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史研究应有社会关怀

　　讨论中国商业史，我们既要遵循一般的经济理论，揭示商业活动对传统社会秩序的冲击和变革作用，同时更应该深入思考中国商业史的本我状态，检讨中国历朝政府的商业政策、商人社会地位、商业活动范围以及商业活动对生产活动、经营取向的影响。

　　讨论中国商业史，我们既要遵循一般的经济理论，揭示商业活动对传统社会秩序的冲击和变革作用，同时更应该深入思考中国商业史的本我状态，检讨中国历朝政府的商业政策、商人社会地位、商业活动范围以及商业活动对生产活动、经营取向的影响。传统中国的疆域经历了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商业活动也因应区域差异而形成长距离的贩运贸易、区域性的调剂余缺贸易以及跨越国境的海外贸易等多种形式，但越往传统时代追溯，我们越难见到商业活动中的人物。这是因为商人的身份较长时间内得不到人们的认同，他们宁愿以“民人”自称。开展商业活动的人虽有些是专业性的，或职业性的，但多数是过渡性的、临时性的，商业活动被当作一种改善经济状况的手段，致富了的人们喜欢“求田问舍”，或投资社会公共事业，或将田地作为财富加以囤积。这些往往不至于引起社会的变革，反而会对传统秩序产生补强作用。因此，从社会和经济多重层面研究商业史，就显得十分必要。

　　中国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观对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古代社会较少有大商人、商业世家。传统王朝虽然在政策层面有“重农抑商”的政策导向，但不是以重税来对待商人和商业，也不是完全禁绝商业活动，而是以忽视或者舍弃的方式对待商人，如限制商人或商人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实际上就是阻断商人的参政权。因此，许多人将从商作为一种改善经济状况的途径，一旦经济状况改善后，他们便力求尽快弃商从文。由此可见，商人多不是一个固定的或被彰显的职业。

　　当然，弃商或轻商在不同地区也是有所差异的，譬如闽南地区商人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他们时常能居于社会生活舞台中央，决定地方社会事务。越往近代，走向海外的闽商越多，他们将商业利润拿回家乡，兴办家乡的教育事业、慈善事业和其他公共事业，带动家乡现代化的进程。商人通过此类善举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或利于其商业活动的开展和人际网络的拓宽。在其他地区，往往是士绅阶层主导地方教育事业、慈善事业与其他公共事业。

　　闽南商人在参与社会事务中树立起自己的权威，也彰显自己对地方社会的贡献。他们较能以商人的身份影响、影响决策。如明清以来王朝“禁海”与“开海”政策的不断调整，很大程度上是以闽商为主的商人阶层影响的结果。1946年，厦门总商会向南京国民政府提案要求设立商人节，获得通过，并于1947年、1948年两度在举办商人节，同样也是闽南商人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表现。

　　中国传统社会的市场常常是由地方霸权、乡族势力建立起来的，他们主导着市场的规模、交易物品与商品流动的远近。乡族势力或地方头人可以操控商品的价格、商品交易税收的多少，市场成为地方维持基本生活和社会稳定的基本机制。这类市场时常会变更主管者，这是因为乡族势力的隆衰节律必然发生作用，有时还有战争因素、自然灾害因素等的影响。于是地方商业的盛衰时常与地方息息相关。

　　中国传统社会的商多保持着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商人在官府有没有代理人直接决定了其商业活动的空间大小。因此，商人往往得到官府的庇护，或者官而兼商，有时商人与官僚、地主甚至三位一体。商业活动的网络时常是人际网络的自然延伸，因此人类学家往往可以从婚姻圈、交际圈等觅到商业圈、贸易圈的轨迹。海外贸易活动中，商人的命运更直接系于国运。明清时期，官方长期采取“禁海”政策，限制民间船只出海，或规定航行的路线，或限制船只的帆数。闽南地区的一些世家大族也参与到海外贸易之中，他们隐于幕后，获得高额利润，这必须借助于与官府的相互支持，否则将寸步难行。也有一些开明官员从民生角度出发，给予老百姓一定的合法贸易空间，以确保边疆地区人民正常的生产与生活。

　　随着贸易半径的延长，商人们对凝聚自我网络的要求越来越高，毕竟身在外乡，他们要面对陌生的生活环境、不同的风土民情，会产生诸多的不适应。在商业都会，同地域的商人往往容易凝聚起来，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商帮，自然区域、宗教信仰、方言都可以成为凝聚的纽带，商人的凝聚成为其获得发展的重要保障力量。

　　商人凝聚成的团体多发展成会馆、公所，“祀神，合乐，义举，公约”成为其基本的功能，这往往突破单一的经济功能，而具有了社会整合、文化传播与传承以及慈善救济的功能。可以认为会馆和公所是经济与社会功能兼具的社会组织，即使近代舶来商会这种较纯粹经济功能的组织，商会往往也难以避开会馆和公所，其多以合帮会员的身份加入到商会中去，继续其经济与社会的多重功能。商人建立的会馆同样需要同乡籍官员庇护，否则他们可能会遭遇本土人强烈的排斥或其他豪强势力的打压。如嘉庆时期的江西商人在湘潭就遭到湘潭本地人的排拒，陕西商人在苏州也曾一直立不住脚，直到有了陕西籍的官员任职于苏州，这种状况才得到好转。

　　在海外的闽南、粤东、广府等地籍的商人寻找不到华人官员的庇护，只能与当地殖民当局或客居国的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商人们需要投入大量的商业利润用于疏通关系、建立网络、开拓商业活动的通路。在东南亚、美洲、欧洲，中华会馆都成为凝聚华商的重要纽带，也成为他们商业活动的重要网络节点。在近代西方殖民势力进入印度洋之前，华人商业网络已经建成。西方殖民势力进入后，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华商的网络拓展印度洋到东亚海域的贸易。

　　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业活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各地产品间的交换，也加速实现了产品的地域化专业生产态势，江南地区成为丝绸、棉纺织业的中心，闽粤地区成为果品、烟草等产业的中心。生产活动的市场化倾向更加明显，传统的先发展农业、手工业再到商业的线性模式，并不能概括中国社会的商业兴盛路径，商业对农业、手工业的巨大作用不应该被轻视。

　　传统中国广土众民，地大物博，自然环境是物产出现差异的条件和基础，但是生产者往往非常重视经济核算，堪称理性农民。海外甘薯、花生的引进与迅速推广，就是因为它们产量较高，能成为其他粮食作物的替代品，可以成为专业化生产的重要保障。已有研究显示，沿海地区一旦获得与海外的联系渠道，外向型经济便会在市场需求的牵引下迅速形成。明清江南地区的丝绸、棉布，武夷山的茶，江西景德镇的瓷器都在更靠海滨的地方出现了加工点，这便是海外市场拉动的产物。

　　明代以来日本与中国的通贡愿望越来越强烈，在海禁政策的阻滞下，他们不惜与中国海盗相勾结，以海盗式的方式，挑起严重的倭患。隆庆年间，月港的开港成为明王朝重新审视海禁政策的缺陷而调整的积极举措，极大地激发了沿海商人的贸易积极性，中国与东南亚、美洲的航线都由此开通，世界性的市场体系已大体成形。商业活动对人们生产活动的影响力往往是巨大的，它能使“内地菲贱之物”变成海外人们的喜好之物，生产物的附加值得到极大提升。欧洲社会的上层贵族对中国官手工业精致产品的崇尚，也推动了欧洲定制式订单式需求向中国的汇聚。长期以来，中国货与高质量是同义词，由此而产生的利润势必更高。

　　长期以来，中国人将土地视为第一财富，有了土地，便有了安身立命之基。土地被认为是偷不走、抢不走的真财富，但是商人通过商业活动获得财富之后的“求田问舍”目的只是拥有财富，生产活动往往被忽略。这便可能导致生产者的土地被不事生产的富商所掠夺，但富商拥有土地后往往也不在意土地上的收成，这样对农业生产其实是一种致命的破坏。

　　小农对自己的小块土地往往视若生命，因此在他们日益贫困化的状态下，土地往往被分割细卖。于是便出现土地的零碎化，这使得土地经营的低效率化，导致食物的短缺和不足。这是传统社会商业对中国产生的副作用。为了抑制这类现象的出现，历代政府曾推出很多政策与措施，但是随着明代中后期一条鞭法和清代摊丁入地政策的推行，政府对土地的所在或是否耕种已经比较漠视，更关注的只是一定数量土地上的赋税而已，这为商业侵蚀土地提供了更多便利，但因土地利润不及商业，商人在占有土地后缺乏进一步发展生产的动力。

　　商人们拥有了大量财富，生活奢靡化趋势严重，如《金瓶梅》中描写的西门庆家里是“三天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他们生活的奢华建立在无数小民拮据的生活基础之上，他们可以用钱或霸占民女，或奴役贫苦群众，这势必激化社会的两极分化，引起社会矛盾的加剧。商人们还可以凭借手中的财富捐取功名，腐化科举制度与官僚队伍，导致和行政能力的低下。商人们凭借手中的钱财可以肆意放高利贷，将本已处于贫困状态的借贷者迅速推向无可挽回的困境之中。

　　在中国传统社会，商人虽然较迟才逐渐明确自己的阶层属性，却一直以来是士农工商各业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于调剂余缺、带动生产、提升人们生活水平，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历代政府虽然多有“抑商”的政策指向，却绝非禁绝商业活动，而是力求将其限制在一定的规模内，避免“弃农从商”，危及农业这一国计民生之基。但正如司马迁所言，“法律禁商人，商人已富贵矣”，掌握了财富的商人必然要追求社会地位和权力。他们通过捐纳获得功名，通过经济的投入为子弟创造更加优越的学习条件，自然就使他们处于竞争的优势地位；他们可以用资本攫取土地、房舍和权力，从而跻身官僚阶层，影响王朝的决策；他们可以用高利贷压榨贫民，可以肆意奴役贫寒阶层，直至侵犯他们的。正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人是一个多面体，因而他们往往隐于社会之中，不愿彰显自己的身份和财富，但为了树立良好的形象，他们也经常大手笔地投入到社会公共事业、社会慈善事业，从而赢得社会对他们的认同。总体上说，在中国商业史研究中兼具社会关怀，我们便可以对传统社会商业和商人作出正确的评判，客观地认识到其进步性和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