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往事：寻找“高频低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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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低频高价”的房地产行业在社会发展与财政收入调节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至今无法取代；电力作为当代“高频低价”的必需品，在能源转型中，未来或将成为新的收入调节的重要力量。

盐是生活中极为普通但却又不可或缺的商品之一，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么一个爱吃盐的国家而言。俗语道：“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据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研究表明，中国是世界上食盐人均摄入量最高的国家之一。正是因为盐对于生活的重要性，在历史上盐的生产成为了中国最早的经济产业之一，食盐专营收入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古代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

时过境迁，盐税依旧存在，但已不是财政收入的核心，然而其发展历史却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如果要在当前能源转型的背景下，去寻找类似当年的盐一样在生活中不可或缺但极为普通的商品，电力大概可以满足上述特征。随着电力系统在新能源、数字经济甚至是元宇宙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要，我们也需要以一种不一样的视角去看待电力的发展。

盐铁在古代的重要性：钱财、生产力与武力

在古代，食盐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六世纪的伊西多尔曾写道：“没有什么比盐和太阳更重要的了”；而在中国古代，“立国须有盐，无盐不立国”。

历史上，人类对于盐的直接需求来自于两个方面：

第一，生产方式和食物结构的转变。在早期的渔猎经济，人类由于以肉食为主，主要的盐分可以从动物的血和肉中摄取，因此对于盐的直接需求很少；但到了后期转向农耕经济时，以素食为主，人类生理对于盐分的需求就开始转向直接从食盐中获取，此时对于盐的需求开始大幅增长。《说文解字》中对于“盐”的释义是：“盐，卤也。天生曰卤，人生曰盐。”即把自然盐称之为“卤”，而人工加工过的盐称之为“盐”。早期社会最早发现和最多利用的是自然盐，湖盐（又称池盐）即典型的自然盐，“池盐”具有天然结晶而无需加工的特点，是中国先民最早享用的自然盐。然而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增长，人口也随之不断增长，此时人类对于食盐的需求大幅增加，自然盐显然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人工制盐开始浮出水面。

即便如此，由于人工制盐的技术在较长时期内较为落后（主要依靠海水煮盐），加上运输成本较高，费时费力，因此古代的盐大多供不应求，价格昂贵，更不用说由于后来的盐税导致盐价进一步上涨，所以平常人家吃盐较少。

第二，由于盐还有腌制食品以延长保质期的作用，因此在储存食品和货物运输、贸易等方面具备十分重要的用途。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类在这些方面对于盐的需求增长也不比人本身的生理需求少，这进一步加剧了盐的短缺。德国至今还有一条“古盐路”将盐都吕讷堡和波罗的海沿岸连接起来，这些盐曾在过去数百年间被转运到欧洲其他国家，他们用来腌制鲱鱼，并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初年盐的官方售价大概在44-34文/斤不等，而当时1石米（约合120斤米）的售价约400文，因此1斤盐（按40文/斤算）≈12斤大米，如果按照现今的米价（国内1月28日的小包装大米零售价为3.35元/斤）进行折算，则古代的1斤盐价达到了现价约40元/斤。

在海外亦是如此：中世纪的盐被称作是“白金”。据《白金之价：中世纪英国盐价初探（13-15世纪）》一文中提到的，14世纪英国的盐价明显抬升，1夸特（约合12.7公斤）的盐相当于当时的0.9夸特小麦的价格和0.41头牛的价格，如果按照1头牛5000元的价格换算当时的盐价，则14世纪英国的1斤盐价达到了现价约80元/斤。

因此，盐在古代成为了钱财的象征：谁控制了盐，谁就拥有了财富。而这也是成语“陶朱猗顿”用来形容巨富之家的由来（猗顿是古代的大盐商）。无独有偶，英语单词“salary（薪水）”其实也来自于盐：古罗马时期，军队会给士兵发放类似盐票的东西（salarium）作为补贴，尽管后来军饷代替了食盐，但拉丁文“salarium”保留了下来，经过演变最终变成了现今的“salary（薪水）”。

有意思的是，历史上围绕盐的资源争夺而引发的战争不在少数。河东盐池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自然盐池，尧、舜、禹先后都选择了在河东盐池附近的地方筑城，目的就是为了控制盐的归属。而历史上“黄帝克炎帝于阪泉，擒蚩尤于涿鹿”，实际上都是为了争夺食盐。上述时代，正好也是中国鲁西豫东地区从肉食为主转向谷食为主的时代。在此之后，晋文公因池盐而国富民强，晋国成为“春秋五霸”之列；秦国因得蜀国的井盐而奠定了得天下的基础。海外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故事：据美国海盐公司（AMERICA'SSEASALTCOMPANY）的介绍，在拿破仑军队从莫斯科撤退期间，成千上万的士兵由于缺盐而导致伤口愈合不足和对疾病的抵抗力降低；在南北战争时期，总统杰斐逊·戴维斯提出，任何愿意为南方战争提供沿海盐罐的人，都可以免除兵役。

同样，铁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象征着生产力的进步。

中国冶铁生产最早始于春秋，而战国中期以后铁制工具在农业、手工业生产中的应用就已经逐步展开，而到了汉代，铁质农具的普及基本上成为了学术界的共识。由于铁质器具相比于石头、木质器具对于生产力的提升优势十分明显，民众对于其需求大增。与此同时，铁器在冷兵器时代的优越性也使得其备受朝廷重视，谁掌握了制铁大权也就能够安内而攘外，也正是由于汉朝时期掌握了先进的铁兵器制造技术，才能够对抗北方匈奴强大的骑兵。

随着汉代对于铁的生产效率提升，铁价也开始逐步下降，但即便如此经过加工的铁质刀具/锄具等商品要比未经加工的铁器/粗铁贵很多。根据历史记载，汉代一斤铁器的价格是8钱，然而当时质量较好的铁剑可以卖到700钱-900钱左右，相当于当时普通民工1个月的工钱；而生产工具中的柴刀、菜刀和匠人用刀，也是属于单价较高的耐用品。

古代盐铁专营：为何可以藏税于盐铁

盐铁作为古代社会收入分配调节的重要工具，甚至是增加国家收入从而降低百姓直接税收负担的重要工具，在很长时间内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是盐和铁。

根据前文分析，盐与铁在古代社会都是重要的生活和生产必需品：人不吃盐容易没有力气，大量制品离开盐无法生产；没有了铁，农业生产效率将大幅降低。但二者之间还是存在较大的区别，主要在需求的频次和相对价格特征上：

盐是需要“高频”消费但相对“低价”的商品。“高频”体现在人基本上需要天天摄入一定的食盐，而相对“低价”主要体现在人均每天在盐上的花费相比于在大米上的花费相对“便宜”（虽然实际上等斤换算的盐比米贵很多，但由于摄入量不同，因此看起来盐比米一天的花费要更少）。根据《居延汉简》记载，两汉时期盐的摄入量人均约22g/日，所以一年人均摄入食盐16斤左右，但盐不仅仅是用于满足人的生理需求，还要用作腌制材料，所以人均对于盐的消费量至少是在16斤/年以上，汉代一石盐约800钱，汉制一石约35斤，所以人均一年在盐上的花费约为366钱，即1钱/天。而至于米的花费，汉代普通小米一石220钱左右，相当于6钱/斤，而汉朝一个男的一个月消耗米一石二斗（约42斤），一个女的约27斤，所以一个两口之家一个月消耗米70斤左右，折算下来人均在米上的花费约为7钱/天。所以一天人均米盐的花销比为7:1，这是“低价”的含义。这意味着，盐重要且占每天生活成本比例相对较低，对价格的敏感性相对大米来说更低。

铁是消费相对“低频”但“高价”的商品。根据《中国古代农民年需用铁量的调查研究》一文中的测算，在与古代农民的生产工具以及生产环境基本相同的条件下，一个五口之家的年均耗铁量约为3.7市斤，人均不到1斤/年，铁的消费“低频”主要是由于铁是耐用品而非易耗品，但汉代购置铁具的价格却很贵，买一把好的柴刀基本上要一次性支出100钱左右，因此这里铁的“高价”实际上指的是一次性支出相比于盐米等其他生活用品高得多，对于穷苦人家而言可能需要勒紧裤腰带1个月以上才能买得起一套较好的铁质农具。但由于其耐用消费品特征，全生命周期的使用价格可以接受，且1-2年家庭才需要面对一次高价消费，价格的提升仍然可以被接受。

正是由于盐的“高频”而相对“低价”，在其需求弹性很低的情况下可以很容易地藏税于其中，在程度可控的前提下可以避免因影响民生而遭到抵触；铁也正是因为其“低频”，1-2年可能才需要购买一次，民众也能够容忍一次性的“高价”，从而实现其生产效率提升的目的。两者都实现了对于社会负面影响最小的收入再分配机制。

盐铁专营往事：降低直接税负，寓税于价

盐铁专营与单纯的盐铁税并不相同，是国家对盐铁的经营权进行直接控制，从而获取利润的手段。一方面可以降低民众的直接税负，另一方面也可以保障国家财政收入。

盐铁专营的真正形成是在春秋早期的齐国。当时齐桓公为了成就霸业，与管仲商讨富国之策，面对齐桓公提出来的加大强制性征税力度的政策，管仲均予以否定：“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转而提出“轻重鱼盐之利”和“唯官山海为可耳”，主张由国家专营盐业、矿产，由此藏税于盐铁。

《管子·海王》中记载，管仲曾给齐桓公算过一笔账：一个有万辆战车的大国，虽然有一千万个人，但符合征收人头税的人数仅有10%左右（100万），即便每个人人头税为30钱，那最后的税收也不过3000万钱，但如果藏税于盐，相当于向所有人征税，只要盐价稍微提升一点，就可以获得6000万钱的收入。而对于铁器而言，每一根针、每把剪刀、每一类锄具加价些许，也可以获得不少收入。

相比之下，由于“高频低价”的盐的创收能力和持续性比“低频高价”的铁器更强——据《史记·货殖列传》中的记载，年销铁器带来的获利仅为20万钱，如果按照铁器与铁质刀具/锄具之间的价格比（铁器：柴刀菜刀≈1:8）来推算铁专营带来的利润，大约为160万钱。

因此食盐专卖几乎一直持续存在，而铁的专卖在汉代“盐铁论”之后基本上逐步改为了单纯的征税。

自此以后，食盐专卖成为封建朝廷增加税收收入最通用的手段之一，这也是“天下之赋，盐利居半”的由来。根据历史资料，唐朝由于食盐专营带来的收入多达600多万贯，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5.50%，而即便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宋朝该比例也达到了44.20%，由此可见盐在古代对于朝代财政收入的重要程度。即便是到了近代1940s，盐专卖的收入占比仍能达到全部专卖收入的60%左右，占全部税收10%以上。

盐铁专营也会出现部分弊端，汉朝时期就此进行了辩论，最著名的就是“盐铁论”。坚持盐铁专营的代表人物则是汉武帝时期著名的御史大夫桑弘羊，正是他在汉武帝时期大力推行盐铁专营，大幅增加了汉武帝时期国家的财政收入，为当时的“文治武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桑弘羊认为不能因为在执行盐铁官盐过程中存在弊端而完全否定了其对于国家财政的积极作用，他的主要论点在于：

一是盐铁官营带来的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例非常大，为当时抵御匈奴、稳定边疆提供了坚实保障，如果取消的话没有其他途径可以弥补这一类收入。

二是参考汉武帝初期放开盐铁专营的经验教训，如果将这么暴利的行业让给诸侯或者商贾，国家对于财权的掌控将逐步被削弱，由此也将带来诸侯叛乱、商贾制霸一方的风险。

三是如果不实行盐铁官营，朝廷想要增加收入就要增加百姓其他赋税，本质上也会增加百姓的负担而不是减轻。

对于当下的启示：寻找工业化、信息化

和数字化社会的“高频”必需品

由于制盐技术的进步、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税制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时至今日，购买食盐所需的支出占食品类消费支出的比例已经很低，而盐税也早就不是中国财政收入的核心来源。不仅仅是盐税，其他类似的资源税占中国财政收入的比例也不高。

同时，盐、铁专营是农业化社会的产物，已经不是当下工业化、信息化甚至数字化转型社会的必然需求。

尽管如此，类似食盐这类生活必需、使用频繁的商品依旧存在暴利的可能，因此该类商品仍受到国家严格管控，与之较为类似的是电力。当下的电力与过去的盐相似之处在于：

一是随着新能源、数字经济甚至是元宇宙的发展，人类对于电力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强，这与人类从渔猎社会进入到农耕时期对于食盐的直接需求越来越强类似。根据我们对于2022年电力需求增速的测算，中性情形假设下全社会用电量的同比增速为7.59%。需要关注的是，由于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中心/5G基站建设带来的用电量约占2021年的3.31%。电力正成为工业化、信息化甚至数字化社会中一种高频的必需品。

二是能源转型的背景下，电力的供给其实是越来越依赖于大自然本身，而这种不确定性将带来很大的调节成本（储能与调峰调频等），这一点与历史上的食盐生产十分依赖于光照和运输条件类似。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当英国的海盐生产大幅依赖于天气时，这种“靠天产盐”的模式给英国盐价带来了极大扰动。与此同时，英国的盐价也具备很强的地方性：泰晤士河上游地区由于距离盐场较远，成为14世纪盐价最贵的地方，比其他地区高出约60%左右。

以新的收入分配调节力量为“锚”

高频的必需品——电力，在当下生活中同样低价，具有一定价格提升空间：

首先，目前电价并不像古代的盐那么“贵”，电费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例基本上在2008年之后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这预留了部分价格提升的空间。

其次，中国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在投入产出表中占全部中间投入的比例仅为3.70%，处于较低水平。

电力在现代社会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必需品角色，但相对成本占比很低，这或许为未来担任“盐”的角色提供了空间。新的变化是：能源转型背景下，电力的地位更加提升，进一步超越了其他能源；而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要求也让电力的供需变得更需要依赖于价格机制进行调节。

过往来看，中国的财政收入并不十分依赖于这类“高频低价”的商品，然而对于“低频高价”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却十分依赖，“低频高价”的房地产所支撑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收益在财政收入中的重要性远超过了古代的铁具。

在“房住不炒”的大背景下，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边际贡献可能正在发生改变，这也就意味着需要新的工具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寻找“高频低价”的必需品会成为新的选择。

过去二十年，在房地产—土地成为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过程中，也对资产定价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包含了房地产价格本身，以及从金融行业到相关产业链上市公司的估值定价。未来世界中，在房地产的边际影响减弱时，替代领域的发展，将会带来更多历史性机遇。

（作者为民生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院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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