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结构的对称态

　　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结构的对称态。经济新常态与经济结构有关，与经济增速无关。经济新常态不是“经济过热论”的翻版，7%是常态、8%是非常态没有科学根据。

　　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结构的对称态。经济新常态与经济结构有关，与经济增速无关。经济新常态不是“经济过热论”的翻版，7%是常态、8%是非常态没有科学根据。

　　新常态经济是经济学范式转换、经济发展模式转轨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新常态经济是稳增长调结构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新常态经济学是结构经济学。结构经济学是用结构方法解释经济现象、研究经济发展的经济学。结构经济学分为旧结构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旧结构经济用静态的、纯客体的三维结构方法分析经济、研究经济发展，新结构经济用动态的，主客体对称、时间空间层次对称的五维结构方法解释经济现象、认识经济结构、把握经济规律、揭示经济本质、研究经济发展。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在新结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看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结构是基本的经济结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又可以称为发展经济学。

　　“新常态”最先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新常态经济”本义指的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恢复到危机前的正常状态。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讲，新常态经济是周期性经济金融危机后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意味着旧的周期的结束与新的周期的开始；对于移植引用这一名词的我国来讲，“新常态经济”意味着转变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不可持续增长的GDP增长方式，用发展来代替单一的GDP增长。因此，同样是“新常态经济”，反映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同样是诠释我国的“新常态经济”，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对于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来讲，我国提出“新常态经济”是因为以往的GDP增长率过高，经济增速过快，经济过热导致结构失衡；而所谓“新常态”就是经济增速降温，减少政府投资刺激经济，用创新驱动代替投资驱动。

　　认为经济存在过热的理论根据是经济发展“均衡点”理论。“均衡点”理论是配置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消极的理论，产生于小商品经济时期。那时人们的需求结构简单、生产规模狭小、可再生资源有限，可再生生产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空间太小、生产与消费之间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会出现所谓经济危机。然而到了真正社会化大生产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均衡点”（包括生产与消费）均已不复存在；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需求的无限性，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生产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主客体之间只有主体主导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无静态的均衡。此时只有结构调整问题而无均衡问题。“经济过热论”及其理论基础均衡点理论、

　　都已过时，再秉持这种理论只能损害可持续发展。把通胀、产能相对过剩归咎于结构失衡是正确的，但把结构失衡的深层原因归咎于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把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归咎于

　　就可以降低物价化解过剩产能？把投资和消费的结构关系看成基本的结构关系，是“范式”滞后的产物，结果必将造成理论脱离实际。

　　所谓“经济过热”，是指过度投资或过度消费（主要是指过度投资）造成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失衡，以致有的产品供不应求，有的产品供过于求。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本身是一个虚幻的概念；“总需求”与“总供给”是货币经济学范畴；只有抽象的货币经济学，才有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或者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说法；而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或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情况。只有结构失衡而造成的局部供求失衡。只有货币经济学才会把质上的失衡抽象化为量上的失衡。只要要素与结构对称了，就不存在总量失衡问题。知识经济随着产品的无限多样化，“总供给”与“总需求”这个概念只有抽象的意义，而没有具体的意义。“总量失衡”是个虚幻的问题，建立在“总量失衡”这个虚幻问题基础上的“经济过热论”只是

　　都不是“经济过热”造成，而是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客观要求同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对称造成。配置型经济是投机盛行的土壤，而投机盛行是金融危机、结构失衡、产能过剩与表面“经济过热”的催化剂。只要把配置型经济转变为再生型经济，在此基础上稳增长调结构，投机将无从兴风作浪，

　　解决相对“产能过剩”“经济过热”的最好方法，则是减少无效投资、增加有效投资，如把现有的外汇储备转变为有效的基本建设投资。在目前看来，基本建设投资，只会有效不会无效。一条京津高速城铁的建设成本按一百对列车计算，也才不过40亿美元。中国目前的4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拿来建城际、省际、国际高铁，进口必要的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基建设备，它所带来的，是时间效益、速度效益、空间效益、生态效益，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新经济增长点，形成新产能化解旧产能，用新产能化解旧产能，具有全国性、全球性规模经济效益。就空间效益这一点，就可以使土地再生、平抑房价，打破房地产商的垄断，并带动其地方面的物价下降；它的时间空间速度效益带动的产业重组，直接间接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可以增加供给，又可以进一步平抑物价。所以要走出“产能过剩”困境，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抽象的投资增长过快“一刀切”的办法只能造成经济衰退，并酿成滞涨危机。“一刀切”办法的方根源在于“产能过剩”概念的抽象化，抽象的“产能过剩”概念源于抽象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概念；抽象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概念源于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配置经济学。所以要走出

　　只要根本改变GDP增长方式，代之以再生型经济增长方式，用生产力发展扬弃GDP增长，就可以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作为发展组成部分的增长，增长率永远不会太高，增长率无论多高，都不会导致“经济过热”，经济结构也不会失衡。因此新常态经济增长无极限。投资驱动与创新驱动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投资驱动不是什么刺激经济，而是调整结构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这种属于发展范畴的、增长率高和结构对称平衡统一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我们讲的“稳增长调结构”的经济新常态。因此，我们的“新常态经济”是对西方“新常态经济”的扬弃，而不是等同。要真正科学认识、积极应对、学会适应“新常态经济”，创造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辉煌，就必须首先对诠释“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学进行范式分析，在此基础上建构科学的新常态经济学，给新常态经济以正确的理论指导，避免对“新常态经济”的错误解读造成对我国新常态经济的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