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归根结底 是一项“团队运动” ——读杰克·韦尔奇《商业的本质

　　尽管眼下的社会日新月异，科技已让世界今非昔比，但在杰克韦尔奇看来，商业本质并没有因为互联网和科技而改变，工业时代应该遵循的基本商业规则，在今天仍然应该被传承。《商业的本质》这本书的题目起得偏理论性，不过书的内容并未停留在理论研究上，而是着眼于具体实用，写得相当细致琐屑，堪称为用鲜活事例娓娓道来的商业读本。韦尔奇自言,和苏茜在商界摸爬滚打的时间加起来有81年了。《商业的本质》结合大量企业的现实案例和经营困境，给出了切实的解决方案，特别是针对经济低迷时期，提出了企业实现快速增长的六大突破口，包括协同力、领导力、影响业绩和成本的关键数据、快速敏捷的战略制定流程、组织结构优化和领导者的心理素质。

　　虽说有“全球第一CEO”之称的韦尔奇对如何做好市场营销、克服财务恐慌、应对错综复杂的全球化、做好大数据时代的危机管理等问题的分析和建议都颇具可操作性，可是比照人的管理，笔者觉得那依然属于细枝末节。有人说，管理企业就是管人。把人管好了，企业的事情就做成了；人管不好，事情也就做不成。企业的管理就应该抓住根本性的东西，正如孔子所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人依然是企业经营中最重要的因素，因而韦尔奇十分强调人在企业中的作用。他直指中国企业的软肋，那就是人力资源管理，建议中国企业把精力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在本书中文版序言中，他写道：“我们认为，‘人’在一个企业谋求成功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根据我们的经验，很多中国企业利用自上而下的模式来管理，领导者就是老板，领导者的话就是法律。我们希望这本书能说服你采取一种更加包容的、以团队为驱动力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毕竟，要想获胜，还是要依靠强大的团队，而强大的团队离不开强大的队员。在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是如此，而且一直都是，从未变过。”

　　商业，归根结底是一项“团队运动”，任何人都不应该单枪匹马去拼杀，必须依靠团队的力量。所以《商业的本质》特别强调协同力和领导力。如果你想摆脱工作中的痛苦，提升公司的协同力就是一条必由之路。协同力究竟要协同什么？就是让使命、行动与结果协同起来。而实现协同力的一个大前提则是提升领导力。

　　记得有人这样总结当领导的责任，要么给员工创造晋升的空间，要么让员工多赚钱，倘若晋升、金钱你都办不到，那么至少要给员工创造一个快乐的工作环境。然而，就我的所见所闻，好多领导这三项要求一项也做不到。《商业的本质》就对企业领导者提出几项责任，分别是要体谅下属，要将自己视为“首席解释官”，要为下属的前进道路扫除障碍，要愉快地展示“慷慨基因”，要确保让下属快乐工作。的确，好的领导者，好的奖罚机制，会营造出一种让人愉悦的工作氛围。我觉得此书说的协同力一点也不空洞。韦尔奇还说，领导者有责任消除工作中的痛苦。“即便在困难时期，也要让下属喜欢工作，这是领导者应该做到的。”领导者能做到吗？韦尔奇的观点是：“这肯定是可以实现的，而且实现的速度可能比你想象得还要快。”

　　韦尔奇眼中的领导者可不好当呀！不过，假如员工能遇上这样的领导，有几个人不会开心地工作呢？还有更实惠的，概括地讲，领导者的职责就是让下属有幸福感，而幸福感要从薪酬开始着手。关于薪酬，韦尔奇说得相当实在，简直就是一吐员工的心声。“要知道，薪酬对人很重要，非常重要。当然是这样，名誉是不能当饭吃的。你送孩子上大学，总不能让他以学校食堂或廉价饭店里的免费零食为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你作为一位领导者，无论在公司里面处于什么级别，都需要根据下属的业绩给予慷慨的薪酬。这是激励下属、留住下属——也就是说让下属产生幸福感的一个基本要求。”

　　因此，在笔者看来，《商业的本质》的一大难能可贵之处，是作者的视角并没有局限于商业利润，而以相当大的篇幅关照了人的发展进步，以及人的幸福感。在现实社会中，工作大都扮演着谋生手段的角色，多少人一辈子从事于毫不喜欢的工作。韦尔奇认为“太多的人之所以继续干着不开心的工作，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应该如何度过，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些其他什么事情。他们只知道自己不想再干当前这份工作了。” 韦尔奇建立了一个“命运之域”职业评估体系，把个体的生活想象成两条高速公路：一条路上代表着他擅长的事情，另一条代表着他真正喜欢做的事情。两条高速公路的交叉点，就是他构建职业生涯最理想的地方。马克·吐温说过：“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日子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天和你懂得生存的意义的那一天。”一本财经书站在哲学的高度上来思考“我的生命应该如何度过”的问题，虽说还有停留于技术层面之嫌，但总归是让人眼前一亮。

　　不过，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最难的或许还不是能否找到自己的理想职业，而是如何走向理想职业。也许是人的惰性在作怪，抑或是社会还不够多元化，不能满足每个人的理想职业诉求。稍稍有些出人意料的是，对于创业，久经沙场的韦尔奇竟持保守态度，似乎不怎么建议大家都去创业。然而他的意见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要成为一个企业家，你需要有个好创意。”“有了好创意之后，你还要有无畏的精神……要成为一个企业家，你需要极大的勇气、疯狂的和超出理性范畴的决心，忍受反复出现的近乎死亡的体验。”可见，创业对于人的意志力要求极高，不是人人都适合的，不可盲从。他建议，在创业基础不成熟之前，欲创业者应先加入初创企业以磨练自己。

　　增长是王道。韦尔奇在书中列出了促进公司业绩增长的六大工具：为公司注入新鲜血液；要集中资源，不要分散资源；重新定义创新，让每个人参与其中；利用最优秀的人才实现增长计划；为员工提供合理的薪酬；通过任何必要的手段拉拢那些增长计划的人。其中关于创新的认识让人耳目一新。韦尔奇建议重新定义创新，让每个人参与其中。“大多数人和商业领域的权威专家们在思考创新时往往思维过于狭隘，因此，与多重增长机遇失之交臂。”重大的发明创造固然重要，但是微小的改进更是发展的常态。正如荀子所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重大的、颠覆性的突破，本来就少见，并且以这样的高标准来定义创新，还会把太多的人挡在了创新的门槛之外。因此，韦尔奇希望“在商业领域，最好将创新定义为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渐进式改进’，只有这样，才最有可能实现创新。创新可以是，也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不断的、正常的事情。创新可以是，而且应该是一种心态，每个员工，无论位于哪个级别，在每天早上踏进公司大门的那一刻都应思考如何创新，心想‘我今天要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方法’。”不好高骛远，不因善小而不为，《商业的本质》为此建议把创新变成一项不断改进工作方式的“群众运动”。因为大凡“群众运动”，几乎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离不开团队，而企业的发展，最终也是为了惠及更多民众，服务于更多民众的生产生活。无论科技怎样进步，企业都走不出这样的发展源泉与使命。不知我国那些忙忙碌碌的企业家，有多少能在市场波折中始终不偏离这一基本点的？

　　新结构经济学是林毅夫教授及其团队过去二十多年研究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转型成败经验并逐步充实完善的新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林毅夫认为，新结构经济学并不绝对否定“华盛顿共识”，而是对“华盛顿共识”的一种扬弃——两者都承认市场价格是资源配置的基础，区别仅在于新结构经济学更看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林教授尝试在原来的“结构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之间走出一条新路。在北京大学去年12月举办的首届新结构经济学专题研讨会上，近百名海内外优秀华人经济学家和青年学子分别就“回顾与反思”、“立意与重构”、“议程与思路”、“突破与”四个主题深入探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构建，论证了新结构经济学在经济增长、产业经济、金融经济、劳动经济、区域经济、国际经济、环境经济、转型经济、周期理论、国际发展等领域的应用。本书由其中的精彩发言整理而成。

　　严格说来，我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真正的市场经济，因此无论是研究经济还是金融，都必须把因素计算在内，甚至还必须把我们所研究的财经专家、金融家与当时权贵、军阀的私人关系计算在内。不过这倒是有利于我们讲金融的故事，人物关系带出的种种传奇总要比枯燥的数据和图表来得更加引人入胜。而试图用数据和图表来读懂中国的金融，可以说是徒劳的。中国基金博物馆在筹建过程中，系统地研究和梳理了我国的金融史，从浩瀚的史料中发掘出了一系列与金融相关的重大历史故事。知名史专家许敬先生从这些故事中精选出15篇经典写成了本书，力求通过这些故事再现中国金融的历史场景，引导读者体验金融观念，详解近代历史剧变背后的金融逻辑，从而把握历史进程中意识形态的进化节律。

　　这是《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的作者又一本挖掘思想漏洞、颠覆认知的著述。缺乏理性的想象只是幻想，而缺乏想象的理性很乏味，这就解释了科学家与哲学家为什么总是用想象的场景来改善他们的思考，使其接近极限。“思想实验”就是剥去真实生活中事件的复杂外衣，清楚地聚焦问题的本质。巴吉尼的思想实验是真实场景的简化浓缩，现在甚至未来都难以真实发生。剔除复杂变量，将唯一变量引向极端，旨在让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个核心概念或问题上，挖掘我们的真实想法和思想漏洞。诸如研究红颜色的专家是红绿色盲，还算不算专家；如果实现了长生不死，那么每天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救生艇上的物资只够维持12个人的生命，第13个人还要不要救之类的思想实验，审视已被接受的观点，检验我们想当然的东西。虽然并不能直接得到答案，却能鼓励读者清楚地论证每个重要问题，而这恰是目前大众讨论中最为缺乏的。

　　约翰·肯尼迪至今仍是许多美国人心中的一个神话人物。而困扰他一生的疾病、在国会中平庸的表现、作为天主竞选总统时遭受的指责和怀疑、当选后面临的各种国内压力、猪湾惨败后的痛苦与自责、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权衡与斟酌、深陷越南战争泥淖的苦闷、对私生活和健康问题被曝光的担心等，又增添了他的神话色彩。与所有的家一样，肯尼迪竭力突出惹人喜爱的特点，尽量掩盖弱点。而他和他最亲密的那些人，在树立正面形象上尤其高明。这本被美国媒体称为美国人等待了四十年的著述着力描绘了一个美德与缺陷同在的肯尼迪，正是那些美德和缺陷造就了一个既出色又平凡的人物。在对他作为总统做出的有关经济、、联邦政府对教育、老年人健康和贫困问题，及对苏联、核武器、太空、古巴和越南问题等方面政策的影响，作者尤其下了深功夫。另外，作者还试图公允评估肯尼迪家族对他多方面的消极和积极影响。

　　2008年夏天，阿代尔·特纳勋爵(Lord Adair Turner)出任英国金融监管局局长，之前一周美国雷曼公司申请破产保护，随后则是一段华尔街血流成河的日子。他在《债务和魔鬼》中回忆这段历史时，感叹当时完全不知道身处灾难边缘，甚至自嘲近于撞上冰山沉没前的泰坦尼克号船长。

　　正是在那个夏天，全球金融系统陷入了崩溃。时至今日，许多国家的人均产出仍旧没有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在当事人的记忆中，特纳勋爵并不算特别后知后觉，更多人对危机几乎毫无预期。我在金融危机中采访了很多一线人士，也阅读了各类回忆录，总体感觉大家要么对于危机爆发判断不足，要么即使预测到了危机，对其恶化程度也估计不足。连身处美国金融危机中心的保尔森之类的人物也是如此。而那时的主流经济学家，比如诺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等，在危机前不久还表示“防止经济衰退的核心课题已经攻克”。美联储时任主席伯南克迟至2007年仍表示次贷危机对宏观经济不会有显著影响。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错？正如伊丽莎白女王2009年造访伦敦经济学院时的发问：“为什么没能预测到？”

　　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危机对于多数人是一次巨大的观念冲击乃至思想激荡，写作是因为问题萦绕着人们的头脑，大家需要写作来厘清思路，也希望写作来酝酿对策。从这个意义而言，特纳的写作，代表一代人的困惑，也是一种责任。除了他之外，美国财经近年陆续出版回忆录，评论人士也纷纷出版了著述。笔者本人也深深为金融危机与中央银行着迷，今年也出了一本关于金融危机的《印钞者》。也正因此，阅读《债务和魔鬼》的过程，既是充满了相同兴趣的指引，也让我重新反思《印钞者》中关于印钞的框架。

　　特纳勋爵在危机中推动英国重建金融体系，但在危机过后，他也回头重新思考究竟是什么制造了危机。如果金融市场是无效率的，那么经济学的正统观念是否需要重新矫正？《债务和魔鬼》强调，在债务创造过程中，银行起了积极作用。货币并非如同人们想象中那样是由中央银行发放，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结果，银行在其中也不是被动加入，而是积极参与了创造货币的过程。

　　除了强调货币的内生性，特纳也强调了银行系统自身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金钱奖励金钱是惯例。也正因此，金融危机之后，多数银行家仍旧坐拥高薪，即使在2008年危机最深重的时刻，银行家们最关心的还是自身的奖金。据说当年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告诉华尔街银行可获政府时，一家大银行的CEO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不影响自身的薪酬制度。抛开这类极端贪婪的案例，特纳的特别之处，即便很理性的银行家，也会发放过多的错误信贷，比如房地产信贷。房地产在西方国家具有重要地位，房地产交易在英国等发达国家主要以二手房等形式存在，导致债务堆积及经济萎靡等诸多恶果，甚至需要将债务作为一种经济污染而对之征税。

　　特纳的体系发展到这里，开始与主流意见出现分叉。当债务过于巨大，经济陷入停滞，如何刺激呢？一般而言，存在两种手段：信贷融资或者央行印钞。前者其实就是信贷推动的印钞，发生在银行系统与实体经济之间，优点是见效明确，麻烦是可能陷入无效投资以及产能过剩；而后者其实更多是一种宽松手段，发生在央行以及银行之间，见效不明确。如果经济体内部没有信贷需求及创新动机，那么放出再多货币也可能无济于事，甚至过于宽松廉价的信贷在没有足够的投资机会之下，要么如同西方的情况，流向缺乏生产性的房地产等资产领域，要么如同中国的情况，在各类P2P、理财产品、房地产之间徘徊“空转”。

　　对比之下，特纳显然并不满意于上述两种常规手段。他强调修复银行不足以修复经济，甚至在这一过程中，债务并未消失只是转移。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有没有更好的政策选项？特纳在指出贫富差距、全球资本失衡、经济长期停滞等问题之后，提出一种听起来颇为激进的观点，即通过打破政策禁忌，直接将财政赤字货币化。换言之，就是印钞给政府花——即可在某些存在良好制度约束的国家“印制法定货币为公共财政赤字融资”。这也就是在教科书中大家谈虎色变的“财政赤字货币化”。

　　如何评价特纳的看法？在批评主流经济学及分析经济尤其货币问题看法上，我同意特纳的看法。甚至可以说，特纳的分析突破了一般既定思维，体现了很深刻的洞察力，比如对于自由制度之下的金融发展，并非越大越好。以往大家都觉得金融越自由越好，金融越发达越好，事实上这种观念日益遭遇挑战，尤其现在金融的规模已到了如此的数量级：全球外汇交易量是全球贸易量的73倍，金融衍生品交易也远高于全球GDP，衍生品的未清偿余额在2008年多达400万亿，高达全球GDP的六倍。在2008年之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金融过分发达，可能挤出经济收益，而从资源配置而言，最聪明的人纷纷涌向金融机构未必是好事，很多精确到秒的衍生品及高频交易的价值也越来越遭到怀疑。

　　《债务与魔鬼》对金融危机的分析及理解都非常深刻，引发争议的一点在于其解决方案，即印钞解决债务之上，这点恐怕多数人难以同意。在20世纪，随着中央银行完全摆脱金本位，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印钞者。然而印钞也有不同形式：一种是津巴布韦式，相当于印钱给政府开支，直接抢劫民间财富，恶性通胀紧随，这种印钞由魏玛共和国和晚期金圆券风潮提供了鲜活案例；另一种是美联储式，主要是量化宽松，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流动性等价置换，不摊薄单位货币币值。

　　多数情况下，欧美强调的极端货币政策，是第二种印钞，即美联储式印钞，并不会影响纳税人的购买力。然而，《债务和魔鬼》提出的方案，却是直接印钞给财政花的方式，这简直相当于将印钞的边界抹平，彻底释放了印钞者这个魔鬼。值得一提的是，特纳的完整方案有央行独立、更高准备金的银行等前提，甚至是偶一为之的实验，但即使如此，其结论仍堪称大胆。特纳承认印钞解决债务的问题并不完美，但除了不完美之外，还有什么隐性成本呢？即使在英国，印钞者如中央银行相对独立，政府可以问责，存在相应制度制衡。在特定情况下通过印钞让政府解决财政赤字，也难以摆脱这样的疑问：“什么才是合适的度？什么机制来保证这一尺度不会被突破？”而对那些难以问责的国家，甚至仅仅提出“印钞给政府化”的可能性，都会恶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微弱约束。

　　金融危机之后，各类突破极限的政策频出。我们正走在一条陌生的路上，正统观念正在受到质疑也该受到质疑，唯愿质疑本身也接受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