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13个基本特征

　　导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十三五”或更长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特征，就是“转型发展”：在转型中提升发展，在发展中实现转型，从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上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201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8280美元，已过小康水平而进入了全面小康或者中等收入阶段。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表明，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方式由中低端、粗放型向中高端、集约型提升，人们财富增长由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水平提升，阶层结构由“哑铃型”向“橄榄型”提升，社会结构从传统农村社会向城镇化社会提升。这就是人们普遍认为的“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十三五”或更长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特征，就是“转型发展”：在转型中提升发展，在发展中实现转型，从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上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具体说来，在转型发展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期，主要呈现出以下13个基本特征：

　　社会经济增长或者说扩大再生产，有增加劳动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两条基本途径，而生产要素供给和资源环境承载力是决定经济增速的基础性因素。我国经济经过长期高速增长，目前生产要素供给、资源环境条件发生了新变化。以劳动力要素为例，2012年我国首次出现劳动力数量及其占总人口比重双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尽管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各种经济发展要素和资源被极大激活，但由此也被快速消耗，特别是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低成本资源逐步减退、简单的产能扩张逐步低效化、资本债务积累逐步扩大化，资源环境、收入分配等问题的逐步积累，都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增速下行。

　　与此同时，在经济增速下行的转换阶段，通常又面临着庞大的产能过剩及背后低效、无效投资和债务不断积累而产生的资源严重缺配或错配。这样，经济增速下行更是难以避免。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资源、环境、人口结构、劳动力供求等发展要素，显然难以长期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就促使经济发展的路径要改变过去以增加劳动量为主的旧轨道，走上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的发展新路，实现经济增长与效益提高的均衡发展。因此，在这个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调整转型。如果贻误时机或转型不当，势必导致经济增长恶化下行、社会发展徘徊不前，甚至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

　　但是，经济增长下行不等于可以放任“失速”“失控”。我们务必要防控因经济下行而致失速，努力做到下行而不失速、不失控，转型而不逆向、不。这就需要把控好下行和转型的节奏，着力做好转型发展的文章。要知道，没有适度的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成功转型。适度增长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保证。

　　在转型期，经济增长适度下行不但有必然性，还是合理的。但过快下行或长期徘徊不前甚或，则代价昂贵、风险极大，会错失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出现这类恶性下行的根本原因，是支撑以往经济增长的旧动力日趋乏力，而新动力又尚未形成。

　　新旧增长动力的转换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因为，新旧动力有着本质的区别：旧的增长动力主要依靠资源要素驱动、投资驱动、量的扩张，而新的动力则需要创新驱动、科技驱动、质效提升。也就是说，原来主要依靠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而新动力则更多地以科技创新、制度供给、人力资源开发来驱动经济增长，也就是发展路径逐步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向更多依靠人力资源转变。

　　新旧发展动能的持续转换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但转换需要一个过程。如果这个转换过程“脱节”或者转换时间过长、转换起伏过大，经济增长都可能掉入“恶性下行”的“陷阱”。因此，在着力培育新动力的同时，务必注重旧动力的提效和传统产业的提升，以实现新旧增长动力的有机更新。

　　经济发展经过工业化“起飞”快速增长后，生产规模和种类、市场结构、人们生活水平和需求结构、社会财富聚合状况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原来以扩大规模为主的增长方式和以工业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逐渐不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市场结构，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需要优化升级，特别是第三产业开始逐步成为主导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拉动增长的主导动因，日常消费型服务业和经济社会活动的现代服务业需要快速增长；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提升，城市经济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一些依托科技进步而改造提升的产业和新兴产业的作用也逐步凸显；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发展，经济结构调整更是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样，经济结构中供给侧的矛盾会越来越明显，因而需要加快调整和变革。

　　不过，经济发展是一个系统组织，经济增长是一个由供给到消费的周而复始的生成运动，经济结构的供给侧和需求侧也始终是一个平衡—失衡—再平衡的过程。问题在于，转型时期通常会因传统产业中的产能过剩而致市场供给侧滞后，新的产业、产品的供给也尚未能满足市场的新需求。因此，尽管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总需求管理。无论淘汰落后、过剩产能还是培育新产业、新产品，都离不开或紧或松的需求管理，但在转型发展时期，通常还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供给侧的调整变革占着主导性的任务。

　　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最主要的是依靠低成本的要素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这使得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有着性价比优势，从而拉动生产规模扩大和经济较快增长。

　　但是，随着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消耗，资源的紧缺会加剧成本和产品价格上扬；随着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以及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大量廉价的劳动力逐渐消退；随着社会各种要素流动和社会利益分化加快，社会发展、社会治理、社会共享的成本大为增加；再加上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都使得经济增长的成本快速提升。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增长效益逐渐下降，生产经营活动进入均利、微利时代，甚至出现了大量亏损行业和企业。

　　这是转型期要付出的代价，也是倒逼推动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事实上，就企业来说，首先感受到的是因劳动力等资源成本上升而导致效益下降的压力，如果企业家们能敏锐把握市场发展趋向，未雨绸缪，抢占转期先机，培育新优势，就能“更上一层楼”。

　　随着产业结构、增长方式的转变，过剩产能的形成和生产成本的提升，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迫使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结构和企业之间的组合结构也发生新的变化。

　　其中，那些运用落后技术、生产过时产品、处于过剩产能领域的企业，将面临破产倒闭的厄运；那些产品尚有市场但缺乏盈利和竞争实力的企业，将面临被兼并重组的命运；随着行业内一些规模大、实力强的龙头企业及其企业家精英队伍的形成，其行业、产业垄断性大公司呼之欲出，进而一批跨界性的大型或特大型企业、财团会应运而生（反垄断则是更后一个阶段的重要特征）；家族型的企业逐步过渡到以股份制为主的现代法人的治理结构；中小型企业只有依靠自己把产品做精做细做特，并与行业龙头性企业保持配套协作状态下才能生存下去；适应这个阶段市场结构和经济“新旧结构”转换的需要，则会催生一大批从事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的科技型、创新型企业。

　　显然，企业结构及其企业间的兼并重组，是经济转型期的重要表现。目前，我国经济结构和企业结构正处在破产与新生、兼并与重组的优胜劣汰时期。

　　在工业化中后期，人们生活水平达到中等收入、经济结构开始进入“以中高消费和科技驱动为主导”的阶段，还出现了这样一个重大的经济现象：经济的金融化和金融的资本化特征日趋强化。

　　事实上，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的转型，最主要的是科技化、金融化和消费的中高端化（发展型、享用型、休闲型消费需求）。在工业化中期，金融业迅速崛起扩张，金融资本规模逐步超越生产（实业）资本，金融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社会成员和社会生活全面进入“金融化”时代，金融、金融资本、资本市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生活）的重要杠杆工具，金融资本自身也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相对独立的一个“经济帝国”，从而“金融”功能超越融资、存贷的传统形态而转型为“金融资本化”的新形态。

　　经济转型时期，恰恰也是金融业态、资本市场的调整创新时期。如果转型期不完成金融业态的变革、金融产品的创新、资本市场的培育、金融体制的改革，经济社会转型就不可能顺利推进，也实现不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建不成经济大国和强国。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金融，现代社会是高度金融化的社会。金融不只是一个产业，它更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杠杆，也是经济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金融资本的转型创新期，我们应特别注意的是，金融资本转型的过程，同时也意味着债权债务、财富财产、产业投资的重组过程，因而转型期金融风险的防控显得尤为重要。

　　自然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存生活的“衣食父母”，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污染破坏生态环境，迟早会遭到自然的“报复”，反过来制约人类的持续发展。

　　在工业化初中期，由于粗放型增长、大规模开发利用资源，必然带来自然资源约束日益趋紧，能源消耗总量日趋庞大，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生态环境系统明显退化，水污染、土污染、大气污染等环境污染事件频发。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到了转型时期更会集中爆发出来。这意味着资源环境已经难以继续维系人类社会的粗放式发展，人民群众对碧水蓝天等生态环境的需求已经越来越迫切了。

　　恶化的自然生态环境，催醒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倒逼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因此，强化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使生产、生活、生态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融，推动人类社会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新路，是转型发展的重要内涵和标志。

　　随着工业化快速发展，农村土地、劳动力等经济社会发展要素迅速向城市集聚，城乡结构发生历史性变迁，即由传统的乡村社会转变为以城镇为主导的城市社会。

　　步入转型期，城乡结构处于重构阶段。工业资本、城市文明需要反哺农村，农村的经济结构和组织形态也需要重新建构。而城市化经过快速发展后，也进入了由土地空间扩张为主向以人口为主的新型城市化阶段。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也带来了国际尤其是国内区域内经济要素的大流动、大配置，并使有区位、交通、文化、教育、人才等优势的地区更具发展竞争力，进而客观上造成区域发展的新的不平衡。

　　因此，在区域、城乡等发展空间结构的转换阶段，协调好城乡、区域的均衡发展日显紧迫和重要，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各地发展差距很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来说，其意义尤为重要。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人均收入也得到了新提高。转型时期正是人们由低收入进入到小康、小富并步入中等收入、中富或中高收入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人们的需求也开始由生存型消费上升到发展型、享受型消费。然而，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和转型阶段各类经济要素快速流动和重组，经济社会资源优劣多寡分布不均，产业、产品、企业结构快速调整，资本、知识、技能等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作用更加突出，以及社会分配、保障制度相对滞后等原因，客观上会造成社会财富的重新组合分配，导致收入差距快速变动或贫富差距的分化。

　　特别是进入转型期，由于增长动力不足，发展速度下行，社会财富则会进一步加快分化重组，不少人的就业会更加困难，他们的收入因而也会减小。为了保证经济的适度增长，需要用更多的积累和财富去增加投入，但这样一来，又会使原本可以用于消费的“蛋糕”减小进而影响人们收入的增加。这是投资与消费（分配）的“两难选择”，若处理不当，则会产生恶性循环。历史表明，在这种“两难”的转型期，尤其要关注伴随而来的财富分化加剧和贫富差距扩大化现象，坚持底线思维和社会托底政策，防止出现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保持经济社会良性稳定运行。

　　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收入财富结构的调整变动，必然会带来社会利益结构和阶层结构的变化。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时期，正是社会阶层重大调整阶段，其中最主要的是产业工人、市民群体和社会流动人群的大量增加，进而直至形成中产阶层和富有阶层、贫困阶层“橄榄型”社会的阶层结构。

　　但在转型阶段，这个“橄榄型”阶层结构还处于雏形渐成、很不稳固时期，一方面旧形态的阶层结构迅速瓦解，另一方面占主体地位的新的中产阶层尚未定型。如果在新旧社会阶层结构转换期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徘徊不前，则收入多寡会继续扩大，贫困人群和流动人群也会逆向增加，从而有可能导致社会阶层结构处于剧烈波动的不稳定状态。

　　经过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洗礼，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较大改善，社会生活方式发生变革，社会成员之间、国家之间接触交流增多，教育、科技知识开始普及，社会信息流快速增加，传播技术大为提升，再加上社会利益关系多重化，使传统思想观念受到冲击，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和社会新层出不穷，因而社会思想文化会呈现出多元化现象。

　　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也会更为多元，社会思想文化更为活跃，引导不好，主流价值观和思想文化缺失，道德行为规范失序，则会导致社会矛盾更具多变、激荡。

　　因此，在转型发展时期，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把握好主流与多元的关系，倡导积极向善向上的主流价值观和思想文化，引导无恶无害的社会文化，批判消极颓废的精神垃圾，任务尤为艰巨。

　　经济社会转型必然伴随着社会利益关系、社会思想文化、社会运行体制机制、社会保障政策、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等错综复杂的调整变革，因而社会矛盾和冲突一定程度上高发多发势所难免。而且在这个时期，通常又是各类现象的多发期，法治尚不健全，使得社会矛盾具有叠加性。这也是多数国家进入“中等收入”转型阶段的普遍现象。因此，及时调整变革旧的社会治理体制和方式，建立健全以现代法治为主导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更是一项十分迫切和事关长远的大事。

　　欠发达、低收入国家要追赶高收入的发达国家，普遍实施外向型赶超发展战略。因为，仅靠自身国内民众的低收入、低消费和有限的国内市场需求，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扩张过程，必然是十分缓慢的。那样的话，不但难以追上发达国家，而且很可能还会拉大发展差距。

　　为保持经济高增长，只有通过大量的外贸出口和保持较长一个时期的国际收支顺差，使经济规模快速扩张，才能缩小同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为此，就必须以国内资源、要素的低成本来保持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样就自然而然走上了以高积累、高投入来加速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发展路子。毫无疑问，这种以高强度投入、量的扩张为主的发展方式，一方面适应了国内工业化、城市化起飞阶段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又符合欠发达国家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发展差距的赶超规律，因而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是欠发达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普遍选择。

　　然而，这种以外向带动为主的高投入、快扩张的发展模式，到了工业化、城市化和人们生活的“中等”水平阶段后，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转型升级的“烦恼”。因为，国内劳动力成本会日趋提高，资源供给会日趋紧缺，生态环境会日趋恶化，等等，都会导致粗放扩张型的发展路子越走越窄；而在国际市场上，一方面原本低成本竞争优势也会逐步丧失，因为其他欠发达国家的产品也由于有后起的低成本优势而快速崛起；另一方面，由于实施规模扩张和外向赶超战略，又有可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人才、金融资本优势等方面，继续拉大发展差距，因为赶超国家与发达国家各自发展重心处于不同层次的水平上。这就造成了赶超型国家面临来自发达国家与后起发展中国家的双重竞争压力，并迫使赶超型国家唯有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才能寻找到国际竞争新优势。如果我们能及时注重转型发展，加快结构调整和科技创新步伐，那就可以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国际条件。反之，则会错失转型发展的国际性机遇。

　　总之，各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普遍会遇到转型的“烦恼”，而且不少国家尤其拉美一些国家的发展教训还告诉我们，转型“烦恼”远远不只限于经济领域。比如，城乡不协调、居民贫富差距扩大、城市富人区与贫民窟的出现、生态环境失衡、社会阶层结构分化等，都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特征。

　　这说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是经济社会结构的一种整体性转换，“转型发展”的“烦恼”，也是一个系统性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