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装备制造业观察

　　早在1982年10月，国务院就成立了电子计算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领导小组，万里任组长，方毅、吕东、张震寰任副组长。

　　次年，国务院做出《关于抓紧研制重大技术装备的决定》，指出：“对这一工作稍有忽视，必将贻误大事。”要求“力争在前十年内把这些最核心的关键技术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

　　转瞬间1/4世纪过去了，其间对汽车、计算机、集成电路、软件等行业亦发布过许多类似文件。而今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现状如何？

　　在我国的工业统计口径中，没有“装备制造业”这一行业。制造业各行业的产品，从使用的角度看有3个去向：其一，成为最终消费品；其二，成为进一步生产的原材料或零部件；其三，成为固定资产中的设备工具，即经济学家们常说的“资本货物”。

　　投入产出表清晰地显示了各行业产品的去向，我国已公布的投入产出表，最近者为2002年制表。利用它，可从两个角度来观察“装备制造业”。

　　数据显示：制造业中涉及固定资产投资的有8个行业，其中“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比重最高。

　　由此我们看到，提供装备的首先是“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在《中国统计年鉴》的工业统计中，它被分为两个行业）。其次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上3项就占到了设备工具购置的88.6%。

　　其他各行业也多少与“装备制造业”有关，例如集装箱就属于“金属制品业”。而仪器仪表虽然量值不高，却对装备的水平影响巨大。

　　自1981年以来，“设备工具器具购置”金额呈指数增长，年均增长22%。从1981年的223.64亿元上升为2005年的21422.9亿元。可见我国装备制造业市场容量之大，扩张之快。

　　下面利用投入产出表来估计上述相关行业在装备制造市场中的份额。在国家统计局网站上能找到的有1987、1990、1992、1995、1997、2002年投入产出表。由此可计算出在“设备工具器具购置”金额中，各行业在相关年份所占的比例。中间年份的比例，可以由差值推算。数据显示，除“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外，其他各行业的比例基本稳定，故，1987年前，按1987年值估计；2002年后按2002年值估计。

　　在1987~1992年间，“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比例亦大体稳定，故1987年前亦按1987年值估计。从1992年到2002年，“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的比重稳定下降，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比例则稳定上升。从1997年到2002年，两者的增减大体相当，取两者年均变化的均值，外推2002年以后的比例。由此估计的市场份额见图二（见A6版）。

　　由图二、图三可见，“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占到装备制造业市场93%以上的份额，是装备制造业的主体。

　　业内一直有“机强电弱”之说。这里“电”主要指“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而“机”则指“机械制造业”，它几乎覆盖了上述其他的所有行业。

　　图二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比重增长，而“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比重下降。这表征着装备日益倾向信息化、智能化的潮流。

　　2007年8月9日，中国机械工业企业管理协会、机械工业经济管理研究院、世界经理人集团、中国机械网发布2007年《中国机械500强研究报告》。笔者逐一查出了这500家企业所在的城市，由此可以观察机械制造业生产能力的行业与区域分布。

　　在其公开报道的信息中，只有前100家列出了2006年销售收入，对其后的400家企业，只给出了基于年销售收入的排序。意大利经济学家帕列托(VilfredoPareto，1848~1923)在研究大量降序排列的数据时注意到，位序与数值往往存在某种稳定的关系，由此提出了帕列托分布。《中国机械500强研究报告》中前100强的年销售收入，在其尾部很长一段可由帕列托分布很好地拟合，笔者据此估计了后400家的年销售收入（见图四，A6版）。

　　无疑，这个估计是粗糙的，是缺乏数据时聊胜于无的方法。一方面它有助于我们观察更广泛的分布，另一方面必须小心地限制其使用范围。

　　报告的作者将500强企业划分为30个小行业。对每个行业分别计算其500强企业的个数与销售收入、前100强企业的个数与销售收入，再计算各城市占各项指标的份额，再计算每个城市这4项份额的均值，作为该行业在500强企业内的份额。

　　这样评估既考虑了销售收入，又考虑了企业个数。同时，许多行业没有企业进入100强，只能用上述估计的销售收入进行评估，但这项数据只占总权数的1/4。

　　数据显示：在我们的装备制造业中，“汽车制造业”一枝独秀。综合评估占到500强企业中的45.33%，在100强中占了48家。除了山西、贵州、宁夏、青海、甘肃、新疆、，各省均有汽车制造企业进入500强名单。可见过去20多年我们的产业导向。

　　虽然汽车制造企业几乎遍及全国，但这又是一个在地域上高度集中的行业。武汉（以东风汽车公司为首）、长春（以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为首）、上海（以通用、大众为首）是汽车制造业的3大重心。它们聚集了上述48家企业年销售收入的50.44%。另外，占比重超过5%的城市有重庆、广州、沈阳、北京。上述7个城市占到了年销售收入的74.09%，而90%以上的年销售收入集中在14个城市的企业中（见表四）。

　　除“汽车制造业”外，500强中体量大的行业顺次为：“锅炉及原动机”、“重型矿山、冶金、工程机械”、“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金属加工机械制造”、“起重运输设备”、“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农、林、牧、渔专用机械”（见表三）。它们占了500强中的238席，100强中的41席，100强销售收入的23.51%。

　　500强企业集中分布在163个城市内。对每个城市分别计算其500强企业的个数与销售收入、100强企业的个数与销售收入，再计算各城市占各项指标的份额，再计算每个城市这4项份额的均值，以表现该城市在机械制造业中的重要性。重要性超过1%的城市见图五（见A6版）。

　　图五中这24个城市占到500强总份额的71.76%，可见工业分布高度集中于大城市。上海远高于其他城市，占到了10.86%，无疑是我国机械制造业的中心。随后，武汉是华中的中心、长春是东北的中心、重庆是西南的中心，而杭州是长三角的副中心（中心当然是上海）。

　　图六（见A6版）的横坐标是各城市500强企业的销售收入，纵坐标是各城市500强企业的个数。

　　在机械工业中心城市中，我们看到，集中度最高的是长春、武汉、沈阳、哈尔滨，其中长春有5个500强企业，武汉8个，沈阳、哈尔滨格各9个。长春、武汉、沈阳都高度依赖汽车制造业，哈尔滨则依赖发电设备制造业。与之相反，上海、杭州、北京、重庆、温州则拥有众多500强企业。

　　比较这两类地区的经济活跃程度，令人质疑依赖行政力量“提高集中度”的产业政策。实施这种政策的后果是，少数企业依赖垄断地位而生存，结果人口中的极少数聚集了大量的资产，把持着大量的经济机会，而多数人口一缺资产、二无机会。于是少数人的发达与多数人的困顿并存，整个地区缺乏经济活力。

　　反之，在众多企业竞争的地方，企业不得不充分利用最丰裕的资源劳力，不得不寻求自己独特的“生态龛”，从而导致分工的深化和效率的提高，形成一种高效率的产业生态，并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活跃起来。

　　按省汇总500强企业的份额，结果见图七（见A6版）。图中横坐标是各省在500强中占的份额，纵坐标是各省拥有500强企业的城市数。

　　最值得注意的是苏、浙、鲁3省，不但所占份额高，而且拥有500强企业的城市多。这表明，大工业在这3省已广泛扩张，与社会经济生活联系紧密。

　　而东三省的黑、吉、辽，不但所占份额偏低，更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少数几个城市拥有500强企业（黑龙江、吉林各2个，辽宁5个），显示大工业只存在于少数项目上，这与苏、浙、鲁对比鲜明。

　　首先是沪、苏、浙、鲁地区，它们的共性在于机械制造业的份额高，且在区域内渗透广泛：这个区域占了500强的38.48%，共有65个城市拥有500强企业。一份报告形象地描述了机械制造业在这里的广泛渗透：

　　“来自山东、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区反映的情况，在这四省内的机床附件、功能部件生产企业已达3000～4000家，生产的品种、规格已有数千种，从主轴、伺服电机到各种防护、润滑、刀库、刀套一应俱全。社会配套的完善，促进了整机行业的发展，激烈竞争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品质量和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新产品的研发。”（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杨学桐《需求亮点不断 我国机床业步入理性发展时期》）

　　其次是东北，从份额看，它不到沪、苏、浙、鲁地区的一半，但又远高于其他地区。它最大的特征是机械制造业高度集中于长春、沈阳、哈尔滨、大连等少数几个大城市，使这个地区表现出鲜明的二元经济结构。这种结构可能是整个地区振兴的根本障碍，但仅依靠大工业带动整个东北的振兴，恐怕不现实。

　　湖北、川渝、广东、京津冀这4个地区各自相对独立，对机械工业而言，具有次级重要地位，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机械制造业高度集中于一两个中心城市，而其他城市则相对薄弱。

　　上述几个地区占到了500强企业85.84%的份额，囊括了163个有500强企业的城市中的114个。可见，决定中国机械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是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

　　信息产业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运行司、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中心发布的《2007年（第21届）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名单》列出了每个企业的“营业收入”和“主要产品”，笔者再逐一查出了每个企业的所在地。据此，我们来观察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生产能力的分布。

　　从名单中所列的“主要产品”看，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类：通讯与网络设备、家电、零部件、计算机、元器件/材料、专业用品、软件。有的企业同时涉及几个不同的类别。笔者按其排列先后，将企业的“营业收入”分配到相关的类中。这样分解当然是粗糙的，但有助于我们粗略地观察电子信息产业生产能力的行业分布。

　　数据显示：网络、通讯设备和家电几乎占到了一半。软件能力是改变“机强电弱”的关键，而软件仅占2.2%。芯片能力是另一个关键，它属于“元器件、材料”类，整个这类只占13.0%，其中绝大多数还是电线、电缆、光缆等材料。（见表六）

　　事实上，我们一直高度关注软件和芯片问题。早在1982年10月，国务院就成立了电子计算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领导小组，2000年由国务院发布《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即业内所称“18号文件”)。然而，这两个行业依然如此弱小，成为振兴装备制造业的瓶颈，症结何在，值得深思。

　　名单中100强企业分布在44个城市中，其中17个城市占到了销售收入的90%以上，北京、深圳、青岛3个城市即占了53.1%。可见这个行业高度集中于大城市（见表七）。

　　从省级单位角度看，100强企业分布在18个省内。东部沿海6个省市：广东、北京、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即占到营业收入的86%（见表八）。

　　广东和沪苏浙鲁无疑是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基地。两区占到了百强企业营业收入的62.7%，加上北京，共占86%。

　　从城市角度看，北京的电子信息产业独占鳌头。然而，从电子信息产业的角度看，却不存在一个京津冀地区。河北只占0.7%，天津缺席。

　　从机械工业的角度，东北地区排在第二位，占到15.96%，而从电子信息产业的角度，东北地区敬陪末座，仅占2.4%。

　　至于湖北，在机械工业的角度占到8.94%，位居第三，而在电子信息产业的角度，不过0.6%，与陕西、安徽比肩，根本谈不上重要性。

　　从区域角度看装备制造业，有两个视角：其一，“机”、“电”是否平衡发展；其二，产业是否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这个地区。

　　显然，同时满足这两条的只有沪苏浙鲁地区，由此，这个地区的装备制造业发展具有最强的比较优势。

　　从“机”、“电”平衡的角度看，东北与广东是两个极端，一个“机”强“电”弱，一个“电”强“机”弱。这势必严重制约两个地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空间。而从产业在本地区渗透的角度看，广东优于东北。可以预见，广东的产业具有较强的内在驱动能力；而囿于特大城市的东北，其产业发展将高度依赖行政力量。

　　至于京津冀地区，在机械工业中占到7.19%，而在电子信息产业中只有北京一枝独秀，这样的格局势将制约它在装备制造业中扮演的角色。

　　多年“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你发财，我发展”的指导思想，使人们不关注所有权分布，以至于很难找到公开的企业所有权分布数据。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研究员高梁在《外资对我国企业兼并控制情况的资料》中指出：

　　“据有关报道，2003年前，外资在中国并购仅占它们在华直接投资总额的5%，2004.1~2006.6，这一比例突然上升到63.6%，增加了近12倍。”

　　高梁在这份超过5万字的报告中逐一列举了外资在各个行业控股龙头企业的案例，其中涉及到装备制造业的各行各业。

　　在机械工业的龙头老大汽车制造业中，长春的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与德国大众汽车合资。上海则直接是通用、大众的根据地。东风汽车公司则分别与日产、本田、雷诺、雪铁龙、起亚合资，整个集团的资产都放进了与跨国汽车公司合资的“篮子”里，等于把自己的研发体系也全盘托付给了跨国汽车巨头看管。至于三巨头以下，中国重汽联手沃尔沃、陕汽联手曼、重庆重汽联手依维柯、福田欧曼联手奔驰、华凌联手三菱、江淮联手现代无法细数。

　　至于电子工业，市场研究公司iSuppli指出，截至2005年底，在中国内地的10大半导体厂商名单中无一不是外来面孔，并且中国半导体产量只能满足国内市场20%左右的需求，绝大部分还要依赖国外厂商。

　　统计年鉴提供了“按行业分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和“按行业分三资工业企业主要指标”。前者可大体代表整个工业的状况，而后者可大体代表外资企业。比较这两张表，可以分析外资在装备制造业中的地位。

　　2005年，在装备制造业内，各行业中“三资”企业和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各项指标对比见表十。（见A5版）

　　数据显示：在最关键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三资”企业控制了83.5%的市场份额，获得了81.4%的利润。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三资”企业以34.1%的资产，控制了43.3%的市场份额，获得了58.3%的利润。

　　从《中国统计年鉴2006》查出2004年机电制造相关行业工业总产值为74033亿元，相当于8920亿美元。而海关统计告诉我们，2006年机电产品出口为5494亿美元（见表十一，见A5版），可见出口在我国机电行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出口掌握在谁的手中？据海关统计显示：今年1季度我国机电产品出口总值的企业构成如图八。外商投资企业占出口总值的74.2%。其中外商独资企业在外商投资企业中所占比重达73.7%；国有企业集体、及其他企业合计仅占我国机电产品出口总值的25.8%。外商投资企业居主导地位，独资化态势明显。目前我国机电产品基本出口模式为“加工贸易+外商投资”，出口利益大部分被外商投资企业获得（见图八）。

　　从进口角度看，2007年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进口中，加工贸易占同期机电产品进口总额的48.5%；进口主体中，外商投资企业占进口总额的76.1%。

　　这就是我们的装备制造业的所有权状况。这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战略的必然结果。这个战略带来的一个成果是巨额的外贸顺差，它既让许多国人感到自豪，又让外国人感到恐惧，更使他们有理由对中国的金融政策指手画脚。然而看一下《中国统计年鉴2006》提供的外贸顺差的构成（见图九），就会发现，真正应该感到恐惧的是中国人自己。

　　中国的外贸顺差完全是加工贸易造成的，如果没有加工贸易，我们的外贸基本上是逆差。而加工贸易的主体控制在外资手里，这意味着由外贸顺差积累起来的大笔资金，其主人是国际资本。

　　用我们拥挤的国土、脆弱的生态环境、几近耗竭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力，为国际资本组装廉价产品，保障国际资本的利润，同时还给国际资本送上干预我国经济政策的口实和金融手段这就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战略的成果。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学家、法学家们在那里高倡产权理论，百姓们则在那里憧憬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983年，国务院在《关于抓紧研制重大技术装备的决定》中要求：“力争在前十年内把这些最核心的关键技术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回顾这20多年的历程，我们能得到哪些教益？

　　首先，装备需求是一个呈指数增长的巨大市场，这样的市场足以培育出一个强大的装备制造业。然而现实是：市场的主体控制在外资手里，装备制造业所有权的主体也控制在外资手里。20多年来“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引资偏好、“与国际接轨”的立法取向，将自己的装备制造业置于罕见的艰难处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振兴装备工业”，实际上能“振兴”谁？为装备工业制定的优惠政策，到底谁在受惠？

　　国内设计、国外加工的集成电路芯片产品，在进口时按照6%征集进口环节增值税，多出部分即征即退（四十一条）。

　　实施结果，“中国用于支付半导体企业退税的资金有一半以上被外资企业占有”。（见李默风《国家出台新政不代表半导体企业压力减轻》，《IT时代周刊》）

　　“市场换技术”如今已成为笑柄。而一些几乎陷入绝境的外资企业，却依靠中国的市场和地方政府的优惠“咸鱼翻身”，成了行业巨头。这一切都是在“改革”的旗号下进行的。

　　汽车制造业占到如此巨大的比例，合理吗？我们这个国家能源（尤其是石油）紧张、人口密集，根本没有条件模仿美国，去建设一个“汽车轮子上的国家”。对此，20世纪80年代研究发展战略的学者已经作出了清晰的判断。然而学者的意见丝毫没起作用。而今油价暴涨，保障石油供应成了我国外交与军事上的头等难题，使我们在战略上几无回旋余地。交通拥堵、空气污染迫使各城市又转过身来发展公共交通。难道我们不应该反思产业政策的形成机制，反思整体理性与局部私利的关系？

　　多年来，依赖行政权力提高“产业集中度”一直是所谓“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理念。这在历次“汽车产业政策”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们的行业专家们更是期望依赖行政力量聚敛一切资源：

　　“朱森第：一个产业有没有竞争力，取决于这个产业有没有几个规模大、实力强的排头兵企业。这些大型企业的形成，一方面靠市场竞争，另一方面要靠政府的支持和引导。韩国在扶持大型企业方面就充分体现了政府的作用，政府几乎把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到现代、大宇、三星、LG等几个大型企业集团。”（《四问振兴装备制造业之政府作用》《中国工业报》2006年1月16日。注：朱森第为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事实却告诉我们，“产业集中度”最高的东北地区，与充分竞争、分工深化的沪、浙、苏、鲁地区，其经济活力差异甚大。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劳力众多而资本稀缺。所谓提高“产业集中度”的实质是少数人口依赖行政权力，垄断经济机会，聚集大量资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将多数人口排挤到社会经济活动的边缘。这个政策的后果现在已经很明显了：多数人口缺乏购买力，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形成荒唐的“劳力、资本双过剩”现象。

　　在生态圈里，地衣、草皮、灌木、乔木相互依存，清一色的人工乔木林被生态学家称为“绿色荒漠”。在产业生态中，微型、小型、中型企业扮演着地衣、草皮、灌木的角色，是它们创造了就业机会的主体，使社会得以安定，使供需得以平衡；是它们使分工得以深化，使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因专注而得以精细；是它们为巨型企业降低了成本，使之得以获得高额利润。

　　对比考察东北和沪、浙、苏、鲁地区，从生态学的视角分析产业政策，或许有助于摆脱有些行业专家们狭隘的视野。

　　一个选择是靠外资，“以市场换技术”。事实证明此路不通，人家是来挣钱的，不是来学雷锋的。独门技艺，密不示人，天经地义，不然人家为什么死死盯着“知识产权”问题？

　　一个选择是靠政府。多年来这“倾斜”那“优惠”还少吗？效果如何？越是拥有垄断权利的大企业越是“风险厌恶者”，它们越偏好于利用垄断地位牟取利润，而非倾向于既要投入资金，又风险莫测的“创新”。除非有不用承担责任的钱，由着他们去花。这时他们又会表现为漫不经心、大手大脚的阔少。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许多所谓“政策建议”的由来。

　　2005年3月28日,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的200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由山东丛林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完成的“100MN油压双动铝挤压技术与装备研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个案例实在值得人们深思。

　　山东丛林集团是山东省龙口市的一家民营企业，从事建筑用铝型材加工。由于巨大的市场订单，它需要装备万吨油压双动铝挤压机。当初，丛林集团打算与德国霍高文公司合作，那是世界最大的铝型材加工企业。然而德方开出的条件让丛林集团无法接受：

　　开出如此苛刻的条件，是因为德方心里有底：“万吨挤压机的技术只有德国人掌握，其他任何外国人都搞不了，中国人更搞不了！”

　　出乎德国人意料之外的是，丛林集团转而向国内寻找合作伙伴。最后形成了一个合作项目：丛林集团投资，西安重型机械研究所设计、上海重型机器厂生产。当它们最终将万吨挤压机研发出来后，不但德国人不相信，连国内同行专家都认为不可能。他们的观点是：

　　而事实是：2002年12月8日，万吨挤压生产的首批铝材正式报关出口，并很快运抵丹麦玛斯基公司，成交额为600万美元。

　　2002年9月18日，在德国埃克森铝业展览会上，原德国霍高文公司谈判代表向丛林集团表示钦佩，同时表达了再次合作的愿望。

　　德国MIW金属工业制品有限公司在极短的时间内，与丛林集团合资成立了龙口丛林中德车体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以特大型工业铝型材为主营，专门从事地铁、轻轨车体及其部件、系统组件和功能模块等产品的生产和开发。

　　全球铝业霸主美国铝业公司则派员与丛林方面洽谈，欲联手吞并德国克鲁斯在中国的一家合资企业，共同称霸中国市场。

　　这个案例给人的第一个启示是：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先要有骨气。“”结束后，在批判“唯意志论”的浪潮中，我们许多人的自信、自尊、自强精神荡然无存。连表面活性剂这样我们并不落后的领域，都被国际资本打得稀里哗啦。而人家的武器，不过是商业伎俩而已，毫无技术可言。丛林如果在德国人的傲慢面前直不起腰，就只能让对方在中国控股一个合资公司，从而垄断特大型工业铝型材制造设备的供应。

　　这个案例给人的第二个启示是：装备制造业的崛起，核心的要素既不是外资的技术，也不是政府的优惠，而是丛林手中“巨大的市场订单”。没有这订单，丛林将既无动力又无胆气投入新装备的开发。那些成天盯着外国人的腰包或政府的“有形之手”的人们，能否从中学到点什么？

　　这个案例给人的第三个启示是：需求方、设计方、生产方的合作。这种开发模式，值得认真品味。需求方出资金，设计方出技术，生产方负责实施，这本来是再自然不过的分工与合作。为何在我国竟成为不可多见的案例？我们有无数的专家热衷于翻译外国人的项目管理专著，为何不深入分析这类案例和它的反例。中国装备工业振兴之路，或许就在这无数的案例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