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投资环境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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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在东盟的直接投资相比欧美仍有差距。综合各方面的风险评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的整体评级更好。近二十年越南的经济增长较快，中国企业对其直接投资快速增长。

中国在东盟的投资现状

东南亚由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组成，有6.5亿人口，GDP 3万亿美元，2050年有望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东南亚是“一带一路”核心区， 与中国互为第一贸易伙伴，经济上靠中国，政治上靠美国。

中国在东盟的直接投资比欧美仍有差距，日本占东盟外资14.5%，美国11.29%，中国只占6.83%。2015年中国对东盟矿产行业投资2.71亿美元，占比10%。；而日本8.34亿美元，美国5.55亿美元；2015年中国对东盟在电力、热力基础设施投资5.5亿美元，中国对东盟保险金融行业投资35亿美元，日本82亿美元、美国87亿美元。

印尼是东盟最大国家，拥有2.5亿人口，近年保持5%的经济增长。中国连续7年成为印尼第一大贸易伙伴，矿产品和动植物油脂是印尼出口主要商品， 机电产品是主要进口产品；2017年中国向印尼投资100亿美元，涵盖能源、矿产、交通、通讯、电力、金融、农业。2015年中国取得印尼“雅加达-万隆”高铁建设项目，投资55亿美元，建设150公里高铁，直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缅甸2015年末超过越南泰国，成为中国投资第四大目的地。老挝中国投资占7.72%，是中国投资第三大国；泰国中国投资占5.49%，中泰2015年合作建设中泰铁路；马来西亚的中国投资占3.56%，柬埔寨占5.86%，越南占3.6%，菲律宾的中国投资为倒数第二，文莱中国投资最少。

东盟的投资风险

东盟的民族斗争激烈，国家政权变动频繁。缅甸有130个少数民族，在6000万人口中占40%。长期内战，缅北地方军和政府冲突。中国企业在密松电站建设中，15000人迁居，当地居民暴动，缅甸政府便停止了密松电站建设。

泰国的政局也比较动荡。2006年9月，军人集团发动政变，党首他信总理被赶下台；2008年9月，总理沙玛被判违宪下台，2008年2月，宪法法院判泰国党、人民力量党和中庸民主党贿选，予以解散，颂猜下台；2013年12月，英拉宣布解散国会下议院，重新大选，随后又被宪法判决大选无效；2014年5月，陆军司令发动军事政变，巴育出任总理。

地缘政治受域外大国掣肘。冷战时期东南亚是美苏冷战争夺地，东盟国家倾向于借助外力维护地区秩序、依靠美国军事力量支撑地区权力平衡。

宗教种族争端频发。菲律宾、泰国、印尼、缅甸的恐怖主义指数高，柬埔寨、文莱、越南低。

宏观经济缺乏稳定性，高度外向型经济，易受国际经济影响，存在失业和恶性通胀。营商环境差异明显，新加坡在190个国家中排名第二，马来西亚、泰国、文莱较好，越南和中国相当，菲律宾、柬埔寨、老挝较差，缅甸排175位，东盟国家在对待外资进入方面，整体持开放的态度。

投资风险和国家偿债能力评估

在政治风险方面，新加坡2003年至2015年间，政治风险评估系数为0.7；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在0.4和0.6之间；柬埔寨、越南和老挝为0.3；缅甸政治风险水平最高。

在社会风险方面，犯罪、暴力或恐怖主义风险水平由低到高：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老挝、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柬埔寨、泰国、缅甸；

在经济金融风险方面，东盟6国经济实力较强，新4国（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经济风险相对较低；经济风险由低到高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缅甸、越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文莱。

在国家偿债能力评估方面， 2008-2015年金融风险逐渐降低， 2015年新加坡文莱最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风险降低，越南较大改善，缅甸老挝、柬埔寨的金融风险逐年升高。

我们的评估结果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显著正相关的因素是：中国GDP、东盟经济增长率、双边贸易额；不显著的是：东道国宏观经济金融、营商环境；负相关的是：东盟人均GDP、政治环境。中国投资主要投向缅甸、柬埔寨、老挝，有“政治风险偏好”，偏向于投资政治高风险的国家。

越南的投资环境

目前越南人口9649万，即将成为世界上第14个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在亚洲地位越来越重要。

1990-2006年，越南GDP年增长7.7%，2006年越南加入WTO。2010年起越南与美国贸易年增20%； 2008年以来东南亚鞋业抢走“中国制造”四成订单。

越南劳动力价格有明显优势。2018年中国工人月收入807美元，越南2019年月薪才288美元。

越南发展战略存在一些矛盾。要与美国联盟，就需要接受自由贸易。越南更大概率要走市场导向，对国企大规模私有化，建立透明法律框架。如果要走日韩的道路，发展重化工业，就要扶持国企，越南可能会被踢出自由贸易协定。近旁有中国超大规模供应链网络，越南重化工业难以在自由市场演化中发展，可能深化与美欧日自由贸易，接近澳大利亚、加拿大路径。

越南很难脱离中国的产业链。越南的比较优势有双元特性，在贸易上嵌合在美国体系中，在生产上嵌合在中国体系中。

第一，越南经济体量过小，能支撑的供应链无法与中国相比，内部分工深度、配合弹性、运转效率远比不上中国；

第二，2017年中国人均GDP 8826美元，越南2385美元，相差10年；基础设施的差距不止10年；

第三，2004-2007年期间，中国企业对越南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占比由2003年的4.89%上升至2005年18.24%，至2015年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占整体东盟投资5.38%。1988-2015年，韩国是最大外资，占比16%，其次日本13.8%，新加坡12.5%；

第四，中国有超大规模供应链网络，分工越来越细，无数个企业互为配套，可照订单需求动态重组；

第五，中国有庞大工程师和熟练工人群体，有高度竞争环境，有能力把产品综合生产成本控制在低水平，依托庞大供应链系统，不是个别廉价生产要素，不仅依托世界市场，还依托内部消费市场；

第六，中国内外需平衡。中国外贸依存度2006年为64.77%，2018年降至34%。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万亿元；美国是6万亿美元，中国2019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供应链网络不会因部分生产能力外移而萎缩，内需成长可填补之；

第七，越南制造业会成为中国供应链网络的外溢，是中国供应链网络通向世界市场的中介，中越经济一体化指数不断上升；转移到越南的制造业，如对供应链有较高需求，还是要从中国采购标准件。制造能力不是从中国转走，而是与中国供应链形成嵌合性关系；不是把完整生产线搬过去，而是把特定工序转移，一般是最后组装工序，在前段环节对零部件做相对复杂处理越南能力不大跟得上。比如，五金、油漆、板材、皮革、纸箱等配套产业，越南供应商仍要从中国进口，纸箱原材料纸板也要从中国进口。

第八，如东莞制造业转移到越南，意味着越南制造业膨胀一大半，土地人力成本暴涨，热钱涌来。越南发展的最佳状态是，介于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之间；有趋势和日印澳整合产业链。

中国的东南亚对策是增强政治互信，加强经贸合作，推进RECP谈判。

2020年外交部长王毅出访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泰国、新加坡，各国同意：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矛盾分歧，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达成更有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反对强权政治和单边霸凌，捍卫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定践行多边主义和合作共赢理念，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格局多极化做出共同努力；期待中国为世界经济复苏主要引擎，加快推进中老、中泰铁路及中印尼雅万高铁、中马东海岸铁路重大项目。

王毅强调，美国提出印太战略，要以美日印澳4国机制为依托在这一地区另起炉灶，构建所谓印太版“北约”。这一战略鼓吹冷战思维，信奉集团对抗，热衷地缘博弈，意在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和霸权体系。如强行推进，必将损害东盟中心地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完全不符合地区国家的共同和长远利益，正在受到地区各国越来越多的质疑和警惕。

2018年，越南从中国进口了814亿元的机械设备，占该类别的40%；农业机械一半来自中国进口，本国占15%-20%。30%的智能手机零部件，70%的制造业主要零部件依赖中国。 疫情爆发，海外主要经济体生产几近停滞，生产需求涌向中国，创造了窗口期。中国应放缓产业链向外转移，加快核心技术研发，降低生产要素成本，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成本，把产业链向中西部转移。

（作者来自北京市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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