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牛商业家族传奇

　　男的叫刘大墉（亦作“刘大镛”，本文采用刘永好官方传记的用法），四川巴县人，是一位地下党员。女的叫郑康致，四川新津人，黄埔军校战地救护班学生。

　　刘大墉出生于1914年，祖上曾经阔过，不过在祖父这辈败落。小时候，他在亲戚资助下，到璧山县读书，原本只是给亲戚的孩子做个“伴读书童”，没想到学业特别优异，毕业时考了全县第一名，进入璧山公立中学读书。

　　进入中学，刘大墉就没了资助，差点辍学。好在校长惜才，提供了勤工俭学的机会，让他用打扫卫生、帮厨、上下课敲钟等方式来抵学费。

　　初中毕业，刘大墉再次夺魁，被重庆最好的高中录取，但由于家中实在无力供养，退学，重新考入一家免费的工业学校，学习测绘。

　　彼时的重庆，动荡，谍影重重。刘大墉不幸暴露，面临追捕危险。在组织安排下，他转移到成都，考入四川省地震测绘大队，成为国民政府的公职人员。其党内工作完全转入地下，由时任四川省工委邹风平单向联系。郑康致也追随到成都，当了小学教师。

　　不久，因邹风平出事，刘大墉与党组织联系中断。几年后，他加入了当时亲近党的党派——民盟。

　　新中国成立后，刘大墉以民盟干部身份，成为新设立的新津县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后又成为新津县第一任农业局长；郑康致在城郊的平岗小学当老师。

　　到1951年，这对夫妇，已经生育了四个孩子，分别命名为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刘永好，合起来是“言行美好”四个字。

　　几个孩子的出生年份相隔很近，最大的才6岁。而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他们实在没有时间管孩子。加上作为“在国家机关中留用的旧政府职员”，刘大墉的待遇是“供给制”，每月领到的粮食有限，无法养活全家。夫妻俩只好商量，把其中一个孩子送给他人抚养。

　　3岁的老二刘永行，成为这个不幸的孩子。他被过继给一个卖布的商人。可是没半年，刘永行从高凳上掉下，把腿摔断了。布贩子怕治不好，便把刘永行退回了刘家。可怜的刘永行，从此成为半个“瘸子”。

　　刘大墉夫妇本来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这下又要照顾摔伤的刘永行，完全一筹莫展。好在城郊古家村一位姓陈的农会主席，愿意抱养2岁的老三刘永美。于是刘永美被过继到陈家，先是改名陈顺民，上小学时改名陈育新，日后就以此名行于世间。

　　1955年，政府对公职人员全面实行了工资制，刘家的生活才好起来。作为县团级干部，刘大墉的月工资是76元，在新津县已经属于最的少数家庭。

　　由于夫妻俩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家里从来不缺各种书籍和报纸。例如县团级领导才可以订阅的《参考消息》，孩子们爱看的《青少年报》、《十万个为什么》等。刘大墉情愿把饭钱省下来，也要给孩子们买书，所以几个孩子从小养成了热爱阅读、热爱科学的好习惯。

　　对于四川人来说，这三年是不可触碰的悲惨记忆。当时，四川是全国外调粮食最多的省份，为了保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四川人民付出了极其沉痛的代价。

　　刘家也未能逃过此劫。他们家除了三个男孩以外，又增加了一个小妹妹，粮食根本不够吃。刘永好饿得嘴里直冒酸水，而进入了青春期、正需要大量营养的刘永言，更是饿到浑身水肿，奄奄一息。后来不知道郑康致从哪里弄来了一点米糠，才把孩子们的命给吊回来。

　　但可想而知，作为母亲，把舍不得吃的都给了孩子后，自己却依然要忍饥挨饿，日夜操劳。郑康致的身体从此垮下来，最后病得无法工作，只能退职回家。

　　那是刘永好早年生命中最阔绰的一次：哥哥把一件名贵大衣传给了他——这件大衣还是刘大墉十多年前土改时，从地主家抄出来的，从他传给老大，老大又传老二，老二传老三，到刘永好手里时，大衣已经年高德劭，缩水得不成样子。

　　为了去北京，郑康致特地挤出贰角伍分钱，从旧货摊上给儿子买了一双破旧的解放鞋——这是刘永好人生中第一双正式的鞋子。以前绝大部分时候，他都是打赤脚，偶尔能穿上鞋，也是破烂的草鞋。

　　不幸的是，刘永好在北京练习接受毛主席检阅的队列时，被后面的同学踩到了脚后跟，随着“刺啦”一声，刚捂热没多久的解放鞋，光荣牺牲。

　　1966年，15岁的刘永好在清华留影/图源：刘永好:“赤脚首富”的苦乐人生，《青岛画报》2011年 第6期

　　随着运动的深入，刘大墉不久就被，戴上了“叛徒、特务、走资派”的纸帽子，关进了牛棚，工资先是扣掉一半，后来干脆停发。

　　一家人的生活彻底陷入困顿。除了老大刘永言在前就招工进了工厂以外，其他几个孩子由于家庭出身拖累，失去了参军、升学、招工、招干等一切机会。

　　老二刘永行拖着残腿，在街上摆摊修收音机；老三陈育新在村里种地；老四刘永好作为知青，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先是刘大墉被平反。压在全家人身上沉重的包袱，终于被放下。更令人欣喜的是，刘大墉几年来停发的工资，一次性补发下来，多达几千块，一家人一下子进入幸福的富裕时光。

　　接着，刘永言和刘永好两兄弟，都参加了1973年临时举办的那次高考。刘永言考了新津县第一名，被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录取。

　　刘永好考得也不错，但不知为何，他报的第一志愿却因“政审不通过”被刷下。好在二哥刘永行的女朋友郑燕初在教育局工作，听到消息后，赶紧通风报信。刘大墉找了部门帮忙做工作，虽然没能录取刘永好心仪的学校，但是补录了第二志愿。于是，刘永好进入四川省德阳机器制造学校（现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就读机器制造专业。

　　常年务农的陈育新，在农活一点没少干、一个工分也没有拉下的情况下，以晚上熬夜看书、第二天一边挑粪一边在脑子里复习的方式，用8个月时间，考上了四川农学院（现四川农业大学）。

　　在街道小厂做维修工作的刘永行，更是考出了新津县理科第一名的好成绩。他信心满满地报考了清华大学，但可惜，由于父亲的历史遗留问题，他被刷了下来。

　　后来，刘永行等到的通知书，是来自四川彭县的成都师范专科学校（现西华大学），他本来心灰意冷，不想去上，但是在家人的劝导下，最终还是去了。

　　于是，到1978年，刘家四兄弟，三个上了大学，一个上了中专（后来也通过电大拿了大学文凭），在新津县，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

　　这一年底，当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步伐，刘氏兄弟即将开始人生新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刘大墉，却被诊断出了肺癌。

　　1979年，65岁的刘大墉，怀着些许欣慰，又怀着些许不甘，离开了人世。弥留之际，他对四兄弟说：“我一生想为国家多做点事，却没能如愿，但你们大有希望。”

　　总体而言，此时的刘氏兄弟，虽然在上、学业上、工作上都得到天翻地覆的改变，但是与当时的全国人民一样，在经济上，他们依然是穷困的。

　　当时，他年过而立，还在成都师专念书，完全没有收入来源。妻子郑燕初当年和他恋爱时，为四弟上学的事情，走漏了教育局的消息，被穿了小鞋，从局机关下调到幼儿园当老师，收入也紧巴巴。

　　刘永行和郑燕初面面相觑。他们手里只剩下两块钱，全家的生活、刘永行上大学的生活费、刘相宇上幼儿园的学费，都等着从这里面出。

　　垂头丧气地回到家，看着儿子满脸的泪水，刘永行满心酸楚，他恨自己一个三十多岁的大男人，连孩子想吃块肉的心愿，都满足不了。

　　当晚，隔壁邻居过来串门，见到刘永行的沮丧，就说，“刘二哥，你修无线电这么厉害，干嘛不摆个摊，帮人修无线电呢？”

　　刘永行听了眼前一亮：修无线电是他的老本行，现在重拾本业有何不可？虽然说作为大学生去摆摊，面子上有点抹不开，但话说回来，身为一个男子汉，连孩子都养不好，还奢谈什么面子呢？

　　由于正值腊月，家家户户都希望把家里的电器修好，过个好年，而原来修理电器的摊点，却都回家过年了，刘永行的摊子一摆出来，生意就非常火爆。7天下来，他竟然挣了三百多块钱，等于妻子大半年的工资。

　　这三百多块钱，让刘永行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过年全家团聚时，他迫不及待地和几兄弟讲了这件事。大哥刘永言提出，现在改革开放，国家已经提倡发家致富了，我们干嘛不一起创业做点事呢？

　　四兄弟的父亲本身就是工业学校出身，对他们的教育，也很注重培养科学意识和动手能力，所以他们从小就会拆装家里的各种电器。长大后，大哥是成都电机厂工人和电讯工程学院大学生，二哥曾经以修半导体为业，四弟是机器制造专家。组装机器，对他们来说，是小菜一碟。

　　于是，他们自己找材料、画设计图，组装出一台音响。那是新津县历史上第一台自制音响，几兄弟把它拉到县城的百货商场，接上音乐，很快就引起了众人围观和询价。

　　由于陈育新一直住在乡下，和大队关系非常熟，他去找了，说想和集体合办一个电子厂，队里出钱、出场地，他们兄弟负责技术、管理、生产、销售，利润由生产队占大头，刘氏兄弟占小头。

　　刘氏四兄弟喜出望外，他们开始憧憬未来。当时世界上最成功的电子企业是GE（美国通用），四兄弟下定决心：我们要成为中国的GE！于是就把计划中的厂子，起名为“新异”。

　　到1982年，刘永行和陈育新都已经大学毕业，一个进了县教育局，一个进了县农业局，都成了国家干部。加上在成都电机厂当技术员的刘永言，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刘永好，刘氏四兄弟都拥有了令人羡慕的铁饭碗。

　　此时，中华大地早已从沉睡中醒来，处处展现出勃勃生机，做生意已成为正当的路子，万元户是人人羡慕的对象。

　　几兄弟还是谨小慎微地探讨哪个能做，哪个不能做。他们心想，在城市里做不了，干工厂干不了，那我们在农村办一个农场总可以吧？

　　办良种场需要钱，但是当时大家都没什么钱。去信用社，信用社根本就不理他们。最后只好各自变卖家产凑钱。

　　大哥刘永言卖掉自己的手表，二哥刘永行卖掉了自行车（他的腿脚不好，此前一直用自行车代步），四弟刘永好没有手表，但妻子有一块，也卖掉了，大家一起凑了一千元钱。

　　养鸡的主要模式，是购买种蛋，孵化成小鸡再卖掉，赚取其中的差价。由于几兄弟都有技术、有动手能力，很快就自己研发了孵化机，建造了孵化房，成为当地技术最先进、设施最完善的养鸡场。

　　由于当时没有专业的种蛋市场，他们都得到农户家挨家挨户去买。所以几兄弟一有空就往农村跑，听说哪里有种蛋就跑过去收。

　　有一回，刘永好跑得太远，直到晚上10点多才往回走。天又黑又冷，但他心里非常高兴，因为这一天收到了200多个种蛋。

　　正当他快活地沿着田埂路往家骑的时候，突然窜出来一条黑狗，咬了他一口，自行车摔在泥里，一筐种蛋全洒了。

　　刘永好顾不得自己一身水一身泥，赶紧查看鸡蛋的情况，发现大半都已经摔烂，完好的没剩几个。他气得追着黑狗就打，追出了几百米，等黑狗跑没了身影，他无助地站在田里，哭了起来。

　　比收蛋更难的是卖小鸡。那时候不像现在信息这么发达，对农户来说，去哪里买小鸡，都是口耳相传。而对刘家兄弟来说，小鸡孵出来，就得赶紧卖出去，不然光养着都是巨大的负担。

　　一是利用自己当老师的便利，油印了一堆门神纸，上面写着育新良种场的广告，每次下乡收鸡蛋时，挨家挨户送。农民对免费的门神非常欢迎，根本不在乎上面有没有广告。

　　二是到农民家里帮他们刷墙，在墙上写上育新良种场的标语。由于那时乡下的房子大部分都是泥房和土房，农民们对墙上刷涂料这种方式非常欢迎，争着请他们去家里刷，甚至还给刷墙的师傅管饭。日后遍布全国的农村墙体广告，就是从刘永好开始。

　　1983年，陈育新给单位打了停薪留职的报告，开始全职投入良种场的工作。在那个年代放弃公职做农民，是极其罕见的事情，这引起了全城轰动。陈育新是整个新津第一个办理停薪留职的公职人员。

　　1984年春，育新良种场迎来了一个超级大单：邻村一个农民一次性预定了两万只小鸡，并预付了一千元的信用社信汇单。

　　四兄弟高兴地接下了这个大单子，让对方先拿走了现有的两千只小鸡，然后到处借钱收种蛋，准备把剩余的18000只小鸡赶紧孵出来。

　　没想到，当他们到信用社取那一千块钱时，发现信汇单是假的；跑到邻村去找人时，又发现买主根本就不是他们以为的养殖大户，而只是想通过做中间商倒卖赚一笔。

　　本来倒卖也没什么，问题是这人没有任何经验，两千只小鸡在路上就闷死了一半，到家后，发生火灾又烧死了另一半，整个家已经一贫如洗。别说剩下的一万八千只小鸡他根本就无力收购，就连已经给他的两千只小鸡，钱都要不回来了。

　　他们欠了农民们大笔钱，换来了孵化棚中的18000只小鸡。按照正常的销售速度，这些小鸡无论如何都卖不掉，更何况当时已经进入农忙季，农民没日没夜泡在田里，根本就没有人来买鸡。

　　几兄弟愁眉苦脸地凑在一起商量该怎么办。由于大家都不抽烟，也不喝酒，只会一杯一杯地把水往肚子里灌。水灌了一肚子，办法却想不出一个来。

　　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兄弟悲凉地叹息一声，说：实在不行，大家一起跳岷江算了。又说，要不然就带着老母亲跑路逃到新疆，隐姓埋名过一辈子。

　　当然说归说，他们谁也不会真的想走这一步，最后还是刘永言下了决心，说：出事了躲也没用，只能面对；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我们自己到城里去走家串户卖小。

　　于是，四兄弟连夜砍毛竹、编竹框。第二天，各挑一担小鸡，就到成都去了。有的跑到农贸市场去抢摊位，有的走街串户，沿街叫卖。

　　虽然四兄弟都是知识分子、大学生、国家干部，但是到了此刻，谁也顾不上面子。他们甩开了嗓子，大声吆喝，厚着脸皮讨价还价。

　　这可能是几兄弟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光。每天早上四点多钟装上小鸡，骑40公里的土路往成都赶，卖完小鸡骑回农场，时间已是半夜。稍微眯一会儿，又是一天的重复。

　　最惨的是刘永行，他还拖着一条跛腿。一个多月的折磨，让他旧伤复发，而且再度加剧，留下了永久的损伤。

　　地狱般的一个半月过去后，小鸡终于都卖完了。他们把欠的钱还上，一盘账，还剩下了720块，四兄弟一人分了180。

　　当时人们认为鹌鹑蛋的营养价值比鸡蛋更高，所以一个鹌鹑蛋的售价是鸡蛋的两三倍，但鹌鹑的饲养成本却更低，成熟周期也更短，也就意味着经济效益更高。

　　刘永言在北京出差时听说了鹌鹑这回事，回来就张罗着去买了50只鹌鹑和200个种蛋，最后孵化下来，总共存活了80多只，四兄弟各分了一些，在家里分头饲养。

　　四兄弟的知识和技能在这里派上了用场，他们很快研究出非常好的鹌鹑饲养技术和饲料，开始了大规模的养殖。

　　刘永好则发挥他擅长和人打交道、擅长推销的特长，到各农贸市场、国营商场、饭店酒楼等地方去开拓市场，很快就打开了销路。不久又把重庆市场也拿了下来。

　　不到一年时间，育新良种场孵化的鹌鹑，超过了百万只，成为全国的鹌鹑大王。这些小鸟给四兄弟带来了巨量的财富，已经远超了“万元户”能涵盖的范围。

　　随着四兄弟的钱包迅速鼓起，周围的邻居也都纷纷效仿，养起了鹌鹑。四兄弟没有任何藏私，把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倾囊相授。到后来，整个新津县几乎到了家家户户养鹌鹑的地步，成为了全世界的鹌鹑之都。

　　1986年，育新良种场年产值已经高达40多万元。四兄弟盖起了漂亮的小洋楼，院子里有小桥流水，还有游泳池、网球场、羽毛球场，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都堪称奢华。

　　他们也引起了各级媒体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新华社把他们作为致富的典型，写成内参报送给中央；县长、市长、省长们纷纷前来考察。

　　这座由国际饲料巨头正大集团设在深圳的工厂，与其说是一个饲料厂，不如说是一个印钞厂——正大生产的乳猪饲料，由于催肥效果远高于市面上其他饲料，被市场疯抢。外面那些拉饲料的货车，要排队三五天才能拿到货。

　　刘永好意识到，一个比做鹌鹑饲料更好的机会摆在自己四兄弟面前。他暗暗把正大饲料用的生产原料记下来，并把厂房和机器画下来，准备回去仿造。

　　用今天的标准看，刘永好等于充当了一把“商业间谍”。但当时人们还没有这种概念。他回到新津，把自己所见和哥哥们一讲，三个哥哥没有任何犹豫，一致同意上猪饲料。

　　于是，刘永言和刘永好负责研发机器，刘永行和陈育新负责研究饲料配方。一年时间过去，机器全部装配妥当，“希望一号”乳猪饲料也被研发出来，经测验，效果不亚于正大饲料。

　　刘永好的营销天才，再次发挥了巨大作用。他把“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和“吃一斤长一斤，希望牌奶猪饲料就是精”这两句标语刷遍了四川农村的每一个角落，并承包了四川电视台大部分的广告时间，以至于四川台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人称为“猪台”。

　　除此外，刘永好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推销员队伍，把地推深入到每一个养猪户。这些推销员不仅做宣传推广，还充当技术员，帮助养猪户解决饲养过程中的疑难问题，甚至还举办养猪讲座，传授养猪的专业知识。

　　对于正大而言，四川的猪饲料市场本来是它一家独大，现在希望饲料厂进来分一杯羹，其自然不会坐视不理。于是，一场国际巨头对中国地方小厂的绞杀战开始了。

　　最后，正大决定毕其功于一役，一次性疯狂地降了100块。刘氏兄弟一算账，觉得自己还能承受得起，干脆直接降140块。

　　这一轮降价之后，大家都知道，成败就在此一举。当时正值春节，四兄弟下达完降价命令后，直接飞到国外去度假，反正该做的都做了，其他就是安天命。

　　等回来后，正大找上门来要求谈判，刘氏兄弟也见好就收，双方体面地结束了价格战。而此时，希望饲料已经从1989年的产销5000吨增长到了1991年的10万吨，成为四川市场的饲料之王。

　　希望饲料正在飞速发展的时候，一股暗潮正在中华大地奔涌。1990年前后，社会激荡，上开始讨论民营企业的剥削性，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愈趋激烈。

　　刘氏四兄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原来络绎不绝地来参观、考察的官员们，不再来了。因业务需要打交道的一些部门和公司，不再好说话。甚至，还有领导要求税务部门查希望饲料厂的账。

　　作为曾经在运动中多次受到冲击的“惊弓之鸟”，四兄弟陷入了高度的紧张之中。为了试探政府的口风，他们跑去找地方领导，说要把公司无偿交给政府，只是希望政府还能愿意雇用他们当厂长，避免工厂业务停滞。领导安慰说，政府不会没收你们的财产，你们该怎么搞还是怎么搞。但同时也委婉地警示：做事低姿态一些没错。

　　那段时间，心情压抑和忐忑之下，陈育新大病一场，其他几兄弟的心理压力也非常大。刘永好跑去美国考察市场，几个月都没回来。

　　直到1991年底，政策形势才逐渐明朗。新华社趁希望饲料在四川市场超过正大的时机，写了一篇名为《四兄弟创立希望，敢竞争超过正大》。这可以看作是相当级别的部门为希望公司做的一次背书，让四兄弟承受的社会压力和心理压力立马减轻。

　　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后，随着中央的定调，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烟消云散。四兄弟终于完全放下心来，开始谋求更大的发展。

　　此时，希望已经积累了雄厚的资金。刘永言想投身电子行业，追求科技梦想；陈育新想开拓房地产；刘永行和刘永好则一门心思想把饲料业务做得更大。

　　于是，四兄弟把这些年赚的钱一算，也不管谁的贡献大、功劳多，直接均分为四份，四兄弟每人拿一份。

　　随后，刘永言和陈育新开始埋头追求自己喜欢的事业，并低调地避开社会目光，从此成为不显山不露水的隐形富豪。

　　随着邓公讲话解除了民营企业在上的后顾之忧，刘永行和刘永好把目光投向了全国，刘永行提出：“我们要把希望的种子洒遍祖国大江南北”。

　　为了拓展全国市场，显然“新津县希望饲料厂”这个名字就不大合适了，刘永好提议，干脆组建一个集团公司。

　　申请注册的时候，集团名字前面不冠地名，而是直接叫做“希望集团”，这种没有先例的命名法，在省里和国家工商总局都得到批准了，于是希望集团成为全国第一家不冠地名的全国性集团公司。

　　集团建立后，四兄弟职位不分高下，都是最高领导：刘永言担任董事局主席，刘永行出任董事长，陈育新当总经理，刘永好是总裁。不过，集团的实际事务，主要还是由刘永行和刘永好在运作。而对外代表集团的，由原来的陈育新，变为了刘永好。各种全国性的表彰，上的待遇，抛头露面的机会，基本上都给了刘永好。

　　在刘永行和刘永好的主持下，希望开始了狂飙式的扩张。而正好，当时中国有两个背景，让希望公司搭上了东风。

　　第一个背景，是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招商引资。各地为了发展经济，以无比的热情和极大的优惠，到处招揽企业。希望公司作为一家涉农的优质企业，尤为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

　　第二个背景，是90年代中国企业的发展呈现出“两重天”，一方面，企业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大量国企、乡镇企业纷纷陷入困难，甚至破产。如何拯救这些企业，成为地方政府头疼不已的重点大事。

　　随着希望集团生意越来越红火，在全国名气越来越大，从92年开始，登门拜访刘氏兄弟，邀请他们去建厂或者并购当地企业的官员们络绎不绝。有些地方官甚至会打听刘氏兄弟的行程，到机场去“截胡”。

　　这期间有一个经典的“中南七日行”，是说刘永行和刘永好，用一周的时间，跑了湖南、湖北、江西三个省，收购了四家地方工厂。这个速度创造了当时的历史。

　　在地方的争抢下，希望集团得到了很好的优惠。一般是地方政府出土地、给与税收减免，希望集团出一部分资金，同时也以技术和品牌占股。再加上刘式精细管理和团队超强战斗力，希望集团的建厂成本，比其他企业要低得多。一个同样的厂，外企需要投入5000万，国企需要投入2000万，而希望只需要投入1000万就能建成。

　　不过，公允地讲，在希望集团收购地方工厂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希望集团虽然各有获益，但原来的国企职工，却有很多承受了沉重的代价。因为每一次希望收购后，除了少部分职工可以通过公开招聘变成希望集团的员工外，其他大部分职工，都是无情淘汰。

　　当然，这也不仅是希望集团一家存在的问题。在那个年代的国企改制大潮中，作为收购方的民营企业，往往是拿到了最优质的资产，却毫不客气地把很多原来的职工当做包袱甩掉，创造了无数“下岗职工”。今天的我们回顾90年代的那段历史，不能忘却这场饕餮盛宴中，被牺牲掉的千千万万国企职工。

　　在刘永行和刘永好的大步扩张之下，到1994年底，希望集团在全国已经有了38家企业，产值达到17亿元；也就是这一年，刘永好被选为全国工商联，成为出任这个职位的第一位民营企业家。

　　到1995年，希望集团被确定为中国500家最大企业第一位，刘永行、刘永好兄弟也以6亿元的身家，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内地首富。

　　历史不容假设。后来的人们已经无法想象，如果希望集团就以这样的节奏发展下去，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但在真实的历史上，巅峰之后，希望集团如同一辆行进中的列车，在半路上被扳道工切换了道路，脱离原有轨道，走向另一个方向。

　　第一次分家之后，大哥和三弟各有一摊，不大管集团的事，二哥刘永行和四弟刘永好带着希望集团飞速前进。兄弟俩各有所长，精诚合作，绝对称得上是黄金搭档。虽然公司做得这么大，但俩人都没有独立办公室，一直都是在同一间房里，面对面坐着办公。

　　此前，刘永行在美国匹兹堡考察，看到美国的重工业正在向国外转移。他认为，中国也将迎来一波承接国际重工业转移的浪潮。

　　又正好饲料行业的竞争进入白热化，利润率不断降低。刘永行决定在饲料之外，大力拓展重工业。但是，他的这个思路，并没有得到其他几兄弟的认同。

　　在希望集团全力拓展的那几年，很难说刘永行和刘永好谁的功劳更大。但是由于分工的不同，外界看到的，都是刘永好；代表希望集团接受各种荣誉和享受各种待遇的，也都是刘永好。

　　我们很难揣测刘永行本人内心是什么滋味，但是日后刘永好讲起这段历史时，曾说：我当时确实忽略了二哥的感受。（见《藏锋：刘永好传》，北京大学出版社，周桦著）

　　1995年4月，在例行办公的一天，刘永行对坐在对面的弟弟提出了“调整一下”的想法，实质上是要求分家。

　　但是“分开”这种事情，往往无法按少数服从多数决定。当一个人去意已决时，别人再怎么反对，都无法将其挽回。大哥、三弟和小妹劝不回刘永行，只好表示不干预，由刘永行和刘永好二人自行决定。

　　以希望集团此时的地位，刘氏兄弟再分家，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所以国家工商总局和省领导都来做刘永行的工作。省委特地把四兄弟交到一起吃饭，好言相劝，让他们不要分家。

　　此次失败的宴席后，刘永好意识到，如果他再坚持想要挽回，结果可能是兄弟之间闹僵。最终，他放弃了劝说，同意分家。

　　于是，刘家兄妹五人找了一个晚上，商量分家方案。由于兄弟们只是发展理念之争，而不是财产之争，所以分配也很简单。原来属于兄弟四人的产业，按照每人四分之一均分；属于刘永行和刘永好两人的产业，按照每人一半均分。四兄弟又各自从自己的产业里拿出一些股份，一起交给妹妹，让妹妹拥有全部产业的十分之一。

　　对于全国各地工厂的划分，刘永行和刘永好采用了“犹太人分饼”的办法，你分就我先选，我分就你先选。最后决定，由刘永行出“分饼方案”，由刘永好先选。

　　刘永行提出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刘永好选择了长江以南；原有的管理人员可以自由选择是跟刘永行和刘永好；双方约定，10年之内，互不过江。

　　此后，希望集团保留母体身份不变，但下设希望、东方希望、华西希望和南方希望（日后裂变出新希望）四个二级集团，四兄弟各管一个，分头发展。

　　为了避免社会和影响，这次分家不对外透露，所以外界并不知晓。一直到1997年，为了新希望上市，才不得不正式向外界披露，此时已经过去了两年。

　　陈育新负责守护新津基地，将其发展为西南地区的农牧业领军企业；并涉足零售和商业地产，成为这两个领域的巨头。

　　刘永行性格谨慎，踏实肯干，用了很长时间考察汽车、钢铁、石油、轮胎、造纸、化工等各个重工业领域，一度还想去给台塑创始人王永庆当助手，学习重工业的知识。

　　不幸的是，他刚刚进入这个行业，就遇到经济过热之下的国家宏观调控，投资的项目被叫停，银行被收回，差点就“出师未捷身先死”。好在饲料板块还在源源不断产生现金流，输血维持着制铝产业。

　　最终在熬过此关时，刘永行的公司活了下来，而很多没熬过的公司死掉了。东方希望成为中国制铝行业的一大巨头，至今仍是这个领域的重要玩家。

　　与刘永行相比，刘永好点子更多，更善于搞关系，玩法就截然不同。他玩的都是高端人脉、资本和金融。

　　1996年，新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民生银行挂牌成立。刘永好是该行重要的倡议者、发起人，并且出任副董事长。此后经过刘永好和哥哥们的不断增资，“希望系”成为民生银行最大股东。

　　刘永言和陈育新认为，你又不缺钱，为什么要上市？刘永行认为，过于宽松的资金，会让人头脑膨胀，还是不上市为好。

　　但刘永好的玩法和想法与哥哥们都不同，他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走。况且现在都分家了，要上市的主体是他自己控制的南方希望下属公司“新希望集团”，而不是他们几兄弟共有的“希望集团”，所以哥哥们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

　　1997年，新希望集团即将上市的消息引起了市场震荡。尤其是“新希望”这个名字，让人们议论纷纷，不知道希望集团出了什么事情。三个哥哥在接受采访时，明确指出新希望只是希望集团下属的二级公司南方希望的下属公司，并不是希望集团，请大众不要以讹传讹。

　　11月，出乎刘永好意料的是：希望集团通过《中国证券报》和《经济日报》发布公告，正式公开了几兄弟已经分家的消息，并表明刘永行担任董事长和法人代表，陈育新主持集团日常工作，刘永好不再担任集团的法人代表。

　　1998年2月，新希望成功上市，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第一股。在前十大股东名单上，刘永言和陈育新都在列（以公司持股），但刘永行未在其中。

　　除了玩转金融和资本市场外，刘永好还涉足房地产。1999年，他开发了成都著名的楼盘“锦官新城”（楼盘门口的路被直接命名为“新希望路”），开盘仅3天，就卖了1.4个亿，创造了成都房地产市场的销售奇迹。此后，新希望又进军大连、上海等城市，成为全国知名的房地产商。

　　1999和2000年，刘永行和刘永好兄弟连续被《福布斯》杂志评选为最成功商人，2001年则再度成为首富。

　　自从1995年福布斯杂志开始评中国富豪榜以来，这个榜后来被称为“杀猪榜”，因为上榜者很多后来都出了事，尤其是首富这个位置，似乎被施了魔咒。

　　而刘永行和刘永好，却是富豪榜的罕见的“钉子户”，自从上榜后，就没有下去过，甚至大部分时候，都名列前茅。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刘永行被评为CCTV年度经济人物；2006年，刘永好也获此殊荣，在台上给他颁奖的，正是哥哥刘永行。

　　刘氏兄弟四人，从育新良种场起步，到新津希望饲料厂，到希望集团，到四兄弟分家后各自的发展，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稳健，最终各自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刘永行和刘永好的自不待言，即使在富豪榜上不常露面的刘永言和陈育新，也各有自己的辉煌事业，只不过是他俩非常低调，相对不为人所知。

　　在中国乃至全球的商业史上，家族创业、兄弟创业的例子不少。但是像刘永言兄弟这样，四个人一起创业，一起变得这么成功，没有一个人出事，也没有产生家族内部争权夺利的，极其罕见。也许是全球前无古人的孤例。

　　正大集团的谢氏四兄弟，主要是传承父辈的事业，并非自己起家；国美的黄氏兄弟，事业做得很大，但是不管是企业发展还是个人命运，都经历了大波折，称不上持久的成功；苏宁的张氏兄弟，从事业发展上可以说与刘氏兄弟略有相似，但张桂平和张近东的其他兄弟，就泯然众人。

　　作为单个的个体，刘氏四兄弟任何一个人的财富，比起互联网时代新崛起的富豪如马云、马化腾等，也许在某些年份会有所差距，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从长期持续性来看，刘氏家族绝对称得上是当代中国最成功的一个商业家族。

　　创业初期，他们各自发挥所长，配合得天衣无缝，一起打下了事业的坚实基础。等到羽翼丰满，又友好作别，各自飞向自己属意的那片天空。

　　他们的两次分家，并不涉及利益的冲突和纠纷，而只是兄弟们之间不同志趣和不同发展理念的区别。也许他们合在一起，能创造更辉煌的事业，但究竟比不上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理念做事，追求自己最想要的东西来得更畅快。

　　随着中国进入“少子化”社会，有四个孩子的大家庭，会越来越稀有；而拥有四个孩子的家庭，也很难每个孩子都拥有那么高的智商、能力，形成如此互补的局面；四个孩子都很牛的家庭，也很难形成那么好的亲情氛围和每个人的格局与度量；即使所有这些条件都具备，也很难再遇到80年代初那样风云际会的创业大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