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经济研究所社会经济期刊汇编（全二十册）

　　本书收录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20世纪20-50年代所编的3种期刊，包括中文刊《经济统计季刊》1932-1933年两卷8期，后改名为《经济学报》1934-37年3卷11期。《南开指数年刊》1934-1936年；《南开指数专刊》1949-1950年第一、第二辑。英文刊：Nankai Weekly Statistical Review（《南开统计周报》），曾易名为Monthly Bulletinon Economic China（《中国经济月报》），后改名为Nankai Social & Economic Quarterly（《南开社会经济季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时期曾赫赫有名，他们运用当时西方的经济学知识和调查方法，对中国国情进行深入研究，发布了诸多珍贵的调查资料和研究成果，这些期刊就是其中研究成果中最珍贵的一部分。这些资料不仅为研究时期社会经济状况提供了一手资料，更是研究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史学人活动和思想的珍稀史料。

　　元青，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致力于中国近代文化史、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近现代留学史研究。曾出版《杜威与中国》、《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四卷（卷）、《中国留学通史》卷、《中国近代出版史稿》、《留学生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以20世纪上半期为中心的考察》等著作，在《近代史研究》、《史学集刊》、《广会科学》、《社会科学战线多篇。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20世纪20—50年代出版的中外文期刊3种20册，以《南开经济研究所社会经济期刊汇编》题名影印出版，是一件惠及学界、推动学术发展的幸事。作为在南开经济研究所学习和工作的后人，33年前我第一次翻阅这些尘封的期刊，探索这些期刊当年的编纂和出版者——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学术团队的学术贡献，前辈们带给我内心的感动与激发起的责任感仍记忆犹新。[1]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意识形态领域中冲破封建束缚而出现的价值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新变化，西方的各种经济思想在中国得到更为系统和广泛的传播。到了20年代，一些中国的经济学者开始试图应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调查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希冀在对国情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上，就如何迅速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状况提出有效的对策。南开经济研究所以及其他一些兼作经济问题调查和研究的民间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1926年6月中旬，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何廉先生，搭乘从加拿大温哥华开往上海的“加拿大皇后”号回国准备赴暨南大学任教，月薪现洋300元。在轮船抵达日本横滨港时收到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的来函，聘请他担任财政学与统计学教授，月薪现洋180元。何廉“认为京津地区系中国文化中心，教育水平，较全国其他地方均胜一筹。权衡之下还是忍痛放弃暨南丰厚的薪水，决定去南开”[2]。他在神户上岸，取道朝鲜，直奔天津，到南开大学赴任。

　　1927年春末，何廉教授又一次谢绝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等机构的高薪聘请，而“坚信研究会使教学生动活泼，教学有益于研究工作的丰富多彩和不断深入；而中国由于缺乏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人才，当务之急还是在大学中教学与研究并举，使年轻人在学业和工作能力上都得到最好的训练”，想要建立一所以伦敦经济学院为模式的中国自己的研究所，以“使大学中的教学与研究相辅相成”的想法已经在何廉教授的脑海中酝酿多时，于是他向张伯苓校长提出了在南开成立一个研究机构的建议，并得到了张校长和学校董事会的支持。1927年7月1日，南开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1934年改称为南开经济研究所）在南开大学秀山堂成立，学校在年度预算中拨出现洋5 000元，同时还得到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4 000元的经费支持。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以“探讨和评价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工业存在的实际问题”[3]为宗旨，以天津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开展中国工业化的程度与影响的研究。

　　1928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留学的方显廷，以经济史博士论文《英国工厂制度之胜利》取得博士学位后，作为棉花交易研究团的秘书（以解决回国资费）经欧洲游览返回中国。途中，他在耶鲁大学的同学和密友何廉向张伯苓校长推荐聘请他到南开大学任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的研究主任，兼任经济史教授。为实现“在我离开祖国远渡重洋到国外学习7年归来之后，给我一个机会通过教学和研究工作来了解我的国家，以便我能最后证明自己对于祖国和人民的价值”[4]的理想，方显廷向时任工业部长的孔祥熙辞去了国家经济访问局局长的职务，选择离开薪金与其他收入为南开三倍的上海，乘船北上，于1929年初到天津，主持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的研究工作。

　　身为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主任的何廉教授，在推进经济学教学“中国化”、构建合理的教学课程体系和编写教材等工作之外，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争取外界的经费支持与合作，先后获得了太平洋国际学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与协和医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合成立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为日益发展的农村复兴运动培养急需的人才。在何廉和方显廷珠联璧合的组织和指导下，一批毕业于耶鲁、哈佛、伊利诺伊、加利福尼亚、密西根、哥伦比亚、纽约等大学，有志于经济研究的年轻人聚集于此；一些本所毕业的研究生出国留学，在康奈尔、威斯康星、牛津、剑桥、伦敦等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也回到经济研究所。这些富有才华的年轻学者在实际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迅速成长为知名的经济学家，逐步形成了以何廉、方显廷为核心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学者团队。

　　南开经济研究所从1935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到1952年院系调整时停招，共招收14届60余位研究生，他们毕业后，多数在国内外著名学府、研究机关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也有一些人在我国政府的经济部门以及联合国的经济组织中任职，成为经济学界泰斗级的人物，他们的毕业生论文手稿亦大都完好地存藏在南开大学图书馆。

　　这个学者团队在1927—1948年的二十余年时间里，在人数不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最多时有三十余人、少时只十余人）、经费短缺（除抗战之前几年较为充裕外）、国内政局（仅建所后的第一个十年有较为安定的研究工作环境）等诸多困难条件下，兼顾教学和学术研究，主要开展了物价的调查和统计分析、编制物价指数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此外还有一些及社会问题的相关研究。

　　南开经济研究所成立之初，首先开展的研究项目就是天津市物价的调查和统计分析，编制物价指数。从1928年春开始，用了近三年的时间收集到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全部海关贸易册[5]，据此编制了《中国六十年进出口物量指数物价指数及物物交易指数（1867—1927）》，于1931年出版。该书很快就受到国内外著名统计学者的交口赞誉。

　　何廉认为，物价是经济活动的一种综合性的具体反映，要了解经济活动，必须掌握物价的变动。因此在编制进出口物价指数的同时，南开经济研究所还着手收集天津批发和零售物价资料，进行现实的物价调查，从1913年开始编制以天津为代表的华北批发物价指数。同时对天津的132家手艺工人生活费支出进行调查，编制了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抗战之前南开经济研究所编制的指数共有五种，即（1）中国进出口物价和物量指数；（2）华北批发物价指数（以天津为代表）；（3）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4）天津外汇指数；（5）上海外汇指数。何廉、吴大业、丰年华等人并就指数的编制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抗日战争爆发，经济研究所南迁后曾编制重庆批发物价指数，重庆市工教人员、商人地主与工人生活费指数。抗战胜利，研究所回天津后，又曾继续调查和编制天津物价和工人生活费指数，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调查结果分别刊登在《大公报》副刊——《经济周刊》《南开指数年刊》和天津《进步日报》等报刊上。并以单行本出版了《华北批发物价指数》《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

　　南开经济研究所编制的各种指数，与当时官方公布的指数比较，由于更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物价的实际变动，受到国内外的重视，有相当高的声誉，“提到统计，人们总会联想到南开大学所编制的物价指数”[6]。该指数在近三十余年来仍为国内外学者和经济部门实际工作者用来作为计算研究的依据。

　　何廉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家，正处在开始实行工业化的时期。因此，南开经济研究所一经成立，便以天津及其周围地区为研究对象，开展中国工业化的程度与影响问题的探讨。对天津市的主要工业部门，如地毯工业、织布工业、针织工业、制鞋业、粮食加工及磨坊业等进行调查，并派员深入附近农村，如宝坻、高阳等县调查乡村工业的发展，除刊行了书中调查报告外，还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何廉与方显廷合作写出了《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以及方显廷的《中国工业化之统计的分析》《中国工业资本问题》《中国之乡村工业》《天津地毯工业》《天津织布工业》《天津针织工业》《天津之粮食业与磨坊业》《中国之棉纺织业》《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等系列著作，对抗战之前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水平作出估计，总结出它的特征和阻碍其发展的诸种障碍，并提出今后所需采取的措施和应走的道路。

　　在进行中国工业化的程度与影响的研究工作的同时，南开经济研究所还对中国农村财政经济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如前所述，当时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中国工业化不能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农业的落后，所以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是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中国的农业落后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所致。只有在各方面大力推行合作制度，才能振兴农村经济。经济研究所于1935年首批培养的研究生中即以乡村合作、地方行政、土地问题、地方财政等研究为主，并且参加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和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的工作。他们先后在山东济宁和贵州定番（今惠水）设立实验县，实际参加当时的农村经济改造，还进行了大量的实地农村合作调查，在《经济研究周刊》上发表了《中国之合作运动》（方显廷）、《中国之农业合作》（吴华宝）、《中国棉花运销合作的组织问题》（叶谦吉）、《设计农村合作社会计制度刍议》（曹康伯）等一系列论文，出版了《中国合作事业考察报告》（梁思达、黄肇兴、李文伯）等书，对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措施。

　　与农村经济建设问题相配合实行综合治理和改造，经济研究所还组织人员对河北、山东两省改革的若干县区的赋税（以田赋为主）征收制度及其存在的弊病进行了调查，提出了一些改革赋税制度和地方财政的建议，进而通过对一些实验县县政的全面总结，提出从整体上改革农村税制的计划。此外在农村经济方面进行的研究还有：（1）东北移民区域农业经济调查；（2）山东移民原籍的农业经济调查；（3）河北、山东两省棉花产区的产销调查；（4）河北省静海县典当业的调查；（5）四川省稻米产销调查等。抗日战争时期研究所还曾就大后方的农业金融、战时粮食政策和粮食运输、川北米麦的生产成本等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开经济研究所1938年随南开大学南迁昆明，因为所长何廉兼任国民政府农本局局长又于1939年迁至重庆。在此期间研究所的主要工作是开展对战时经济的研究，尤其是对如何抑制通货膨胀问题提出对策。研究成果集中于商务印书馆1941和1945年先后编辑出版的《中国战时经济研究》和《中国战时物价与生产》两本论文集以及吴大业著《物价继涨下的经济学》中。在这些论著中围绕在战时物资供应维艰之情形下，利率上升是否将加重工业成本而有碍于生产增加、利率上升后对囤积之打击如何、利率上升物价平稳后，对于财政支出方面压迫减轻之效力又如何以及于各种利害轻重慎加权衡之后，吾人究竟应否使利率升高，并以何法弥补其流弊等问题，搜集工资、家庭收支、批发物价、零售物价、生产数量、外汇率、黄金价格等方面变动的数据，运用当时西方经济学的最新理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分析了战时中国经济中最突出的物价和生产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和建议。

　　在抗日战争后期，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学者们还曾就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进行预测性的研究，写出了《战后中国工业化》等著作，但由于全面内战的爆发，这些设想自然无法实现。

　　方显廷是以经济史教授的身份受聘南开大学的，他在耶鲁大学以经济史论文《英国工厂制度之成功》取得博士学位，经济史一直是南开经济研究所主要的研究领域和培养研究生专业方向之一。南开经济研究所师生进行了中国经济史资料搜集和专题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经济史理论与研究的论文，出版了《英国工厂制度之成功》(方显廷，英文本)、《宋代之荒政》(华文煜)、《盐铁论之背景及其内容之分析》 (张纯明)、《中国货币论考正》(袁贤能)、《同治二年苏松二府减赋的原因及其经过》与《明末辽饷问题》(朱庆永)、《王安石的改革政策》(王毓铨)、《成都平原之水利》(鲍觉民)、《秦汉隋唐间之田制》(谷霁光) 等著作。

　　南开经济研究所成立之初即设立资料室，所长何廉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前，用他的恩师著名统计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教授赠送的500美元购买了一整套始于1860年的《中国海关贸易报告》以及其他藏书，共约4 000册；研究部主任方显廷教授在归国之际带回了近4 000册书籍和期刊[7]，均捐予研究所资料室。在这些个人捐献图书的基础上，经研所的相当部分经费用于购置有关中国经济的外文图书数据，并以向国内社会经济领域的公私机构、银行、政府经济部门等索取他们办的刊物，向驻京外国使团索要领事报告书等多种途径获取图书、报刊数据。经济研究所收藏经济以及其他有关方面的典籍2万余卷，中外文杂志600余种，用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法分类编目。经研所藏图书与大学图书馆所藏图书相对独立，在“七七事变”之前，先行转移出学校，未受到日本人的轰炸。辗转自津经香港、海防（越南）、昆明，迁至重庆，以支教学科研用。途经海防时，因敌人拟进攻越南，在滇越铁路公司当局的帮助下抢运90箱图书至安全地带，127箱中有37箱（含海关册一套）陷入敌手，1945年抗战胜利后经东京盟总协助，纔偿还予南开大学，该批图书上均贴有被抢归还图书这类签纸，以志国难书劫。在重庆期间，以及返津以后，经济研究所尽管资金困难，但有关中外文图书的购求事务一直未间断，在运输不便的情况下，将在美国买到的书籍暂时存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学校复员以后这些图书陆续运回。至1949年天津解放，经济研究所共有中西文图书28 000余种64 000余册。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这批图书始藏于南开大学图书馆。

　　从1927年南开经济研究所成立，到1952年院系调整南开经济研究所停办，发表了很多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共计出版专门著作72种，其中属于统计方面的8种、工业经济方面的16种、农业经济方面的11种、地方财政方面的9种、经济史方面的9种、与社会研究方面的7种、教科书与综合研究12种。

　　南开经济研究所还定期出版《经济周刊》《经济学报》《南开指数年刊》《南开社会经济季刊》（英文版）等四种专业学术刊物。在这些刊物上除发表了大量第一手的社会调查统计资料外，还刊登了本所研究人员写作的学术论文数百篇。南开经济研究所从1928年开始在《大公报》开设副刊——《统计周刊》，1930年3月改为《经济研究周刊》，每周三专版刊登经济研究所“中国化的经济研究”的研究论文和调查报告。

　　《经济周刊》是南开经济研究所刊行的通俗经济刊物，初名《统计周刊》，创刊于1928年1月，每星期一随天津《大公报》发行，同年12月底因故暂停，计出满一年52期。1930年3月应《大公报》之请，恢复周刊，改名为《经济研究周刊》，仍随天津《大公报》发行，至1931年2月停刊。 1933年1月再度复刊，定名为《经济周刊》，每星期三随《大公报》津、沪版同时发行，内容为讨论我国及世界经济问题，并附书报介绍批评与国内外经济时事评述，至1937年“七七事变”停刊，共出250期。1947年10月，又与天津《大公报》洽定恢复刊行《经济周刊》，续出60期。至1948年12月，因该报缩小篇幅而停刊。

　　本刊旨在阐述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及其问题，并向一般读者介绍世界现代经济大势及学说。其主要内容分为四种:(1)讨论中国及世界经济问题的论文；(2)本所驻外调查员的调查通讯；(3)国内外重要书报的介绍及批评；(4)国内外重要经济时事评述。由于本刊历年发表的论著大多是实际调查及研究的结果，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所以国内各界人士备加赞许，更有把它作为大学经济学参考数据。《大公报》在中国知识阶层中发行很广，《经济周刊》的出版，在中国还是首次，一时颇为轰动，它使南开名声大振。“在我看来这个周刊是我们一系列出版物中最有影响的，它对全国都有重要的教育作用。”[8]因此，应外界强烈建议，经研所将其汇印单行本，凡是与中国经济问题无关的或有时间性的论文，一并剔出，其余截至1936年底止，选94篇，汇为一集，定名为《中国经济研究》，以方便广大读者检阅。1937年，方显廷将经济研究所历年在《大公报》经济副刊上发表的经济研究论文编辑成《中国经济研究》上下两册，交由商务印书馆发行。

　　《经济学报》初名《经济统计季刊》，创刊于1932年，当时季刊内容注重我国经济与统计的研究，也刊载本所各处调查报告，并每期登载“中国经济概况述要”一篇，总述当季或当年的中国经济概况。此外每期还有“统计附录一览”，包括:(1)华北批发物价指数；(2) 上海零售物价指数；(3)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4)北平生活费指数；(5)上海生活费指数；(6)上海重要商品市价；(7)上海中外银行钱庄库存；(8)天津上海对外汇率及外汇指数；(9)上海内汇市价；(10) 上海银货输出输入数量等数据。

　　到1934年10月，由于研究所研究领域的扩展，把及社会问题也纳入研究范围之内，遂改名为《经济学报》。期刊定位为：经济研究所定期刊物之一，按季度出版。学报所载，以关于经济学、学、社会学及其他有关学科之研究文字为限。学报于论著外，并注重学术新刊书籍报章之介绍与批评。前《经济统计季刊》所载之“统计附录”，停止在本学报发表，但于每年另出指数年刊，随学报赠送。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已经刊至第五卷第五期。

　　《南开指数年刊》(Nankai Index Numbers)创刊于1934年，因为《经济统计季刊》更名为《经济学报》之后，取消了统计附录，而将经济研究所的各种指数编制为年刊，印成单行本而创刊。

　　《南开指数年刊》的内容分为引言、指数及附录三部分。引言简略说明将各种指数编制的方法；指数即前述批发物价、生活费、国外汇兑及国外贸易等四种指数；附录包括国内公私团体编制发表的各种指数及国内外重要金融统计。全书图表并重，中英文兼列，便于参考。南开经济研究所于1949年4月和1950年2月分别编辑发行了《南开指数专刊第一辑——华北批发物价指数》和《南开指数专刊第二辑——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

　　Nankai Social & Economic Quarterly(《南开社会经济季刊》)原名为 Nankai Weekly StatisticalService(《南开统计周报》)，创刊于1928年，用英文出版，登载本所编制的物价指数及其他统计材料，包括(1)华北批发物价指数；(2)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3)国内汇兑率；(4)折息、洋厘、大条银及标金价等项。

　　1929年以后，又增入“中国经济统计论述”一栏，专载关于中国农工商业及财政、运输、劳工、人口等问题的统计摘要。至1934年，由于周刊篇幅不便于扩充，遂改为月刊，并更名为Monthly Bulletin on Economic China(《中国经济月报》)，仍用英文出版。内容除了赓续刊载各项统计外，还刊有有关我国经济的专论，以使国外读者了解我国的经济状况，此外还设有“中国经济论著索引”一栏，以便于研究中国经济的人士参考。

　　1935年起，Monthly Bulletin on Economic China 再度更名为 Nankai Social & Economic Quarterly(《南开社会经济季刊》)，改月刊为季刊，内容也大为扩展，包括:(1)关于社会科学的论著，对于与国情有关的社会科学论著尤为注重；(2)新书述评及介绍，注重中文书籍；(3)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及发展；(4)社会科学文献述评；(5)关于中国经济问题新着的介绍。至1937年“七七事变”一度停刊，后为增进国际对战时中国经济的认识，唤起国外同情援助，曾于1940年复刊，后因种种困难而停刊。

　　2017年南开大学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签约，拟将馆藏原经济研究所的相关刊物结集出版，不仅再现南开经济研究所先贤学贯中西又脚踏实地所做之经济调查、学术著述，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提供资料与调查的方法与视野，同时亦展现他们筚路蓝缕初心不改的办学施教、尽力研究中国经济的爱国情怀，亦可于其中窥见南开大学一以贯之的公能教育宗旨，而且，从来不会因为经费不足而止步不前，反而在经费有限、环境维艰的情况下做经济调查，给出行业认可的南开指数，并在国内高校范围率先招收经济类专业研究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经济人才。

　　此次影印出版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20世纪20—50年代出版的中外文刊3种20册。包括：中文刊《经济统计季刊》1932—1933年2卷8期；后改名为《经济学报》1934—1937年3卷11期。《南开指数年刊》1934—1936年；《南开指数专刊》1949—1950年第一、第二辑。英文刊Nankai Weekly Statistical Review（《南开统计周报》），曾易名为Monthly Bulletin on Economic China（《中国经济月报》），后改名为Nankai Social & Economic Quarterly（《南开社会经济季刊》）。需要说明的是，《南开指数专刊》第二辑出版时间虽为1950年，但指涉的内容则属时期，幸读者识之。

　　在时期动荡与匮乏时代的背景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办的社会经济类期刊，不仅仅具有学术的意义，同时展现了几十年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学者们不断与时局和社会相对应的研究宗旨、研究方向与“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努力。故此，我们愿意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连手，将系列期刊杂志出版，以嘉惠学林并感召后进，也将南开先辈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传承永续。

　　[1] 1986年夏，笔者协助导师刘佛丁先生修改南开经济研究所介绍，拟充实南开经济研究所学者团队的学术贡献的内容。当时全国图书馆统一使用中图编目法检索，所以这部分使用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法检索的藏书不对外开放，笔者获得特许进入图书馆书库查阅经济研究所藏书，撰写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学者集团对旧中国经济研究的贡献》一文，发表于《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1987年第1期。

　　[2]朱佑慈、杨大宁、胡隆昶、王文钧、俞振基译：《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36页。

　　[3]朱佑慈、杨大宁、胡隆昶、王文钧、俞振基译：《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41页。

　　[4]方显廷著，方露茜译：《方显廷回忆录：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的七十自述》，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65页。

　　[7]方显廷著，方露茜译：《方显廷回忆录：一位经济学家的七十自述》，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1页。

　　[8]朱佑慈、杨大宁、胡隆昶、王文钧、俞振基译：《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83页。

　　经济统计季刊 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一卷第三期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九三二年出版1

　　经济统计季刊 第一卷第四期至第二卷第一期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出版1

　　经济统计季刊 第二卷第二期至第二卷第三期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九三三年出版1

　　经济学报 第三卷第二期至第三卷第三期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九三五年出版1

　　经济学报 第三卷第四期至第四卷第一期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九三五年出版1

　　经济学报 第四卷第二期至第四卷第三期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九三六年出版1

　　经济学报 第四卷第四期至第五卷第一期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九三六年出版1

　　经济学报 第五卷第二期至第五卷第三期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九三七年出版1

　　Nankai Weekly Statistical Service（南开统计周报）第十九号至第三十二号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九二九年出版435

　　Nankai Weekly Statistical Service（南开统计周报） 第三十三号至第三卷第三十三期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出版1

　　Nankai Weekly Statistical Service（南开统计周报） 第三卷第三十四期至第五卷第二十九期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九三〇—一九三二年出版1

　　Nankai Weekly Statistical Service（南开统计周报） 第五卷第三十期至第六卷第五十二期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出版1

　　Monthly Bulletinon Economic China（中国经济月报） 第七卷第一期至第七卷第三期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九三四年出版375

　　Monthly Bulletinon Economic China（中国经济月报） 第七卷第四期至第七卷第十二期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九三四年出版1

　　Nankai Social & Economic Quarterly（南开社会经济季刊） 第八卷第一期至第八卷第二期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九三五年出版1

　　Nankai Social & Economic Quarterly（南开社会经济季刊）第八卷第三期至第八卷第四期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出版1

　　Nankai Social & Economic Quarterly（南开社会经济季刊） 第九卷第一期至第九卷第二期（一）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九三六年出版1

　　Nankai Social & Economic Quarterly（南开社会经济季刊） 第九卷第二期（二）至第九卷第四期（一）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九三七年出版1

　　Nankai Social & Economic Quarterly（南开社会经济季刊）第九卷第四期（二）至第十卷第二期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九三七年出版1

　　Nankai Social & Economic Quarterly（南开社会经济季刊） 第十一卷第一—二期至第十二卷第一—二期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出版1

　　NankaiWeekly Statistical Service（南开统计周报）新一卷一期至新一卷二十七期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九四四—一九四六年出版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