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亿国人月入千元背后的经济账

6亿国人月入千元背后的经济账尼基塔4 总理所说的“6亿人月入千元”反映了中国基本国情，是党和国家通盘考虑经济社会政策的客观基础。 2020年5月28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两会”后答记者问时提到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

总理所说的“6亿人月入千元”反映了中国基本国情，是党和国家通盘考虑经济社会政策的客观基础。

2020年5月28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两会”后答记者问时提到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这一数据似乎与许多人的感觉并不相符，并立刻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热议。月入千元的这6亿人分布在哪里？这一数据又意味着什么呢？

月入千元的6亿人分布在哪里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总理所用的月收入的概念是统计局调查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时采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而并非个体的工资收入。可支配收入既包括工资性收入，也包括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按照家庭成员平均后的家庭可支配收入，部分家庭中有的个体可支配收入可能远超过1000元，但家庭中还有收入较低或无收入的成员如老人、儿童、学生等，平均后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能就不足千元了。采用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可以更好地判断家庭和个体的消费能力和福利水平，因此也是各国广泛采用的指标之一。

根据2019年全国城乡一体化调查数据（图1），最低20%的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380元（对应月收入为615元），20%中等偏下入户年可支配收入为15777元（对应月收入为1315元）。由于这里统计的是分组的平均收入，组内既有高于平均的也有低于平均的，因此每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1315元的家庭应少于40%。

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全国人口总数略多于14亿。若每户人口数相同，按照图1的数据，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1315元的人口应少于5.6亿。此外，住户调查的样本往往高收入群体的样本比例偏低，因此，实际的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1315元的人口可能更少一些。但中低收入家庭平均人口数要远高于收入较高的家庭，例如收入较低的甘肃省和西藏自治区，抽样平均家庭户规模为3.43和3.86人，而收入较高的北京市和上海市，抽样平均家庭户规模仅分别为2.58和2.43人。全国按城市、镇、乡村的调查户，平均家庭户规模分别为2.71、3.09和3.23人，收入较低的乡村和镇平均家庭户规模也高于城市。考虑家庭户规模后，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1315元的人口可能要超过5.6亿。这一数据与总理提到的6亿人月收入1000元基本一致。

图2和图3分别显示了农村和城镇居民户按5等分组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布情况。可以看出，2019年，农村居民中到中间组，即20%中等收入户的家庭，人均年收入也仅13984.2元（对应月收入1165元）。而城镇居民最低组，即20%低收入户，家庭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15549.4元(对应月收入约1296元)。按照全国2019年的60.6%的城镇化率水平计算，城市人口有8.48亿，农村人口有5.52亿。若不考虑组内家庭的收入分布差异，也不考虑家庭规模的差别，那么农村月收入低于1165元的家庭户人数大约有3.31亿（5.52乘以60%），城镇月收入低于1296元的家庭户人数约有1.7亿，两者之和约有5亿人。考虑组内有家庭收入会高于平均，则低收入群体人数会比上述结果小，但考虑到家庭户规模的差异后，低收入群体人数将增大。总体而言，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千元左右的低收入家庭大部分集中在农村，少部分为城镇中收入最低的群体。

图4显示了不同省份的农村居民家庭月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形。可以看出，月均收入低于1200元的省份有甘肃、贵州、青海、云南、陕西、宁夏、陕西、西藏、新疆、广西等。在1200元至1500元的有四川、吉林、黑龙江、海南、重庆、河南、河北、湖南、辽宁、湖北。可以看出，只有少数几个省份的农村居民收入高于1500元，大部分省份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仍然比较低，低收入群体集中在西部和中部省份。

6亿人月入千元反映的经济现实

从以上分析看出，中国还有相当数量的群体依然处于中低收入水平，收入分配的问题依然严峻，在当前疫情的冲击下，保就业保民生的压力仍然比较大。

1.中国总体收入仍然不富裕

无论是比较人均GDP等指标，还是这里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中国距离发达国家都有非常大的差距。2019年，中国人均GDP为70892元人民币，按照1:7的汇率，刚刚达到人均1万美元，不足美国的六分之一，不足OECD国家平均值的四分之一。

从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看，中国的差距更大。2019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大约是3万元人民币，约为4286美元，而同期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9981美元，中国尚不足美国的十一分之一。

中国人口众多，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千元附近的人口有6亿，这几乎相当于两个美国的人口，要提升总体收入水平，提升如此庞大的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任务十分艰巨。

2.中国收入分配形势依然严峻

上面的数据显示，虽然全国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达到3万元（对应月收入2561元），但中国农村居民户中有一半以上月可支配收入不及或在1165元附近，城镇居民户中最低收入的20%也不及或在1300元附近，2018年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68，处于联合国划分的“收入差距大”区间，而根据其他微观调查数据计算，中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可能更高，例如西南财经大学估算的中国居民基尼系数在0.6附近。

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改善收入分配局面十分重要，也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攻坚，并且制定并实施了三年扶贫攻坚计划。从低收入群体的分布看，目标群体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的农村地区。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都非常重视为农村居民增收创收，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把“乡村振兴”写入党的报告里。与此同时，更高水平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也逐步推进。虽然扶贫攻坚工作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但以上数据显示脱贫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3.当前阶段稳就业的压力很大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冲击，海外疫情的蔓延又加剧了经济从冲击中恢复的难度。疫情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冲击尤为严重。一方面，这部分家庭储蓄本来不多，应对收入下降的能力不足。另一方面，这些家庭的就业人口更容易受到疫情冲击。很明显，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餐饮、住宿、旅游、交通等服务业的冲击超过其他行业，而随着海外疫情的蔓延，深度依靠外需的出口行业也面临订单延迟和需求大幅下滑的压力。上述服务业企业和外贸企业都是吸收就业的最大的行业之一，也是中低收入人群重点就业的行业。如此庞大的中低收入人群意味着当前我们面临的保就业、保民生的困难和挑战是巨大的。

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加速城市化是提高国民收入的主要途径

民营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要载体，保就业、保民生首先应该保障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2018年4.34亿城镇就业人口中，国有单位以外的就业占比高达87%，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吸收了大量的中低收入群体就业。政府已经出台多项政策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包括减税降费、阶段性减免和缓缴社保公积金、下调贷款利率、提供专项贷款等措施，力保企业渡过难关。未来应当更加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力量，鼓励民营企业发展。

长期来看，城市化是扩大内需，提高生产力，提升国民收入的主要源泉。人口逐渐城市化和大城市化，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人口进入城市后，不仅在消费需求上大幅增加，并且由于生产分工更为细致，劳动力更容易积累人力资本，整体生产力也将大幅提升。中国2019年城镇化率仅为60.6%，距离发达国家80%甚至90%以上的城镇化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未来应更加积极推动人口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转移，包括进一步取消落户限制，扩大大城市居民住房用地的供给，采取对未落户常住人口的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等措施。

（梁润为北大汇丰宏观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谭华清为嘉实财富高级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