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天津大学举办第四届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与政策研讨会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2019年10月26日至27日，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与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四届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与政策研讨会在天津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天津、上海、西安、武汉、成都、杭州、南京、太原、珠海以及香港等地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参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经济学理论”、“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创新与城市化”和“能源与环境经济学”三个专题展开深入研讨。

　　英国威尔士斯旺西大学博士、天津大学李家俊教授出席会议并致辞。李家俊代表学校向参会的各位发言嘉宾及参会人员表示热烈欢迎，简要介绍了天津大学的历史和学校在相关领域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勉励大家以已故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为榜样。李家俊说，经济学研究工作既要开展更具一般性意义的经济学原创理论研究，同时也要扎根中国大地，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基于中国实践发展基础提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开幕式由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卓越教授，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中祥主持。

　　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博士、经济学五大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和Econometrica作者、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常任教授、院长助理黄振兴主持“经济学理论”专题研讨环节。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经济学五大刊之一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作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潇教授围绕风险解决时间的无差异性及时间和风险偏好的分离展开。一般认为，风险资产溢价是由市场上代表性消费者偏好的内在性质决定的，因此如果能较好地刻画消费者跨期风险偏好，就能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对风险资产溢价进行预测和调控，从而更为有效地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

　　韦潇的研究表明，目前应用广泛的跨期风险偏好模型在预测消费者行为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对风险解决时间的提前的强烈喜好，以至于愿意支付百分之三十的人生财富让所有消费的不确定性在下一期消除。又如，时间和风险偏好重叠，举例来说，当消费者的风险厌恶程度足够高时，他就必须让自己的消费在每一时期都一模一样；当消费者偏向风险中性时，他就会将消费完全集中于一个时期，而在其他时期不进行任何消费，这样的刻画显然也和现实的消费行为不符。

　　韦潇说，正是现在广泛应用的偏好模型中对消费行为刻画存在的这些问题，他的研究希望寻找一个新的跨期风险偏好模型，在某些条件下能同时满足风险解决时间的无差异性，时间和风险偏好的完全分离以及时间协调性这几条公理。正如前面的例子所述，风险解决时间的无差异性消除了风险解决时点对决策者的心理暗示，时间和风险偏好的完全分离确保跨期的替代弹性和风险厌恶系数不会重叠，而时间协调性则保证决策者不随时间变化改变既定策略。韦潇的研究给出一个新的模型以及上述公理满足的充要条件，并讨论该充要条件满足和不满足时的消费行为，认为这个新的偏好模型能改善现有模型对消费者的跨期消费和投资行为预测中的种种弊端，从而为消费者跨期偏好分析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副院长曹小勇讨论了带有随机参与约束的第一价格拍卖。参与成本的存在使得并不是所有竞标者都能参与到拍卖中去，在很多情况下，参与成本往往很高，因此是否参与以及如何竞标往往需要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考虑。曹小勇说，目前对于带有参与约束的拍卖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二价格，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第二价格拍卖中，报自己的真实价值是弱占优策略。第一价格拍卖在实际中应用比较广泛，特别是在政府合同和采矿租赁拍卖中，但对第一价格拍卖的研究却很少，尤其是在参与成本和价值都是私人信息的情况下，刻画与实际参与人数有关的报价策略是难点。

　　曹小勇的研究主要在参与成本和私人价值二维不确定性框架下分析第一价格拍卖。在这一框架下，投标人将采用临界值策略决定是否参与拍卖，参与人参与一个拍卖当且仅当他的真实成本小于或者等于一个临界值。他的研究重点分析均衡的存在性和唯一性。首先，在一般的经济环境中证明了均衡的存在性。此外，当投标者服从相同的分布时，存在唯一的对称均衡，但不对称均衡也可能存在。其次，在一个简单的两人经济中，当投标者服从不同的分布时，可以得到均衡存在唯一解的充分条件。曹小勇说，研究均衡的存在和唯一性，对于带有参与成本的有效拍卖与最优拍卖的设计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针对不同的成本结构，设计出最大化卖方收益和最大化社会剩余的拍卖机制。最后，通过构造角点解，进一步刻画了一种特殊的非对称均衡，在分布函数一阶随机占优的情况下，比较了均衡的性质。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博士、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助理教授杨戈屿研究了不确定监测下的声誉效应。杨戈屿表示，在不确定监测下，短期博弈参与人接收的信号与长期博弈参与人的策略之间，可能没有直接关系。这种不确定性给声誉的建设和维持带来了新的挑战。杨戈屿证明了，当短期博弈参与人无法在统计上区分承诺行动与不良行为时，标准声誉结果可能会崩溃。他的研究还提供了声誉效应可以扩展到当前框架的充分条件。当前消费者能从各种评价网站获得大量信息来帮助他们决策，但是这些信息大部分是嘈杂的，充满不确定性。杨戈屿谈到，其研究旨在帮助理解在信息嘈杂的市场，企业和消费者是如何互动的，同时对评价网站的管理监督提供参考。

　　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李三希教授研究了在垂直差异化的双寡头市场中，竞争企业出售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动机和效果。求解出不同信息结构下厂商的定价策略和各方的福利后，李三希与合作者发现，当仅某一厂商拥有所有的消费者信息时，该厂商总会选择出售部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给竞争对手，从而最大化总收入。企业的竞争优势越小，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就会以更高的价格越多地被卖给竞争对手。商家间销售消费者个人信息会损害消费者剩余，但与不出售数据的情况相比，将提高社会福利。基于此，李三希提出了关于个人资料保护的法规或政策不必如此严格的建议，也为政策制定者在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政策时如何根据行业特点协调各方利益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北京大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一级巡视员刘培林呈现了成功后发追赶型经济体追赶进程的三方面典型事实。一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时间分布呈现倒U型轨迹，即经济增速依次经历低收入水平状态下的低速度—起飞—为期20~30年的高速追赶—增速降落—中速/中低速平稳增长的完整过程。二是在为期20~30年的“平台期”内，尽管人均物质资本积累速度比其他国家快得多，但资本产出效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三是在20~30年间快速产业升级和剧烈而迅速的结构变化。他说，目前主流文献把后发国家向技术前沿国家的收敛解释为“转移动态”路径上的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该解释最多能和“追赶周期”的后半段相容，无法和“追赶周期”整个过程特别是高速追赶“平台期”当中资本回报率大体稳定的事实相容。

　　他与合作者的研究首次在文献中将这些典型事实概括为“追赶周期”。他们认为，“追赶周期”在形成机制、持续时间、表现形式等方面，与文献中通常关注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库兹涅茨周期、朱格拉周期、基钦周期等四种类型经济周期有很大不同。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他们的研究引入一个反映后发经济体技术追赶特点的机制，以更好地解释“追赶周期”几方面典型事实。刘培林强调说，发展中国家管理自身发展进程时所需要的政策工具，要比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日常宏观经济所采用的财政货币政策等更多，而且在“追赶周期”不同阶段采取的政策措施的侧重点也应互有区别。

　　浙江大学博士，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潘士远认为，过去15年来，中美贸易不平衡持续扩大是导致近期中美贸易战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构建双边贸易模型，他分析了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一方面，中国制造业贸易顺差巨大；另一方面，中国服务业贸易逆差巨大。他与合作者研究认为，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居民对服务业和制成品的需求是不平衡的，前者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后者。但由于政策扭曲和监管，服务品供给不足。因此，消费与生产的不匹配是导致两个行业贸易平衡出现分化的重要原因，他们研究发现，消费和供给侧资源配置的结构变化有助于解释1998-2016年（行业层面）贸易不平衡加剧的原因。消除国内政策扭曲，如对企业的信贷约束和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可以减少40.7%的贸易不平衡，增加6.1%的福利。

　　南开大学博士、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杰出教授李坤望从资源配置效率角度，以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政策为例检验了产业政策的“好”“坏”。他认为，长期以来，产业政策在中国经济发展与调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与此同时，关于产业政策制定和作用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推崇市场机制，还是强调政府干预的必要，是这一争议的核心。他与合作者使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2003年国家正式出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战略后，中国加工贸易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产品结构也趋于改善。但实证检验表明，转型升级政策降低了行业平均生产率并提高了行业内企业生产率的离散度，这意味着转型升级政策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在企业层面，转型升级政策也不利于加工贸易企业，对这类企业的生产率造成负面影响。从政策目标看，转型升级政策虽然在降低加工贸易在出口中的比重、贸易结构改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资源再配置过程中，资源从效率高的企业向效率低的企业转移，导致福利损失。因此，加工贸易转型战略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基于上述研究，李坤望建议，产业政策要以效率为导向，防止造成新的市场扭曲。

　　黄振兴研究了管理者如何面对不确定性问题。他说，管理者在公司经营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而他们经常要面对的一项工作是在不确定情况下做决策。和普通人相比，他们的此类决策频率会更高，而其经济影响也会更大。绝大多数情形下，管理者面对的是没有确定概率的不确定性，即模糊性，其模糊性偏好在决策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他与合作者通过一个实地实验以及创新的方法，来比较管理者和普通人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其模糊性偏好存在怎样的差异。与之前的研究不同，他们首次从两个维度来研究管理者的模糊性偏好：其一是对于不确定性的总体偏好；其二是对于不确定性的敏感度。前者代表一个人对于不确定性的总体喜好程度，而后者则代表一个人区分不同程度可能性的能力。模糊性偏好的这两个维度来源于行为经济学和决策理论的前沿研究，而其测度的方法则取自于Baillon、Huang、Selim和 Wakker (2018)。他们的受试者主要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MBA或EMBA学员，其中大部分都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属于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管理者和其他人对不确定性的总体喜好程度没有显著差异，而管理者对不确定性的敏感度明显低于普通人。在管理者中，女性管理者相对男性更加不敏感。而这一特点在不同人中并不显著。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陈硕教授报告了贸易冲击与中国城市化的研究成果。他认为，在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环境下廓清贸易冲击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具有学术重要性与现实迫切性，但相关实证证据依然有限。为填补这一空缺，他与合作者以2008年金融危机作为自然实验并基于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贸易冲击对中国城市化的作用。他们的研究发现，贸易冲击使城市化增速降低了0.44个百分点，该作用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城市化的因素后依然稳健。贸易冲击能够解释城市化率增速的17%。就作用机制来说，陈硕认为，贸易冲击通过降低城市居民工资水平从而缩小了城乡收入差对城市化率的影响。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郑捷主持“能源与环境经济学”专题研讨环节。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连暐虹采用某大型寿险公司的健康险数据，研究了个体保险购买决策的影响因素。她与合作者利用COX比例风险回归和联立方程模型分析了中国健康险市场的保险购买决策，发现投保人所在城市的空气污染状况会影响保险购买决策，持续污染的时间越长，越可能购买保险。

　　为进一步判断空气污染对健康险需求的影响路径，她们分析了2013年之前公众对空气污染关注度相对较低时空气污染对个体保险购买决策的影响，并采用关于空气污染的网络关键词搜索量作为解释变量来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对空气质量信息的感知和关注显著影响保险购买决策；空气污染导致搜索量增加，进而增加保险需求。

　　她们的研究还发现，个体的保险购买决策过程中不仅存在投射偏差（Projection Bias），也存在逆向选择 (Adverse Selection)。连暐虹展示，从城市层面看，保险购买需求的增加与城市的污染水平也相关，但空气污染变量取不同阈值时结果不稳健。这是由于城市层面的回归不仅损失了个人特征，而且回归方法也不如队列研究可靠。因此，使用城市层面数据研究空气污染对个体保险购买决策的影响可能得出不正确的结论。

　　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尹海涛教授比较分析了规模控制与标准控制两种治理污染途径。众所周知，关停小企业和关停不达标企业，是命令和控制环保政策下两种常见的做法。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他的研究实证分析了两种污染控制手段的差别。研究发现，在规模控制下，存活企业的产出、全要素生产率、资本投入和资产回报率显著提高。这些影响在标准控制下要小很多。尹海涛研究提出并验证了环保规制与企业盈利性之间正相关关系的另一种解释：环保规制下的市场结构抑制竞争，这个解释与波特假说是并行存在的。

　　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博士、经济学五大刊之一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作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高彧等通过一个在线实地实验来研究单次信息干预对于采用节能照明产品的长期效果。通过对消费者提供采用节能照明产品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两种信息，观察他们在十个月时间跨度之内的重复购买行为。个人利益的信息主要描述了家庭中将普通节能灯泡置换为LED灯泡之后在十年之内总共节约的电费。公共利益的信息则描述了置换LED灯泡之后对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减少颗粒物排放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对公共健康所起的积极效果。

　　她们的实验结果显示，提供信息可以在短期决策中显著增加消费者对LED灯泡的支付意愿。关于节能产品对环境影响的信息比关于该产品对个人金钱影响的信息效果略强。这一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迅速消退：三个月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对LED灯泡的支付意愿便不再有显著区别。虽然如此，这两组消费者在三个月后的支付意愿都显著高于此时新招募的消费者对同样灯泡的支付意愿。支付意愿的提高与个人知识的更新相关联。高彧说，她们的研究为信息提供带来的短期和长期效果以及探究式学习提供了新的证据。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曹静等基于中国农村煤改气项目的自然实验分析了公共政策的行为溢出。燃煤取暖导致冬季北方地区大量PM2.5污染，并由此带来严重的健康损失。中国于2017年启动了针对数百万北方居民冬季取暖的“煤改气”和“煤改电”行动来解决这一问题。尽管行为经济学领域已有大量文献表明人们在不同博弈中存在行为溢出，然而这些发现是基于在实验室内进行的人为实验，鲜有学者关注实际的公共政策造成的行为溢出。

　　她们基于对北京、天津、河北三地1608户家庭的实地实验，研究了该项冬季清洁取暖政策对于人们在者博弈和公共政策博弈中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该政策的参与者在两个博弈中表现得更加不亲社会，与非参与者相比，政策参与者向外人和公共物品分配的资源显著更少。为了理解潜在的影响机制，她们进一步采用因果森林的方法来分析该政策的异质性影响，发现该政策对于不同被调查者在两个博弈中的表现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影响，反应最大的那部分被调查者的取暖支出最多，尽管在取暖净支出方面没有显著差异。研究还发现，政策参与者附近的空气质量有明显改善，并且在两个博弈中反应最大的被调查者对于政策的满意程度相对更大。此外，通过卫星高温点监测数据，曹静与合作者发现，政策参与者的秸秆焚烧行为更多，且主要由在两个博弈中反应最大的被调查者导致。

　　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常任副教授、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林立国考察了“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地表水水质考核政策对水污染、健康和经济的影响。长期以来，GDP增长是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地表水的水质考核政策则将国控水质监测断面的水质质量与其上游省市政府的政绩考核挂钩。林立国说， 该政策从“十五”期间在淮河流域开始实施，到“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在全国推广，纳入考核的流域、国控断面数量逐步增加。到“十二五”期间，纳入考核的断面数量达到296个，分布在全国十大流域。考核的水质指标也从较为单一的污染物指标扩展到多达22项污染物指标。

　　基于该政策实施的准自然实验，林立国与合作者研究发现，水质考核政策显著提升了受考核的国控断面的水质质量；污染物指标的改善对是否纳入考核反应敏感；考核政策改善了上游地区居民的健康水平。具体而言，考核政策显著降低了上游地区居民消化系统疾病的死亡率。不过，水质考核政策抑制了上游地区的GDP。这些结论通过了多重稳健性检验。进一步的成本收益分析表明，地表水考核政策的收益大于成本。在中国当下，居民对于生态环境的要求日益提高的背景下，环境规制的政策需求在增加。他们的研究提供了环境规制政策成本收益分析的实例。