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国防疫策略看心理学在疫情应对中的作用 “抗疫心力量”中财系列科普之㉘

　　随着国内疫情渐趋平稳，中国民众的目光开始投向海外。从“钻石公主号”疫情引爆以来，韩国、伊朗、意大利疫情开始出现爆发性增长，日本、西班牙、德国、法国、美国等国家也纷纷告急。2月26日，当日海外新增确诊病例459人，首度赶超中国当日的440例确诊。截止北京时间3月15日上午10点钟，海外累计确诊75385例，距离中国累计确诊81048例只有一步之遥，而海外现有确诊63854例则大大超过了中国现有确诊的10822例。

　　这一情况显示，不仅WHO所担忧的全球性疫情已成现实，而且海外各国已经取代中国成为当前疫情应对的重点。面对着新一轮的海外疫情，中国民众的心理状态颇为五味杂陈：一方面，我们所经历的伤痛，让我们深深对别国的疫情给予极大关注和同情；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又往往让我们有些“恨铁不成钢”，对别国在疫情应对方面的偏差扼腕痛惜。这一点，或许正是《流浪地球》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中国民众心中的朴素反映。

　　但是，恐怕也正是出于上述原因，最近英国所采取的“温和防疫”策略在中国民众中间引发了轩然大波。3月12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公布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举措。在随后英国首席科技顾问帕特里克·瓦伦斯的解释中，提到了所谓“群体免疫”的观点，即通过感染60%左右的英国人口，也就是大约4000万人，来形成群体免疫力，抵抗新冠疫情。由于这一防疫策略过于反直觉和反常识，消息一出不仅英国本土的科学家与社会人士提出了质疑和反对，在中文网络中也大哗：将其戏称为“佛系防疫”有之，将其视为“躺平向病毒投降”有之，质疑“为何不抄中国作业”亦有之，甚至还有人将其上升到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高度。那么，这一策略究竟是否科学合理、是否符合英国当前疫情、是否具备可行性呢？这需要我们从客观角度加以分析。

　　不是。现在大家总是说英国不抄中国作业，但是这个策略的提出恐怕正是拿到中国的作业再三思考才做出的决定。众所周知，新冠肺炎是由新型冠状病毒（novel coronavirus）引起的传染病。病毒在感染患者后，不会停留在患者体内，而是会通过各种途径向外传播，寻找新的宿主。那么，要控制患者数量的唯一办法就是让病毒找不到宿主，没有宿主也就自然没有传染可言。用流行病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要控制基本传染数（R0），也就是一名患者可能会传染的其他人数量。如果R0值低于1，也就是一个患者只能传染不到1个人，传染病就会逐渐消失，否则这一疾病将会不断传染，直至扩展到全部群体。

　　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传染病根本不是一个棘手问题，那个时候人类主要的健康威胁主要是外伤。随着人类进入农业时代，传染病开始出现，但是在当时人类的部落式社会中，传染病很快就会蔓延到整个部落，此时病原体再也找不到宿主，也就自然停止。而对于部落的人口而言，结局只有两个：死亡或者生存。在付出一定的死亡者代价后，幸存者往往会获得对病原体的免疫能力，能够与病原体共生。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规模不断扩大，想要病原体自然停止，我们要付出的代价也越来越大。鼠疫、霍乱、黑死病、西班牙大流感，每一次瘟疫都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并深刻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

　　随着近代疫苗的发明，面对疫情我们不再束手无策，而是可以通过接种疫苗获得免疫能力。这样的话，我们虽然没有直接杀死病原体，但是却斩断了它的传播途径，让它找不到新的宿主，自然也就不成其为威胁。人类历史上的恐怖杀手，天花就是这样慢慢成为一个只存在于实验室的病毒。然而，这样一个方法在面对新冠病毒时反而成为了问题。一方面，新冠病毒对于研究者而言，是一种全新且未知的病毒，要想研发出疫苗，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科研流程；但是另一方面，新冠病毒很有可能像SARS病毒一样，一进入夏天就自然消失，让我们找不到病人来进行实验，从而使得疫苗“无疾而终”。这样的话，我们很可能会长期保持在新冠病毒前的“裸奔”姿态，不断承受其打击。

　　因此，面对新冠疫情我们必须另辟蹊径。作为最早承受其汹涌肆虐的国家，我国政府当机立断，进行了大规模的隔离。简而言之，我国政府的策略就是“救治重症、控制轻症、隔离疑似”，也就是将主要的医疗力量用于对重症病人的救治，大量建设方舱医院在轻症病人集中起来，同时通过社区隔离切断一切疑似的传播渠道。这一做法在本质上是减小人类社会的规模，将其控制在社区甚至家庭水平，形成一个一个“茧”式封闭社会，控制病毒的基础传染数。事实证明，我国政府的策略是有力而有效的。但是，这一做法需要至少两个条件：第一，民众配合度高，能够接受长时间的封闭隔离。我国民众忍耐力强、有大局意识，这一点得到了许多流行病学家的共识。第二，有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我们将强大的社会组织与管理力量不计成本、饱和式地投放到疫情应对中，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医疗系统的不足。

　　然而，也正因为上述条件的限制，这一策略很可能没法在所有国家都能收到效果。比如在意大利，隔离政策就收效甚微。而在韩国，通过快速检测和有监督的在家隔离，则实现了迅速遏制疫情的奇迹。所以，我们应该允许其他国家在参考中国“作业”的同时，用自己的方法来解题。在了解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就可以接着分析英国策略究竟荒诞的奇想还是可行的冒险。

　　简而言之，英国策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避免挤兑医疗系统。目前无论是中国还是在海外，一致的经验都是不能让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必须保护医务人员的生命，因为重症与死亡都发生在与病毒搏斗的最前沿。在英国政府的相关解释中，我们可以了解这一策略提出的背景：第一，英国新冠病毒已经无法控制（Contain）。按其估计，当前英国可能已有5000-10000名患者；第二，新冠病毒很可能不会只有一波，极有可能卷土重来，甚至反复出现，形成季节性疾病；第三，新冠病毒的疫苗很可能无法在近期出现；第四，新冠病毒的传播力极强，但是死亡率相对较低。基于这些判断，英国政府提出的策略在重症方面与中国没有差别，都是尽一切可能救治。但是在轻症和疑似方面，英国政府打算实施完全无监督的自我在家隔离。这一做法的目的就是将所有医疗力量都用在“刀刃上”。

　　由此可见，英国政府并非“麻木不仁”或者“草菅人命”，而是基于现实条件和科学事实做出的一个妥协方案。这一方案的出发点是：我们很可能无法从根本上遏制新冠病毒的肆虐，英国也无法像中国这样实施大规模的隔离，既然如此当前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拖延（Delay），也就是不强求消除病毒，而是让病毒的传播缓慢发生。

　　在拖延过程中，如果有疫苗问世，那就是最好的福音；否则的话，只能依靠轻症病人所获得的免疫力建立壁障，形成所谓的“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这一群体免疫可以保护未被感染的群体，避免冲击医疗系统。按照当前新冠病毒的R0值估计（大概为3），如要降到1以下，需要2/3也就是60-70%的人口被感染，按英国6000万人口计算，也就是约4000万人。注意：这只是在无疫苗出现、同时新冠病毒反复出现情况下的极端估计，实际上很可能不会达到这一数字。因为如果新冠病毒反复出现，疫苗就更有可能尽早研发出来。

　　当然，这一策略是否奏效，需要确保轻症不会大量转为重症，同时未感染人群不会大量感染。否则的话，一切工作都会前功尽弃，不仅无法达成原有目标，甚至有可能带来公共卫生危机，造成极大的人道灾难。有趣的是，英国政府似乎对这一结果极具信心。究其原因，恰恰是因为英国政府认为疫情防治的关键不在“人身”，而是在“人心”，从而在决策过程中引入了心理学的力量。

　　在英国策略出台以后，涌现出了大量的批评声音。例如，英国前卫生大臣杰里米·亨特就批评在英国距离意大利的现状只差4个星期的时候，约翰逊政府这种做法是无所作为。《柳叶刀》杂志主编理查德·霍顿则表示，英国迫切需要执行保持社交距离和关闭政策，而英国政府是在拿公众的健康“玩轮盘赌”，是一个重大错误。而截止3月15日，共计超过500名科学界人士联名向英国政府发出了三封公开信，反对首相鲍里斯的抗疫策略，认为如果再不采取隔离措施，疫情最后会影响到上百万的人，英国的NHS医疗系统将无法负担。同样，我国生物学家饶毅也在网络发声，认为这一策略是“英国首相的谎言”。

　　事实上，正如英国卫生与社会保健部发言人所指出的，“群体免疫并非当前行动计划的一部分，而是疫情流行所带来的自然副产品。我们的目标是拯救生命，保护最易感的人群，减轻对NHS的压力。”这一说明证明，英国政府并不是像上述科学家所担心的那样，将防疫策略建立在“群体防疫”基础上，而是认为当前疫情应对无法毕其功于一役，从根本上消除新冠病毒，所以“群体免疫”也就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这一点印证了我们在上一部分的分析。有趣的是，与国内外一片哗然相比，似乎英国国内民众的反应相对较为“平静”。根据调查机构Yougov在三月12-13日，也就是约翰逊首相公布防疫策略之后所进行的调查结果，与2月份的调查结果相比，英国民众对新冠肺炎感到恐惧的比例从38%增长到41%，不感到恐惧的比例则从59%降到了58%；对英国政府在新冠疫情应对中的作用评价为“好”的54%变为55%，评价为“差”的则从26%增长到30%。整体来看，似乎英国民众对于当前政府的应对策略并未显示出大规模的恐慌或质疑。

　　为了理解上述吊诡的差异，我们有必要理解英国防疫策略出台背后的决策力量。按照当前的报道，这一策略背后的智库来源并非只有流行病学家或医学专家，还有一群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构成的行为洞察团队（Behavioral insights team），也称为助推小组（Nudge unit）。他们支持这一策略的依据不仅仅是来自流行病学的认识，更是来自于心理学对于人类行为的理解。按照他们的认识，人类的行为存在“疲惫”（Fatigue）倾向。因此，如果在疫情高峰到来以前就采取较为激进的隔离与疏离（Isolation and distancing）政策，很可能会导致人们在一段时间的限制之后出现行为反弹，恢复旧有的行为模式，而此时可能恰好是最需要实施这一政策的关键时间点。所以，英国政府不打算 “抄中国作业”，立即实行大规模的隔离与疏离，而是打算在关键时间点推出这一政策。

　　首先，人类存在着根深蒂固对于控制感（Sense of control）的需求。在我们之前的文章中，也分析到我国实行的长时间隔离很可能会破坏这一需求。在人们无法获得控制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类似于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的状态，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甚至也会破坏我们的身体健康。由此来看，显然隔离与疏离政策不应该成为一个轻易且反复动用的防疫武器。

　　其次，人类也存在极强的维持现状偏差（Status quo bias）。我们总是习惯于当前的行为与生活模式，不愿轻易改变它。这一点在一项器官捐赠研究中得到了极好的证明，如果我们给予被试的器官捐赠意愿书格式是“如果你愿意，请在上面画圈”，那么捐赠率往往不到三成；如果格式是“如果你不愿意，请在上面画圈”，捐赠率就会提高到90%以上。这一结果就是维持现状偏差的一个体现。隔离与疏离政策要求人们打破现状，这就和和我们的维持现状偏差产生了冲突。最后，人类用于实施行为的心理工作资源也是有限的。在基础心理过程中多任务操作带来的“瓶颈效应”，以及在自我控制研究中的自我损耗现象，都说明了这一有限性对我们行为带来的影响。

　　换句话说，如果疫情真的无法彻底消灭，而是反复来袭，那么我们是否每次都进行长时间隔离？或许我们在第一次隔离时完全可以遵从要求，但是第二次、第三次或者第N次呢？我们是否还能维持跟第一次完全一样的遵从性？这些人类行为的特征都在提示我们，我们的确需要谨慎使用隔离与疏离政策。

　　当然，这一看法并非完全无懈可击。正如200多位英国心理学家与行为科学家在一封公开信中所质疑的，在当前的特殊情景下，激进的行为改变（Radical behavior change）完全有可能实施，同时也比相对维持现状更能主动、积极地拯救生命。因此，是否需要将上述“疲惫”因素纳入方案考量，仍然需要根据疫情发展程度来衡量。或许，最终世界各国会发现，除了抄中国作业，别无他法。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心理学在疫情应对中的作用。这是因为，一个可行的政策方案需要综合考虑诸多因素，在人类行为机制、流行病学机制、社会经济运作机制之间进行恰当的平衡，以达成最优的政策效果。忽略任何一种因素都有可能削弱政策的有效性。所以，我们在此想要指出，在类似于新冠肺炎这样的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完全不考虑心理学的作用，或者只将其视为众多补救工作中的一个环节（如心理援助），将会极大地削弱政策预判的准确性和政策实施的有效性。

　　事实上，以助推小组为代表的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在英国本次新冠疫情应对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并不仅限于对流行病学家“以时间换空间”的策略提出支持或反对的依据。如前所述，在疫情应对中要想真正缓解疫情，除了维持轻症与重症之间的平衡之外，还必须尽量降低健康人群的易感性。这一工作恰恰是心理学大有用武之地。当前研究结果表明，在预防新冠疫情的各种做法中，最有效的是保持良好的手部卫生（Hand hygiene）。为此，我们需要使用洗手液，每次都认真仔细地洗手。然而，恰恰就是这一行为构成了健康人群最大的隐患，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这一点。行为科学的研究指出，破坏洗手行为的障碍主要有三个：缺乏意识、缺乏易得性、缺乏习惯。为此，我们可以针对上述三个障碍开展研究，制定干预策略。

　　英国助推小组发现，缺乏洗手意识很可能是由于我们大多数人已经佩戴了口罩。这是因为我们心理中可能存在某种“风险计量器”，当我们认为某一行为已经消除大部分风险之后，就会忽视风险防范行为。然而与洗手相比，口罩在新冠疫情应对中的作用反而缺乏足够的科学证据支持。同样，在洗手过程中似乎也存在某种“易得性计算”，一旦易得性相对较低，我们就会放弃洗手行为。所以，我们有必要将洗手液放在特别显眼的位置，比如电梯入口处。我国心理学研究者还利用诱饵效应来增加洗手行为，也就是在一瓶相对容易使用的洗手液旁边放置一瓶不易使用的洗手液，这样人们就会更多去使用那瓶容易使用的洗手液。最后，即使有了意识和易得性，我们依然需要用某种方法帮我们克服“意图-行为天堑”（intention-behavior gap），建立洗手行为的习惯。比如，我们可以在洗手时在心理哼唱“祝你生日快乐”这首歌，唱完两遍就达到了卫生洗手所要求的20秒钟要求。

　　不仅如此，心理学还可以帮助政府在疫情应对中更为顺利地推行政策与措施。正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所言，“我们不仅仅是在应对流行病疫情，也是在应对信息疫情（infodemic）。”在各种干扰性信息充斥的情况下，如何能够让公众听到并且遵从政府的声音无疑至关重要。针对于此，英国助推小组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在疫情应对中必须高度重视公众信任。研究结果指出，在英国公众心目中最值得信任的是医生和科学家，最不值得信任的家。正是为此，在约翰逊首相的发布会上，站在他左右的就是首席科学顾问与首席医疗官。第二，在疫情应对中政府的声音必须清晰、简单和准确。因为这样的方式能够极大消除人们的不确定感。在英国2009年的猪流感疫情中的一项调查发现，公众只有在相信政府的沟通是诚实的时候，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第三，在疫情应对中政府的声音必须透明。许多研究都发现，将政府在疫情应对中的所有做法予以公开，甚至毫不遮掩消极的后果与判断，反而可以提升公众对政府效能的评价。比如此次约翰逊首相的讲话中提到，“许多家庭将会失去所爱之人”，这种表达方式反而可以让公众更为平静和理性。

　　我们写作本篇文章的目的，并不在于要支持或反对英国政府当前的防疫策略，而是期望更多的公众、党政机构和社会各方面人士可以认识到，在防疫中我们所面对的并不只是数字的下降或上升，人力物力成本的核算，社会与经济影响的估计，或许更重要的是人们在疫情中的“心理成本”和“心理损失”。正如我们一再呼吁的，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中不能缺少心理学的声音，心理学也应该更多从幕后走向防疫的“前台”。

　　作者简介：张红川，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心理学系系主任兼经济心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心理学会经济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与员工心理促进工作委员会理事，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社会心理服务专业委员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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