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不仅是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资本主义这一名词比“资本”（Capital）及“资本家”（Capitalist）更抽象，所以出现的更晚，而且很少被使用。“资本主义”一词广泛使用，还是进入20世纪后，尤其十月之后，该词作为“社会主义”的天然反义词而在论坛和学术界反复提及，以至被认为“过度滥用”。“继续使用该词的一个很好的理由是，任何人都没有提出一个更好的词来代替它，包括对它批评最严厉的人在内”。

　　何谓资本主义？它应该是特定的又是相当丰富的概念，涵盖经济，也涵盖法律关系和思想观念。经济不仅指城市工商业和商人，也指农业和农民。后者是前者发展的基础，工商业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刺激乡村经济，进一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结果在乡村和城镇催生了一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所谓有效率的生产组织，就是资本主义企业。企业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一定的条件，那就是相应的法律契约关系和制度，相应的思想观念所形成的社会共识，相应的个利与自由及其保护。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起源需要一系列的前提条件，经济的、法治的、观念的和制度的等等，它们之间水融，难解难分，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活动主体的自由，一种受法律制度保障的自由，以及这种自由的不断扩大。没有法律的保障就没有企业家，也就没有自由的企业，后者则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支点。总之，资本主义起源研究本是相当丰富的话题，不能过于简单化、物质化和教条化。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中国国内史学研究并没有将资本主义起源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虽然也发生了一些争论，可依现在的学术水平看，争论的问题多为细节末枝，如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在哪一朝代、雇佣劳动又发现了什么史料等；而对资本主义发生特征的“正统”解释，则没有产生多少疑义。所谓正统解释来自较为僵化的苏联史学，当时他们特别强调手工工场的雇佣劳动、商品经济和农民的分化等，同时相当机械地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生进程的论述，并将不同国家的历史强行纳入他们所认定的西欧范式。因此，那一时期我国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认识和讨论，是在一个既定的、不容置疑的框架下进行的，那就是：14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在意大利稀疏地出现，包买商支配下的手工工场从分散到集中，随着新航路开辟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起来,特别是在工商业领域发展起来。这样的叙事并不违背历史事实，问题是这样的历史事实并不充分，仅仅是一个侧面。那时对该问题的探讨几乎完全归于经济领域，特别是工商业经济，而生产方式的丰富内涵又被极大地萎缩了，似乎仅仅相当于私人雇佣劳动。所以我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讨论中，私人雇佣劳动几乎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同义语。

　　改革开放后，在思想解放春风的吹拂下，现代化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由此引发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及其起源问题。最初，什么是资本主义，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于是我们的目光转向国外，发现资本主义起源居然是西方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重点问题之一，而且是在一个相当大的思考空间展开的。在20世纪50年代和70～80年代，曾经发生过两次国际性大讨论。西方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众说纷纭，有的注重从商品经济因素或人口因素解释，有的注重从宗教观念的角度解释，还有的注重产权或思想观念的变化。分歧的结点在于：资本主义是经济的、法律的、的，还是思想观念的？看来，强调任何单一因素都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国很多学者也意识到问题之所在，试图跳出传统窠臼，探求一条新的认识路径。

　　说起我国新时期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不能不提起陈平的一篇文章——“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长期贫穷的病根”——那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春，20世纪70年代末，见于《光明日报》。 现在看，该文之所以在当时引起不小的反响，并不是因其论证缜密、逻辑严谨、史料翔实、运用准确，而是他看问题的角度冲击了几十年来陈旧的思维套路，令人眼前一亮。中国为什么不能像欧洲那样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作者说，在于二千多年以来中华民族单一小农经济结构，即农业生产一直以粮为主，而不是欧洲那样的农牧混合经济结构。农牧混合经济要求贸易和分工，因此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的诞生。两年后，周广远完成了对该观点的专业性阐述。他在《世界历史》发表的“经济结构与英国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关系” 一文， 与陈平一样，仍是以“混合经济结构论”为切入点，但是前提和落脚点还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关系产生的前提”。可见，虽然切入点改变了，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仍然是人们特别关注的焦点。

　　其后，不断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人们总是热情参与，同时又期盼着新的研究成果出现。关于资本主义发生在欧洲没有发生在中国的问题，当时涌现出不少成果，例如制度作用论，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作用论，私人财产权利体系论，城市作用论，以及传统的市场商业作用伦等。 80年代及其前后的讨论有不少打动人的新意，可惜持续的时间不长，论述也有待于深入和系统，而且远没有形成一定的共识，更谈不上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讨论基本局限在学术圈，对社会、政府、教科书乃至国民教育的影响不大；后者对资本主义的一般认识年深日久，习以为常，很难为知识群体的短时间内的几篇文章、两本书所改变，大多还是停留在以前的层面。进入90年代以后，一方面资本主义起源研究明显降温，另一方面人们对该问题的一般看法仍然没有多少变化。这一点反应在人们对来自欧美人的《白银资本》和《大分流》等作品的态度上。几年前国内曾经“热炒”《白银资本》和《大分流》，其实，这些作品关注的中心仍然没有离开经济和技术问题。

　　美国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把英国崛起归因于一种资源的发现，或殖民美洲带来了某些资源，使英国摆脱了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从此与中国等东方国家“分流”。他认为： 18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与西欧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此后煤炭的广泛使用和新的殖民这两项“根本性的突破”，才使西欧胜出。问题是，就矿藏资源而言，中国是否也存在类似的条件呢？历史的事实是：中国不缺煤矿，包括浅层煤矿，而且有长期采矿的历史，为什么这些煤矿没有使中国社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免于走上劳力密集的道路？问题的另一面是，英国露出地表的煤层，为什么在18世纪中叶以前未被发现和利用？作者显然是本末倒置了，煤的利用及某项技术的发明，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它应归因于社会分工、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后者才是我们需要探讨的深层次领域。

　　将英国发展起因完全物质化、技术化的观点，不是彭慕兰第一个提出来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类似的观点。 而且，也不是孤立的，是当前国际社会工具主义、物质至上的反应。 在他们那里，有血有肉有观念的人不见了，人的活动不见了，异彩纷呈的人类社会和人文历史被淘空了。“曲终人不见”，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怅惘，不得要领的郁闷。耐人寻味的是，《大分流》一书在中国上沸沸扬扬，受到不少人的欢迎，表明受众的一种思想倾向。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人们还是更容易接受物质层面的解释，诸如商品、资金、资源、技术等等。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发现了问题的结症，并且做出了种种努力，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然而长时期形成的思想藩篱岂是短时间内可以突破？何况《白银资本》《大分流》对于东方世界做出许多不恰当的推崇，似乎还颇迎合了一些人自大的民族心理。当然，在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关注中，夹杂着是否承认中国是在近代落后了，还是近代以前即鸦片战争以前几百年就开始落后的问题，一个历史事实的确证问题。本文第二部分将专题讨论之。

　　一种思维定势一旦统治了人们的思想，改变起来似乎是相当困难的。人们试图寻求新的突破点，然而却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又回归到原来的起点上。关于资本主义起源，倘若30年前的陈平以“农牧混合经济结构”为切入点，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回到工商业领域的话，那么近期得到许多人首肯的彭慕兰的基本观点,与之并无根本区别，着眼点和落脚点还是在经济技术领域。一个物化了的世界，只是加上了“浅层煤矿”和“海外殖民”这样一个曲折而已。

　　笔者无意系统评价过去的研究，只是想藉此说明，以往我们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认识有了一定进步，但在学术观念仍然存在一定的偏颇。一方面，过于看重经济因素，经济领域又过于看重工业和商业，忽视与之密切相关的农业和农民，殊不知，在农本社会里没有农业本身长期而稳定的发展，工商业怎么可能脱颖而出？另一方面，忽视非经济因素，或者说过于看重资本主义经济现象，而忽视它们生长的一系列社会人文条件：诸如个利和自由，法律对私人财产权利和其他个利的保护，人们思想观念的发育和良性社会共识的形成等。经济发展固然重要，然而经济发育的社会环境，市场活动主体的自由度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具备相应的社会环境，经济“萌芽”才会成为真正的生长点，才能持续发展，继而山花烂漫，春色满园；否则，半途夭折或变异的命运难以避免。

　　主要从经济现象判断资本主义，在国外早已有之。19世纪以来一直有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自古希腊罗马就已产生。德国史家迈耶（Eduard Meyer)认为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如同17世纪的欧洲，已经以资本主义经济为主。20世纪的俄裔美国史家罗斯托夫采夫（Rostovtzeff）也持此观点。他们把古典希腊罗马与近代欧洲等同看待，认为同样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有工业，同样有为市场而生产的大型农场，以及放贷的金融业和保护海运的保险业。还有，作为地中海市场的中心，在雅典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商品。这个学派自19世纪末兴起，20世纪上半期风行一时，但不久遭到国际史学界的普遍批评，认为他们把古史现代化而不足为训。“古史现代化”派的主要问题是偏重于希腊罗马社会中的物质领域，而忽视社会制度、观念和人与人的关系。他们看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物质成果，却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物质成果的重要前提，即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企业家,也就不会有真正的现代企业和现代社会。古典城邦公民有相对的自由，但基本的生产者却是完全没有自由的奴隶。古典文明的鼎盛时期，即公元前5至4世纪的希腊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罗马，奴隶是社会人口的主体。古希腊罗马城邦的令人着迷的，是以毫无自由和权利的奴隶的劳动为基础的。 古典与现代的一个根本区别是，它不是以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宗旨，相反，它是少数人的共同体压迫大多数人的制度。即使少数人的共同体，也不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说到底，仍然是一种身份制度。他们因取得城邦公民的身份而享有那份权利和自由，换言之，如果失去了城邦共同体身份，他们随之失去那份权利和自由，所以说古典城邦制度仍然是一种身份制度，希腊罗马社会仍然是一种身份社会。这样的社会不可能产生富有活力的企业。实行奴隶劳动的大农场，虽然为出卖农产品而生产，规模也不小，然而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博物学家老普林尼抱怨说：“大地产已经毁了意大利，不久还将毁坏各行省。” 除了劳动生产率低下，这种廉价的奴隶劳动还阻碍了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希腊化时代的埃及，有人曾发明了蒸汽装置开启神庙大门！但是这些技术发明没有被用于农业。1世纪时，在巴勒斯坦已经有了水磨，在高卢出现了有轮收割机，但是，它们在帝国时代的使用范围相当有限。

　　什么是资本主义？首先，资本主义不仅是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换言之，资本主义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不仅表现为、经济制度，也表现为某些普遍的观念；不仅意味着市场货币关系，也意味着契约关系、法律关系。一句话，只有将资本主义不仅视为自然经济的对立物，同时视为人的依赖关系的对立物的时候；也就是，不仅将资本主义理解为商品货币经济，还一定理解为与自由企业和自由个人相契合的社会关系时，才能真正打开视野，全方位地深入探讨资本主义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