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募基金求变：价值投资理念被更多基金经理接受 基金产品迎来创新年

　　2019年，公募基金出现很多新变化，不仅权益类新品的发行被空前重视、基金公司逐渐改变年度考评的传统，且在大量外资涌入以及银行理财子公司的开闸下，公募基金也在通过汲取其它机构先进的投资管理和治理经验提升自身硬实力。此外，多家遭遇规模上升瓶颈的公募正在积极谋求产品创新的增长点，发力ETF战场开辟第二赛道。值得一提的是，因2019年核心资产公司强势表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基金经理接受长期价值投资理念。

　　2019年，公募基金出现许多新变化，包括权益类新品的发行被空前重视、基金公司逐渐改变年度考评的传统、基金创新产品层出不穷、外资谋求控股公募、公募投顾业务破茧而出、私募基金经理逐渐回归公募等等。具体来说，越来越多的公募基金公司开始将年度考核拉长至两到三年，将考核截止期提前至11月末，避免年底集中冲排名而做短线；同时给短期业绩不佳的基金经理再提供机会，多份基金经理变更公告不再是解聘公告，而是基金公司的内部调岗；此外，多家遭遇规模上升瓶颈的公募也在积极谋求创新的增长点，发力ETF战场开辟第二赛道，在权益类产品上，更多地设计三年甚至五年的封闭产品。

　　诸多的新变化反映出，公募基金正在改变此前的陋习积极求变，不在过度重视短期业绩和短期排名，也正是这种转变，让越来越多的基金经理开始转向长期持股，持核心资产。2019年，公募基金虽然面临外资的大量涌入和银行理财子公司开闸的冲击，但其也在学习和汲取其它机构投资者的长处，积极提高自身投资能力。

　　权益类产品规模重回3万亿

　　资料显示，作为公募基金产品阵营的重要一极，权益类基金在2019年以前的12年中发展并不理想。《红周刊》记者获得的一份《权益类基金个人投资者调研白皮书》显示(以下简称白皮书)，权益类基金规模在2007年达到阶段性的高点3.1万亿后便一路下行，直至12年后的2019年9月才回到3.06万亿。

　　相较资产规模的回归，权益类基金规模占公募基金总规模的比例仍处在低谷。2007年12月时，权益类基金占公募基金总规模的比例为94.67%，而到了2019年12月时，最新数值仅为22.19%。《红周刊》记者综合采访了解到，2007年股灾发生后，无论是股民还是基民均受损严重，信心的不足让国内基民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弱，购买基金基本以低风险的货币基金和债券基金为主，同时这些年权益类基金赚钱效应的缺失，使得股市不好的年份回撤相对较大，更让很多基民不愿或不敢买入权益类产品。

　　或与2019年股市的整体向好(大盘上涨了22.30%)，以及基金生存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有关，如公募基金行业在2019年从法律法规、监管监督、人才培养、公司治理到渠道拓展、激励机制、产品创新、资金补给，到投资文化建设等等均出现可喜变化，这使得原先尴尬的局面被逐渐改变，而货币基金规模的快速增长也在客观上使得公募行业用户的覆盖面迅速扩大，为基民接触了解权益类产品提供了用户基础。目前，90后的新基民一族正逐渐成为目标客户中的新生力量。

　　除此之外，2019年四季度，证监会还开始施行新基金发行注册审批新规，这一新规极大地缩短了新基金从审批到发行的时间，特别是权益类和混合类基金的流程时间分别缩短到不超过10天和20天。对此新政，业界广泛解读为给权益类公募新品的发行保驾护航。

　　数据统计显示，自2012年以来，基金规模出现了持续上升趋势，由当年的2.8万亿一路攀升至2019年末的14.8万亿，而在此过程中，除了货币基金和债券型基金持续扩容外，权益类基金规模也得到明显增长。2019年，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增长幅度明显，分别相较2018年同比增长了56.92%和39.21%，规模达12704.68亿元和20707.99亿元，而在此前的2018年，股票型基金规模仅增长了11%、混合型基金规模下滑了28%。

　　正是在多重利好氛围渲染下，权益类基金2019年的业绩也是颇为喜人的，相比2019年沪指上涨22.30%，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标准股票型基金的收益率达到46.98%，而混合偏股型基金的收益也达到了47.83%。

　　价值投资理念正在被更多的基金经理接受

　　2019年，“核心资产”概念股的价值被充分发掘，重仓持有贵州茅台、中国平安、招商银行等“核心资产”的权益类基金不仅净值得到明显增长，且因基民的认可而规模持续上升。《红周刊》记者发现，做为权益类基金的管理人基金经理的投资理念在2019年发生了鲜明变化，越来越多的基金经理开始摒弃频繁择时理念，向价值投资靠拢。

　　在接受《红周刊》记者书面采访时，农银汇理基金就提出，股市的波动在所难免，短周期内一家公司的价值可能很难体现，与时间做朋友，赚取产业趋势的钱应是机构的理性选择，重视长期投资逻辑，淡化短期波动，才是机构投资者应该追求的投资理念。

　　在价值投资代表性人物中，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掌门人陈光明多年来一直高举价值投资大旗，其管理过的东方红4号，曾在9年时间内获得超过7倍的回报，年化回报高达30%。从当初的东证资管到如今的睿远，陈光明在公募圈中影响了一群笃信价值投资的基金经理，如东证资管的年度状元林鹏、睿远的傅鹏博等。有意思的是，除了陈光明周围的一群基金经理热衷价值投资，就连近年来名声鹊起的丘栋荣、胡宜斌等80后基金经理，也都皈依在价值投资的门下，只不过他们是低估策略的价值投资者。

　　丘栋荣此前在《红周刊》曾专门撰文指出，低估值策略是长期有效的策略，从全球市场来看，无论是美股还是A股，这一策略的长期回报突出，是非常有效的策略。但即便如此，也存在短暂的周期性的相对表现不强的阶段。

　　《红周刊》记者了解到，在前些年中，崇尚价值投资理念的基金经理在公募中是相对被“边缘化”，因为当时主流的观点是基金经理短期做不出业绩，才拿“价值投资”作为借口，而当时更多标榜自己价值投资的基金经理在实际操作中也是伪价值投资，基本上执行的是价值投机。如今，随着公募多元化环境的改善，客观上给了公募价值投资的选手们以生根发芽的土壤。

　　对此，华安基金投资总监翁启森公开指出，我们对于基金经理的风格是包容的，你可以是价值、成长、均衡、逆向，或者宏观策略。幸运的是，每一种风格出现的时候，我们都有相应的优秀基金经理涌现出来。作为投资总监，我主要负责两件事情，首先是把对的人放到对的位置，其次则是提高投研沟通的效能。

　　也正是对公募基金投资风格变得更加包容，如今的华安一哥胡宜斌成为最直接受益者。以他执掌的华安媒体互联网基金为例，其在2016年、2017年表现还较为一般，2017年的净值增长率仅为-3.88%，但在最近两年，该基金表现脱胎换骨，特别是2019年的净值实现翻倍增长。虽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基金经理投资策略和投资理念的改变却是功不可没的，其往年较高的换手率曾遭到基民的诟病，如今的换手率也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同时集中持股现象也非常明显。

　　此外，另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况也证明了公募中价值投资之风愈刮愈烈。2019年，除了科技股大放光彩外，二级市场上的核心资产几乎闪耀全年，公募圈中不在少数的基金经理笃定坚守核心资产，从基本面结合估值的角度长期持有茅台、格力、五粮液、平安、招行等股票，而上述股票也确实给相关基金的净值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红周刊》记者了解到，上文提到的任职10年以上的公募老将们几乎都是长期价值投资的追随者，他们基本很少做择时，其中有人常年保持90%以上的高股票仓位，甚至公开宣称股票仓位过低他会心慌。

　　以目前公募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权益类基金经理朱少醒为例，他自2015年11月富国天惠成长精选成立以来就一直任职，该基金的最新年化收益达到了20.33%，在同类基金中排名靠前；同时，该基金自成立以来的累计净值增长率高达1283.72%。从2019年的基金四季报来看，核心资产类蓝筹股在其十大重仓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中国平安、五粮液、伊利股份、格力电器4只价值蓝筹均入选，其中，中国平安在去年的4个季度中还一直稳居第二大重仓股位次。

　　“事实上，权益投资与长期投资的理念是相辅相成的，权益产品短期波动性高，容易造成持有人中途退出，没能享受市场上涨阶段的收益。A股市场从长期来看还是比较有效的市场，真正的好公司，长期收益是非常可观的，而引导更多长期资金入场，投资者也会从长期投资中获得好处。”汇丰晋信基金总经理王栋向《红周刊》记者如是强调。

　　“私奔公”苗头初显

　　近年来，公募基金经理在做出一定知名度后选择投奔私募创业的现象非常常见，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就显示，仅在2015年牛市期间，就有127名公募基金经理选择了“奔私”创业。然而到了2019年，随着公募基金行业生存环境的逐步改变，公募基金公司无论是行业规范还是薪资水准甚至资源，吸引力变得越来越强，更多的基金经理愿意留在公募，这使得原本火热的“公奔私”现象明显降温，全年仅有丁硕、宋兴华、刘磊3名公募基金经理离职奔“私”。

　　同样是在2019年，有数位私募基金经理选择了逆向流动，从私募重归公募怀抱。此外，近几年中还有部分大型私募基金也拿到公募基金牌照，实现“曲线回归”，如钟鸣远、陈光明、范勇宏等投资大佬就相继回归到公募行列。

　　虽然私募兴聚投资的合伙人之一赵枫2019年转投了陈光明掌控的睿远基金，出任睿远第二只产品的基金经理，但其并非是私募回公募的第一人。早年曾在上海重阳投资供职多年的李静，在恒越基金成立后就直接“私奔公”了。或许有人会质疑，陈光明旗下睿远的吸引力并不能代表大多数公募公司对私募人才都有诱惑力，话虽如此，“私奔公”蔚然成风或许还需时间，但“公奔私”热潮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在冷却。

　　《红周刊》记者综合采访了解到，从私募的角度讲，“公奔私”下降可能主要有几点原因，首先是私募行业的头部效应越来越明显，私募行业的生存成本越来越高；其次是私募的备案准入门槛变高，备案的难度在加大。

　　而除了这两个原因外，公募行业大环境的改变也在吸引着此前流失的人才重回怀抱，例如公募行业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正在被悄然改变。《红周刊》记者了解到，2018年以来，基金公司对于基金经理年度业绩的考核已经开始偏向于长期，除了查看基金经理当年的排名，也将考核期拉长至2~3年。业绩考核的偏长期，使得基金经理有意愿去挖掘长期逻辑，而不是顺着当期热点和短期趋势进行布局。

　　也正是在这种业绩考核标准的改变下，以往公募基金常常两到三年就更换一批基金经理的做法得到了一定缓解。2013年时，公募圈的10年岗位从业经验的基金经理老将仅有王亚伟、尚志民、林彤彤等三位，而到了2019年时，在偏股型基金的现任操盘手中，朱少醒、毕天宇、魏东、钱睿南、刘自强等10人在位年限均已超过10年，这一现象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公募的“短视”行为是有所收敛的。

　　“我们注重的长期不是一两个月业绩排名的领先，也不是一两年规模上升的速率，而是希望帮助投资者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对我们而言这是一场长跑，对客户而言是一辈子的事。”王栋强调，“首先，是不断地对投资者进行投资知识的普及；其次，我们会尽量避免在市场高点发行新基金。虽然说好做不好发，但我们还是希望避免在市场最疯狂的时候让投资者入场。另外，我们在投资管理当中，也提出要控制基金的风险和波动，通过引入PB-ROE策略和低波动策略等，减小基金净值的回撤和波动，提升投资人持有体验，尽量帮助投资者长期持有，分享基金净值上涨的收益。”

　　学习外资先进经验，发挥自身核心竞争力

　　2019年，外资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新的“鲶鱼”。继MSCI扩大A股纳入因子、北上资金放量搅动A股市场之后，越来越多的外资加大了对国内公募基金的持股比例，积极寻求控股公募。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1月底，我国境内已经有44家中外合资基金公司，其中15家基金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达到49%。除此之外，目前正准备在内地开设公募的外资巨头可能还包括了富达国际、贝莱德、瑞银等，同时，包括桥水等部分外资私募也增加了中国公司的注册资本，意欲大展一番拳脚。

　　《红周刊》记者与业内人士沟通了解到，虽然目前内地的公募对来自国外的资本竞争有一定忧虑，但并没有上升到恐惧的高度。究其原因，首先，此前内地的部分基金公司有过外方股东失败的例子，他们由于对中国国情不熟，或照抄照搬海外公募机构的舶来品，或对内地基金经理的投资行为横加干涉，最后大多闹得不欢而散的下场；其次，外资看重的也是内地的权益市场，但是他们的选股思路和投资逻辑还是与内地的机构有别，此前QFII的征战A股结果就趋于一般，这种思路的差异也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证明，在内地A股广受机构投资者追捧的海螺水泥却长期在港股受到冷遇，成为少数几家AH股倒挂的公司。

　　“2019年随着MSCI提升A股占比，以及A股被加入富时指数等，上千亿外资陆续流入A股市场。随着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多元化的参与者的涌入将大大改变行业生态。”王栋表示，市场参与者多元化，资金来源也会更分散

　　和丰富，这有利于增强市场的韧性。如果参与者过于单一，市场就容易暴涨暴跌。同时，外资相对成熟的投资理念，也有助于价值投资在A股市场进一步发扬光大。

　　信达澳银明星基金经理冯明远也指出，国内投资者不要总盯着外资，做投资还是要回归到本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好的企业就应该去大力配置，找一些有全球竞争力的品牌来配置，做投资要从思路上回归本源，“外资其实和国内机构在投资上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在接受《红周刊》记者书面采访时，建信基金还指出了如何应对外资竞争的策略：一方面应实现差异化竞争，打造特色服务模式和特色系列产品，找到并充分发挥自身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也要不断从外资吸取先进的投资管理和公司治理经验，取长补短，提升自身硬实力。

　　银行理财子公司对基金公司的威胁得到提升

　　相较于对外资来势汹汹的担心，更多业内人士认为银行理财子公司的影响可能更大。2018年4月，资管新规要求具备证券资金、托管资格的商业银行在资管新规过渡期之后，必须要成立子公司开展资管业务。同年12月，相关的管理办法正式颁布，标志着银行理财业务新时代正式开启。 2019年，银行理财子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在神州大地涌现。因此，公募与银行理财子公司的关系也正式从以前的合作共赢关系变成了同业竞争关系。

　　《红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前期银行理财子公司可能不太会深耕权益市场，银行系统长期就是在固收领域占据优势(债券资源丰富)，因此这对公募的固收阵营的冲击是较大的。举例来说，比如老百姓在腾讯或者微信等平台购买基金时，如果看到基金产品来自于银行理财子公司而非基金公司的话，所产生的信赖感天然就会增强，这对于过去依靠货基和债基冲规模的中小公司来说，或许会造成致命的打击。

　　虽然部分银行内部人士对权益类产品还有颇多的微词，认为一旦产品出现亏损或者深度回调，会影响到银行长期树立的稳健经营的品牌形象，但是有越来越多的银行理财子公司似乎已在着手准备，首先是挖人和招聘权益类基金经理人才；其次是开始着手设计相关的产品。在农历鼠年，一场公募与银行理财之间的权益大战或许在所难免。

　　至于如何应对银行理财子公司等机构的挑战，南方基金人士书面回复称：“应系统推进ESG责任投资，发挥公募基金长期投资者的作用。为此，应建立公募基金ESG投资评价体系，改变短期规模业绩导向，鼓励公募基金真正发挥买方优势和专业化价值，提升长期回报能力。”

　　上投摩根基金书面回复称：“公募基金应该把握机会发展特色领域，根据自身禀赋寻找差异化之路，向客户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与此同时，基金行业市场很大，可以容纳很多不同风格的资金，让我们的零售客户、高端客户、机构客户可以投资不一样的东西，同时也让他们的组合可以更分散。”

　　《红周刊》记者了解到，对注重新品首发规模和存续产品增量规模的公募而言，目前显而易见的冲击就是基金的发行渠道。长期以来，公募发行新品最大的贡献就是来源于银行渠道，其为基金的规模贡献了绝大部分份额；但是，随着银行理财子公司可能的遍地开花，银行渠道势必优先发行自己子公司的产品，这就倒逼基金公司需要寻找第二类发行渠道。目前，有多家基金公司未雨绸缪，加强与持销售牌照第三方销售渠道的合作，多点开花提升首募规模。

　　科创板开板，基金产品迎来创新年

　　2019年，公募基金的创新步伐也在加快。首当其冲的自然是科创板基金，因为科创打新对普通投资者的门槛限定，更多觊觎从科创新股分得一杯羹的投资者选择通过科创板基金间接参与；此外，在ETF大潮蔓延下，各类型主题的ETF也大量涌现出来。

　　究其原因，核心因素还是“谁抢占了创新的制高点，谁就能在惨烈的同质化竞争中多分一杯羹”。就权益类基金而言，此前数年，公募已经将各类主题设计几乎完备，设立封闭期、发起人跟投、实施浮动管理费率等等花样叠出，于是去年创新的视线就聚焦到了新开的新三板和早先被忽略的ETF类产品上，其最终目的还是要多卖产品，多赚管理费。

　　《红周刊》记者了解到，早在2018年底，监管层就曾明确表态，鼓励中小投资者通过公募基金的方式进入科创板进行投资。之后，管理层在2019年1月底就科创板的相关管理规则出台了征求意见稿。同年3月2日，管理层正式出台了“2+6”制度规则，其中核心的一条仍然是对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要求，科创板设立了“连续20个交易日证券账户资产不得低于50万元人民币”的开户门槛，实际上这将很多中小投资者变相拒之门外，借道公募成为现实可行的一条道路。

　　对此，早在科创板规则出台前后，嗅觉敏锐的公募基金就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公募基金产品的创新，若不考虑2018年发行的CDR产品的话，2019年上半年，内地的公募基金总共发行了三批约18只广义范畴的科创板主题基金。其中，第三批科创板主题基金是在科创板开板仪式当天发行的，从第三批开始，这一类创新产品逐渐走向了成熟。

　　对于科创主题基金，建信基金指出，其优势在于投资特征明显，聚焦科技创新主题。市场上大多数科创主题基金对于投资比例有严格限制，规定投资于科创主题证券的资产占非现金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80%，投资者可通过科创主题基金直接布局科技创新类板块。不足在于，科创板开闸时间较短，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还有待增加。

　　对照看，以ETF为代表的被动型基金的“创新”同样不乏看点。从新品发行的角度，2019年ETF之争的特点由此前相对窄众的行业类ETF过渡到宽基指数ETF上。《红周刊》记者注意到，头部基金公司的ETF新品竞争近乎于惨烈：例如去年11月，几乎同一档期有6家基金公司同档期发行沪深300ETF，包括华安、汇添富、嘉实等，基本为排名靠前的头部公募，这种场景在内地公募历史上较为罕见；再例如，去年两家排名前十的公募卡位中证800ETF之争也让业内外记忆深刻。

　　在ETF新品急速扩容的影响带动下，二级市场的ETF交易活跃量和规模较以往直线攀升。根据公号“ETF之王”的统计，截至2月7日，在A股股票类ETF公司规模排行榜上，华夏、南方、易方达的收益规模居于前三位，其中华夏的规模达到1122.37亿元，成为唯一规模过千亿的内地公募。同时，这一榜单上排名前十的公司，当日收盘规模均突破250亿元。

　　在未来，ETF或许成为权益类产品的主角，因此基金的年度状元排名战也可能彻底沦为鸡肋！因为从最大的单只产品规模来看，ETF阵营中，某头部基金公司的中证500ETF规模已经超过400亿元，而对比主动权益类基金来看，单只产品最大的规模貌似也仅在200亿元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