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最新封面报道：三峡三问

　　随着汛期来临，长江上中下游都出现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此时此刻，我国最大的水利工程——长江三峡工程，再次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焦点。

　　三峡大坝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只有科学理性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总结，才能解疑释惑、正本清源，提高我们的科学认知，增强我们应对洪涝灾害的能力。

　　为了回应社会各界对三峡工程的高度关切，《中国经济周刊》于2020年7月7日特别组织了“三峡大家谈”圆桌对话，邀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中国三峡集团总工程师张曙光、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王章立、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王亦楠等专家，就当前公众最关注的三峡大坝的三个热点问题进行座谈交流。

　　王亦楠：每年汛期来临，关于三峡大坝的安全性就会有各种传言。比如去年6月，一张“谷歌卫星拍摄到三峡大坝已经变形”的照片在网上疯传。尽管卫星遥感等专业领域的专家已经出面解答 “大坝变形” 是谷歌卫星影像自身的技术问题导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还用“牛刀杀鸡”的方式，拿出“高分六号”卫星在三峡大坝上空直接拍摄的完整照片，证明“大坝笔直、安然无恙”。

　　但今年，“大坝已经变形，一旦溃坝，半个中国将生灵涂炭”的又甚嚣尘上。甚至网上有人言之凿凿地说“三峡大坝一直在走动，因为混凝土坝块是一段段摆在基岩上的，受压力和温度影响，必然会发生不同的形变和位移”“三峡大坝已经出现裂缝”等等，引发公众关注，造成极大恐慌。

　　那么，三峡大坝的安全性到底如何？能否扛住超大洪水的冲击？既然国内外均有溃坝的灾难案例，那么三峡大坝会不会溃坝呢？

　　王浩：三峡坝体本身的安全性没有任何问题。第一，大坝本身是按照能抵御“万年一遇”的超大洪水而设计。有水文证据可借鉴推演的长江历史最大洪水发生在1870年，洪峰流量高达10.5万立方米/秒。三峡大坝的安全标准按抵御“万年一遇再加10%”的洪水而设计，即使在洪峰流量高达12.43万立方米/秒（这样大的洪水在三峡地区历史记载上从未发生过）的冲击下，大坝本身仍能安然无恙。第二，三峡大坝是混凝土重力坝，是最结实的坝型，不仅不怕长期浸水，其抗压能力反而会在100年内水越泡越结实。实测结果也表明，已经蓄水17年的三峡大坝，目前的混凝土抗压能力已由当初设计的25兆帕，升至目前的43兆帕，远远超出了设计标准。混凝土重力坝不怕洪水漫顶，又有23个泄洪深孔和22个泄洪表孔，有超强泄洪能力，就更不怕超大洪水的来袭了。

　　张曙光：从内在因素讲，坝体寿命主要取决于混凝土质量。三峡大坝从设计规范、原材料把关到施工管理，都按国家最高标准执行，且在“混凝土抗冻性标号”等直接决定大坝寿命的很多重要参数选择上，严苛程度远远超过了三峡大坝的实际环境条件。从目前的实验结果看，大坝混凝土至少500年不会有问题。三峡大坝并非传言说的“一段段单独摆在基岩上”，坝块之间、坝体和基岩之间都做了严格的一体化工程处理，足以抵抗水的冲压而岿然不动。

　　我们说“大坝弹性变形都在设计允许范围内”，却被网上一些人断章取义炒作成“官方终于承认大坝变形”。其实，“弹性变形”是所有构造物受力后都必然会有的现象，道路桥梁、高楼大厦，包括我们脚下踩的水泥地板都有。弹性变形并不可怕，关键要看是否在设计允许范围内。三峡大坝有一套完备的安全监测系统，与主体工程同步实施，共埋设了1.2万多个仪器监测点，一旦哪里有异常就会即刻报警。任何细小问题都不会错过，怎么可能出现谷歌照片上那么夸张的“变形”。

　　三峡工程从1994年动工开始，就始终秉持着“不留工程隐患、确保建设质量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原则。除了通常工程项目必有的监理体系外，国务院又专门成立了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从施工建设期开始一直到现在，每年至少两次到工地进行全面检查，并直接向国务院提交质量检查报告。正是从技术到制度方方面面的严苛、完备、高标准的质量监管，才有了今天在国际上备受赞誉的三峡工程，2013年获得被誉为世界水电行业“诺贝尔奖”的“FIDIC百年工程项目奖”。三峡工程还获得了2019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去年“大坝变形”谣言沸沸扬扬之际，国际大坝委员会主席Michael F. Rogers专门就此发声：“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密切关注三峡大坝这一标志性工程的设计和建设。我可以确信地说，三峡大坝是世界上质量最高、设计和建设最好的大坝之一。2012年对三峡工程参观考察，我亲眼看到了工程师为确保大坝安全做出的努力，见证了中国工程界对大坝质量和安全的高度重视。我相信三峡大坝不会出现安全问题，无端谣言将会消失。”

　　张博庭：混凝土重力坝安全性极高，在全世界已有百年实践，还没有瞬间土崩瓦解的溃坝先例。有人担心三峡大坝能否抵御的攻击，这其实早在1958年就是国防议题。因为在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下，首先要考虑三峡大坝成为战争攻击目标的后果。从1959至1988年的30年里，军方和工程部门针对化爆命中和核爆命中、满库时1000米和400米全线溃坝做了大量模型试验，最后确定了“最抗炸、不会溃坝”的混凝土重力坝型（三角形大断面，坝有多高坝底就有多宽）。退一万步说，假如直接命中大坝，其后果只是把大坝炸出一个大缺口，相当于几个关不上的大闸门而已，不可能发生整个水库瞬间滔天倾泻的毁灭性溃坝。

　　王亦楠：很多人不知道，三峡工程虽然是世界最大的水电站，但它的水库面积和蓄水能力远远不是：按面积排名的世界前十大水库是三峡水库的4～8倍；按库容排名的世界前十大水库是三峡水库的2～5倍。三峡与它们相比，就是洗脸盆和大水缸的差别。如果说三峡蓄存的这点水都有“溃坝”风险的话，那比三峡库容大得多的26个水库的风险又该是何等之巨呢？这些分布全球各地的大水库的运行实践也证明，大型水库和大坝的安全是有保证的。

　　我国资深水利水电专家、两院院士潘家铮曾评价说，三峡工程是“长江上的钢铁长城，千年万年不会垮，质量非常好”。听了各位专家的全方位介绍，就更能理解潘院士这句话的含义和分量了。

　　结论：三峡大坝坝体没有任何安全问题：坝型选择、设计标准、质量保证决定了三峡大坝不可能发生溃坝。三峡工程是“长江上的钢铁长城”。

　　王亦楠：今年夏季汛期，长江上中下游很多地区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洪涝灾害。网上有一些自媒体和网友评论认为这与三峡有关。

　　三峡水库到底是“减缓灾情”还是“雪上加霜”？比如说，三峡大坝“气势磅礴”的泄洪，是不是让中下游地区的洪灾更严重？而上游重庆市区的被淹，是不是因三峡大坝的拦水所致？

　　另外，网上还热传一张图片，将近10多年来不同时期关于三峡防洪能力报道的某些“文章标题”专门组合在一起，似乎形成了这样一个逻辑：三峡工程防洪能力从原来说的“万年一遇”下降到“千年一遇”“百年一遇”，乃至后来“二十年一遇都成了考验”。

　　还有种网上认为：“气候变化及天气预报充满变数，水库管理者根本无法准确地预估水库中的安全蓄水量，因此许多水库在突遭暴雨后为了保自身的安全，总是紧急无预警地泄洪，导致水坝下游的民众加倍遭受暴雨危害”。

　　王章立：“防洪能力缩水”完全是断章取义产生的误读。根据历史记录，我们把长江洪水的严重程度分三个等级，即“百年一遇”“千年一遇”“万年一遇”，并针对三个等级制定了三峡调蓄和下游分洪的应对方案，主要目标是确保荆江大堤的安全，同时兼顾城陵矶附近和武汉的防洪安全。因为“万里长江，险在荆江”，历史上荆江大堤溃口平均10年一次。一旦决堤，对江汉平原1500万人和2300万亩耕地是灭顶之灾。1998年百万官兵以血肉之躯在荆江大堤上严防死守的艰难场景，历历在目。那次虽然守住了大堤，但仍付出了1500多人死亡和2000多亿直接经济损失的代价。

　　三峡工程建成后，荆江两岸的防洪形势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2010、2012、2016年都出现了比1998年更大的洪峰，但正因为我们有了技术手段——以三峡为骨干的水库群联合调度、拦洪削峰错峰，保证了江汉平原安澜，大大减轻了中下游地区防洪压力。

　　水利部每年都会编制以三峡为核心的长江流域水库联合调度计划，当汛期洪水超过30000立方米/秒时，水库调度均由长江防总（长江水利委员会）或国家防总（水利部）负责。目前长江流域有3万余个汛情实时监视站点，主要干支流均已覆盖水文水情自动化监测网络。再加上现在完全能做到3天内的较为可靠的天气预报，因此能快速准确地提前掌握上游洪峰流量和时间，从而实现水库群联合调度。绝不是传言说的“水库管理靠拍脑袋、无安全预警的泄洪”。

　　张曙光：三峡水库汛期的防洪库容有221.5亿立方米，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发挥防洪作用：一是拦洪，即拦蓄超过中下游河道安全泄量的洪水，确保三峡工程以下的长江河道行洪安全；二是削峰，在下游防汛形势紧张时，削减上游来的大洪峰，减少水库出库流量，缓解下游的防洪压力；三是错峰，防止上游洪峰与下游洪峰相遭遇，加重下游的防洪压力。一旦下游防汛形势好转，则抓住有利时机，加大出库流量，降低水库水位，腾出库容应对下一次可能发生的大洪水。

　　三峡拦蓄洪水是一个动态而非静止的过程，拦洪、削峰、错峰要平稳有序地交替进行，而不是始终将洪水牢牢地滞留在三峡水库里。因为每年汛期，长江上游都会来多次洪峰，所形成的洪水总量超过三峡的防洪库容。为随时能迎接新一轮洪水的来袭，三峡不能一次性蓄水到过高水位（更不可能一次蓄水到175米），而是把那些超过水库下游安全泄量的洪水拦下来。

　　一些人误以为三峡大坝“喷薄而出”的泄洪是让大坝下游地区的洪灾“雪上加霜”，其实正好相反：一是来势凶猛的天然洪峰流量已被三峡大坝拦腰削减了很多；二是三峡何时泄洪、泄多少量，一定是在保证长江中下游干流河道有安全余量的前提下进行。因为有雨情水情实时监测系统，可以随时根据上下游汛情主要矛盾的变化，调整水库的控泄模式，既保证长江中下游干流河道的安全，又能及时腾出库容拦截下一轮洪峰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冲击。

　　王浩：需要强调的是，三峡水库只能保长江中下游干流河道的防洪安全，而不能解决支流洪水的问题，支流的洪水只能靠支流上的水库来调控。此外，长江中下游很多地区的严重内涝，暴露出自身的市政建设滞后——排涝系统跟不上，不能“甩锅”到三峡身上。三峡水库的泄洪是在中下游干流河道的安全保障水位之下进行，不可能影响这些地区向长江干流的排水，更不可能造成泄洪的水倒灌到这些地区。

　　每年汛期国家防总、水利部对以三峡为骨干的水库群的联合调度方案，原则是兼顾干支流、上下游、左右岸和库湖塘等几个方面的水情，以最精准的预测预报、最优的调度、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综合效益。当前各地出现的严重汛情，不是因为水库调度不科学不合理，而是我们目前应对洪涝灾害的基础设施建设还亟待加强。否则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试想，早就列入国家相关规划、一直被搁浅的金沙江虎跳峡水库，如果建起来的话，今日三峡工程的防洪压力就会大大缓解，今天整个长江流域的洪灾情形也会大不一样，很多洪水就变为非常宝贵的水资源了。

　　张博庭：最近在网上流传的有个重庆市的盖公章的“小区通知”引起关注，通知提示“今年洪水可能会达到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位，也即193.38米，要求四楼以下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随后就有人借此拿“水力坡度”概念在网上说：“三峡水库的建设加剧了重庆的洪水。由于存在水力坡度，大坝挡水越多，重庆就淹得越厉害。”

　　这是一个亟须澄清的、违背史实和科学的误导。因为：第一，三峡水库是2003年才投运，1870年—1998年长达120多年的重庆洪水历史记录显示，寸滩（位于重庆市下游地界的重要水文站）的汛期水位通常都在160米左右，水位变化和上游洪水流量完全成正比，几次大洪水时寸滩水位都高达190米上下，最高记录是1870年的196.25米。没有三峡前，重庆的洪水位就多次达到这么高的水平，怎么今年的高水位就成了三峡造成的呢？第二，三峡水库蓄水前后的数据对比显示，水力坡度真正影响的范围基本不超过三峡水库蓄水高程的1～2米。国家规定三峡水库的汛限水位是145米，就算考虑上水力坡度的影响，和寸滩160米的天然洪水位也还差10多米呢，三峡水库拦洪根本不会影响到寸滩，更不要说比寸滩地势更高的重庆主城区了。

　　解决重庆市的洪水问题，必须依靠重庆上游的水库实现拦洪削峰。目前，乌东德、溪洛渡、向家坝三大水库可以拦截长江干流洪水对重庆的冲击，但不能解决綦江、嘉陵江等支流洪水对重庆的威胁。这次洪水流量达80年之最的綦江，如果建有足够库容的调蓄水库，重庆的汛情就决不会这样了。

　　对于中下游城市来说，三峡大坝发挥了防洪作用。以鄱阳湖为例，长江相当于鄱阳湖向海里的通道。之前没有三峡工程的时候，如果长江水位高，鄱阳湖的水不一定能出去，甚至还会倒灌；有了三峡工程后，长江的水位是可以控制的，把三峡流量减少一些，长江水位就可下调。所以今年鄱阳湖的水位超过了1998年，但因为三峡工程的存在，长江流域安全度远高于1998年。

　　没有三峡以前，洪旱灾害在人们眼中都是天灾、只能认命。有了三峡工程以后，三峡有时却成了“背锅侠”——旱了或是涝了，上游或是下游，出了问题就有人从三峡这儿找原因。这种思维和逻辑有违科学。

　　王亦楠：自古以来长江流域就是洪旱灾害的重灾区。今年的这场举国关注的洪灾，进一步提醒我们，三峡工程在抗洪减灾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可以说三峡工程一直在保护着我们；与此同时，我们更要意识到，解决长江流域的洪灾仅靠一个三峡工程还远远不够。

　　结论：三峡水库的汛限水位一直保持在比上游重庆寸滩汛期水位低十几米，绝不可加剧重庆的汛情。以三峡为骨干的水库群联合调度，大大减轻了中下游的防洪压力。三峡建成以来，已多次让长江中下游躲过“灭顶之灾”。

　　王亦楠：三峡工程历经百年、集中外水利专家的智慧、几代中国人接力攀登才得以实现。其重要性正如1944年世界著名坝工专家萨凡奇所言：“长江三峡是关系到中国前途的至为重大的一个杰作。”1949年后在、周恩来、等老一辈家的高度重视下，三峡工程又经过数十年的严密论证、充分试验后才付诸实践。但时至今日，“轻率决策、遗祸无穷”的论调依然存在。其中，流传最广的是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生前对三峡的反对意见——“三峡大坝若建成，终将被炸掉”。

　　近年来一些自媒体又以“上世纪80年代三峡能否上马曾争议甚大”为依据，发布《三峡大坝欠一个向国人跪地谢罪的仪式》《今天的科学家没人敢出来说真话》等网络文章，甚至言之凿凿“黄万里当时预言的12个问题，有11个都应验了”。尽管这些文章严重违背历史、违背科学，但对公众来说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困惑。那么，当年三峡大坝的争议焦点问题究竟是什么？

　　张博庭：上世纪80年代三峡工程能否上马，的确在水电行业内部争议甚大，包括我自己当时也是反对派。但是，现在很多人并不知道，当时一些业内专家反对三峡上马，并不是像黄万里那样认为“三峡工程根本不该干”，而是认同三峡的价值，但在“该何时上马”这一时间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因为，三峡工程投资巨大，在当时水电都是国家投资、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水电业内很多人担心三峡一旦上马，势必影响全国其他的水电项目。比如，很多专家主张“先上虎跳峡、后上三峡”，因为两个水库的调节库容相当，但前者的移民压力、投资规模要远远小于后者。后来情况也表明这种担心不无道理，1992年决策三峡上马后，广西龙滩水电站的开工推迟了10年，1996年全国水电开工率是零。但是，现在回过头从国家大局来看，当时集中力量办大事、先干三峡绝对是英明的，因为越往后拖难度就越大，很可能就干不成了。

　　黄万里先生是我们非常敬重的前辈，他顶住压力、敢于谏言的品格难能可贵，但他当时对三峡的种种预言，被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都错了。比如他断定“不出10年三峡水库就会泥沙卵石淤死、长江就会断航，20年之内三峡只有投资没有收益”等等，都被证实是错的。再伟大的科学家也不可能总是100%正确。可惜的是，黄万里先生2001年就去世了，如果他能看到今日三峡的成就，以他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一定会纠正他过去的错误看法，也决不会允许一些人炮制“黄万里神话”——打着他的旗号断章取义、颠倒黑白、造谣生事。

　　王浩：建设三峡大坝，是因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水资源，而水资源需要调控。人类进化史长达10万年，近100多年才用上电，近几十年才有了高铁，没有电、没有高铁、没有芯片，人类文明照常演进。但如果没有水，人类5天就会灭绝。

　　水库、大坝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解决人类的水资源需求问题——把丰水年/丰水期造成灾害的洪水蓄存起来，变成枯水年/枯水期的宝贵水资源。如果没有这种调控能力，人类就只能回到听天由命的落后状态。

　　先天不利的气候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是个特别需要水资源调控的国家。一是严重缺水，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二是水资源时空分布严重不均，洪旱灾害特别严重，每年2/3以上的地表径流量都是威胁人们生命财产的洪水径流量，而冬春季节的枯水又导致农业干旱。然而，中国目前的水资源调控能力和发达国家差距很大：中美两国的土地面积、地表径流总量相差不多，但美国水库的总蓄水量是中国的1.6倍，大型水库数量是中国的12倍，人均库容是中国的6.3倍。表示一个国家水库蓄水能力与河流径流量之比的库容系数，欧洲国家为0.9以上，美国为0.66，中国仅为0.3。而我国水资源量最丰富的长江，目前的库容系数仅为0.13。

　　欧美国家从来没有进入什么“拆坝时代”，反而正因为人均库容远远高于我们，人家能吸纳更多的洪水，抵御更大的干旱。有了足够的水库库容，洪水就是资源和财富，否则就是危险和灾难。

　　张曙光：三峡大坝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三峡发电或许有其他方案可以替代，但三峡水库对于长江的水资源调控作用，没有任何其他手段可以替代。除了前面讨论的巨大防洪效益外，三峡是我国最大的淡水资源储备库、长江大保护的重要生态屏障。三峡建设前，长江中下游枯水期的最低流量不足4000立方米/秒，重庆到宜昌间的川江河段之凶险就如同“鬼门关”，不知吞噬了多少生命；三峡建设后，中下游枯水期的最低流量提升到不低于6000立方米/秒，川江河段变成了大型客轮可昼夜双向航行的黄金水道。

　　王亦楠：随着气候变暖问题加剧，极端天气事件会更加频繁，洪旱灾害的威胁也会更加严重，联合国等国际权威机构从2004年起就不断呼吁“投资蓄水设施就是投资绿色经济”，并指出：“发达国家已拥有很多基础设施及大坝，在保障水安全及应对气候变化的蓄水设施建设上已有良好基础；而发展中国家限于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等因素，水库大坝基础设施还远远不足以提供所需的能源及水资源，以支撑其经济发展，因此建设新坝仍是当务之急”。

　　在各地暴雨成灾、洪水泛滥的今天，我们再来回顾联合国的这个呼吁，格外有特别感慨。这十几年来，围绕三峡的这些有意或无意的谣言，误导了社会公众，干扰了政府决策，甚至导致一些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水电水利工程搁浅至今，使我们的水资源调控能力还处在如此低的水平。

　　要想从根本上摆脱洪旱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威胁，我们需要的不仅不是“拆掉大坝”，而是尽快建设更多像三峡这样有调蓄能力的水利基础设施，保障水安全、粮食安全、。

　　结论：三峡工程的最主要功能是增强了水资源调控能力。三峡发电或许有其他方案可以替代，但三峡水库对于长江水资源的调控作用，没有任何其他手段可以替代。

　　兴建三峡工程、治理长江水患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1919年，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了开发三峡的宏伟设想。新中国成立后，等历届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和关心三峡工程论证工作。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勘测设计、规划论证后，1992年4月，全国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三峡工程是治理开发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也是世界上承担综合功能任务最多的水利水电工程。三峡工程坝址地处长江干流西陵峡河段、湖北省宜昌市三斗坪镇，控制流域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

　　2018年4月24日，习总赴三峡工程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习总指出，三峡工程是国之重器，是靠劳动者的辛勤劳动自力更生创造出来的。三峡工程的成功建成和运转，使多少代中国人开发和利用三峡资源的梦想变为现实，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的重要标志。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优越性的典范，是中国人民富于智慧和创造性的典范，是中华民族日益走向繁荣强盛的典范。

　　目前，三峡工程已经连续10年实现175米试验性蓄水目标，防洪、航运、发电、补水等巨大综合效益显著发挥，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对保障流域防洪安全、航运安全、供水安全、生态安全以及我国能源安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峡工程防洪效益显著。三峡工程作为长江中下游防洪体系中的关键骨干工程，处于长江上游来水进入中下游平原河道的“咽喉”，可控制长江防洪最险的荆江河段95%的洪水来量，武汉以上三分之二的洪水来量。三峡工程建成后起到削峰、错峰的作用，对长江上游特大洪水的调节作用，是其他任何工程都不能替代的。三峡工程建成后，江汉平原最薄弱的荆江河段防洪标准从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可有效保护1500万人口和2300万亩耕地。自2003年蓄水运行以来，三峡水库已经累计实施拦洪运用53次，总蓄洪量1533亿立方米，两次拦蓄超过70000立方米/秒的特大洪峰，为长江中下游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了坚强的安全屏障。

　　今年，受近日长江流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7月以来长江流域多处河流及湖泊水文站点水位持续上升，长江干流监利至江阴段、洞庭湖湖区、鄱阳湖湖区等地水位已超防洪警戒水位，部分湖泊、堤坝超保证水位，长江中下游防洪形势严峻。为进一步减轻长江中下游地区防洪压力，有效控制干流河道的水位涨势，三峡水库下泄流量自7月6日起连续调减5次，5天内出库流量从35000立方米每秒减少至19000立方米每秒，后续三峡水库将按照长江委的调度要求进一步控制下泄量。

　　三峡工程绿电效益显著。三峡电站总装机容量达2250万千瓦，多年平均发电量882亿千瓦时。三峡电站于2003年7月实现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截至2019年底，累计发电量超1.2万亿千瓦时，为国家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绿色电能。三峡水电站发出的强大电力通过三峡输变电网络送往华中、华东、南方和川渝电网，直接受益的地区有华中、华东、华南和川渝地区，受益人口超过全国人口的一半。三峡工程电站节能减排效应明显，相当于节约原煤消耗约5.9亿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1.8亿吨、减排二氧化硫1180多万吨，其中2018年发电1016.2亿千瓦时，首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造国内单座水电站年发电纪录。

　　三峡工程通航效益显著。三峡工程蓄水后，改善了长江川江（重庆市至湖北省宜昌市之间的长江河段）660千米河道通航条件，万吨级船队可从上海直达重庆，船舶运输成本降低三分之一以上，使长江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三峡双线万闸次，通过船舶87.53万艘次，过闸货运量14.68亿吨。2019年，三峡船闸通过货运量达到1.46亿吨，超过设计通过能力(1亿吨)46%，是三峡水库蓄水前该河段最高货运量(1800万吨)的8.12倍，极大地促进了长江经济带发展和沿江航运的大发展。三峡升船机自2016年9月18日试通航。截至今年6月，累计安全有载运行9800厢次，通过各类船舶约10000艘次、旅客36万人，充分发挥了过坝快速通道作用，同时提高了枢纽通航调度的灵活性。

　　三峡水库补水效益显著。三峡水库蓄水后，库区及上游经济鱼类资源增加，近年来多次实施水库生态调度，促进了中下游经济鱼类繁殖，为发展渔业、改善环境、增加就业和提高民众生活质量带来有利影响。截至2019年9月末，三峡水库累计为下游补水2664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了长江中下游生产生活生态用水紧张局面。三峡工程蓄水后，原有三峡美景并未受太大影响，又增添了高峡平湖等新景观。三峡坝区成为中外游客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游客数量连年攀升，三峡大坝旅游区2019年接待游客达320万人。三峡工程正发挥其工业旅游典范效应，带动长江三峡旅游，进而促进长江黄金旅游带形成。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三峡水电站、葛洲坝水电站多次调增机组出力，满足湖北省高峰电力需求，支援当前抗击疫情各项工作。自1月24日0时至3月底，处在湖北宜昌的三峡电站和葛洲坝电站不断加大机组出力，累计调增发电计划30余次，一季度三峡电站、葛洲坝电站发电量达201.6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加3.7%，创历史新高，有力确保了湖北等受电地区抗疫用电需求。与此同时，在长江委、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的大力支持下，长江电力持续加大三峡水库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补水力度，一季度三峡水库累计向下游补水量超100亿立方米，上游水位已消落至164.72米，有力支援长江中下游地区复工复产及春耕灌溉用水需求，充分发挥了大国重器的应急保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