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大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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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逻辑转变，共同富裕在短期和中长期都将对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形成重大影响。

共同富裕，国之大者。

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研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环境下，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大国博弈愈发复杂的背景下，共同富裕成为维持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就多次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十九大以来，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布局加速。

此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两个表述格外引人注目——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这两个表述，凸显了促进共同富裕的时代特征和必然路径。

从时代特征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促进共同富裕，就是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问题，二者内在高度统一。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就是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和特征的现代化。

从发展路径看，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强调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基础和必然路径：我们不但要持续做大蛋糕，而且要做“优”、做“好”蛋糕，让全体人民在社会全面进步、人民幸福安康的高质量发展中共享发展成果。

浙商证券认为，共同富裕内涵丰富，并非简单的运动式平均化，而需全民共建共富、物质精神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中，需要对暴利行业整顿及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这一整顿过程短期来看难免导致局部效率损失。相比于过去，未来共同富裕在中国宏观政策中的位置将更为突出，在短期和中长期都将对经济和资本市场形成重大影响。

四大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2012年11月15日，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了两个15年的战略安排，两个阶段都对推进共同富裕提出了具体的要求；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021年全国人代会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列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2021年6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选取浙江省先行先试，为全国其他地方促进共同富裕探索路径、积累经验、提供示范；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强调新的征程上，“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如何理解“共同富裕”？

此次会议有一段明晰论述——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两个“是”、两个“不是”、一个“要”，彰显共同富裕丰富内涵。

从共同富裕的覆盖面看，不是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从共同富裕的含义看，不是简单的物质生活富裕，而是兼顾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从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看，不是牺牲效率的平均主义，更不能养懒汉，而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让每个人能够公平享有发展的机会，畅通向上流动的通道。

从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看，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逐步共富。要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逐步解决好这个问题。

逻辑之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同时收入分配理念从绝对平均主义转向“先富带动后富”，并最终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意味着要素禀赋的差异一定会带来收入差异。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中位数为27540元，这意味着有一半居民每月的可支配收入不足2300元。截至2020年，中国60%居民的平均月收入可能在3000元以下。2020年5月份，总理强调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

从基尼系数看，根据粤开证券的研报数据，1978年中国基尼系数是0.317，2019年上升至0.465，这期间于2008年达到峰值0.491，之后呈现波动下降趋势，但整体仍处在警戒线以上的高位区间。同时，从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值和中位数的比值来看，2014年以来该比例持续上升，反映出中国收入结构右偏严重，贫富分化程度较大。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根据粤开证券的总结，从结构上看，中国分配格局呈现出城乡差距显著、区域发展不均衡、行业垄断加剧、财富差距扩大的特征。

一是中国二元经济的壁垒始终没有彻底打破，城乡收入差距显著。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8万元，而农村居民仅为1.71万元，城乡收入比为2.56倍。国际上，发达国家如英国、加拿大的城乡收入比约为1，发展中国家印度的相关指标约为1.9，低收入国家如乌干达的城乡收入比也只有2.3左右。

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区域间收入差距较明显。改革开放初期对东部的政策倾斜导致东部地区吸引更多资本，发展更快。同时，东部的比较优势是资本，西部是资源。资本更多是市场化定价，而资源价格受到行政管制，客观上造成西部资源供给省份补贴东部资源需求省份的格局。这都造成了区域间的收入分化。2020年东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2万元，是西部地区的1.62倍。

三是行业垄断导致收入分化加剧。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行业间的收入差距50%以上是垄断造成的，例如通过平台经济获得市场垄断地位的互联网企业，以及自然垄断、行政垄断形式的石油、电力、金融企业。2020年中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约为10万元，金融业次之，约为8万元，农业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最低，仅为信息技术行业的三分之一。

四是财富分化的速度较快。进入21世纪后，随着证券、房地产市场的迅猛发展，中国的财富分化程度急剧扩大。招商银行的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06年可投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高净值人群共18.10万人，其可投资资产规模占全社会可投资资产规模的20.31%，而人口占比仅为0.01%。近年来这种集中趋势进一步扩大，2020年高净值人群财富占比上升至34.85%。

粤开证券认为，随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贫富分化带来问题越来越显著，不利于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更成为实现远景目标的“桎梏”。

一是贫富分化与“共享”相违，制约“创新”，不利于贯彻新发展理念。一方面，贫富分化意味着经济发展成果被一部分人或者少部分人享有，而共享的发展理念要求“人人享有、各得其所”。另一方面，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要求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但贫富差距扩大降低了微观主体的创新动力。

二是新发展格局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尤其是要提振消费，但贫富分化抑制消费。当前逆全球化趋势明显，主要经济体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明显，发展的安全性越来越重要，有必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模式，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规律。然而，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的拉大，导致中低收入群体消费不足，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较低，不利于消费扩张和升级，进而影响内需的扩大。近几十年来，中国居民消费增速始终保持平稳增长，但居民最终消费率仍明显偏低，均不足50%，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三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有赖于社会的稳定，而贫富两极分化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和矛盾。中国社会的稳定，很大程度上源于过往经济高速增长使得中低收入人群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未来中国经济增速的中枢不断下移，中低收入群体能否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收益变得更不确定，如果贫富分化加剧问题得不到有效遏制，社会稳定的基础将面临威胁。

中信建投也表示，分配差距扩大可能导致居民部门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对比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的居民消费占GDP比例与基尼系数的关系可以发现，在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中，居民消费的能力相对较弱。中国的情况与此类似，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消费支出的占比在下降。结构上，高收入户的消费支出占比约为60%；中等收入户约为70%，低收入户约为80%，从侧面说明分配差距扩大可能降低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导致消费动力不足。

同时，财富流向富裕群体带来消费整体不足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只能维持必须的消费支出，而高收入群体则能使用闲置的资金购买大宗、高价值的可选消费品。

高收入群体不断上升的消费能力可能刺激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冲动。然而，如果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却长期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因此只能通过加大负债来实现这一目的。另一方面，政府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有限，也往往通过宽松的消费信贷政策来促进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但这种过度的借贷消费是不可持续的，可能会导致微观居民的破产和宏观金融风险的上升。

而且，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相对剥夺感”，从而影响社会稳定。中国经过四十年经济发展的同时，原先平均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出现分化，导致“相对剥夺感”上升。中国当前的贫富差距有分配制度改革、资源分配、市场趋势、个人能力和贡献等合理原因，也有一些垄断性、制度外的不合理因素，这些因素或许会加剧社会弱势群体的不平衡感，可能对社会结构的稳定造成影响。

因此，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促进共同富裕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非常核心的内容。

2021年1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介绍新发展理念时，第一个方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共同富裕”，并且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根据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的表述，从发展阶段来说，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破传统体制束缚，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所以当时的工作重点是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所以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文阐述新发展理念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这种变化并不是2021年才开始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12年12月15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我强调不能不顾客观条件、违背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度。2013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我强调不要把国家确定的调控目标作为各地经济增长的底线，更不要相互攀比甚至层层加码，要立足提高质量和效益来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生产总值，追求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海通证券认为，未来经济增速快慢不是政策上唯一的考核指标，关键是追求高质量增长，构建新发展格局。

政策抓手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立足当前国情，明确了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方法论。

一是促进共同富裕，“两个毫不动摇”绝不能变。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让各种所有制的经营者吃下“定心丸”，通过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成为致富带头人，先富带后富、帮后富。

二是促进共同富裕，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

三是促进共同富裕，坚持循序渐进，对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

在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扎实促进共同富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充分体现。中国将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效率与公平，是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处理好的一对关系。为此，会议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这三种分配各有功能，互为补充。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要坚持多劳多得，也要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再分配主要由政府调节机制起作用；三次分配则鼓励社会力量自愿投入民间捐赠、慈善事业等。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分配结构。

会议明确了当下扎实促进共同富裕的几方面重点任务——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加强促进共同富裕舆论引导，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中信建投表示，历史经验和中国现实情况表明，实现共同富裕最重要的还是财税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的系统性改革。按照财政部长刘昆在《建立现代财税体制》一文的思路，考虑到间接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不明显，因此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从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转变。包括健全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适时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修法，合理扩大纳入综合征税的所得范围；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此外，遗产税、赠与税的立法也是考虑选项。

事实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以及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文件精神已为实现共同富裕指出了方向：

第一，共同富裕仍然是在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逐步实现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坚持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因此，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引领产业优化升级、强化战略科技力量，特别是解决“卡脖子”的科技创新产业问题仍然是现今政策的主要发力点，这也是达成2035年远景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对于吸纳大量就业的制造业、有利于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高端制造业，政策料将持续重视。

第二，共同富裕亟待收入分配领域改革并加强民生建设：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主线一是在初次分配中增加劳动收入占比，平衡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提高劳动的获得感；二是在再分配的过程中注重公平，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扩大中产阶级比例并调节高收入群体。会议指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制度安排”。分配制度将在量力而行的基础上更加制度化、体系化、精准化。具体的，劳动者保护、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大学生就业等政策还将持续发力；而再分配政策将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兜底救助体系、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三次分配体系的建设将会逐步加快，慈善、基金会等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也将提升。

第三，共同富裕政策更多是指向发展权和发展机会的公平：会议指出“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预计将会有一系列人力资本相关的政策推出，特别是普惠性的人力资本投入，提高整体的受教育能力，并着力培养重点产业人才。此外，地域和城乡间不平衡的教育、医疗资源不仅影响居民的获得感，更可能损害发展权和发展机会的公平。中信建投据此推测，将有一系列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出台，包括教育和医疗改革、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落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此外，针对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存在不平衡的问题，精准扶贫、坚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畅通农民工外出就业渠道等战略性政策也逐步推出。

第四，反垄断、强调资本发展的规范性、调节高收入并严控非法收入：会议指出“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整顿收入分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保护合法致富，促进各类资本健康发展”。与此相关的政策可能还包括反垄断，特别是民生领域的反垄断。例如前期会议强调的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推动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等。

第五，将共同富裕的范围从物质扩展到精神领域：会议指出“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将共同富裕的定义扩展到精神领域。因此，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将是文化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也可能继续对传媒、娱乐、游戏等文化产业中的不规范行为进行整顿，合理扬弃。

第六，改善分配差距还需要就业、城镇化和房地产等多方面政策配合：首先，要着力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水平和就业质量。对中低收入群体而言，消费主要取决于工资收入，而工资收入主要依靠就业。如果就业状况不理想，就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市场潜能的释放。因此，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中，就业处于更加枢纽的地位。

其次，要着力缩小城乡差距、继续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特别是财产类收入水平。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激发农村资源要素活力，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推动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农业农村部表示，2021年要深化新一轮农村改革，激发农业农村发展动力和活力。新一轮农村改革包括持续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大力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最后，坚持城镇化与“房住不炒”，与主要发达国家超过80%的城镇化率相比，中国60%左右的城镇化率相对较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通过乡村振兴将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异，推动共同富裕，同时带动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同时，限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既能降低财产类贫富差距的分化速度，也能降低城市新居民的生活成本，加快城镇化的速度。

中信证券表示，共同富裕已经接力全面小康，成为社会民生领域的政策关键词。共同富裕重点在于提升居民的获得感与机会感，盯住中等及以下收入群体的生活和发展问题，而非“均贫富”。主要政策抓手或包含两方面：分配制度改革、强化民生保障。

抓手一：推进包括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在内的收入分配机制改革。

初次分配对居民可支配收入贡献超过85%，改革牛鼻子在于健全对劳动、科技、土地等要素合理的市场化评价和报酬分配机制。但劳动报酬比重的提升与产业结构和产业链分工密切相关，其改善或需时间。

初次分配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通过市场竞争获得的报酬。目前初次分配占中国居民收入比重的85%以上，对居民可支配收入起决定性作用。然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现有的初次分配机制存在扭曲要素报酬问题。未来改革的关键在于提高初次分配中对中低收入人群的分配比重，需要推动产业转移并破除要素流通障碍，促使劳动要素的价值得以充分实现；强化以产权为核心的科技要素市场化评价和分配机制；释放农村土地要素活力，帮助近八亿农民实现增收。

二次分配将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预计未来将健全直接税体系并深化房地产税试点。二次分配是通过国家预算、税收政策、转移支付等实现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未来政策重点或在于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

一方面，中国将健全直接税体系，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和监管。关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政策提法，主要指综合汇算与扣减，早在2018年第七次个税修法时就已在推进；而高收入者税收调节或主要通过完善个税征管、完善财产性税收体制等方式实现。

另一方面，房地产税试点政策预计继续深化，试点城市名单有望持续扩充，深圳、海南两地或为改革排头兵。预计试点政策或按照完善征管制度、拓宽税基、适度调整税率、合理优惠的思路稳步推进。此外，如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财产性税收是长期改革方向，但其研究或需时间，中短期内或难以落地。

三次分配是社会主体自主自愿参与的财富流动，未来政策或出台税收引导等政策鼓励其发展。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文化、习惯等影响下，社会力量自愿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济困扶弱的行为，是对再分配的有益补充。

根据《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2019年中国社会公益资源总量为3374亿元，其中社会捐赠总量预测约1330亿元，志愿者贡献总价值903.59亿元，彩票公益金募集量1140.46亿元。

与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不同，三次分配具有其特殊的主动性与选择性特点，并非由利益驱动或公权力强制。未来中国将建设和完善第三次分配的政策体系，一方面，或出台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以健全捐赠制度，促进公益慈善事业的规范化和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政策或体现对公益慈善捐赠予的鼓励和支持，与三次分配相配套的实质性税收优惠或将出台。

抓手二：降低民生刚需领域的支出与成本。在2021年1月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做好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扶幼等各方面工作”。共同富裕并不是简单的“均贫富”，其核心在于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包括降低民生刚需领域支出的成本，如住房、教育、医疗。

住房：坚定不移全面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通过住房、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打造房地产长效机制，将有助于实现“三稳”，从而更好减轻社会焦虑、释放内需潜力。其中，7月22日，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提出，把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作为“十四五”住房建设的重点任务，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决好大城市的住房突出问题。中信证券认为，在优化土地竞拍、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进一步探索房地产税试点及立法外，形成租购并举的住房体系将成为政策的发力重点。

教育：断绝资本化路径以遏制资本无序扩张，降低教育支出以推进共同富裕。教育“双减”政策的出台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从短期看，资本快速涌入引起中央重视，不能让教书育人的良心行业成为资本无序扩张的产业；从长期看，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学科类培训本质上是加剧“内卷”，教育成本的下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展望未来，一方面，政策影响供给但需求仍在，预计校外学科类培训仍将存在但会呈现碎片化发展；另一方面，大型连锁机构的资本化之路受阻，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的上市公司投资逻辑或受到较大影响，不过也要注意到成人职业培训的政策支持仍然较大。

医疗：集采压降药品耗材成本，多领域医疗改革或继续深化。当前“看病贵”问题主要源于药品、耗材等价格较高，而医疗服务价格反而相对较低，未来需进一步深化改革。自2018年医保局成立以来，政府通过集采等方式压降了药品、耗材的采购价格，既降低了居民的医疗成本，又缓解了医保的支出压力，未来集采范围或进一步扩展。此外，其他领域的医疗改革也有望进一步深化，包括处方外流、分级诊疗等，助力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投资方向

中信建投认为，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以下投资方向建议关注。

第一，为了实现居民的共同富裕，首先要促进收入的实质性增加，预计相关增收举措将带来以下机会：

一是夯实增收基础：贫困地区、落后地区、低收入人群将获得更多新老基建的资源倾斜，关注互联网硬件软件、数字经济、核心城市地产和房屋租赁。

基础设施在区域之间、不同收入人群之间的均等化，对后富人群增加收入至关重要。其中，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交通等设施，也包括互联网、数字产品等新设施。这些政策方向体现在乡村振兴、城镇化等思路中。需要强化交通运输网络支持，在城市群和都市圈构建轨道交通、高速公路为骨架的多层次快速交通网，加强交通干线、交通枢纽与中小城市之间的联系，从而带动交通运输、城市管网升级改造等基础设施相关产业的持续需求，以及租赁住房产业链等。此外，针对互联网等数字资产的不平等，相关的智能化、数字化产品也有可能在乡镇、偏远地区等增加投入。相关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将利好相关硬件、软件、地产行业。

二是培育增收亮点：高端制造业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收入的重要增长点，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等科技产业仍享受政策红利。

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是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而高端制造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是高质量发展格局下提供新的增长点、增加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力量。7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加快解决‘卡脖子’难题，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所谓专精特新企业，按照财政部的定义是指工业“四基”领域或制造强国战略明确的十大重点产业领域，其中与共同富裕逻辑紧密的包括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农机装备等。

三是缓解增收忧虑：政策提供更多优质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实际上是为居民提供收入保障，缓解居民收入忧虑感，相关行业在中期仍有广阔发展空间。

近期政策出台一系列整顿校外教育培训、促进医疗服务和养老服务均等化措施，也是呼应了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标。实际上，虽然教育、医疗等行业短期会受到相关政策的压力。但长期看，真正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和生产力的教育产业还将脱颖而出，例如部分优质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同时，医疗行业虽然目前面临着质量参差不齐、收费整体混乱等问题，但在经过整顿后，有利于短期疫情防控、长期生活质量提高的企业仍将领跑。

四是丰富增收渠道：三次分配或促进基金会、慈善机构的壮大，促进居民目前地产为主导的资产保值模式向更多资产平衡，均会为资本市场带来长期增量资金，利好股债和券商保险等行业。

第三次分配需要企业家、高收入群体依照自愿的原则回馈社会，而当前中国的慈善捐赠水平和基金会规模、质量都远远落后于发达经济体。未来随着相关政策的配套和意识突破，慈善捐赠和承载慈善功能的相关基金会料将增多。而根据国外的经验，慈善基金会一般采取长期投资的形式以达到负责任、可持续的目的，因此料将向金融市场注入长期稳定资金，从而带来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此外，目前居民资产保值增值的主要手段集中在地产，这不利于全体居民的财富均等化。逐步引导居民资金从地产向更多资产进行均衡配置，也会有利于股市债市的表现。券商保险等资管行业将享受长期红利。

第二，随着共同富裕的逐步实现，居民收入极大提高，消费升级的空间被打开，具备品质改善的消费品和文化、传媒、体育、休闲等服务业有望迎来高增长。

一是共同富裕有利于扩大中产阶级，提升消费水平，促进消费升级，从而带动消费增长。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分配结构”。

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消费，也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这使得创造和挖掘新的美好生活需求的能力，即挖掘新消费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具备了挖掘新的消费力的能力，才能为生产力指明航向。而这些，都需要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根本支撑。伴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消费能力也将有所提升。

中信建投判断，消费升级的路径将是从生存性消费向发展性消费，从商品性消费向服务性消费升级。未来中产阶级占比提升后，对于汽车、家电等可选消费的配置和更新需求将会提升，同时对于提升生活水平和便捷度的供应链整合、渠道整合等服务业态也有裨益。体验式消费、个性化消费应因此而受益。

二是共同富裕是物质与精神的共同富裕，因此高品质的文化、传媒、体育、休闲等服务业也有望迎来增长。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同理，从长期看，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升级、精神文化需求不断上升的情形下，积极正面、具有文化先进性和引导力的文化产业也将迎来增长机会。

相关文化产业涉及传媒、体育、文化休闲等，国务院也在8月初发布了《关于引发全民健身计划的通知》，指出“县（市、区）、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三级公共健身设施和社区15分钟健身圈实现全覆盖，带动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5万亿元”，将带动体育产业和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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