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观察_中国江苏网

　　抗战时期，作为中国党在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报纸，《新华日报》肩负着向国统区民众呈现根据地形象、介绍中国党治理成绩的使命。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传媒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冲击并重构了传媒教育体系的课程设置、人才培养和教学实践等根本性问题。

　　技术与人的主体性，是技术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曾琼和湖南开放大学培训学院曹钰涵老师在《传媒观察》2021年第9期刊文，从技术哲学的视角审视广告算法，认为广告算法系统中的“施事者”与“受事者”在广告算法中都获取了充分的主体性，同时又因算法的技术逻辑，遭受到严重的主体性侵犯。作为广告算法“受事者”的消费者或用户，在算法的监视、偏见、歧视以及操纵、控制与规训下，许多自主权利让渡。而作为广告算法“施事者”的广告算法开发者和使用者，更发生存在论意义上的主体性缺失、冲突与忧思。广告主与广告代理在广告算法系统中虽不具有主体意义，但作为算法的重要旁涉者，其主体性同样遭受算法的侵犯与危害。既追求统计学意义上的精准高效，又追求道德无缺与主体无伤，应成为广告算法开发与应用的基本原则。

　　“讲好中国故事”是立足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国家重大战略要求和部署，是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新闻传播业界还是学界，都需要内外兼容、古今贯通。惟其如此，才能真正解决当前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线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扩张和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加剧，智能手机等新型传播媒介不断渗透到老年群体的生活中。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情感性元素深刻地影响了主流媒体的新闻实践，并以此形塑了新闻产品的呈现形态，具有突出的共情化传播特征。

　　“媒介”的概念是新闻传播学的一个本源问题，对其内涵的厘清可以加深对学科发展史及其知识的理解。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淮阴师范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蔡月亮在《传媒观察》2021年第8期刊文，追溯了“媒介”概念的词源，指出“媒介”被主体所使用进行信息生产与传播从而得以成为“媒体”；从“媒体”到“自媒体”概念的演变体现了主体的“把控”与“确认”；而“个体”真正成为“主体”，则是“自媒体化”这一命题的内在要义。

　　要想大幅度提高传统手工艺非遗的传播效果，必须积极运用计算机识别、人机交互、仿真场景搭建等人工智能技术，在传播主体数字化、传播对象关联化、传播内容活态化和传播渠道多元化等方面对传统手工艺非遗进行创新性传播。

　　当下，跨媒体技术的蓬勃发展正极大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无时无刻不在深度重塑着电视剧的转型路径。

　　当前，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国际话语权与国家的综合实力、国际地位并不相匹配。因此，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而迫切的任务。2021年5月31日，中央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专门以“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主题，习总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线”讲话），对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提出了任务要求。对标这些要求，反思新时代我国国际传播现状，并从中找出存在的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讲话精神，有效地寻求解决之道，从而突破现实困境，谋求长远发展。

　　算法在传播领域一直发挥着作用，但直到深度学习促成算法应用的成熟、算法推荐系统被广泛运用于信息分发、平台型媒体崛起，算法对信息传播的影响才得以被关注。

　　中国党以《新华日报》为平台，通过正面报道战况，提出战事建议，鼓动和呼吁民众参与抗战，配合武汉保卫战。

　　短视频逐渐成为全民性媒介应用，并向三线及以下城市渗透，为中国乡村女性群体提供了自主发声的渠道。

　　当前，乡村振兴战略正全面展开，在产业振兴和经济发展方面，新农人通过短视频带货发展很快，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身体叙事因此备受关注。

　　作为网络即时交流工具，表情叙事的发展经历了拟图叙事、拟像叙事、图文叙事三个阶段，如今，表情包已成为人们网络叙事的重要载体，并日渐呈现狂欢化趋势。

　　概念是一切学术理论体系的基石。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共同任务，而对新闻传播学显得尤为重要，其概念体系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复杂性远大于其他学科。

　　近日，建党百年献礼电影热映暑期档。电影《1921》选取1921年作为历史“横截面”刻画建党历程，以影像传承历史。

　　体育赛事转播媒介朝着“补救化”“人性化”“艺术化”的方向演进，推动了智媒体赛事转播技术的诞生与发展。

　　了解社区概念的跨文化传播历程，梳理社区概念的共有元素，可以更好地理解社区概念的历史具体性和世界共通性。

　　扶贫题材电视剧具有鲜明的目的，以广大农村为叙事空间，以党员干部和村民为主要人物，以脱贫攻坚为叙事线

　　基于不断成熟的智能语音交互技术，人与机器以语言为纽带的交流已经变得更加畅通，也更为人性化和多样化。语音成为最受欢迎的人机交流方式之一。在技术的支撑下，语音大数据的数量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从长远看，智能语音交互技术和语音大数据将深远地改变社会大众的交流方式。

　　网络社会作为一种新型社会形态，其变迁的核心是信息处理技术带来人们彼此之间的交往方式的变化。

　　作为网络亚文化的新产物，青少年们围绕着“凡尔赛文学”在社会化媒体上演了一场“造凡”与“拆凡”的狂欢。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许高勇，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罗林丽，在《传媒观察》2021年第5期发文认为，青少年们在这场狂欢中对“凡学家”们所包装的虚拟人格进行了拆穿和抵抗，但如果一味地陷入“凡尔赛”的游戏中不能自拔，最终只会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因此，面对“凡尔赛文学”的价值误区，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以脚踏实地的奋斗来圆梦和追梦。

　　微博“大V”（以下简称“大V”）转发信息的增量效应促进了微博传播效果的爆发式增长，微博中扎堆的负面情绪和谣言让“大V”成为重点管控对象，隐藏在“大V”背后的利益与话语权之争将“大V”推到了政府、企业与网民角力的漩涡中。

　　习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中国党是一个在斗争中诞生、成长、壮大的伟大政党。作为中国党第一张全国性机关报，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新华日报》，也深深融入了这种顽强斗争的气质与品格。长期战斗在国统区，险恶复杂的环境锻造了新华人敢于斗争的精神和善于斗争的本领。《新华日报》也由此成为我们党在国统区联系最大多数群众、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灯塔”与“号角”。高度评价《新华日报》“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一样，抵得上党的一个方面军”。他还先后三次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名，1964年10月1日第三次题写的报头一直沿用至今。

　　在赛博化、虚拟化与液态化互相交织的数字世界里，人、技术、媒介三者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且隐蔽。一方面，人是媒介的尺度，媒介技术是目的性和工具性的复合体。

　　人工智能时代，我国的传媒格局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纷繁复杂的传媒环境也给新时代的引导提出了新的课题。

　　视频综艺节目的制作者需要更加有效、更具创新精神地运用视觉设计，来打造节目的风格，提升节目的品质，提高目标受众的收视黏性，为受众生产出更精彩的视频综艺节目。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郑坚，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张特，在《传媒观察》2020年第11期发文，旨在通过具体综艺节目案例的研究，针对其中视觉设计的功能和要素进行分析，勾勒当前视频综艺节目中视觉设计的新技术运用，并提出视觉设计创新策略需要把握的问题意识，以期引发对于综艺节目的视觉设计新趋势的关注和思考。

　　考察中国电视剧在当前再全球化视域下与国际互动的情况，有利于在新近全球化变化中把握中国电视剧国际身份建设的方向。

　　全民族抗战时期是中国党与美国开始建立联系的关键时期，作为中国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所展示的美国形象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这也深刻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党对美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

　　在中国综合实力快速崛起的同时，我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相对落后，需要摸索出更有效的对外传播机制。

　　红色经典作品《永不消逝的电波》堪称现象级佳作，迄今为止从电影到电视剧，到舞台综艺再到舞剧，这一文本被不同的主创人员植入到不同平台的媒介当中，在总体上形成了互相补充、互有拓展的统一世界观价值维度的表达。

　　微博中的健康博主，采用轻松的话语风格、丰富有趣的科普形式把复杂难懂的健康知识转换为易于理解和记忆的健康小知识，极大地满足了网民们对健康信息的需求。

　　在40年的学科化教学与科研过程中，中国传播学教材在不断满足传媒类专业教学需要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本学科的研究高度。

　　在网络亚文化场域中，非遗文化资本经过仪式化传播，得以实现资本转换、消费和再生产。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鲁雯和该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陈雨霁在《传媒观察》2021年第3期刊文认为，非遗文化资本转换和消费，能提升公众对非遗的关注和认知，从而有利于其传承和生产性保护，但也可能导致其被商业逻辑支配、生态缺乏多样性等问题。后者需要政府和网络平台予以引导、治理。

　　真人秀节目靠明星的加持以期获得收视率的保障，竞技类真人秀遍地开花，却离不开“虐星”的桎梏。

　　“移动”是当下媒介现实生态中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词，对传统主流媒体提出巨大挑战，“坚持移动优先”成为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

　　新媒体时代，新鲜产品层出不穷，受众需求多变，想要在纷繁复杂的市场中重获一席之地，建立社群这一环节必不可少。

　　5G技术对社会治理的影响，源于它支撑的“万物互联”网络越来越成为社会运作的“底层逻辑”，“万物治理”将成为未来社会治理的常态。

　　短视频即短片视频，是一种依靠移动智能终端实现视频的拍摄、剪辑、发布等新型传播特性的网络影像。

　　谣言现象与社会发展相伴而生，公共危机情景中的谣言传播往往严重威胁着社会稳定性，被视为社会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

　　随着微信、客户端等新型载体的流量变现渐趋萎靡，以“二次售卖”为核心的商业模式，无论在传统大众媒体的实践中，还是在网站、微信等新媒介的探索中，均陷入风光不再的尴尬。

　　苏州大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围绕运河“文化”形成的历史人文、经济等诸多因素，内涵丰厚、影响深远。

　　在大数据时代，网购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网购中出现的精准广告在给消费者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伦理问题。

　　电影作为具有隐性权力的艺术文本，将对文化共同体的建构起到积极作用，进而推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政务微博主要指代表政府机构和官员的、因公共事务而设的微博，用于收集意见、倾听、发布信息、服务大众的官方网络互动平台。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得平台型媒体的机遇和困境随之暴露了出来，随着社会阶层、价值观、立场、文化等的隔阂和进一步加剧，平台型媒体应该如何面对这种非传统安全语境？其发展方向和出路何在？

　　越南作为中国的邻国，历史上曾有上千年的时间是中国的郡县和藩属国，19世纪中叶后沦为法属殖民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越南的抗法抗美战争与中国结成了“同志加兄弟”的友谊。

　　随着互联网三巨头“BAT” 在2018年跑步进入短视频市场，各大短视频平台的内在竞争模式由资本战、技术战转换为优质原创内容争夺战，短视频制作门槛进一步抬高。

　　中华文化在网络时代的全球传播固然离不开网络媒体技术支撑的传播环境，但将传播效果的不显著仅仅归因于硬件设施、叙事方式和传播策略是不够全面和准确的。

　　社交媒体改变了场的格局，媒体问题在社交媒体上成为监督的对象，有些媒体问题是由于技术漏洞（缺陷）造成。

　　物联网时代下，万物皆可相连，细小到每一个需要识别和管理的物体上，都可以安装传感器。传感器技术作为一种感知技术，能够突破人类感知（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的极限，得到之前难以获取的海量数据与信息。而对于新闻业来说，隐藏在事物背后的数据有着大量的宝藏，吸引着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前赴后继，利用传感器来获得各种形态的新闻。传感器技术应用到新闻传播领域，是近年来的新现象。本文将从既有的传感器技术及传感器新闻研究开始，运用“场景理论”分析传感器技术在不同场景下的新闻形态。

　　在新闻学科这个学术共同体内，似乎鲜见有人鲜明地提出学科文化的培育和建设问题，这表明我们对此还缺乏应有的自觉。无论以什么理由来解释这种缺憾，现在都到了应当予以强调，以期引起重视的时候了。这是回应在社会大变革、技术大发展、媒介大融合的新形势下加强学科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学科体系的需要。

　　网络与新媒体的发展，用户参与网络形式和内容呈现多元化，也导致了多样化数据的产生，非结构化舆情数据及相互关系的处理已成为必然，这与传统结构化或同构舆情数据处理相比，在方法和技术方面都存在巨大挑战和困难。

　　权力关系的变更总会引导社会结构的重铸，而新媒介赋权所独具的“弱者”弥散化更导致了结构中强弱界限的模糊。

　　戏曲在如今开放和自由的环境之下既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互联网平台在信息传播方面的诸多优点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戏曲的繁荣。

　　在如今审美泛化的消费社会中，物质生活日益富足的人们在精神审美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凡事都要求“美的伴随呈现”，这在客观上对公益广告提出了新的要求。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世界文化交流的日益便捷，我国受众接触境外剧的数量与频率与日俱增，在官方有限供应的环境中，我国网络字幕组成为“网络义工”，为广大受众提供影视资源与字幕，被称为“打破文化屏障的人”。

　　在互联网平台上，随着创作门槛的不断降低和网民创作热情的持续提高，各种视觉符号大量涌现，为网络用户带来了各种新鲜刺激的感官体验。消费各种各样的视觉符号成为当今互联网文化传播的一项主要特征。从美食到旅游，从穿搭到购物，从健身到游戏，无一不成为视觉符号呈现的内容。短视频正是日常生活视觉化的文化表征。网络用户穿行于由视觉符号拼接而成的“现实世界”中，在视觉符号的解读中认识他人与社会，并寻找对于自身的定位。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既具有文化多样性，寄予着不同人种、不同教派、不同语言人们之间对话、交流、理解、合作的文化情结与命运共同体意识，也呈现出复杂多元的亚文化形态与文化离散倾向，潜藏着各种各样的风险，需要切实加强内外兼治。

　　新世纪以来，战争的硝烟依旧弥漫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并由此带来严重的难民危机。本文选取新世纪以来根据欧洲难民危机为创作背景的电影为研究目标，从电影叙事学角度，分析影片创作中的叙事策略及特征。本次难民危机爆发的背后存在历史的长期作用，且在当下仍持续发生、发展，除参考电影叙事学理论并结合影片案例进行分析外，笔者还通过借鉴社会学、国际关系方面的论文以及个人创作此类影片的经历来进行探讨，结合当代语境，紧扣国际形势，使艺术创作更具现实意义。

　　传播是政党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今年2月，习总在中央局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中强调，要做好宣传教育和引导，“强化显政”“让群众更多知道党和政府正在做什么、还要做什么，对坚定全社会信心、战胜疫情至为关键”。①这是总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到“显政”概念。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并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更加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伴随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为核心的新兴科技创新的蓬勃发展，在愈加复杂的格局中，强化主流媒体的“显政”功能和担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更广、更深入，成为执政党提升能力的紧迫课题。

　　如今，社会化传播平台迅猛发展，微信公众平台的兴盛、微博持续增持的用户量、抖音短视频的火爆……

　　5G，未来已来！如今，新媒介对5G充满了乐观的想象，人类的乌托邦愿景似乎在飞跃的技术发展中得以实现。

　　对欧美建设性新闻的引介评说，正在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这种引介评说对我们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到底可以带来什么借鉴启示？

　　随着“双11”来临，网络直播带货正如火如荼。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直播在2020年获得爆发式增长，直播带货也成为一大热门行业。

　　“反转新闻”严重干扰受众判断力，伴随网络“软暴力”的发生，导致网络秩序及社会秩序的混乱以及媒体公信力下滑，并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和受众等几个方面带来新闻传播的痛点。

　　产业融合视角下苏州乡村旅游文化的传播有其自身特色，表现在借助产业融合发展传播乡村旅游文化、全方位传播乡村旅游的体验要素、突现乡村旅游吴文化的原生性和充分依靠现代科技驱动乡村旅游文化传播四个方面。

　　随着互联网、智能手机等新媒体的广泛使用，人们对网络新媒体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由偶尔使用到须臾不离，乃至于沉迷其中不可自拔。

　　互联网是一种颠覆性的传播技术。当前，一些重大的传播科技的发展，将对未来社会产生极大影响。而在我们憧憬着技术带来的便捷的时候，互联网对生活、对社会的巨大影响，还没有被广泛认知。

　　“后”被《牛津词典》评选为2016年的年度词汇。有人认为，这个词或将成为“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词汇之一”。

　　在当前的新媒体时代，波兹曼忧虑的媒介依赖后果，不仅没有大的改变，反而在视域窄化和非理性化维度上有所加重，这就需要重视重建媒介环境与提升媒介素养，改善人们的媒介依赖现状。

　　近年来，选秀类真人秀节目出现新的变化，借鉴日韩成熟的偶像团体打造模式，依托现代化的融媒传播手段，出现了《偶像练习生》《夏日甜心》《明日之子》《创造101》等一大批主打“养成”元素的现象级综艺。

　　音乐短视频APP“抖音”已成为短视频领域的现象级产品，无数网友“抖”起来不亦乐乎乃至不可自拔，很显然，在大“热”之中，我们尤其需要一些“冷”思考。

　　我国传播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是源自对美国知识理论的引进与学习，但以美国为代表的传播学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农村具有多大的实效，这一点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一年一度的全国艺考即将开启。作为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艺考”比普通高考提前半年进行，因考试性质不同而更受媒体关注，“艺考生”也成为新闻媒体集中报道的对象。

　　粉丝群体异军突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以趣缘为纽带的粉丝通过对原始文本的积极重构，将符号性原材料转化为与自己社会情境相关的意义和快感，创造出自己的独特文化。

　　高知女性是媒体报道热衷的话题，一些报道秉持客观、理性，但也有一些报道把高知女性塑造成了“第三性”，严重影响了高知女性群体的日常生活乃至人生发展。

　　近年来，随着“你丑你先睡，我美我直播”的言论刷爆各类社交软件，网络直播在当下的媒介环境中亦呈现出井喷式的增长，它在逐渐渗透并深刻改变人们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的同时，还催生出一批又一批草根社群中的“网红主播”。

　　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和广泛应用日益将我们置于一个大数据和算法环绕的世界，算法的权力无处不在，从股票交易量化分析到创作音乐，从购物网站智能推荐到自动驾驶，处处都有算法操盘运作的痕迹。算法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申请是否获批，也可以决定当你打开手机浏览新闻的时候看到什么样的推送。

　　生产者和传播平台的多元化，促进了移动视频应用的多元化。在经历了视频直播、短视频的快速增长后，用户的生产力和消费力将会在长视频领域进一步释放。生活化、新闻类、带货类等视频各有其内在的发展动因与模式，它们共同推动了移动视频的繁荣。

　　媒介文化的发展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未来，不可无为而治。国家意志在融媒体时代的出场，具有面向的属性，据此应当采取全新的文化治理路径。顶层设计应是主体认同基础上的善制，国家文化发展的整体制度设计必须赢得青少年的认同，是建立在“文化自信”语境上的新型文化体系，因此必须以开放思维看待媒介文化转型，放宽规制，以创新强化“文化自信”，总体目标是超越节点传播而获得审美现代性的重建。

　　综观中国传媒业发展的大趋势，梳理并分析当前媒体及各类传播平台发展现状，提出了全媒体环境下应切实处理好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体制内媒体和商业互联网公司、新闻生产内容和传播平台三种关系，才能有效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做大做强传媒业。

　　在我国互联网语境下探讨青少年网络权益保护应在“政府—社会—平台”多元主体的框架下研究。文章认为，互联网平台保护青少年网络权益应脱离传统“保护主义”范式，以“多元共治”方式建立社会共同参与、多方协同保护的机制，并从政府、学校、家庭、平台企业层面提出对策和建议。

　　传媒业在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拥抱人工智能技术的同时，必须通过推动技术治理、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综合治理方式，推动行业的快速有序发展。论文发表后产生了广泛影响，被《新华文摘》2019年第23期全文转载，并以封面目录形式予以重点推荐。

　　以往的观众满足于获取信息，如今人人都有麦克风，大家对于信息获取的内容、渠道、氛围、感受都有着鲜明的个性要求。面临新技术、新任务与新情况的挑战，全媒体传播的创新路在何方？

　　“数字交往”让人们与万事万物保持习惯性“联通”，主动或被动地“暴露”自己的“痕迹”，从而不断地强化了媒介的记录，“被遗忘”已经成为难以企及的愿望，信息合理流通与个人隐私保护机制的建立仍然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的任务。

　　脱贫工作不是一项运动，而是党和国家的基本民生工作，因此还会是“后脱贫时代”乡村传播乃至跨文化传播的持续议题。长期以来的脱贫叙事形成了广泛的传播强语境，但当前是否面临一个认知新场域，脱贫叙事又是否存在“传而不达”、思想领域覆盖不完备的情形？

　　《传媒观察》此次改版，将进一步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决策、重要传播学现象，进行定性定量有机结合的分析方式，加强特色栏目的建设，更为关注业界富有启示意义的创新案例，更为注重学界富有前瞻性的理论成果，在此基础上，逐步建构起本刊鲜明的学术品格和期刊风格，为学、业之间搭建起一个畅通的互动、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