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什么是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之所以把价格机制作为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机制，把利润作为发展的唯一目标、指标和发展动力，是由于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发展，而把发展定义为增长。什么是发展？发展是社会全面的进步，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进步、人的素质提高与德智体能全面提升，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相对于增长而言。增长狭义指的是按GDP来计算的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增长是直线的，发展是系统的、对称的。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有两种途径：外延扩张与内涵深化。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知识的功能化与社会的经济化，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逐步趋同，GDP增长已经不能全面真实反映经济增长，即使经济增长也离不开社会的整体发展；用GDP来计算经济增长、衡量社会发展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发展是价值的发展不是金钱的增长，是效益的发展不是效率的增长，是全面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增长，是辨证的发展不是线性的增长。林毅夫：“发展经济学的现状和全球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严重影响都强烈呼唤着一个新的框架来思考发展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所提出的研究议程应该能够丰富人们的研究，深化人们对经济发展本质的理解。这将有助于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实现动态的、可持续的、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并消除贫困。”（24）但按照林毅夫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论和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新结构经济学”，以利润多少积累资金快慢来衡量“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并制定“发展战略”的“新的框架”，并不能正确思考发展，更不能深化人们对经济发展本质的理解。正好像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和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无法真正容纳幸福经济学，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和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框架中的“发展”、“发展经济学”也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衣”。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只有“增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如果有也只不过是名词而在概念上仍然是“增长”。“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于2007年提出，主要内容是通过扩大公共品范围，创造更多的生产性就业岗位、确保机遇平等、减少风险、缩小收入差距、消除两极分化、使最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得到保护，把经济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让普通民众受益。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核心是机会平等。目的是完善市场经济形态，“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社会和经济协调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包容性增长”概念所包含的社会理念及其经济学基础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对称发展的经济学同中国“主流经济学”的产业化、包括公品产业化的政策建议及其理论基础一般均衡论、价格经济学、GDP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也同林毅夫以利润为导向、价格为核心机制的“比较优势论”根本对立。“包容性增长”是“增长”向“发展”转化的过渡概念，通过这个概念展示了“发展”概念和“增长”概念的本质区别，揭示了经济GDP增长向经济对称发展转变、增长向发展转变的历史必然性，说明了中国“主流经济学”秉持的GDP增长经济学已落后于时代发展对经济学发展的要求。

　　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经济学范式。林毅夫之所以把价格机制作为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机制，把利润作为发展的唯一目标、指标和发展动力，还由于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不是把发展经济学定位于研究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经济学，而是把发展经济学定位为研究不发达国家怎样向发达国家转变的决策经济学、设想经济学、方案经济学、政策建议经济学、利润最大化经济学。这就使林毅夫要建立“一个新的框架来思考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的愿望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深厚的、扎实的理论经济学功底而仅仅靠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发展经济学，只能把发展经济学建立在沙滩上。我们可以试对林毅夫以“新结构经济学”命名的林氏“发展经济学”本身进行结构分析。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目标如下：（1）建立一个分析架构，将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产业、社会、经济结构等因素考虑在内；（2）分析政府与市场在不同发展水平上的作用，以及从一个水平向另一个水平的转换机理；（3）分析经济扭曲出现的原因，以及政府为退出扭曲应该采取的措施。”（25）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目标结构有以下三个层次：一是“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产业、社会、经济结构”，这是经济结构层面，虽然在这里林毅夫未穷尽经济结构的要素选项，因而是不完整的经济结构层面；二是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及转换机理；三是政府为退出扭曲应该采取的具体措施。这“二”和“三”层面都是政府行为层面，属于要素或经济现象层面。按照系统论的分层法，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应该有以下六大层次：经济现象、经济结构、经济趋势、经济周期、经济规律、经济本质。真正的结构经济学应该包含这六个层次的分析，实现从现象到本质的深化、本质到现象的展开、理论对实践的指导，而政策建议只能是在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过程中，把握规律、预测趋势、掌控周期。其中经济规律和经济本质的分析是结构分析的终点、政策建议的起点。而林毅夫在没有经过经济规律和经济本质的分析的基础上，直接跨阶段进入了政策建议。在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目标结构的三个层次中最深层次的是经济结构；而经济结构离经济规律间隔两大层次，离经济本质还差三个层次。这样的政策建议基础是不扎实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是要打折扣的。这说明，林毅夫并没有把他的以“新结构经济学”命名的发展经济学定位于研究经济发展的本质和一般规律。这不是发展经济学，而是发展博弈学、发展政策学。这样的“发展经济学”不可能成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也不可能作为科学决策的依据。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整个西方经济学在“拒斥形而上学”和还原论思维方式支配下从来没有把经济学定位为研究经济发展规律，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经济发展“规律”这个概念。不把经济学定位为研究经济发展规律，在研究经济、市场经济的静态结构时尚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说各的，各家各派都能混口饭吃而皆大欢喜。但一旦涉及到研究发展问题时，不把经济学定位为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发展经济学”恐怕只能捉襟见肘、漏洞百出、贻笑大方。研究发展却不研究发展规律本身是一个悖论。事物发展的深层规律制约浅层规律；不研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就不可能真正把握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特殊规律，不能从对策论的层次提出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战略，只能从博弈论的层面提出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设想。这种低层次、现象学层面的遐想由于缺乏深层次的理论支持，很容易被事实所证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