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国际化成为经济全球化主要变量(图)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逐步地经济国际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进入本世纪，我国的经济国际化发生了一些历史性的显著变化，本轮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我国的经济国际化出现了明显的历史性的转折，即，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剧变，新经济格局的逐渐形成，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以中国经济国际化为主要变量的时代。本文从我国经济国际化的不同阶段的特征入手，剖析其背后世界经济格局剧变的根源来认识我国经济国际化的历史性转折。

　　经济国际化本质上体现了一国主动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利用市场的能力。发达国家的经济国际化带动了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中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也在逐步经济国际化。经济国际化先驱的历史表明，一国的经济国际化是以要素禀赋条件的变动为前提，以知识、技术为核心，以政府支持为保障，以跨国公司为载体，需要经历由发挥比较优势到创造竞争优势的开放战略转移，从贸易大国向投资大国的阶段化迈进，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提升经济全球化程度。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积累，中国的经济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从实证分析来看，我国的经济国际化近几年来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出现了一些非常显著的新特点，我们将经济国际化两个阶段的特征进行概括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国际化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历史性转变。

　　回顾对外开放三十年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对外开放初始到加入WTO之前，我国在经济国际化的浪潮中处于明显的边缘化弱势地位；虽然我们采取了积极主动地开放策略，但从全球经济国际化的角度看，仍处于被经济国际化的状态；在经济国际化的浪朝中参与分工，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也付出了一定的成本。

　　首先，在经济国际化潮流中处于被国际化的地位。在政策选择上，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主动的，从要素禀赋结构来看，则是被动的。经历了十年浩劫，国内现代化建设亟需资金、物质、技术和人才，外汇成为当时的“稀缺资源”。为了出口换汇，中国通过节能，将一部分石油、煤炭等资源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出售，1980、1981两年换汇金额相当于出口总额的18%。对外开放初期，利用外资的形式也以国际借贷为主。1979年以来，我国共对外签订技术引进合同近8万项，合同总金额2000多亿美元。其中，“十五”期间，签订技术引进合同3.5万项，合同金额近730亿美元，占改革开放以来引进技术总额的36％。中国需要靠引进资本、引进技术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要素禀赋的限制决定了中国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弱势地位，中国只是发达国家资本、技术溢出的接受者和廉价的资源供应者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承接者，中国处于被经济国际化的状态。

　　其次，在经济国际化潮流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从国际分工的地位来看，中国在规则制定和利益分配上被边缘化。对外开放初期，中国引资额度有限，以出口资源性产品为主,1980年，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占到72%。1980年代承接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以及1990年代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机遇，促成机电产业发展和出口，大多以“三来一补”为主，集中于服装、家具、轻工产品等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的行业。根据微笑曲线理论，我国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在国际分工中地位不高，徘徊在利润分配的边缘。最为明显的是，中国长期被排斥在多边贸易体系之外，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没有话语权，无论是利用规则还是制定规则，中国都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国家。加入WTO之后，中国虽然有了“谈判”的资格，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权仍然由少数发达国家把持着，他们极力维护和强化“核心”与“边缘”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国到底还是被“规则”的国家。经济全球化的内在本质就是，在宏观层面，游戏规则由发达国家制定，在微观层面，产品标准由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制定。中国在经济国际化潮流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再有，在经济国际化受益的同时也付出了一定的成本。在对外开放的过程当中，我国引入技术资金使得我国的加工工业发展壮大，成为世界的加工制造中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成本。长期以来，地方政府视引进外资数量为业绩，过度给予外商优惠措施，导致大量土地浪费，投资密度不高，税收减免过多，甚至出现环保标准降低的情况。可以说，中国为这一轮的经济国际化透支了资源、透支了环境、透支了财政收入和劳动保障……透支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健康，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与社会的失衡。

　　其一，20年来出口退税额年均增长33%，挤占了公共财政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的空间。2005年已经高达3371亿元，占国家税收总收入的11%，逼近（2001-2005年）国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年平均份额（11%左右），远高于同期税收增长水平。而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其二，低水平的技术消化吸收，浪费了资金。以1998年为例，我国引进技术共6254项，其中被消化吸收的仅为3项；引进技术合同金额共计164亿美元，而消化吸收合同金额只有1293.23万美元，分别占0.0488%和0.079%，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创新与发展。

　　从本世纪初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以来，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非常明显地出现了新的特征。这些特征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一个阶段的结束，新经济国际化阶段的开始。

　　对外开放30年，中国稀缺的不再是资本（包括外汇、设备）和技术，如今，中国积累了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已经成为世界上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2006年，中国国内投资中的FDI份额已经由1995年的13.3%下降到5.3%（见表），中国已经告别了盲目引资的时代，中国继续发挥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方面具有的比较优势，同时有选择的承接高新技术制造业的生产环节向国内转移。

　　对外直接投资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生产要素全球化配置越来越重要的方式。2002-2006年五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60%。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全球国家中排名第13位，占国内投资的比重由1980年的几乎空白上升到1.53%,FDI流出存量达到FDI流入存量的30%。联合国贸发组织公布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FDI来源地。中国现在虽然还不是对外投资的大国，投资额在全球占比不到1%，但是潜力巨大。

　　中国人均GDP正在向3000美元迈进，开始走向技术自主创新之路。自1995年以来，中国在技术研发方面的资金投入力度每年都在以平均19%的速度增长，科技创新综合指标已相当于国际人均GDP5000到6000美元国家的水平，科技创新产出增长率位居世界前位。2007年中国列金砖四国创新指数第一，优势在于创新资源能力，创新攻关能力，创新技术实现能力以及创新价值实现能力，加大创新投入和激发攻关能力推动了中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未来中国将成为技术输出大国。

　　其次， 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发生了改变，由边缘化转变为世界经济规则制定的参与者，为经济的国际化构建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在加入WTO之前，亚太经合组织(APEC)是中国唯一参加的国际经济组织，加入WTO之后，中国开始参与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活跃在世界经济的舞台。2006年7月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名为《G7的进化与经济政策协调》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对于全球经济体系的影响力是巨大而不可否认的，首次提议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BRICS）加入G7。2006年，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投票权由2.98%提高至3.72%，排名由第八位升至第六位，虽然只是微调，但增加中国投票权重，反应了IMF的自我调整和完善顺应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动。中国已经成为任何国家和组织不可忽视的力量。

　　中国的经济国际化是一个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互利多赢的经济国际化，中国在全球整合资源日益得到众多东道国的认可。构建互利共赢的开放格局，是中国经济国际化的基本战略。当前，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开发被指为“新殖义”，自“中非合作论坛”召开以来，2008年双边贸易额去年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人文领域交流蓬勃开展，文化、教育、青年、旅游、民间往来日益频繁。据有关国际机构提供的数据，在2006年非洲的全部石油出口中，出口到中国的只占8.7%，而出口到美国和欧洲的分别占到了33％和36％，中国从非洲进口的原油份额是相当低的。中国不是“殖义”，中国的投资对加快非洲的工业化进程举足轻重，同时，中国在南美及中亚、东盟的经济合作也得到东道国的认可。中国通过自身开放的经验和教训，力图以科学发展观参与全球分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将更注重对方的可持续发展。

　　考察世界经济历史，几百年来，各大国在一轮轮的经济国际化潮流中此起彼伏，美国、日本、新兴工业国等都曾经历过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赶超的经济国际化阶段，世界财富和文明正是在这一接力和传递的过程中获得了积累。战后，欧美经济步入稳定的增长路径，飞速发展的日本及以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等新兴经济体相继成为经济国际化舞台上的明星，二十世纪是他们经济国际化的世纪。中国则在前者经济国际化的溢出效应中获得长足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为自己真正的腾飞提供了必要的准备。新世纪初，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开始减速缓行，中国的热度令世界瞠目。据高盛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15年超过日本，2039年则超过美国。2006年，中国稳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排名第二位，中国日益突显出其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在不断地变化，同时，经济增长也需要经济国际化为其开拓空间，中国的经济国际化必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变量。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中国的钢、水泥、化肥、布产量居世界第一，发电量为世界第二。只要能够保持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年均增长4%至5%，到2015至2018年，中国的工业化将基本实现。随着工业化步伐加快，中国城市化水平也不断提高。2006年全国城市化水平达到43.9％，除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外，又有8个城市群崛起，城市群成为发展龙头。进入本世纪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就是由工业化和城镇化这两个因素推动的。迄今为止，二者仍未有见顶的迹象，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际资源市场的波动性，使得仅仅依靠进口和在国内配置资源受到了巨大的约束，中国越来越缺乏的是土地、能源和矿产等自然资源。

　　例如，在农业部门，土地等资源与劳动力数量严重不匹配。我国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耕地面积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3%，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4公顷，仅相当于印度56%、美国的14%和加拿大的5%。人口的增长和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有进一步加剧耕地减少的趋势，农业用水形势也日趋严峻。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牢牢掌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始终是我国农业发展战略的基本立足点。在扩大农产品有效进口，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以促进粮食增产的同时，充分利用境外土地、水源、水产等自然资源，建立稳定、可靠的境外农产品供应基地，已成为农业“走出去”的必然选择。

　　例如，在工业部门，一方面，重工业面临严重的原材料缺口，另一方面，传统制造业出现了产能过剩的局面，家电行业如洗衣机、电冰箱和微波炉产能过剩率为30%—40%。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和最大的铜消费国。本世纪前20年将是中国矿产资源消耗的高峰期，大宗矿产品的消费弹性系数都将大于1，即矿产品消费增长要快于GDP的增长。中国人均矿产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8％，到2020年，国民经济建设需要的大宗矿产，如石油、铁、铜、铝、钾等均不能满足需求。其中，铜需求量缺口357万吨，铝需求量缺口1055万吨。

　　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空间，这和亚洲其他的国家经济发展有共同的规律性，拓展新的发展空间，需要经济国际化为其开辟道路。同时，巨额外汇储备为中国的经济国际化提供了资本。中国过剩的劳动力、过剩的制造业产能与内需不足的矛盾都需要开辟海外市场寻找出路，而一些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引进中国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来发展本国的经济，使本国的资源得以有效利用，合理配置。

　　进出口／ＧＤＰ 贸易额占世界比重 ＦＤＩ流入／资本形成总额 ＦＤＩ流出／资本形成总额ＦＤＩ流出／ＦＤＩ流入（存量）人均Ｇ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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