规划、自上而下为主的决策方式，统筹全国优势科技资源整合组建，坚持高标准、高水平，体现引领性、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成熟一个，启动一个”的建设标准。

　　一位科研体系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从2017年开始，一些地方就已经开始追随政策的脚步，推动国家实验室的建设。

　　2017年，上海张江实验室成立，安徽省也开始启动量子信息实验室的筹建，此外鹏城实验室、之江实验室等多所实验室也均在2017-2018年密集成立，在这些实验室的建设中，地方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地方一把手、二把手往往兼任实验室的管委会主任或理事长一职，比如深圳市委、市长陈如桂即担任鹏城实验室理事长一职。而建立之初，这些实验室即紧紧的瞄准了国家实验室的方向。

　　2017年3月，中科院与上海市围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签订了深化合作的补充协议，明确依托高研院筹建国家实验室。鹏城实验室也被称为广东深圳为筹建国家实验室“预备队”而首批成立的实验室。浙江省“十四五”规划和2030远景目标中即明确提出要“全力支持之江实验室、西湖实验室打造国家实验室”。

　　地方政府的支持在此前一些国家实验室成立中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一些科研体系人士看来，在接下来的国家实验室建设中，地方政府依然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周岱看来，目前地方主导的国家实验室具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即经济发达的地区依托强大的财力和在政策、法规上的灵活优势，由地方政府搭台，筹备国家实验室。一方面这些地方有比较强大的财力，另一方面其中一些特区又有政策、法规上的优势，他们可以利用地方立法权来协调解决体制机制里束缚国家实验室落地的政策藩篱。政府的搭台和政府协调对国家实验室创建和初期顺利运行具有重要作用，“扶上马、送一程”；实验室正常运行后，政府的重心应在宏观管理。

　　“比如你在大学就职，可以受邀来国家实验室兼职，并依法获得合理薪酬报酬，解决人事等有关方面的难题，解决了这些难题，地方主导的国家实验室就可以吸引的顶尖科研人员”，周岱说。

　　从门口一眼望到底，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最西侧的区域，即是对撞机实验区，从上世纪90年始，通过加速器和粒子探测器，这里精确测量了轻子质量和20-50亿电子伏特能区正负电子对撞强子反应截面（R值），发现了X（1835）、Zc(3900)等新粒子。这里的同步辐射装置为各基础学科及应用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关键测试条件，通过大科学设备的建设、设计能力的提升，这里还对中国的高精度机械加工、超高真空、电子学、低温、微波、高频、计算机与网络等技术的提高起到了关键促进作用。一个偶然的贡献是：为方便交流高能物理数据，高能所在中国第一个引入互联网，80年代末建立了当时中国唯一的电子邮件系统，成为中国与国外唯一的电子邮件联系通道，后来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务器，成为网上进入中国的窗口。

　　在王贻芳看来，是否具有国际领先的大科学设备的设计、研制、工程和运用能力应该是高能所这样的国家实验室的基本门槛。

　　“要研制这些设备，肯定需要有大量的技术积累；同时，要建设这些设备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工程建设能力，而这些都需要一个大的团队以及一个能应对大团队的有效组织形式”，王贻芳表示。

　　与同期成立的其他两家国家实验室一样，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围绕大科技装备一台2×22亿电子伏能量的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一台大型粒子探测器（BES）和同步辐射装置（BSRF）而建。

　　在1989年对撞机基本建设完毕后，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的周光召提出该考虑建立国家实验室。“高能所要着手研究如何从工程建造体制向运行过渡，研究如何逐步转向开放的国家实验室，吸引全国的科学家来工作，使加速器的使用效率得到更好的发挥”。

　　如周光召所述，国家实验室本质是一个科研机构的运行制度，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这种运行制度下，科研资源将以何种形式被配置、利用以及集合。

　　王贻芳对经济观察报表示，高能所从BEPC完成的第一天开始就对标美国的国家实验室。其发展目标是建设运行国际先进的大科学装置，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是一个全方位的以大型科学装置的设计、研制、运用为一体的综合性研究所，在管理体制、科研人员及经费规模、核心能力和科研成果等多方面，和美国的大型国家实验室非常接近。

　　“我们一直瞄准的是一个综合性的目标，综合性有什么好处？技术是互通的，是有彼此借鉴的。我们通过拓展原有的科学目标，不断向外延申，一方面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同时也通过综合应用平台和技术溢出为社会服务，这就是一个国家实验室的使命”，王贻芳说。

　　在王贻芳看来，科技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基础科研，一个是技术研发，第三个是产品开发，目前国家的现状是基础科研和技术研发都有较大短板，在研发经费中占比太低。而一些新型的研发机构围绕的是共性的技术，瞄准的是产业问题，更贴合地方的产业特色，而国家实验室应该关注更加基础的重大问题。

　　主要关注于科技类、创业类产业政策、创投领域以及交通物流领域。擅长深度报道和人物特写。订阅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