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文艺复兴及商业和资本力量的兴起

　　在这种浓重的怀疑情绪下（详情见前文《欧洲在萧条中酝酿着变革的动机及平等精神的觉醒》），意大利南部的威尼斯共和国，正由王权向贵族参议院和公民大议会联合的制过度，而商业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也悄悄地在 15 世纪的威尼斯兴起。

　　威尼斯商人利用在欧洲独特的水上交通优势，从事西欧与富裕的拜占庭及伊斯兰社会之间利润丰厚的贸易，其中纺织品和香料是主要的商品。

　　1400 年，威尼斯商人的船队约有 300 条 100 吨以上的大船，3000 条小于 100 吨船和 45 条大帆船，船员 28000 人，雇用了 6000 名木匠和其他工人①。

　　造船事业蓬勃发展，纺织品制造业也成为人们追逐的有利可图的重要制造业部门，这必然带动金属铸造业和机械加工业的发展，并因此刺激与生活和商业活动有关的酿酒业、建筑业、印刷业、设计业、服务业、储蓄及资金借贷业一同繁荣。

　　那些船员和工人，也开始凭自己的技艺和专业能力，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与可怜的农奴相比，他们摆脱了贵族的庇荫和解放了自己，因此，他们不再是超自然力量的玩物，而成为自己命运的塑造者②——人性，开始借助文学和艺术的翅膀，成为像达·芬奇这样本就对教会一肚子意见的人，所要努力表达的思想；雕塑、音乐和绘画，不再仅仅追求对宗教的理解与表达，而将人性作为新的理解和表达对象。

　　这就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复兴的是被来自于古老的贵族—平民社会结构所抑制的平民自我做主的理想，复兴的也是宗教—世俗关系中被超自然力量所玩弄的人的尊严——实际上这不是一种复兴，而是一种发现，准确一点说，是对传统和宗教所宣扬的超自然力量的一种反叛。

　　文艺复兴运动在意大利南部兴起后，迅速蔓延到欧洲。一些勇敢的智者，开始承担起反对教会的责任，并以牺牲精神将对教会与君权双重奴役的反抗进行下去。

　　如反教廷的捷克人约翰·胡斯，在审讯中被要求收回他反对教会的意见时,他回答说：在他确认自己的错误之前不能收回③,因此他被活活烧死（1415 年），成为人类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的殉道者。

　　达·芬奇（1425－1519 年）认为天主教是“一个贩卖欺骗的店铺”，且相信“真理只有一个，他不是在宗教之中，而是在科学之中”，他认为地球不是太阳系的中心，更不是宇宙的中心，而只是一颗绕太阳运转的行星。

　　这一结论后来为天主教教士哥白尼（1473－1543 年）通过实证方法和计算地球到行星之间的距离所确认。

　　后来，当布鲁诺以其超人的理解力宣布，地球只是宇宙无数星辰中小小的一粒尘埃时，他将教会赖以自证上帝对人统治权的“地心说”砸得粉碎。罗马教廷在宗教裁判所里折磨了布鲁诺 8 年、同时是威逼利诱 8 年之后，得到布鲁诺的答复是：“我的思想难以跟《圣经》调

　　和”。因此，恼羞成怒的罗马教廷，便在罗马百花广场上点燃了焚烧布鲁诺的宗教大火（1600 年），企图将他的伟大思想和伟大品质一起毁灭。

　　但是，强大的教会力量并不能阻止科学力量的兴起，在文艺复兴之后的几个世纪里，科学及其科学思想，还是冲破了神学禁锢，开始成为欧洲商业力量的支撑型力量。④

　　一是 9－10 世纪维京人对欧洲的恐怖性劫掠，曾一度使欧洲沿海贸易陷于停顿，并加强了欧洲人对财富掠夺和航海能力的印象⑥；

　　三是阿拉伯人的商业扩张特别是伊尔汗国的蒙古人改信伊斯兰教后切断了欧洲人陆地和海上的香料贸易路线。

　　这些背景对欧洲人的影响是极其独特的，一方面是基于自尊要求的情绪极度压抑形成的内在冲动时刻在欧洲人的心中跳跃，另一方面，维京人的航海能力、十字军东征开辟的地中海至欧洲的贸易通道、蒙古人统一辽阔欧亚所促成的东西方交流的加深，在欧亚较为和平的 15 世纪，使得威尼斯及其他沿海欧洲城市的商业能力逐渐增强，并以商业所获巨额财富强化了欧洲人对商业能力的追求。

　　这种追求，还由于 15 世纪开始的欧洲人口的增长、城市发展带来的的膨胀、以及对因贸易而了解到的世界一些地区（如中国、印度等）巨额财富的向往，特别是相比于膨胀起来的所促使的消费能力的增长来说，此时的欧洲是一个物产相对匮乏的社会——大多数商品（如香料、丝绸、奢侈品等）欧洲不能自给自足⑦——等原因，驱动欧洲商人开始去寻找新的交易物产地、新贸易路线、新市场⑧和新产品。尤其是那些关于在世界东方到处是黄金的马可波罗传说，更增强了欧洲人发财的狂热梦想，构成了欧洲商业能力成长的内在驱动力。

　　商业力量的兴起，使处于被称作黑暗中的中世纪欧洲人，在压抑中，终于找到了除掠夺之外，新形势下另一种获取财富的新方法。

　　重要的是，商业力量的兴起，还使像雅各布·富格尔这样的人，开始成为欧洲城市社会的主宰者，他们通过经商或放贷累计的庞大财富，使欧洲的老贵族们相形见拙。

　　由纺织和贩卖纺织品起家的富格尔家族，在成为放贷者之前，经营着金属、调味品、丝绸、锦缎、胡椒、药草、药物、工艺品、稀有食品、珠宝等商品，这使富格尔家族成为影响力极大的欧洲富商。而当时的欧洲像罗马共和国晚期那样，从国王到伯爵夫人，从教皇到王子，从穷人到富翁，都对货币提供的无限可能性眩晕。

　　一位历史学家指出：15 世纪初借债在富人的日常生活中相当普遍，就像积累财物一样。这种疯狂为富格尔提供了成为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债权人的机会。

　　相比来说，收取利息要比经营商品能赚取更多的利润，而且还使年轻的雅各布·富格尔得以依靠聪明的脑袋，观察、贸易、金融的相互作用，然后判断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进行干预。这种凭借拥有的大量货币和资本而对、贸易和金融进行干预的行为，产生了四项重要的社会后果。

　　第二，拥有货币和资本的人，使自己从土地和商业交易中脱离出来，成为超越教会、王室、贵族阶层的新型人类——欧洲的第三等级（僧侣、贵族为第一、第二等级），且可用手中的货币和资本去影响或控制他们，而且证明，一个人可以不诉诸武力而变得富有且拥有权力。

　　第三，货币和资本的力量使宗教（教）无法逆转地失去了其在欧洲的权力和至高影响，人们越来越多地将生活看做是一种可解释、可计算、可测量、可凭自己的努力和才能去把握的系统，且这种自觉性使欧洲人开始远离非理性的力量。

　　①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英等译，全球通史（下）， 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72、373 页。以下引用该书内容均为相同版本。

　　④有关布鲁诺、伽利略、开普勒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牛顿在地球引力和古典力学方面的成就，哈维在解剖学方面的成就，笛卡儿、莱布尼茨在数学方面的成就，以及笛卡儿、霍布斯、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在哲学方面的成就，弗兰西斯·培根在实证科学方面的成就，但丁、弥尔、莎士比亚等在文学和戏剧方面的成就以及他们对思想和科学发展的贡献等，不一一介绍。因为我们关注的不是这些成就本身，而是这些成就产生的原因和这些成就对欧洲商业力量形成的影响。

　　⑥维京人也称北欧海盗，一般指 9 世纪前生活在斯堪的那维亚地区（今挪威、丹麦和瑞典等地）的欧洲北方人，以放牧、农耕和捕鱼为生；公元 6、7 世纪开始，他们沿着波罗的海周边开展贸易。可能是在贸易中曾觊觎过庞大的财富、或是航海技术使他们可作远航或迅速移动，公元 8 世纪后期突然开始攻击性地在欧洲沿岸进行财富掠夺。793 年，维京人攻击英国东北海岸对面海岛上的林狄斯芬大修道院；此后专门针对欧洲沿海富裕的城镇和修道院进行财富抢掠。此时的欧洲人对付这种闪电式的入侵和抢掠毫无办法，在 9、10 世纪曾造成欧洲的恐慌，沿海贸易趋于停顿。后来维京人更加放肆地深入欧洲内部，并征服过英格兰、西西里、基辅以西的俄罗斯地区等，他们还曾经沿塞纳河溯流而上并包围巴黎达两年之久，法国国王最后以割让诺曼第给维京人换回和平，并封其领袖为法国公爵。后来由于维京人改信教，才逐渐终止了武力劫掠，并与欧洲人和平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