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短缺带来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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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短缺有助于改善工资收入，促进消费、推进共同富裕，但可能制约企业利润增长。

诸建芳 程强/文

近年高校毕业生数持续攀升，预计2021年、2022年分别为909万人、1076万人，短期内毕业生数或将延续约1100万人水平，就业压力依然较大。

但2021年调查失业率并未随三季度经济增速下行而走高，而是下降至11月的5%，继续超前完成了新增就业人数目标。失业率不随基本面变化，折射出长期人口结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普遍就业难、工资低的历史阶段或将改变。就业压力问题或转化为劳动力短缺问题。

我们估算表明，2022年退休的人口数量约较新参加工作人口数量多720万人，为首次出现劳动力短缺，工作岗位的供给可能明显大于对岗位的需求，考虑男女退休年龄差异、不同学历人口参加工作时间差异等因素的估算也表明，2022年或是劳动力短缺的拐点。2016年以后求人倍率较快上升，重点城市岗位供求趋于紧张，特别是高技术人才求人倍率接近3倍。

劳动力短缺背后的推动因素是经济活动人口、就业人口、总人口陆续达峰。综合联合国人口署等主要机构预测，我们预计中国总人口在2028-2031年阶段性达峰，老龄化速度排在各国前列。劳动年龄人口在2013年已阶段性达峰，预计到2035年、2050年较现在可能还有约7700万、1.8亿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口在2017年阶段性达峰，就业人口受到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和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双重不利影响。

近年居民收入不断提升，工资实际增速基本快于GDP增速。从城镇职工工资总额看，从2010年的4.7万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16.4万亿元，涨幅247%，明显超过名义GDP增幅。

劳动力较短缺的城市的工资上涨较快。在劳动者议价能力提升、养老育幼负担转嫁、推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求职者可能工作更好找、收入改善更快。

美、德数据印证了劳动力短缺与工资正相关。根据Wind数据，美国2009年以来职位空缺数趋势性提升，并伴随着平均时薪抬升。在德国，2010年以来的职位空缺数与劳动力成本基本同步上升，疫情之后的职位空缺率状况低于疫情之前，劳动力成本上升也相对较慢。

中国退休年龄相对偏早、工业机器人密度相对较低，未来政府或积极推进延迟退休、机器换人等措施，提升劳动生产率、参与率。目前退休制度并未考虑到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较该政策颁布的1950年代增加约20岁的情况，许多身体健康且能够发挥余热的劳动者可能过早退出就业市场，相对国际水平偏早退休。

微观上，工资和利润率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在工资水平较低的阶段，工资上升会促进消费需求，带来企业利润率上升。但当工资高过一定水平，劳动力与资本分庭抗礼，形成更强的分配效应，导致利润率随工资上升而下降。

从门类行业层面看，许多行业面临工资制约利润的问题，制造业等的情况相对较好。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19个门类行业中有11个行业工资占比高于增加值占比，2015-2019年，4个行业工资年均增速快于行业名义GDP增速。

从上市公司层面看，劳动力短缺问题也有所反映，近年来A股公司工资薪酬相对于利润比例趋势性提升，根据Wind数据，2021年二季度，30个中信一级行业中6个行业薪酬高于盈利，14个行业薪酬占盈利比例大于70%。从近5年平均增速看，有18个行业工资薪酬增速快于净利润增速。

需关注当前工资上升速度偏快且退休压力较大的行业。对于工资增速低于净利润增速的行业，以及劳动者相对年轻、退休压力较小的新兴高技术行业，更能抵御劳动力短缺的影响。未来各方或加强技术改造、人力资本优化配置和成本合理转移传导，推动工资收入、居民消费、企业利润形成良性循环。

（作者诸建芳为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程强 为中信证券研究部首席宏观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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