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位企业家开启了互联网的黄金时代

　　经济学上有个名词叫“资源诅咒”，它大多数表现为，在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易得的资源挤占了大量生产要素，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反而比资源稀缺的地方慢。湖北的资源诅咒在于交通实在是太便利了。

　　2002年6月16日凌晨，三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在深夜中走进位于北京海淀区学院路20号的石油大院，其中一个人拎着一瓶2升装的雪碧瓶，里面装着透明的液体，黑夜里，看起来和喝了几口的雪碧没有什么不同。几分钟后，院内一家名叫“蓝极速”的网吧蹿出了火苗，火势迅速蔓延。

　　两天前，三个男孩中的两人在蓝极速网吧与工作人员发生了冲突，愤怒之下决定“要出这口气”。他们随身带着的雪碧瓶内装着1.8升买来的汽油。78名消防员经过一个小时的扑救才将火扑灭。在个人电脑尚不普及的时代，大部分人只能在网吧体验新奇的互联网，他们中的部分人走进的是没有资质的“黑网吧”，其中有25人成了“蓝极速网吧纵火案”的遇难者。

　　互联网以这样一种悲怆的方式宣告着大众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在发生纵火案的这个月，中国的网民人数达到4580万人，而CNNIC成立的1997年，该机构统计到的网民数量还只有62万人。几年来，中国网民数经历了指数级的增长，谁都无法忽视隐藏在网民人数暴增背后的新商机。

　　1998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成思危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这就是后来被认为引发了一场高科技产业新的“一号提案”，风投创投在中国徐徐拉开帷幕。就在此时，日后以投资回报率高而著称的三名湖北投资人第一次进入了投资领域。三个人分别是汪潮涌、刘芹和龚虹嘉。

　　资本来自哪里，这是一个困扰企业家的难题，对于投资人而言，这个问题更加严峻，因为他们要在中国改革财富积累尚处薄弱的时候先于企业家挖到宝贵的第一桶金。有趣的是，三个人用三种不同的路径给出了三个答案。

　　1998年，时任国家总理希望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能有一批在华尔街有实践经验的金融专家为国家的经济做些贡献。为了回报老院长推荐自己出国留学的知遇之恩，汪潮涌响应的号召，辞掉了摩根士丹利的工作投身国家开发银行的筹办，薪水只有象征性的一元钱。与巴菲特在钓鱼台国宾馆共进的晚餐就像是汪潮涌心底一只不安分的兔子，他一直有一个资本市场梦。一年后，汪潮涌从国家开发银行离任创办自己的投资公司。汪潮涌曾供职摩根大通银行、标准普尔、摩根士丹利等国际著名金融业公司，年薪达几百万美元，这成了他财富的原始来源。为了创办公司，汪潮涌把之前投资的eBay、雅虎、Intel等互联网公司的股票通通卖掉，并引入外部投资者，筹集2000万美元启动资金，创办信中利资本公司，这是中国本土第一家创投公司。

　　与汪潮涌不同，多年后凭借投资小米为大众所知的刘芹现在还没有足以创办投资公司的个人积淀。大学毕业后他在武钢任职，这种生活让他厌倦，不久他选择辞职继续攻读学位。1998年，刘芹考入中欧国际商学院，毕业后他加入一家家族基金晨兴集团，帮“先富者”打理资本，做起了职业投资人。

　　三个人里，龚虹嘉更加脚踏实地。这个在1982年拿下湖北高考唯一满分作文的文艺青年阴差阳错地考入以工科闻名的华中科技大学前身——华中工学院的计算机专业。在理工科学生强手如林的华中工学院，龚虹嘉发现自己在学习方面毫无优势，虽然离记者、律师的人生理想越来越远，工科经验却为龚虹嘉日后从事投资行业提供了独到、专业的眼光。毕业后，龚虹嘉在改革前沿阵地广东完成了财富积累。1995年，龚虹嘉从高校科研团队发现商机，投资了一家由3个人均年龄超过60岁的老教授创办的企业——浙江德康通信，专职研发手机即时计费系统。1998年，德康通信被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的著名公司亚信科技收购，在交易置换中，龚虹嘉成为亚信科技的股东。2000年，亚信科技登陆纳斯达克，成为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第一家中国概念股。龚虹嘉的投资获得了回报，他也拥有了实力不断施展钱生钱的魔法。

　　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世纪之交提出了一个观点：世界是平的。在全球化的进程里，国家与国家、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正在变得前所未有地紧密。中国上一次感受到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冲击是亚洲金融危机，没想到几年后，诱生亚洲金融危机的华尔街金融大鳄城门失火，笼罩在美国资本市场上的互联网泡沫悄然破裂，另一轮全球资本危机向中国的海岸线扑来。

　　互联网泡沫破灭为汪潮涌带来了机会。在搜狐上市前，汪潮涌就曾考虑投资这家由清华师弟张朝阳创办的公司，却错失了窗口。2001年，搜狐在美股遭遇抛售，股价下降到1美元附近，汪潮涌趁机大量收购。2003年，纳斯达克复苏，汪潮涌收获了超过15倍的高额回报。

　　刘芹没有汪潮涌幸运，当时他还只是个投资市场的打工仔。市场一片冷淡，他只能每天去打网球，焦虑在他心中萦绕了几年，他甚至觉得自己将要告别投资这一行当了。2003年，刘芹结识了还在金山担任总经理的雷军，两人渐渐熟悉后，雷军看到了刘芹身上独特的品质，他坚定地告诉刘芹：“不要低估了自己的潜力，你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好的投资人。”依照雷军的地位，如果中国互联网有一部《封神榜》，雷军一定稳坐前排，雷军超越刘芹的不仅是阅历的差距，也有视野的差距，来自职业经理人的一番鼓励对一名投资人产生了终身影响。雷军创办小米后，刘芹与雷军通了12小时的电话后决心入局投资小米，最终获得了百亿美金的投资回报。

　　2001年，龚虹嘉正心心念念地想要入股一家做视频安防的硬件公司，但公司的国资大股东并不想稀释股份。龚虹嘉发现，音视频编码技术正是对方所缺少的，他想到了一位技术人才——。

　　学习哲学出身，却跨界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华中理工大学教授大学物理课程。难得的是，热爱计算机，并且极具天赋。一次，路过位于华中理工大学南一楼中厅的数据库与多媒体研究所，他敲门进去，告诉研究所的所长，自己要开发出一款比Oracle还好的数据库软件。所长没有觉得在信口开河，而是耐心地了解了的实力，并把他调入了研究所。此后，的编程能力更加声名远播。

　　龚虹嘉与有所交集。把招致麾下，将会增加龚虹嘉的谈判砝码——资本加技术，龚虹嘉一次性解决了创业公司的两大难题，对方再也没有拒绝投资的理由。最终，龚虹嘉出资245万占股49%，控股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占股51%，这家被投资的公司叫海康威视。

　　没有辜负龚虹嘉的期待，他开发出的H.264音视频编码技术，为海康威视解决了技术之急，让更多的视频素材可以压缩存储在有限的硬盘空间内，极大地拓展了产品的性能。几年后，H.264成为世界上最为通用的几种视频编码技术之一。

　　海康威视成了龚虹嘉最成功的投资。2010年5月，海康威视登陆深圳证交所中小企业板，募资34亿元。这一年，在海康威视持股占比28.22%的龚虹嘉夫妇以100亿元的身价一跃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59位。2011年5月，龚虹嘉限售股解禁；从2011年8月至2018年，龚虹嘉累计套现146.2亿元，是海康威视当初上市募资额的4.3倍。由于海康威视大量送股，龚虹嘉的持股额并没有随着减持而降低，海康威视2010年上市之时，龚虹嘉持有1.24亿股。到2018年9月底，在大量减持后，龚虹嘉仍然持有海康威视12.55亿股，占比13.6%。

　　事实证明，龚虹嘉的作文天赋也好，文艺爱好也好，想要成为记者、律师的梦想也好，最终都比不上资本市场跳动的数字有趣。

　　当2000年3月纳斯达克的股票市场一泻千里时，雷军正谋划着步入互联网行业。雷军很幸运，背靠金山的大树，他不用从雪崩的国际市场寻找资本，金山大股东张璇龙正有意投资互联网，刚刚从联想集团分拆出来的联想投资也表示支持雷军的项目，有了金山和联想做靠山，雷军创办了卓越网。卓越网一开始做软件下载业务，随后转向了图书、影音电商。仅仅用了3年时间，到2003年，卓越网已经开始盈利。雷军预测，以卓越网当时的盈利，股东想要收回投资只需要10到20年。

　　从雷军的这个预测不难看出，虽然贵为中国计算机行业元老一代的人物，拥有足够高视野的雷军也无法对互联网行业的未来业态做出准确的判断。他是非常古典的职业经理人，站在“前现代”的立场，纯粹以投资额除以年盈利算出市盈率的方法判断股东回报，以此作为决策依据对股东负责。但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互联网带来的是一次新的技术，拿农耕时代、工业时代的投资收益算法去套互联网企业的投资收益率，最大的问题是忽视了未来市场预期的贴现。互联网时代，预期贴现对于投资收益率的影响前所未有地大，如果以旧有的视角去审视互联网企业，可能会造成极大的价值误判。

　　2004年，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意识到中国电商市场的前景，开始寻找投资目标，进入他视野的电商网站有两个——当当网和卓越网。当当拒绝了亚马逊，卓越接受了亚马逊的开价。卓越的股东，金山、联想控股、老虎基金都获得了不错的回报。虽然赚到了钱，“我失飞扬君失卓越”，雷军也终于感受到周鸿祎在方正飞扬项目被砍后那种刻骨铭心之痛。在雷军出售卓越后的宿醉里，或许有那么半睡半醒的一刻他明白了，自己的空虚不仅来自于“亲生孩子送养他人”，也有一部分来自于他低估了卓越网的商业价值——面对着只会越来越迅猛的互联网洪流，电商行业注定是未来发展的趋势，雷军赶上了早班车，但他跳车了。

　　2007年，带领金山上市后，雷军离开了公司。在创办小米前的两年多时间里，雷军也成了一名天使投资人。周鸿祎评价雷军离开金山的选择时认为，离开金山让雷军脱胎换骨，“在那之前，你可以说雷军还不太懂互联网，在那之后，雷军成了一个互联网专家”。

　　在千禧年之后的最初几年里，3721相继与美国互联网新贵RealNames、中国互联网域名管理机构CNNIC、百度“开战”。RealNames在互联网泡沫中凄凉破产后，周鸿祎一度将CNNIC主任毛伟和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列入“最鄙视的人”名单：前者仗着“半官半商”的“红帽子”向周鸿祎索要3721的源代码，被周鸿祎公开告知媒体；后者与周鸿祎对簿公堂。看一看周鸿祎后面人生中遇到的商业对手，这个名单显然列得太早了。

　　如果要为周鸿祎的3721时代列一个致命缺陷，饱受用户抨击的“流氓行为”要位居次席，最大的缺陷在于商业模式。用户体验可以通过产品迭代迅速改变，一旦商业模式陷入思维定式，只能走入死胡同。让用户在浏览器输入中文后一点回车直达网站，这本质上是搜索引擎，在周鸿祎与李彦宏还能和颜悦色地聊天、没有爆发法律冲突和肢体冲突之前，李彦宏就告诫过周鸿祎这番话。然而周鸿祎没有向李彦宏一样决绝地将针对C端的搜索业务升级为3721的主营业务。

　　2004年前后，周鸿祎对3721的发展路线产生了迷茫，“能不能将3721卖出去”的想法开始不断地钻进他的脑袋。相继接触过新浪、搜狐、阿里巴巴后，周鸿祎收到了最大的开价——雅虎创始人杨致远出价1.2亿美金。这已经是当时中国互联网公司卖出的天价，周鸿祎欣然应允。他没有将自己的股份套现离场，而是以股东和管理层的身份加入雅虎，担任雅虎中国总裁。

　　杨致远出生在，父亲是湖北人。2岁时，杨父去世，杨致远由母亲一手养大。10岁起，杨致远随母亲赴美。杨致远和周鸿祎都算得上祖籍湖北，但这丝毫没有拉近两人的关系。在3721并入雅虎后，文化冲突比比皆是，在周鸿祎看来，杨致远创业成功后的性格过于宽厚、心软，影响了雅虎整个公司的氛围。周鸿祎原本希望借助雅虎的平台一展拳脚，在搜索引擎上全面发力，与百度正面对抗、收复失地，但在雅虎的温软氛围里，他越是努力，越把自己搞得像是陷在浅泥坑不断扑腾的鲶鱼。2005年，周鸿祎从雅虎离职，受到竞业禁止协议的约束，周鸿祎也转而进入投资行业。

　　周鸿祎投资的公司有成有败，一年多的时间过去后，周鸿祎整理好心中的创业准备重新出发。2006年3月，他来到了投资过的一家公司——奇虎，准备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在搜索的细分市场找寻机会。

　　3721是“流氓软件”的始作俑者，发展到2006年，在“流氓软件”的大旗下，已经聚拢了百度、雅虎、CNNIC等国内一大批叫得出名字的企业，更不要说还有大批叫不上名字的，由此衍生出一个庞大的灰色产业链，用户只能在软件开发者的“技术淫威”下不知所措。这时，周鸿祎发现了用户有清爽上网的需求，在奇虎内部安排了一个团队孵化了一个小软件“流氓克星”，算是半只脚踏入了互联网安全领域。“流氓克星”后来更名为“360安全卫士”，“流氓软件之父”周鸿祎摇身变成“流氓软件克星之父”。

　　2006年下半年，由于能够让电脑门外汉一键清除电脑上隐藏的流氓软件和插件，360安全卫士装机量一路走高。一年后，曾提出“长尾理论”的美国媒体人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的新书《免费：商业的未来》出版，书中提到“当一种互联网软件以趋零的生产成本和同样趋近于零的流通成本抵达海量用户时，它的价格也可以趋近为零”。此时，率先免费的360杀毒软件已经从零开始后来居上，占据30.8%的市场份额，用户数超过1.2亿。

　　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在这个阶段回避的。2015年春天，正处于资本市场股价暴涨、移动互联网创业热情高涨的岁月，媒体人雷建平写下一篇文章《出了雷军周鸿祎，湖北却消失在中国互联网版图》，直指湖北在互联网时代掉队的痛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015年被撕开幕布的湖北互联网行业发展落后的问题，源头不在2015年，不在移动互联网铺开商业化的2012年，也不在智能手机诞生的2007年，人们应该拿好小铁锹、背着考古刷一路挖到互联网在中国的幼年阶段、甚至更早，去找寻湖北掉队的原因。

　　改革开放也好、互联网时代也好，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改变社会整体面貌的红利。时代红利意味着，只要处于浪潮之中就很容易被它推动，并从中获得好处。得到了一次好处就想得到更多的好处，在控制论中这叫正反馈，一次正反馈促使下一轮正反馈的到来，从质变到量变，一个地区的业态将会发生整体改变。

　　比如改革开放初期的温州，由于人均耕地持有量低，不足全国人均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山高地薄，无法自给自足，温州人历来有经商传统，政策稍有松动，民营经济便活跃起来。计划经济时代物资匮乏，来自温州的小商品在全国市场都很有销路，这构成了第一轮正反馈。温州模式引发了高层警觉，有领导带着“割资本主义辫子”的初衷来到温州，却发现依靠匮乏的自然资源人民的生活难以得到保证，从事工商业却是很好的致富途径，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念指导下，领导转而支持温州模式，这构成了第二轮正反馈。一轮轮正反馈铺垫了浙江民营经济热络的文化，在互联网时代到来后，浙江成为一线城市之外的互联网亮点。

　　并不是每一个改革先行城市都能获得足够的正反馈滋养互联网行业。比起浙江民营经济的活跃、深圳的创新优势，老牌经济强市上海因为受到“买办”文化影响，重视短期投资回报，注重生活舒适度，这些不利因素构成了互联网行业在上海繁荣的负反馈，导致上海虽然偶有互联网明星企业，却错过了最佳的发展机会。

　　新中国成立后重工业当家的产业结构奠定了湖北沉重的产业模式，而从精神内核来看，湖北的码头文化与影响上海的“买办”思维有些类似，它们都生发于长期处于中介化的商业角色之中。

　　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者赵凌云认为，湖北的这种“内陆意识”主要体现在10个方面：1.线型的思维方式。缺乏开放性、发散性、辨证性，逆向思考。2.粗放的做事文化。很多改革发源于湖北，因缺乏坚持，多开花不结果。3.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4.零和博弈的利益观。5.轻视创业，偏重投机。6.小富即安的财富观。7.守旧的思想方法。8.小生产的经济意识。9.物本的发展理念。10.偏狭的资源观念。

　　20世纪80年代，李崇淮教授提出“两通起飞”战略。这是一个一揽子的庞大战略，众多愿景赫然摆在眼前，但发展的资源注定有限。从现实来看，武汉市在政策上最为侧重于将自己建设为交通中心和商业中心，武汉的上市公司中，有5家商业企业和1家交通运输企业，接近地方政府掌握上市指标总数的一半。但即便如此，面对资金、技术、人才要素配置效率更高的沿海地区，武汉的发展疲态也逐渐显露：改革开放之初，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销售额是浙江义乌市场的两倍多；到20世纪90年代初，义乌市场的销售额已经超过汉正街；200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汉正街的销售额仅为义乌市场的37%，只能算是一个区域性市场。

　　从结果上看，“内陆意识”深刻地影响了湖北的经济布局。2019年的经济数据显示，湖北的出口总体增速、出口增速、进口增速分别高于全国9.7个、5.3个和16.6个百分点，进出口增速位列全国第七。但是，湖北省当年的经济外向度仅为8.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3.2个百分点，在全国省级行政区中仅排第24位。这一年，同为中部省会城市的郑州的经济外向度达到36.5%，武汉的经济外向度仅为15%。

　　经济学上有个名词叫“资源诅咒”，它大多数表现为，在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易得的资源挤占了大量生产要素，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反而比资源稀缺的地方慢。湖北的资源诅咒在于交通实在是太便利了。封建时代交通不便，中国又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湖北居中的地理位置无可替代，货物、资金、人力难以大规模迁移，集中在四通八达的楚地是最优选择。“两通起飞”战略的前提便是利用武汉的地理优势，这是特定时代比较优势下的选择，但经济发展后，货物、资金、人力的流通成本降低，坐等买卖从天而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互联网讲究流量，这给人一个错觉，仿佛流量是天然流动的，只要在流量的“江边”占个坑，就能从水里捕鱼获利。但实际上，互联网流量的改道轻而易举，成功的互联网公司最先做好的是主动出击整合资源，资源整合好了，流量自然会来。当雷军、周鸿祎、刘芹、陈一舟、池宇峰等带着智慧和资金远走他乡的时候，属于湖北的互联网畅想已经被沉重的肉身击倒，当湖北反应过来的时候，只能一砖一瓦地从头筑巢，等待未来的一个合适时机，给出属于下一轮互联网愿景的第一个正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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