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危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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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的生育率和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将继续下降，消费受到抑制，但消费的结构会倾向于“银发经济”。生育政策的放开很难逆转当前的人口趋势，释放“工程师红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可能更为关键。

本刊记者 廖宗魁／文

生育政策又放开了，实施近四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会议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中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生育政策的放开折射的是中国日益加重的人口老龄化危机，这将对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5至59岁）从2010年的9.4亿下降到8.94亿，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18.7%，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为13.5%，老龄化愈发严重。

在劳动年龄人口拐点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中枢不断下移，未来中国可能很快进入总人口负增长的拐点，经济增长和总消费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未来消费的结构也将发生大的变化，房地产和耐用品消费需求会下降，“银发经济”将崛起。

潜在经济增长下降

过去十年，中国的人口增长很慢，增速甚至低于美国。2020年，中国的总人口数量约为14.1亿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增加7205万人，增长5.38%。2020年，美国总人口为3.30亿，相比2010年增长7.3%。

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的出生人口下降非常快。2020年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这个数字低于2019年的估计值1465万人。中金公司认为，中国出生率和出生人数增长率均处于快速下行阶段，较低的总和生育率不仅会使中国未来的人口总量更快下滑，长期也会降低劳动年龄人口的占比、提升老年抚养比。

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指出，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形成老龄化的第一个人口转折点。 而接下来，在2025年之前，中国会出现总人口峰值，这是老龄化的第二个转折点。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决定长期经济增长水平的主要变量是劳动人口、资本和技术（全要素生产率）。改革开放后，中国不仅技术水平快速提高，资本投入持续加大，人口红利开始逐步显现，三重力量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从1978-2010年，中国实现了年均10%的高速经济增长。

但2010年后，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拐头向下，人口红利的作用在逐步减弱，中国经济也出现了趋势性的下降。2011-2020年平均GDP增长为6.85%，排除2020年疫情的特殊扰动，2019年经济增速已经下降到6%。

日本的人口趋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给我们很大的警示。蔡昉表示，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同时，遭遇了劳动年龄人口拐点，日本潜在增长率开始大幅下降。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日本又迎来了人口总量到达峰值的第二个人口转折点，形成长期趋势与短期冲击间的第二次相遇。从这之后，日本经济经常表现出“负增长缺口”，即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

这说明，一旦人口的大拐点与需求侧的冲击同时出现，可能会引发更为快速的经济下行。也就是说，人口形势的恶化，削弱了经济本身受到需求冲击的抵抗力。

在老龄化加剧的大趋势下，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水平必然会下降，关键是下降的速度能否尽量的缓慢。

面对人口拐点对经济的冲击，一方面，我们需要想办法缓和人口形势的恶化程度，比如推出一系列的鼓励生育的政策；另一方面，虽然人口的变量对我们不利，我们可以在经济增长的另外两个变量——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上下功夫。

兴业研究认为，释放“工程师红利”是对抗“老龄化”的关键。从德国经验来看，德国第二产业通过人均产值的提升，在劳动力人口几近零增长的情况下，实现了2010-2019年年均2.8%增长。

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国人口中，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由8930人上升至15467人，提升幅度高达73.2%。人口素质的大幅度提升，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工程师红利”将得到持续释放，对于中国经济质量、科技水平提升将起到重要支撑。

与美日德相比，中国“工程师红利”的开发效率偏低，“工程师红利”与产业结构升级相辅相成，产业结构更高级的地区，高素质人才的科技产出效率更高。未来仍需大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升科技水平，以“工程师红利”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消费的下降和结构的变化

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随着收入的增加，对应的消费也会增加。而且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即消费随着可支配收入的递增而递减。

国金证券认为，人口增速的下滑（甚至变负）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使得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消费需求下降。中国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已经从2002年的0.78下降到目前的0.62。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收入较高的消费者，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较小，但是收入较低者其消费占收入比重较大，如果社会的收入分配越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则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就越低，总消费就越低。

2008年以后，中国的消费增速在逐渐下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从2008年的22.7%下降到2019年的8%，2020年受到疫情的影响，消费罕见的下滑了3.9%。

老龄化带来消费下降的同时，也会导致消费结构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人口红利的消失意味着住房需求将走弱。年轻人结婚生育对住房的需求更加刚性，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下降自然会抑制住房的消费需求。自2018年以来，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突破17亿平方米，且增长速度已经逐渐放缓，很难回到此前两位数以上的增长。

中泰证券认为，在人口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不只住房面临着需求下滑的困境，像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也不例外。以日本的发展经验来看，在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见顶之后，汽车销售不久也达到了顶峰，其后随着人口数量下降而逐渐走低。中国家庭中多数耐用品保有量事实上已渐趋饱和，中长期需求增长也将面临制约。

老龄化加剧意味着“银色经济”到来，主要特征是医疗科技和服务业的扩张。国金证券认为，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对自动化科技的需求逐渐加大。德国、韩国和日本等老龄社会对工业机器人的需求大于美国或英国等年轻社会，且随着老龄化社会对自动化需求的增加，这一差距可能会持续拉大。

此外，老年人对医疗保健的需求比较大，预防性储蓄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将来对医疗保健的支出，中国目前的养老福利机构的增长速度还未跟上老年人人口的需求，市场供需依然存在一定的缺口。对照满足消费需要的不同层次划分来看，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结构占比上升。

生育政策难有起色

为了应对人口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加剧导致的“人口负增长”，从2016年开始，国家便开始实行“放开二胎”的政策，但收效甚微。在这种情况下，放开三胎的政策恐怕更难见效。

2017年至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数量出现“四连降”，2020年新生人口数量仅为1200万人，相比2019年的1465万人减少了265万人，而且创造了1962年以来的历史最低纪录。

根据2018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62.2%的家庭理想子女数是两个，理想子女数三个及以上的仅占18.5%，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

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大大提高，结婚率不断走低而离婚率不断抬升。而且中国女性的婚、育年龄都在延后、尤其是 20-29岁女性的婚、育意愿明显下降，这都大大地制约了生育意愿。

实际的生育还会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兴业研究指出，快速城镇化降低了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城市教育、住房等配套公共设施的供给却迟迟无法跟上。教育和住房属性双加成的学区房节节攀升的背后，折射出社会生育成本的大幅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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