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数字经济发展还缺少哪些制度

　　一、数据的产权制度。明确数据的权属关系是市场配置数据资源、提高数据使用效率的重要条件。然而，由于数据的权属生成过程中具有复杂多变等特点，一直以来建立清晰的数据产权制度成为了发展数字经济亟待解决的难题，数据产权归属的不明晰，影响了数据资产定价、数据交易等环节。

　　二、数据安全的监管制度。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海量庞杂的数据碎片化分布在不同领域，为不同主体所占有和使用。不同类型的数据在敏感度、适用范围等方面差异较大，一刀切的制度取向难以适应管理多类型、多层次数据的现实需要。如何科学高效地监管各类数据，成为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难题，影响着数据的安全性、流通性和可获取性。因此，要对数据进行分门别类地监管。

　　三、平台型企业的监管制度。平台的规模不同，影响力就不同，监管目标和监管方式也有所不同。第一，根据规模和业务范围划分平台的类型和等级，对大型平台与中小型平台分类施策，增强政策措施的靶向性。第二，完善对大型平台型企业的反垄断监管。第三，完善平台型企业跨境发展的动态监管体系。

　　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是1919年3月由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党和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国际成立后，积极支持和指导各国无产阶级，在中国党建立和中国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党建立之初，国际发挥的作用有三个方面。

　　第一，直接帮助和指导了建党工作。国际成立后，密切关注中国的运动情况。1920年春，经国际批准，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运动的进展，研究能否建立党组织。他们先后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参加了一系列座谈会，并基于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党的条件，积极帮助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展建党工作。一大的胜利召开，宣告中国党正式成立，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第二，帮助和指导中国党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纲领。在1920年召开的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1922年，国际召开远东各国党及民族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党正式派出代表参加。这次大会对于帮助中国党人认清中国国情和制定中国的纲领，起到了很大作用。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它的一面旗帜，二大提出的纲领初步阐明了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关系，为中国的正确进行指明了方向。

　　第三，推动和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1922年8月，根据马林的建议，中国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党员加入的问题。1923年6月，三大通过《关于国动及问题的议决案》等文件，指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动为中心工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建立联合战线，“党党员应加入”，“努力扩大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分子集中于”。1924年1月，一大重新解释了三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这是中国党实践纲领和联合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很快开创了反帝反封建的新局面。

　　人人都知学习好，可现实是，爱学、好学、善学者众，但不爱学、不善学、不真学、不乐学，甚至“伪学习”者也不乏其人，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描摹出十幅画像。一是学而不真。二是学而不信。三是学而不乐。四是学而不恒。五是学而不深。六是学而不快。七是学而不择。八是学而不思。九是学而不积。十是学而不用。

　　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原因很多，从思想方法的深层次来剖析，主要有五条：一是功利主义的根子。凡事先考虑有没有用，能带来多少好处，有利就进，无利则退，恨不得把学习也打上价码、当作商品。二是享乐主义的调子。娇气有余、奋斗不足，只想品甜不想吃苦，只想成功不想付出，只想索取不想奉献，习惯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期盼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名人、一朝成富翁。三是事务主义的圈子。强调客观条件多，发挥主观作用少，沉入具体事务不能自拔，甚至以此为荣，不知不觉中陷入越忙越不学、越不学越忙的恶性循环。四是教条主义的框子。读死书、死读书，思想僵化、生搬硬套，不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注重创造性运用所学知识回答重大现实课题。五是经验主义的影子。热衷复制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认为以前听过、看过、学过、干过，就一劳永逸，使经验变成了枷锁，束缚了发展脚步。

　　理论传播工作虽然重在讲“理”，但是离不开谈“情”。理论传播工作最重要的是入脑入心，离开了接受和认同，理论传播工作就失去了灵魂。现实中理论传播入脑入心难有多种原因，如照本宣科多、自说自话多、单向灌输多，转化结合少、群众参与少、分众差异少。“三多三少”的问题归结一点，是缺乏从心理工作的角度审视理论传播工作，忽视心理规律和机制的应用。宣传好党的创新理论，宣传好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需要准确掌握理论传播对象的心理规律和特点，科用五种心理机制，提升理论传播实效性。

　　清朝是传统中国君主的最后一个王朝，但清朝为何能够成功取代旧王朝，统治中国长达200多年？笔者认为，欲要解开这一谜团，需要注意到明代白银货币化是市场经济的萌发，开启了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的转型，推动了中国从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成为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发展进程的起源。清朝的建立，首先面临的不是所谓“新清史”讨论的焦点——“民族”“文化”问题，而是政权的生存问题，财政是政权建立最重要的经济基础。自清朝肇始，其选择的道路，不单单是旧王朝的更迭，而且是一种回归——接续了明朝开启的从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之路。

　　“市场经济”概念来自西方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西方“市场经济”的概念，所指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文提到的明代市场经济的萌发，则特指早期近代市场经济，或称早期市场经济，与之对应的概念是传统自然经济。自然经济的产品不是为了交换，或者说主要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本身需要而生产的。早期市场经济的产品则是为市场交换而生产，交换的媒介是货币。明代赋役——财政改革，全面推行货币税收，是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使得农民必须将农产品带到市场上去卖掉，换回白银以缴纳赋税。不仅如此，明代还全面推行以银代役，使得劳役向赋税转化。物物和人力交换是传统自然经济的交换特征，货币经济是使用货币进行交换的经济，而交换是在市场上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经济就是早期市场经济。

　　清朝建立以后，虽然存在体制不变的种种局限性，但是全面吸取了明代传统财政中央集权制向财政分权制转变、地方财政体制逐步形成的经验与教训。清朝一方面确立了中央集权与财政体制，户部为全国财政税收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重新确立了国家铸币权，意味着重新拥有货币的垄断权。清朝发挥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优势，力图以国家“看得见的手”主导市场“看不见的手”，通过进一步的田赋与钱币治理——摊丁入亩的财政货币化改革和建立银钱复本位的银钱并行制，建立了符合二元经济过渡期的财政与货币双轨制度——君主中央集权货币制度和财政制度。这改变了明朝因对白银货币失控，不能建立银钱并行制度，从而导致货币垄断权丧失殆尽的被动状况。

　　孙克强：《人间词线年发表的《人间词话》是一部用传统词学批评文体的词话表现新思想的著作。其思想观点与清代中后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常州词派有明显不同乃至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说，《人间词话》具有“反主流”“反传统”的意识。《人间词话》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词学著作，在词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现代词学思想及词学流派的生成和发展上。时期具有现代精神的词学家也被称为“新派”。从现代派词学的发展历史来看，王国维是启蒙者，胡适是奠基者，胡云翼、郑振铎等人是开拓者。现代派词学烙有《人间词话》深刻的影响印记。

　　“东数西算”充分考虑了各地的资源禀赋差异，最大限度降低了数据获取和处理的成本。东部地区因产业发展完善、劳动力丰富、人口密度较大，有着充足的数据要素供给，但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较高，水力、电能等必要能源及气候条件也都导致数据中心的建设和运行成本较高。将算力分配给资源供应更充足、综合成本更低的西部地区，将数据收集和结果应用交于更发达的东部地区，符合客观规律和现实，是合理之举。

　　以“比较优势理论”观之，“东数西算”战略将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都纳入数字化建设，共同享受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东数西算”本质上就是将数字领域拆分成若干细分领域，每个领域都交给更适合的地方去建设，既可以避免重复性的投入和资源浪费，也可以给各地建设提供一个参照。

　　第一、爱民如子。指治理者与人民的关系犹如父母对于子女，要引导、教诲、关爱、扶助，并且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树立榜样，从而维护尊长的权威；另一方面也说明百姓即子民应如子女对待父母一样对待国家与父母官，忠于国家与孝敬父母是合二为一的，亦即忠孝合一、家国一体。

　　第二、以上率下。强调了领导者的示范作用。如果领导者能够躬亲示范、带头引领，在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与个人品德等方面作出表率，那么上行下效，社会治理肯定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第三、以义为利。说明国家的职能不是收税或聚敛财富，国家的职责应为藏富于民、加大投入，让百姓安居乐业，从而财散民聚，进而实现社会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

　　一直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产业和对外贸易以书籍、广播电视、视音频网络平台、海外宣传片等为主要载体。在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带动下，应进一步将对外文化产业、文化贸易的发展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结合，与扩大国内需求、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相结合，推动形成传统文化产业生产与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让更具竞争力、更富创造力、更能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持续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文化贸易方面的深度合作，畅通对外文化交流渠道，推动我国对外文化交流、文化贸易的健康发展，树立中国文化传播的国际形象，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党始终坚持群众路线，这是永远年轻的密码。中国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从人民中汲取智慧，在人民中凝聚力量，把“一盘散沙”的旧中国变成了“铜墙铁壁”。

　　中国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这是永远年轻的生长密码。唯有解放思想，才能走在时代前列；唯有实事求是，才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唯有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才能做到善于学习、勇于创新。

　　中国党始终坚持自我的鲜明品格，这是永远年轻的健康密码。执政70多年的中国党人面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如何做到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这取决于中国党具有勇于自我的鲜明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